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屈原的身世大略明白了,第二步要研究那時候為什麽會發生這種偉大的文學?
為什麽不發生於別國而獨發生於楚國?何以屈原能占這首創的地位?第一個問題,可以比較的簡單解答。因為當時文化正漲到最高潮,哲學勃興,文學也該為平行線的發展。
內中如《莊子》、《孟子》及《戰國策》中所載各人言論,都很含著文學趣味。所以優美的文學出現,在時勢為可能的。第二第三兩個問題,關係較為複雜。
依我的觀察,我們這華夏民族,每經一次同化作用之後,文學界必放異彩。楚國當春秋初年,純是一種蠻夷,春秋中葉以後,才漸漸的同化為“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後約二百五十年。那時候的楚國人,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裏頭剛剛長成的新分子,好象社會中才成年的新青年。從前楚國人,本來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識和虛無理想,象小孩子喜歡幻構的童話。到了與中原舊民族之現實的倫理的文化相接觸,自然會發生出新東西來。這種新東西之體現者,便是文學。楚國在當時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於屈原呢,他是一位貴族,對於當時新輸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領會。
他又曾經出使齊國,那時正當“稷下先生”數萬人日日高談宇宙原理的時候,他受的影響,當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氣的人,常常和社會反抗。後來放逐到南荒,在那種變化詭異的山水裏頭,過他的幽獨生活,特別的自然界和特別的精神作用相擊發,自然會產生特別的文學了。
屈原有多少作品呢?《漢書·藝文誌·詩賦略》雲:“屈原賦二十五篇。”據王逸《楚辭章句》所列,則《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一篇,《卜居》一篇,《漁父》一篇。尚有《大招》一篇,注雲:“屈原,或言景差。”然細讀《大招》,明是摹仿《招魂》之作,其非出屈原手,象不必多辯。但別有一問題頗費研究者,《史記·屈原列傳》讚雲:“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是太史公明明認《招魂》為屈原作。然而王逸說是宋玉作。逸,後漢人,有何憑據,竟敢改易前說?大概他以為添上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與《藝文誌》數目不符;他又想這一篇標題,象是屈原死後別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給宋玉。
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應該從太史公之說,歸還屈原。然則《藝文誌》數目不對嗎?又不然。《九歌》末一篇《禮魂》,隻有五句,實不成篇。《九歌》本信神之曲,十篇各侑一神;《禮魂》五句,當是每篇末後所公用。
後人傳鈔貪省,便不逐篇寫錄,總擺在後頭作結。王逸鬧不清楚,把他也算成一篇,便不得不把《招魂》擠出了。 今將二十五篇的性質,大略說明:
(一)《離騷》 據本傳,這篇為屈原見疏以後使齊以前所作,當是他最初的作品。
起首從家世敘起,好象一篇自傳。
篇中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傳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縮影。
(二)《天問》 王逸說:“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嗬而問之。”我想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為“先王廟”不應在偏遠之地。這篇體裁,純是對於相傳的神話發種種疑問,前半篇關於宇宙開辟的神話所起疑問,後半篇關於曆史神話所起疑問。對於萬有的現象和理法懷疑煩悶,是屈原文學思想出發點。
(三)《九歌》 王逸說:“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這話大概不錯。“九歌”是樂章舊名,不是九篇歌,所以屈原所作有十篇,這十篇含有多方麵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
(四)《九章》 這九篇並非一時所作,大約《惜誦》、《思美人》兩篇,似是放逐以前作;《哀郢》是初放逐時作;《涉江》是南遷極遠時作;《懷沙》是臨終作。其餘各篇,不可深考。這九篇把作者思想的內容分別表現,是《離騷》的放大。
(五)《遠遊》 王逸說:“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托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曆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我說:
《遠遊》一篇,是屈原宇宙觀人生觀的全部表現。是當時南方哲學思想之現於文學者。
(六)《招魂》 這篇的考證,前文已經說過。這篇和《遠遊》的思想,表麵上象恰恰相反,其實仍是一貫。這篇講上下四方,沒有一處是安樂土,那麽,回頭還求現世物質的快樂怎麽樣呢?好嗎?他的思想,正和葛得的《浮士特》(Goethe:Faust)劇上本一樣,《遠遊》便是那劇的下本。總之這篇是寫懷疑的思想曆程最惱悶最苦痛處。
(七)《卜居》及《漁父》 《卜居》是說兩種矛盾的人生觀,《漁父》是表自己意誌的抉擇。意味甚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