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夢溪筆談》裏,有雲:“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嚐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 ,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駢文後起,唐虞三代是不駢的,稱“平文”為“古文”便是這意思。由此推開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則稱“白話文”為“古文”,似乎也無所不可,但和林語堂先生的 指為“白話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兩人的大作,不但拙澀,主旨先就不一,穆說的是馬踏死了犬,張說的是犬給馬踏死了,究竟是著重在馬,還是在犬呢?較明白穩當的還是沈 括的毫不經意的文章:“有奔馬,踐死一犬。”
因為要推倒舊東西,就要著力,太著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澀”,有時簡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經古人“做”得圓熟了的舊東西還要壞。而字數論旨, 都有些限製的“花邊文學”之類,尤其容易生這生澀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卻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體雕花,中間挖空,卻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 高爾基說,大眾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此生或彼生”
“此生或彼生”。
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麽意思?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隻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的,那就也許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
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為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胡。我們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仗我們已有的智識,給它注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 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於讀者,“其省力為何如”?
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莎士比亞”
嚴複提起過“狹斯丕爾”,一提便完;梁啟超說過“莎士比亞”,也不見有人注意;田漢譯了這人的一點作品,現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亞”“莎士 比亞”起來,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證明了群眾的盲目,連拜服約翰生博士的教授也來譯馬克斯“牛克斯”的斷片。為什麽呢?將何為呢?
而且聽說,連蘇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劇了。
不演還可,一要演,卻就給施蟄存先生看出了“醜態”——
“……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這種以 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
(《現代》五卷五期,施蟄存《我與文言文》。)
蘇俄太遠,演劇季的情形我還不了然,齒的冷暖,暫且聽便罷。但梅蘭芳和一個記者的談話,登在《大晚報》的《火炬》上,卻沒有說要去演《貴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說:“我自有生以來三十年,除幼稚無知的時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貫的。”(同前)這當然非常之好。不過他所“言”的別人的“行”,卻未必一 致,或者是偶然也會不一致的,如《貴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實梅蘭芳還沒有動身,施蟄存先生卻已經指定他要在“無產階級”麵前赤膊洗澡。這麽一來,他們豈但“逐漸沾染了資產階級的‘餘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國的國粹了 。他們的文學青年,將來要描寫宮殿的時候,會在“《文選》與《莊子》”裏尋“詞匯”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貴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齒冷”,不做一下來湊趣,也使豫言家倒黴。兩麵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說:“在文藝上,我一向是個孤獨的人,我何敢多攖 眾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氣話,讚成施先生的其實並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雜誌上發表嗎?——這“孤獨”是很有價值的。
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