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

習慣與改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麵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陰曆，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遊民，公司雇員，竟也常常慨然長歎，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幹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夥：“今年仍可以過舊曆年，明年一準過新曆年麽？”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曆年不可。但日曆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曆，隻存節氣。然而一麵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曆，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誌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幹，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複舊物”，就是“複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曆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隻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曆上不準注陰曆，卻來了陰陽合曆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曆，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隻在表麵上浮遊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麵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

新的“女將”

在上海製圖版，比別處便當，也似乎好些，所以日報的星期附錄畫報呀，書店的什麽什麽月刊畫報呀，也出得比別處起勁。這些畫報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著大人先生們的什麽什麽會開會或閉會的紀念照片而外，還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為什麽要紹介於社會的呢？我們隻要看那說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後，性喜音樂。”

“C女士，D女校高材生，愛養叭兒狗。”

“E女士，F大學肄業，為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裝束：春天都是時裝，緊身窄袖；到夏天，將褲腳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邊，叫作“海水浴”，天氣正熱，那原是應該的；入秋，天氣涼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東三省，於是畫報上就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槍的戎裝的女士們。

這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為富於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台上，往往掛著一副對子，一麵是“戲場小天地”，一麵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為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主追狄》，《薛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為“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槍尖的長槍），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於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麽“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於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為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但願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女士”們都得在繡房裏關起來；我不過說，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

還有事實可以證明。一，誰也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懲膺中國軍”的看護隊的照片；二，日本軍裏是沒有女將的。然而確已動手了。這是因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