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當時朝廷既宣布中立,就頒行各省籌備防務,要守嚴正中立,免為日俄借口。一來防各省內亂,乘機泄發,二來又防兩國交戰,必有一敗,也防敗兵闌人中立之境。因此之故,直隸一省是個緊要的去處。因直隸與奉天本屬毗連的地方,那一國敗時,最易闌入的。恰袁世凱正任北洋直隸總督,這個嚴守中立的責任,正在他身上,比別省督撫更自不同。那袁世凱一麵入京,與軍機中人計議,又經召見過,由朝廷詢問中立政策。袁世凱早把胸中算定的,奏對過了,然後回任辦事。還幸當時已練成新軍洋操隊,足有四鎮之多,計不下四萬餘人,都是參仿德國與日本的陸軍製度練成的,又經聘任日本軍官做顧問,訓練了多年,盡堪保衛地方,不似從前軍隊的腐敗習氣。
故袁世凱當這個時候,自信“中立”兩個字,可籌辦得來;又因早上已忖知日俄交涉,必至決裂,就請朝廷先照會日俄兩國公使,自稱日俄若有戰事,己國必守嚴正中立。但從那處地方駐守,總要劃清那一處是交戰地,那一處是中立地,才有把握。
因此次中國中立,與別國中立不同,在別國中立,隻不要興兵助戰,又不要把軍火暗中輸給那交戰國,便是完全中立。惟中國與日俄戰爭實有關係,那交戰地既在東三省,本是中國的轄土。論起別國在己國交戰,本是千古罕有的,且交戰地與直隸相鄰,稍一不慎,怕容易把中立破壞了。故劃清戰地,實是少不得的。自袁世凱發出這個議論,政府中人皆以為然,所以先分定遼河為界,遼河以東是交戰地,遼河以西是中立地,早已分得清楚。
袁世凱便令提督馬玉昆領本部人馬,出鎮沈陽,又令統製段祺瑞在本鎮抽調十營,駐紮錦州,又令統製張懷芝在本鎮抽調數營,同往錦州助守。一麵又令馬玉昆,分兵駐守熱河。以上各路,都與戰地相鄰的,先發重兵駐守,以免敗兵闌人。又令二三四各鎮新軍管帶官,各在本鎮抽調數營,幫守榆關、朝陽兩處。計自沈陽、榆關、熱河、朝陽各路防兵,都歸馬玉昆節製。因當時馬玉昆係直隸本省提督,且稱為淮軍的宿將,自改練新軍之後,他部下已盡改了洋操,在中國裏頭,算是能戰的。故上年朝廷加恩賞他一件黃馬褂,並加他一個太子少保的官銜。有這個名位,自然由他節製各路。況他又在直隸多年,地勢既熟,是以袁世凱用著他。又忖自甲午庚子之後,各軍營都畏忌洋人的厲害,恐這會中立,稍有畏怯,即不能嚴正緊守。
是以馬玉昆領兵啟程時,袁世凱即囑咐他道:“這一會出兵,雖不是與外國交戰,但稍有參差,即貽外人口實。務須守著公法,倘有敗兵過來,不必畏忌洋人,稍有饒讓。你們隻照此做去,日後有事,即由本部堂擔任便是。”馬玉昆得了袁世凱之令,領兵去了。餘外發出關外駐守的,都陸續先行出發。袁世凱又令統製官王仕珍,將本鎮人馬,一半駐守保定,一半調出天津駐守。時提督薑桂題方駐軍南苑,袁世凱更令他抽調數營,前來助守保定。若都統鳳山,也令他助守天津。更令道員趙秉鈞督令警兵在天津縝密巡邏,亦令段芝貴統率警兵,巡守保定。其餘各鎮協統管帶官,或二三營,或四五營不等,都分頭派差。如河間、宛平、欒州、西河及通州、開平等處,都分兵駐守。又恐日俄戰後,兩國水師不知誰勝誰負,或有戰敗的戰船逃至,故又令北洋各水師將官,將北洋所有巡艦、炮艦、水雷,都次第召集,分頭在煙台、大沽、秦皇島等處防守。
自各處調派停妥,所有值差將官,都先後到袁世凱處領過軍令,各自開差而去。果然將直隸那幾鎮新練的陸軍分發清楚,各路搭配完全,自京中、南苑、通州,以至直隸全省,都把兵馬布得鐵桶相似。去後,袁世凱才把所有辦理中立、派駐各路防守情形,詳奏朝裏。清廷見得袁世凱這會調度很有方法,也十分嘉許。一麵降旨褒讚袁世凱,並著袁世凱隨時留心督率各路,不在話下。
單說袁世凱自辦理中立軍,將各鎮分駐妥當之後,京中皆以袁世凱有才,調動很有法度。惟是有些權貴,見外自榆關,內至南苑,皆是袁世凱兵權所及,且一旦有事,轉手間即調動如意,無不得宜,因此也不免有些猜忌,自不消說。
果然經過日俄戰爭,陸路如錦州、沈陽一帶,從不曾有敗兵闌人。水路雖有俄國敗走的炮艦水雷,逃入秦皇島地方,倒被北洋水師留下。所以,附近遼西地方,俄國屢思破壞中立,倒無從入手。當時中外人士也讚頌中國中立十分嚴正。這都是袁世凱的功勞。所以事後論功,自然以袁世凱居首,就賞他一個太子少保的官銜。自此有些權貴更為不服,每欲分袁世凱的兵權。那袁世凱也聽得這點風聲,益發收羅物望。但當時自榮祿沒後,早是慶王當國,所以文武大小各權限,都在慶王手上。
袁世凱細想自己官高權重,處著這個地位,實不得不小心。
故一麵尋個機會,要交歡慶王。恰有一位姓楊的喚做仕驤,向在慶王之府裏,十分信任,那時正放了直隸道員。那袁世凱一來見楊仕驤辦事有點才幹,就奏保他升任了臬司。即由他介紹,結交了慶王,投拜在他門下。那慶王雖居大位,惟是以懿親見用,並無才幹,隻如木偶。因見袁世凱有點才幹,又反喜歡得袁世凱在自己門下,凡事有個倚賴,因此也與袁世凱十分相得。
袁氏更借慶王的勢力,行自己的權勢,任是京中權貴怎樣猜疑,也奈何袁世凱不得。
光陰荏苒,又過年餘。自袁世凱有了權勢,那時一般國民,凡有點思想的,都望袁世凱有什麽改革舉動,因他自巴結上慶王之後,一力收攬人才,又攘奪權勢。最近如開平礦,也令張翼與英人構訟,爭回自己手上管理,其餘電報局,亦收回在自己手上。至於官商合辦的招商局,那總局本在上海地方的,他亦要爭回,作自己權限所及。此外無論什麽事,凡有一點有用的,也要歸北洋管轄。
這些舉動,官場中自然側目。惟在國民眼中看來,反疑他一味攬權,定有個用意。及見他依附了慶王,並無替國民營求幸福的思想。他除了自己爭權固位之外,也無他事,倒不免把一片希望袁世凱的,也心灰意冷。那些黨人,自不免要謀個反動起來,要對付袁世凱那人。那時先有一人,姓張名惠的,也與一友喚做郖重光,卻同在北洋一間學堂肄業,數年來都是同心同誌。那張惠向來亦隻是一個愚直的人,自看了幾家報紙,又被中外風潮刺激了,就把腦筋移轉來,天天說政府裏頭於政治是不能改良的,就立意要謀起事,恰與郖重光又同一樣誌氣。
故在學堂裏,不過三兩年間,就辭了出來,天天隻與秘密黨來往。
那一日,張惠卻尋郖重光說道:“當初隻道那袁總督將有一番舉動,今他隻知道自己爭權爭勢,隻替朝廷練好幾鎮兵,好保全家產,至若是國民權利,同胞幸福,也總不計了。我們不對付了他,隻留多幾個民賊罷了。不知足下尊意若何?”郖重光道:“足下說的很是。但單是對付了那袁氏一人,究竟沒什麽好處;若對付了他,能乘機幹一件大事出來還好。”張惠道:“不差,現在東洋那裏也有幾人,回來是要謀此事的,我們益發與他同謀罷。”榻重光道:“這怕還要三思。因北洋是陸軍精華所聚的,怕這邊起事後,不多時也大兵雲集了。這時卻不能不解散,還恐一身難保,似屬無益。”張惠道:“然則足下直是一個畏死的人了!”郖重光道:“足下不是這樣說,弟並非畏死,隻是死也要死得值。若明知幹不來,必從這裏做去,小弟卻不放心。在小弟之意,不過籌個長策,並不是要阻撓足下。足下休要誤會才好。”張惠道:“老兄是謹慎一點,推據你又有什麽高見,不妨直說。”郖重光道:“現在軍隊裏頭,還有幾個是小弟相識的,日來已向他運動運動,欲行宋太祖黃袍加身的故事,逼起袁總督來幹這件事。你道好不好呢?”張惠道:“這個計算,若能做得來,自是上上的好計,因袁督有偌大兵權,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號令起來,沒有不從的,隻怕不容易幹得。依弟愚見,做事總要縝密些,因運動軍界裏頭,隻怕中途反侮,要倒轉了槍頭,要將我們拿捕,實不可不防。”郖重光道:“這個何消說得,待弟慢慢見過幾個同誌,商量商量,看可行不可行,然後打算。”張惠答聲:“是。”自此兩人也分頭秘密運動。
恰那時東洋有十數學生回來,亦謀幹此事的。故天津一帶,也天天有黨人密議。因此,風聲傳出實不好聽,都道有黨人在直隸、北京,要謀起事。這點風聲傳到袁世凱耳朵裏,也不大以為然,倒當屬下各員打草驚蛇,不免捕風捉影。但見人言嘖嘖,先後到轅稟報的已有數人,也不能置之不理。便紮下天津警局及各武弁一體嚴防。那時北京裏頭,亦有點風聲不好,也紛紛派員訪察。因此,自北京以至津沽,都四派偵探,凡往來輪船及客寓,都不時查搜,更防有軍火運人。便是起貨物時,也認真檢驗。故弄得天津一帶,倒人心惶惶。
那時黨人見風聲已泄,已知道事有不妙。惟幸並無軍火運到,以為無什麽憑據,故仍自安心。惟是那些偵探員卻管不得許多,凡是形跡可疑的,倒要拘去。至於並無事業,隻三群五隊不時在旅邸出進的,也要拘拿,以為縱使錯拿了人,也沒什麽罪過,正要多拿些人,好博得成讞,便是大大的功勞。所以在天津地方,見張惠等一幹人,倒穿著學堂裝束,早已疑他是個黨人,故一舉一動,也覷著他。更有從前與他同學的,那時已在政界裏頭,早知道張惠的誌氣,因更見他不時秘密聚會,就思疑起來,竟把張惠等二十餘人一並拘去了。正是:莫道血紅能染頂,不分皂白也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