一天,兩位青年朋友來拜訪魯迅,拿來一本新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6期和第7期的合刊。翻開一看,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還有梁實秋的兩篇文章《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前一篇文章宣揚超階級性的人性論,說資本家和無產者的人性沒什麽兩樣,而文學是超階級的,不能讓文學受階級的束縛,要給文學以自由等等。後一篇文章則直接將矛頭對準魯迅,說魯迅翻譯作品是“硬譯”和“死譯”,指責魯迅翻譯的作品“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將魯迅對革命文藝理論和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全部否定了。兩篇文章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麽關係,但是,這本刊物裏的論文前後互相“照應”,後一篇是前一篇的餘波,其實質都是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梁實秋聲稱:“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梁實秋自認為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全盤否定了以魯迅為首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宣傳介紹的功績。
魯迅同新月派者早就有過“交情”,過去曾和新月派人物陳西瀅交過鋒。新月派是代表中國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和利益的文學、政治的流派。新月派是因組織“新月社”(1923年)文藝團體、出版《新月》月刊(1928-1933)而得名。新月派主要成員有胡適、徐誌摩、梁實秋、陳西瀅等,多是“現代評論派”的重要人物。在政治上公開反對共產黨,反對革命,為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服務;在文學上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對於新月派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行徑,作為革命文藝戰線的老戰士自然不能坐視,對於梁實秋之流的惡毒攻擊,自然不能聽之任之,慣用短小雜文對敵作戰的魯迅,1930年3月,發表了一篇萬餘字長篇文章《“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對新月派的反動言論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對梁實秋之流的謬論進行了毫不留情回擊。特別是,針對梁實秋宣稱文學無階級性、吳稚暉的“什麽馬克斯牛克斯”以及某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等荒謬絕倫的論調,魯迅進行了逐條分析嚴厲地批駁。
梁實秋說,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因為資本家和勞動者“人性並沒有兩樣”,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魯迅指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梁實秋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人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的”,“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是因為人生有異而與階級無關,企圖以此來抹殺文學的階級性。魯迅鄭重指出,“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
梁實秋說,“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武器,將文藝作為宣傳品,“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作無產文學”,但“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魯迅深刻地指出,“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並強調指出,“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魯迅無情地揭露梁實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隻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不,‘文章’了。”
就這樣,魯迅將梁實秋批駁得體無完膚。
在同新月派論戰中,創造社成員也站到魯迅一邊。創造社的馮乃超在《拓荒者》第2期上發表了題為《階級社會的藝術》的文章,也對梁實秋的謬論進行了批駁,並稱之為“資本家的走狗”,並說“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這下子可觸怒了梁實秋,惱羞成怒的梁實秋馬上寫了一篇自雲“我不生氣”的文章。梁實秋狂叫道:“《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
魯迅針對梁實秋的荒誕無稽之談,於1930年4月19日寫了一篇題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對梁實秋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批:“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