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51廣州四一五

　　魯迅來廣州，原打算和郭沫若合作，和創造社聯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舊勢力展開攻擊，然而，魯迅到了廣州，郭沫若卻去了武漢。聯合戰線是建不成了。幸運的是，遇見了中共的領導，在此期間，魯迅見到了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而且，中共廣東區委特派中山大學的共產黨員畢磊經常同他聯絡。畢磊是一位頭腦清醒、瘦小精悍的青年，給魯迅介紹了廣州的黨派鬥爭和複雜的政治形勢，還經常給魯迅送來《向導》、《做什麽》、《少年先鋒》、《人民周刊》等革命刊物，使魯迅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和革命主張、對國共兩黨間的矛盾與鬥爭有了比較全麵而清醒的認識。魯迅觀察各方麵的情況，決定聯合更多的青年，把黨的精神貫徹到工作中去。

　　此時，北伐軍在戰場上不斷取得勝利，順利收複上海並攻克南京。革命的策源地和大後方廣州沉浸在一片喜慶之中，到處都是高唱凱歌的遊行集會慶祝活動。應報社之約，4月10日晚上，魯迅在燈下寫一篇慶祝滬寧克複的文章。題目《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寫出來了，可是，動起筆來，總是離題有千裏之遠，思緒像斷線風箏似的收不回來。忽而想起十六年前的事情來，那時辛亥革命南京光複，臨時政府曾在莫愁湖畔為捐軀戰士建立一塊“粵軍陣亡將士紀念碑”，民國二年南京失守，北洋軍閥攻進南京大肆殺掠，張勳的辮子軍竟然將刻有孫中山題詞“建國成仁”的“粵軍陣亡將士紀念碑”搗毀了。今日攻克南京又要重建，日後會不會還有人來搗毀呢？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環日報》上文章，報道說李守常（大釗）於４月６日在北京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逮捕，那張圓圓的臉和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浮在眼前，也不知道這位老朋友現在怎麽樣……想到這些，他仿佛看到“黑暗的區域裏，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進行”，聽著窗外的歡呼高歌，他卻寫不出慶祝之詞，奮筆揮毫寫下對革命者一片忠告：“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記得一種期刊上，曾經引有列寧的話：‘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隻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聲中，肌肉鬆懈，忘卻進擊了，於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魯迅這種為革命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魯迅作為一位思想家，他在歡慶洋溢的氣氛中看到了潛伏的危機，於是便向廣大革命者大聲疾呼：“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凡是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的，大抵是名實並用者失敗。

　　果然不出魯迅所料，神州大地風雲突變！

　　在北伐戰爭勝利發展影響下，工農群眾運動蓬勃高漲，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階級大為恐慌，便積極從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物色新的代理人，進行破壞革命的陰謀活動。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革命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不斷製造反共反革命暴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強行將工人糾察隊繳械，封閉上海總工會和其它革命團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屠殺手無寸鐵的遊行工人、學生和市民，僅三天內就有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國際聞名的大上海陷入了血腥恐怖之中。

　　４月15日清晨，許廣平的老家人阿鬥急匆匆跑到白雲樓來，一進門，驚惶失措地對許廣平說：“不好了，中山大學貼滿了標語，也有牽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

　　許廣平急忙跑到樓下向外張望，隻見大街上聚集了許多兵，正在那裏集合聽從調動，空氣仿佛充滿了火藥味，看那樣子要有什麽舉動了。再看河對岸的店鋪，那些平時工會辦公處，人們的吼叫聲，器物的破碎聲，亂哄哄的像是在進行查抄。許廣平急轉身回到樓上，叫醒正在熟睡的魯迅，告訴他這不平常的一切。魯迅走到窗前，皺眉向外望去，看著那些正在調動的軍警，心裏揣摸著正在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對這種事變心裏早有預感，精神上早有準備，但沒有想到會來得這樣突然，來得這樣凶惡。他驀地想到了畢磊，想到了中山大學的進步學生們，他為他們的安危擔憂。

　　下午，魯迅冒著大雨趕到了學校。他了解到竟有三百多學生被捕，其中確實有畢磊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難以抑製心頭的激憤，當即以教務主任身份召開緊急校務會議，商討如何營救被捕的學生。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朱家驊聞訊也趕來參加會議，這個平時臉上一副革命進步的麵孔，現在露出了國民黨右派先鋒的猙獰麵目。

　　“朱副主任，三百多名學生被捕，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魯迅毫不客氣地當麵詰問，“不知校方對此如何態度，采取什麽方式營救？”

　　“這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跟政府鬧對立嘛！”朱家驊搪塞道。

　　“學生們違背了孫中山總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條，政府為什麽要這樣對待他們？”魯迅義正詞嚴地質問，“我們學校是黨校，黨有黨紀，必須尊從，凡在這裏做事的人，都必須服從我黨的決定，絕對不允許有異言！”朱家驊威風凜凜。

　　朱家驊所說的“黨校”，大家都明白是指“國民黨辦的學校”。

　　魯迅義憤填膺地堅持要求校方營救被捕學生，起初還有一兩個人響應讚同，大多數人都怕引火燒身一言不發，到後來看情形不妥便再沒有人開口了。結果是力爭無效。

　　悲憤之下，魯迅當場宣布辭職。

　　魯迅回到白雲樓寓所，氣得連晚飯也沒有吃。

　　原來，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廣州的國民黨李濟深、古應芬、錢大鈞等立即策應，於4月15日在廣州發動反革命政變，派軍隊包圍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官學校和工人糾察隊武裝，封閉革命工會、農會、學生和婦女組織，殺害了共產黨人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菘等人，共逮捕殺害了共產黨員和工人二千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五廣州大屠殺。

　　在這次大屠殺中，畢磊等中山大學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也慘遭殺害。消息傳來，魯迅悲痛萬分。畢磊那白皙的麵孔、瘦小的身材、言語中流露出那種熱烈的情緒，時時刻刻活潑潑地浮現在眼前，使魯迅的心情十分沉重。血的教訓，殘酷的事實，使魯迅的認識比“三一八慘案”時更深了一層。在孫中山三大政策旗幟下，麵對國共合作得來的勝利，他們居然明目張膽地背叛革命，公開血腥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此時的局麵比北洋軍閥更殘酷更黑暗。經曆親眼所見政治時局的劇烈變化，魯迅深深感受到“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

　　４月21日，魯迅正式向中山大學校方提出辭職，許壽裳和許廣平也同時提出辭職。許壽裳辭職立即被批準，因為他的辭職沒有多大影響。魯迅則不然，他在廣大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校方害怕在中山大學因魯迅辭職而引起風潮，不但不能批準還要千方百計地“挽留”，保住校方的麵子維護學校的安定。因此，校方多次派人到白雲樓說服魯迅，朱家驊也親自出馬到白雲樓“拜訪”，但他們枉費心肌，每次都遭到魯迅的嚴辭拒絕。拖了一個多月，校方見魯迅十分堅決，已沒有挽回的可能，看看風情已過，學校已不會再起風波，便同意了魯迅辭職。

　　廣州城還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魯迅辭職雖說已經獲準，卻不能離開廣州前往它處，因為“走”是會被視為共產黨人“逃跑”而遭捕殺的。所以，魯迅隻好在白雲樓暫時住下來，於是，在西窗酷熱的西照太陽下，魯迅日夜勤奮執筆工作，編訂散文詩集《野草》和《朝花夕拾》，修改童話《小約翰》（翻譯稿），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等。魯迅就是這樣盡量利用有限的時光多做些文化工作，始終不渝地以飽滿的熱情和幹勁為中國為社會進步貢獻力量。

　　在編訂散文詩集時，魯迅眼前還浮動著剛剛過去不久的“四一五”大屠殺，於是，奮筆揮毫在“《野草》題辭”中表達了他極度的悲憤心情和與死抗爭的頑強的生命意誌。這篇“題辭”除加在即將出版的散文詩集《野草》前麵外，還於1927年7月在北京《語絲》周刊第138期上發表。

　　此外，在廣州這段時間裏，魯迅還應邀作了幾場演講。4月8日，他應黃埔軍官學校的邀請，在黃埔軍官學校作了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通過對革命與文學的關係的精辟分析，強調指出：當前革命戰爭比文學更重要，隻有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學。7月16日，他在廣州知用中學作了題為《讀書雜談》的演講。7月23日，國民政府廣州市教育局舉辦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魯迅在23日和26日的演講會上作了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魯迅這篇演講雖然講的是文學史，講的是學術問題，但是著重講了魏晉時代作家的生存環境、際遇及作品的風格，深刻的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黑暗的現實。他借古諷今，鞭撻了隱藏在革命隊伍內假冒革命而實質反革命，終於露出其反革命真麵目，公開叛變革命，實行獨裁統治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讓人聽了覺得十分痛快。

　　1927年9月27日，為了迎接新的戰鬥，為了迎接新的勝利，魯迅毅然離開了廣州，離開了這個被反革命劊子手汙染了的城市，和許廣平一起走向未來的新的戰鬥陣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