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生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幹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麽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隻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麽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曆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
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
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麽?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
魯迅。三月十二日。
魯迅先生:
你所說底“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誠哉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人類思想裏麵,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你所說底“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
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實在是最痛心的話。
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麵看,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如果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文章裏麵,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麽樣好聽,那人心已經全死,亡國不亡國,倒是第二個問題。
“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麵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閑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才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嚐不可,要之有它總比沒有它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現在的《第一小報》,似乎就是這一類的。
這個報我隻看見三兩期,當然無從批評起,但是我們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總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為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所以思想雖需要極新,話卻要寫得極淺顯。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能躲避到什麽步田地躲到什麽步田他。《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似還不很注意。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是我第二種的希望。拉拉雜雜寫來,漫無倫敘。你的意思以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給我的信旱看見了,但因為瑣瑣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現在才能作答。
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什麽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在現在,我倒隻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隻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那當然又作別論。
通俗的小日報,自然也緊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隻要將《第一小報》與《群強報》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我想,現在沒奈何,也隻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
一麵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曆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辮,前一事隻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過於高深,於是就很枯燥。現在要Brehm的講動物生活,Fabre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並且插許多圖畫的;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至於作文者,我以為隻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藝書,就夠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裏麵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讚同和嘲罵的信,凡讚同者,都很坦白,並無什麽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麽“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麵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麽室什麽宮裏,豈不可惜。隻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隻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隻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麵具來。
魯迅。三月二十九日。
魯迅先生:
你看出什麽“踱進研究室”,什麽“搬入藝術之宮”,全是“一種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發現。我實在告訴你說:我近來看見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極了。看見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話(見《語絲》第二十期),好像大熱時候,吃一盤冰激零,不曉得有多麽痛快。總之這些字全是一種圈套,大家總要相戒,不要上他們的當才好。
我好像覺得通俗的科學雜誌並不是那樣容易的,但是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想,所以對於它覺暫且無論什麽全不能說。
我對於通俗的小日報有許多的話要說,但因為限於篇幅,止好暫且不說。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東西,專論這件事,到那時候,還要請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