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東北邊患與移民實邊問題研究

第二節 清政府移民實邊政策的深化

　　一、奉天地區移民實邊政策之推行

　　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麵對東北外患加劇的事實，決定將以前的局部開禁變為全麵開放。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清政府發布上諭：“東三省為根本重地，山林川澤之利，當留有餘地以養民，是以雖有閑荒，尚多封禁。今強鄰逼處，軍食空虛，揆度時宜，不得不以墾辟為籌邊之策。”（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373卷，光緒二十一年七月，《清實錄》總5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81頁。）有了官方全麵開禁的正式認可，東北地區移民實邊得以順利開展。其中奉天地區之招民放荒，大致可以分為官荒以及蒙荒，（注：奉天、吉林與黑龍江各自管轄的蒙地之開放情況將集中加以探討，不分省進行說明。）在新放荒地的同時，還對以前所放之荒地實行清丈。

　　（一）丈放圍場荒地

　　官荒主要包括圍場、牧場以及其他各種名目的官地。奉天圍場分為鮮圍場和大圍場兩種。其中鮮圍場在光緒五年（1879年）就已經開放，但大圍場仍在封禁之列。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請開放大圍場荒地，認為甲午戰爭之後時事維艱，“非招民墾荒不可”，而奉天“大圍場及鮮圍場凡一百零五圍”，鮮圍場之二十圍“經前將軍岐元奏請辟地設官，附場始令墾荒納賦，蓋所謂一百零五圍者已開二十圍”，共計放荒“一百二萬餘畝，安插流民一萬三千餘戶，收押荒東錢一百二萬餘吊，歲征正額耗羨三萬餘兩”，可見，鮮圍場之二十圍開禁以後，已經收到了既可安插流民、又可增加財政收入的雙重效果。依克唐阿據此推算，所剩大圍場“八十五圍之地若招民墾荒，約可開田五百餘萬畝，目前押荒約可收東錢五百餘萬吊，升科之後歲可收賦十餘萬兩，此誠裕餉之大宗，且安插流民，其數亦較前可增五倍，以五萬戶計之，無論旗民生計借以少充”，成效會更為可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56—657頁。）清政府命戶部就此事議奏。次年（1896年）正月，戶部認為：“奉天大圍場仿照開墾鮮圍場成案，一律招民開墾。惟此八十五圍、數百萬畝之地，非一時所能全墾；其數萬戶之民，亦非一時所能全招。擬請先將西近海龍城一帶之大圍場招民開墾，以四十五圍（注：即大圍場中的西流水圍荒。）為限；其餘四十圍（注：即大圍場中的東流水圍荒。）應依舊封禁，以備將來舉行冬圍，規複舊製。”（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72頁。）依克唐阿於二月接到戶部谘文後，建議由盛京戶部侍郎良弼查勘丈放西流水圍荒之四十五圍，得到清政府的許可。（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73頁。）

　　同年十月，良弼奏報丈放過程。良弼及其他勘丈人員進入圍場之後，“擇於圍內適中之區，南北分設二局，相對丈量，兼收荒價”。西流水圍荒“縱橫數百裏，其中山多地狹，核與前開鮮圍之地勢大相徑庭，圍之南半山河約占八成，圍之北半山河約占七成，除偏坡陡崖與低窪沮洳之區不堪耕種外，其平坦之地殊屬無多”，在這種情況下，截止良弼奏報之時，“共丈得毛荒四萬餘畝，俟值大雪彌漫，即行停丈”，準備“明春接續辦理”；對於“報領荒田各戶”，也預備於“明春掣簽坐落，指撥認領”。（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44—145頁。）但良弼辦理西流水圍荒，“未竣事而去任，接辦者為繼任侍郎鍾靈，亦未放竣”。（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二人之所以接連去職，皆因辦理不善而遭彈劾，西流水圍荒墾務弊端重重，急需整頓，“良弼辦理西流水墾務，溢放多圍，希冀重利”；其屬下“經辦大小各員”，亦“均各舞弊”，出現了“各委員均有保留地段，既將東流水溢占多圍，丈放毫無就緒，奏報亦複不實”等諸多弊端。（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462卷，光緒二十六年四月，《清實錄》總5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5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墾務大臣廷傑接辦此事。第二年春天，廷傑鑒於“俄日失和，奉天當戰地之衝，交涉繁難，萬分棘手”，恐西流水圍荒墾務“日久延擱，轉致別生枝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51頁。）於是決定加緊清理。同年九月，盛京將軍增祺、廷傑奏報西流水圍荒墾務情況：“西流四十五圍內，除不堪耕種山荒照章留作劁采牧養外，共得正段山場、城鎮基、草甸等項地二百九十八萬五千餘畝，核與開辦之初約計之數，尚屬有贏無絀。”（注：廷傑認為：“前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請弛禁圍場一折內稱，八十五圍約可開田五百餘萬畝，蓋兼指東西流水而言，戶部議奏折內亦稱以全圍可開田五百餘萬畝，論之其畝數亦當過半，則專指西流水而言”，現在西流水圍荒共丈放二百九十八萬五千餘畝，因此是“有贏無絀。”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96頁。）至於荒價及其他經費，約征收“銀一百萬兩有奇”。（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96頁。）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經重新清丈，西流水圍荒“出放生熟各地三百零二萬二千餘畝，城鎮基九千七百餘畝，收價至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分隸西豐、西安（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以大圍場西流水墾地之淘鹿地方設置西豐縣，析海龍廳屬之大圍場西流水墾地設置西安縣，原治老虎嘴子，二十九年（1903年）移治大興鎮。均隸屬於同年升為府治之海龍府。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0頁。西豐縣即今遼寧省西豐縣，西安縣為今吉林省遼源市一帶。）兩縣經征”，（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進行管理。

　　繼大圍場中西流水圍荒開始丈放，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清政府鑒於“金州、旅順等處現已劃歸俄人，所有租界旗民亟宜別籌安插，奉天圍場除奏準開墾外，尚有四十餘圍留作禁山，其地足敷分撥”的實際情況，諭令依克唐阿將東流水圍荒剩餘四十圍開放之事“體察情形，奏明辦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06頁；《諭折匯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8冊（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份），第2032頁。）依克唐阿奉旨後“當即派員前往確勘，未經複奏，因病出缺，嗣護理將軍文興等以遷戶已來，擬先從東流水西頭挨段丈放”，開始籌辦此事。（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06頁。）次年增祺任盛京將軍之後，金州租界居民願意遷至東流水圍荒墾荒者，“已不下四十三萬餘口，此外又有島民二千餘戶，自去歲以來，其來省呈請安插者即絡繹不絕”。（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07.）清政府鑒以“東流水圍荒現在安插旗民，事體繁重”，諭令由署理金州副都統晉昌將此項事宜認真辦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18頁。）晉昌受命辦理東流水圍荒墾務後，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的奏折中認為，此次放荒是為安插俄國租借地的難民，事關重大，而鄰近地區“冒充金籍、希冀報領者”本已不少，何況“東流圍荒本大圍垓心之地，土脈鬆厚”，條件極為優越，並且“此次安插金民，不收荒價”，（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19頁。）因此難免會引起一些唯利是圖之人的貪婪之心。為了盡可能收到安插俄國租借地難民之目的，晉昌與增祺商議後，“擬於省垣設總局一處，選派旗民數員，酌定章程，一麵遴員前往金州，確查冊報戶口，以清勘放之根”。同時，晉昌計劃“擇日親赴圍荒查勘地勢，相可建城之地設立行局，複擬於南北扼要、堪立重鎮之處設二分局，清丈局則四路分設。一俟金州複查確實，計所有之戶，合現有之荒，按戶均分，據冊編號，按號放領，於計口授田之時隱寓以軌裏連鄉之意，使小民此時無向隅之歎，即異日邊陲收保障之功”，在放荒的同時考慮實邊的效果，這是非常正確的。（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20頁。）東流水圍荒開始丈放之後不久，俄國趁八國聯軍侵華之機占據了東北地區，荒務因而被迫中止，戰事平定以後才得以繼續開辦。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增祺指出兵災過後，難民流離失所者到處皆有，因此東流水圍荒的招墾對象應不僅局限於俄國租借地的難民，“無論金州及何處旗民，均準承領”。（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九月，東流水荒務“一律丈放完竣”，共丈放荒地“一百一十六萬七千二百七十畝”，此外丈放“城基地二千一百四十八畝四分，鎮基地三百一十二畝五分”，征收地價“庫平銀一百四十五萬一千零二十九兩，經費庫平銀二十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四兩三錢五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6頁。）為了便於就地經征，清政府在東流水圍場墾地設置東平縣加以管理。（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析海龍府之東圍場墾地置東平縣，治大度川，隸屬於海龍府。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0頁。今為吉林省東豐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年底，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指出東流水圍荒“近來私墾各戶互相競爭，狡黠者肆意侵吞，良懦者甘受欺壓，紛紜聚訟，糾葛滋多”，強調“丈放荒地本為招徠農民，使之安業，若經界不正，隱匿侵漁，互相控告，殊非整理農政之道”，奏請重新清丈。（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164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53頁。）到宣統三年（1911年），該處陸續“丈出浮多地二百萬畝有奇”。（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46頁。）（二）丈放牧場

　　除圍場之外，奉天所剩牧場也在開放之列。大淩河東岸馬場荒地在同治年間就已經開放，但西岸馬場荒地仍被封禁。“甲午以後，馬群傷夷殆盡，地多占墾，名存實去，積弊日深”。（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俄國以武力踐踏東北地區後，奉天滿目瘡痍，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發布上諭，“奉省兵災之後，用項紛繁，奏請協撥，緩不濟急，錦州大淩河牧場一律招墾，可得銀數十萬兩，於目前急需不無裨益”，宣布將大淩河西岸馬場開禁招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49頁；《諭折匯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冊（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6—777頁。）盛京將軍增祺奉旨後，“遴委花翎候選知府李淦為總辦，帶同各員役前往設局丈放，察勘土地肥瘠，分別酌定荒價”。（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49頁；《諭折匯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冊（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7頁。）李淦察勘後報稱：“大淩河牧場地段，東西斜長約六七十裏，南北約二三十裏不等，其中膏腴沃壤固多，而濱海城灘及磽確之地亦複不少。茲既一律丈放，自非量地之高下，定價之等差，不足以昭公允。現將該場平地分為四等，山荒另分為三等，其附近牧場私自展墾之地均令從實報出，複加勘丈。”（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49頁；《諭折匯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冊（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7—778頁。）次年十月，增祺奏報“大淩河牧場現已一律丈放完竣”，總共丈放牧地約五十萬九千四百九十畝，核收荒價庫平銀約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24頁。）至此，繼大淩河東岸馬場開放後，西岸馬場也終於招民開墾。

　　養息牧牧場（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哲裏木盟科爾沁左翼前旗獻其西境為三陵（即永陵、福陵與昭陵）牧養地，稱養息牧牧場。見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蒙旗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599頁。）早在嘉慶九年（1804年），就經將軍富俊查出有私墾地畝，並奏明：“因蒙古等生齒日繁，並無錢糧，彼時原有蒙古三千五百三十名口，於遊牧無礙處所，共給養贍地一萬四千六百晌，永遠遵為定額，嗣後不準多開一畝”。（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60頁。）之後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該牧場又“經盛京將軍奏開膏腴，賜恤錦、寧、廣、義（注：錦即錦州府；寧即寧遠州，今遼寧省興城市；廣即廣寧縣，今遼寧省北鎮縣；義即義州，今遼寧省義縣。）等邑旗丁，名曰試墾界”。（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9頁。）可見，養息牧牧場雖然在嘉慶年間就有墾地，但那是為適應當地情況而製定的權宜之計，並且限製頗嚴，數量也很有限，實際上仍處於封禁狀態之中。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依克唐阿在奏折中指出，養息牧牧場所放養專供三陵祭祀所用之牛羊，“係分群牧養，並不千百成群，自無須寬長百餘裏之牧區，致成曠土，計有地二百餘萬畝，除不堪耕種及應酌留場段以資牧放外，其餘可墾荒地約一百六七十萬畝，擬請一律報開，於經費不無小補，於牧養尤無妨礙”。（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26頁。）養息牧牧場於是在第二年開始“開禁招墾”，丈放荒地“共分八圍：食毛踐土，蹈德詠仁”。但丈放之後不久，蒙古牧丁紛紛呈訴，“盛京養息牧地麵開荒，有礙牧丁生計，並恐有誤三陵祭品”，（注：世續等編：《德宗實錄》第413卷，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清實錄》總5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02頁。）因此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停止丈放。據當年十一月依克唐阿奏報，“通共放出升科生熟地六十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畝一分”，征收正款庫平銀約十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六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21頁。）這批荒地出放後，清政府在當地設置彰武縣（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養息牧牧場地置彰武縣，縣治在彰武台邊門之北，土名橫道子。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4—45頁。彰武縣即今遼寧省彰武縣。）進行管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開始對彰武縣境內嘉慶年間及新近丈放之墾地，全部實行清丈。由盛京將軍趙爾巽“派員將縣境各項地畝一律清丈，其從前已交地價者，按畝撥留，其未經放出各地，一體收價丈放，光緒三十二年三月設局開辦，丈出生熟各地計共二百六十三萬七千餘畝”。（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9頁。）

　　大淩河東岸牧場即盤蛇驛牧場在光緒末年也得到清理丈放。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增祺在奏折中指出，該牧場曾在“同治初年經錦州副都統恩合奏請丈放招墾，征收租賦，其地原估百萬畝，當時各領戶報領五十餘萬畝，嗣因濱海各地連年被水淹浸，墾戶以不保租賦，紛紛退銷，迄今共實剩升科地二十一萬餘畝”，目前“該地日見涸複”，於是“墾戶亦漸複集，率多私相展占，其納租賦者寥寥無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9頁。）增祺認為“當此時局，自以清厘招墾為目前切要之圖，若任令荒蕪，聽民輾轉侵軼，則奸宄潛匿，外人覬覦，在在均屬可慮”，（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9—610頁。）建議對已經開墾之地“派員普律繩丈，逐戶清查，凡現在交納官租之地仍歸原戶管業，換給新照，一概不事苛求，其有展占浮多及私自開墾成熟者，俱令遵照新章，分別按畝補交地價，發給大照，以後照章升科，作為永業”，對於剩餘荒地，則“按地之高下以定價之等差，一律招戶認領，緩限升科，如此則原墾各戶既不致頓失生計，流民亦可借資安插”，從而收到“野無曠土，農有餘粟”之效果。（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10頁。）增祺之建議得到清政府的批準。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增祺奏報清丈情況，稱盤蛇驛牧場“除已經承種納租地二十餘萬畝，及湖灘溝窪道路等項，約可得地四十餘萬畝”，按照土地肥瘠程度，“分定上中下三等價值”進行丈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4—745頁。）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該牧場基本上清丈完畢，“出放生熟各地五十七萬四千二百餘畝，收價三十二萬餘兩，奏設盤山廳（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析廣寧縣屬盤蛇驛牧場地置盤山廳，縣治在雙台子附近。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5頁。今為遼寧省盤錦市。）管理經征”。（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

　　（三）其他官地的丈放

　　除上述圍場與牧場外，奉天的其他一些官地也在清理丈放範圍之內。其中錦州府屬有錦屬歸公地及錦屬官莊。錦屬歸公地“在府治南，濱大海，海退河淤，閑荒甚多。嘉慶年間經錦州副都統奏請招佃墾種，交納官租，名曰試墾、續墾地”，又被稱為“二十二處歸公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增祺在奏折中指出：“富國之道，首重養民，而養民尤以開荒招墾、振興農務為當務之急。奉省地大物博，曠土甚多”，大淩河牧場、東西流水圍荒等處，“均係就本有官荒，查丈清厘，招戶領種”，而“錦州府屬右屯衛、塔山等處試墾、續墾及海退河淤各地，均有未經納課餘荒”，（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0頁。）經派員查明，“試墾、續墾各地除曆次報銷外，現實有納糧地十七萬一千三百零七畝有奇。查其所以報銷之由，則多由河水漲發，衝沒田地，以致不保課賦，迭經報銷。然水過地涸，漸變膏腴，毗連佃戶因而私墾成熟者亦複不少”，經過查勘，發現“除試墾、續墾，升科納糧與夫沙包堿片不堪耕種各地不計外，綜核該處試墾、續墾已經報銷及海退河淤，尚有可墾地六百餘方”。（注：四十五晌地為一方。）據查勘人員報稱，“體察本地民情，參考輿論，簽以備價認領為興。一聞派員丈放，既往不追，無不鼓舞歡欣，爭先報領。若就此時查丈清楚，化私為公，俾得永遠執業，既能籌款，又可便民”。（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0—741頁。）增祺據此建議將該處“及時丈放，庶使地無曠廢，賦無虛懸，統計可得地十餘萬畝，若準招佃，計畝收價，按年征租，於進款不無裨益，而於百姓尤得永安生業”。（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1頁。）同年十二月，新任盛京將軍趙爾巽也認為辦理奉天墾務，不僅可“供救匱之急需，且殖民實邊尤固圉之長策”，因此也奏請將“錦州河淤等地二十二處”全部丈放。錦屬二十二處歸公地之丈放，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開辦，三十三年九月報竣”，（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22頁。）曆時兩年多，“出放生熟各地二十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共收地價銀三十二萬八千餘兩”。（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2399頁。）

　　錦屬官莊，“為舊有京都內務府莊糧衙門，所管大糧莊頭二百一十六名，各領官地四五千畝不等”。（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9頁。）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底，趙爾巽在奏折中認為清理錦屬官莊地十分必要，指出該處地畝“有隸圍牧者，有係王公勳舊莊場者，有係八旗官地及民人產業者，國初撥放多崇寬大，後來占辟謬葛日多”，因此必須清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97頁。）清政府獲報後決定“裁莊糧衙門並各莊頭額缺，將官莊地一律丈放收價”。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開始清丈，到宣統元年（1909年）九月，據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報，“共丈放得官荒上中下三則並沙城、鎮基各項地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七百餘畝”，此外“共應收地價庫平銀一百八十二萬一千餘兩”，截至當年四月至，“已收過地價庫平銀一百四十八萬八千四百七十餘兩”（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75頁；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740號，宣統元年十月初五日，折奏類：《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奏錦州官莊地畝丈放完竣出力人員請獎折》，第18頁。）。

　　在奉天所丈放的各種官地中，葦塘山荒也是其中一種，這主要是指東邊道所轄之鳳凰廳、岫岩州及安東、寬甸兩縣境內的葦塘山荒與牛莊葦塘。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趙爾巽奏請丈放鳳凰廳等處葦塘山荒，指出“鳳凰廳屬之北井子、黃土坎，岫岩州屬之大孤山、青堆子，安東縣屬之柳樹子、柞木山等處，約有葦塘十餘萬畝、明灘十餘萬畝。此外，該三屬及寬甸縣沿海、沿江一帶水退河淤以及山荒各地，一經培養，或宜稼穡，或宜蠶桑，尚不計其數。雖葦塘地畝早年曾經東邊道丈放出租，民間領有執照，準其收割葦利。然每年納課者僅止五萬餘畝，其餘浮多則互相隱占，爭控不休。至於河淤山荒不籌招墾，任其廢棄，亦屬可惜”，尤為令人擔憂的是，“該處境接朝鮮，客民越占，每因田產細故，屢起釁端”。（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88頁。）趙爾巽鑒於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如不加以整頓，邊境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建議“將以上各項地畝，分別清厘丈放，定限升科，則強占者退還原戶，未墾者招主認領，從此民有永業，無兼並攘奪之虞，地少棄田，獲樹藝蠶桑之利，畎畝清而經界正，似足以抑強扶弱，消患綏邊，不獨收價征租，為國家增一入款已也”，顯然已認識到清丈之目的不僅僅在於增加財政收入，對於鞏固邊疆也利莫大焉。於是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開始“設局丈放”。（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400頁。）但由於“承辦員司辦理不善，以致觀望遷延，虛靡局費”。同年十二月，徐世昌奏請重新清丈。他認為土地“私墾及曠廢”之現象，在鳳、岫、安、寬“四屬所在多有，且均與朝鮮接壤，從前每因越占迭起交涉”，特別擔心“邊民愚頑，私擅鬻售”，如此則後患無窮，因此指出“清界保權，實未可視為緩舉，自宜趕緊接辦，以興要政”。（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59頁。）以上各處葦塘山荒，在徐世昌奏請重新清丈後，陸續清丈墾地一百二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畝左右。

　　牛莊葦塘是另一處清丈的官荒地。該處葦塘地“隸海城縣屬，每年產葦甚富，向由工部招戶承租，征收葦稅，為供應祭品之需，嗣租戶私自典售，征稅無多”。該處之清丈，從“光緒三十二年正月開辦，三十四年十二月報竣”，共丈放葦塘地三十八萬五千五百餘畝，征收地價庫平銀二十萬零七千二百餘兩。（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23頁。）

　　二、吉林地區移民實邊政策之推行

　　吉林地區，“自鹹豐、同治年間招墾，迄光緒初年，曆次所放各荒約一百萬晌”。（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書》（第6卷·奏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08頁。）但其“幅員遼闊，榛莽未辟，遺利尚多”，（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吉林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63頁。）沿邊地帶尤為如此。甲午戰爭之後，吉林不但繼續麵臨俄國的威脅，並且又開始承受日本侵略的壓力。因此，清政府在沿邊地帶加大了移民實邊的力度，同時在腹地一邊將剩餘荒地丈放，一邊對墾地進行清理。

　　（一）腹地放荒及清丈情況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吉林將軍延茂在奏折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了吉林招民放荒的實際情況，指出“吉林荒務不患無可墾之地，而患少招墾之謀”，因此導致“附郭之地雖已大啟荒蕪，而僻壤之田尚多未經耕獲”。（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5卷71號延茂遵查吉林墾荒情形由。）其具體情況是：“吉林墾荒之舉始於鹹豐四年，前將軍景綸（注：即景淳，載淳繼承皇位後為避名諱而改名為景綸。）奏開五常堡荒田，厥後阿勒楚喀、伯都訥、雙城堡等處繼之。其未經開放者，腹地則有伯都訥之樞梨場、（注：樞梨場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曾有開墾之議，但僅限於封堆外，並且不久即告停止。）賓州之方正泡（注：今黑龍江省方正縣。），皆稱膏腴，尚在未開；即沿邊一帶，如南荒之那爾轟，寧古塔之蜂蜜山，上至琿春老嶺，下至三姓紅土崖、富克錦等處，可墾之地正複不少。惟檢查舊牘，雖各該處可墾之荒均經奏報有案，第未將各荒數目切實勘明，是以撥放一節，刻下尚難區處。”⑦如何有效地放荒開墾，延茂有如下建議：在腹地，可“先赴樞梨場等處逐段履勘，敷實繩丈，勘其究有可墾之荒若幹，繪圖貼說，詳細呈報，然後相度地勢，妥議章程”，將“樞梨場一處，先盡附近之伯都訥並省城各旗丁備價承領；方正泡一處，先盡附近之三姓、阿勒楚喀、五常堡暨省城各旗丁備價承領。如該二處荒數較多，旗丁未能盡領，再行搭放民戶，以實開田”；而對於沿邊地帶，則計劃“於明歲派員次第勘明擘劃清楚，再令旗丁民戶一體承領，俾得荒田盡辟，大利早收”，以達到“興利籌邊”的效果。為便於推行墾務，延茂同時還奏請在省城設立墾礦總局，以資管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39頁。）翌年二月，延茂奏報腹地查勘荒地的具體情況：“方正泡一處，約有毛荒四萬餘晌；伯都訥屬界之樞梨場一處，約有毛荒三萬餘晌；吉林屬界之二道漂河一帶，約有毛荒五千餘晌；又頭道江、二道江、大沙河、古洞河等處，共約有毛荒一萬餘晌；又萬兩河、那爾轟等處，約有毛荒三萬餘晌”，都在可以開墾之列。（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61頁。）至於如何具體辦理放荒事宜，延茂提出，方正泡與樞梨場多為平原，易於耕種，應按照去年九月奏報之方案，“先盡旗戶並附近之站丁等備價承領，餘則搭放民戶”，而二道漂河、頭道江、二道江、大沙河、古洞河、萬兩河及那爾轟等處，“半係山林藪澤，間有平原”，土質稍差，可以“令旗民一體認領”，並在方正泡與樞梨場分別設立行局，辦理墾務，在丈放時按照“黑龍江章程掣簽撥放，以免揀擇之弊”。（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62頁。關於掣簽撥放荒地之具體規定，詳見後文之黑龍江開荒章程。）

　　所謂掣簽撥放，是針對攬頭攬荒之弊端而製定的。在以往放荒的過程中，攬頭包領大段荒地以圖轉手漁利的現象，成為墾務的重要弊端之一。為了遏止這種痼疾，延茂認為掣簽撥放是一種有效的手段，指出“墾荒一事，首忌采占，良以膏腴之區既經任意挑領，稍薄之地勢必棄之如遺”，因此而製定“掣簽撥放”之法。由於“掣簽之法利於佃戶不利於攬頭”，因此“攬頭以此法之鉗製無從包領而漁利也，因之暗中鼓惑，聲言守候掣簽，廢時費財，妄冀改章以遂其積年之欲”，結果“開辦之始，如樞梨場、方正泡等處查定待放之荒，民頗裹足”，延茂知情後“扼定章程，行之以勇，守之以信”，堅持掣簽之法。（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5卷102號延茂奏墾荒地畝請立案由。）由放荒人員“親到荒界，按照簽數、地數，挨號丈撥”，結果“樞梨場等處閑荒”，墾戶“紛紛具呈報領”。掣簽丈放之法收到了效果。

　　庚子事變使吉林遭受劫難，致使財政極為困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吉林將軍長順奏請在吉林全省“清查田賦，勘放零荒，並將昔年所占旗地一律查丈升科，以裕餉源”。（注：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82頁，吉林將軍長順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奏折：“吉林旗地，向由旗人自占，永不升科。近數十年旗民私自交產，大半歸民墾種，而佃民亦輾轉兌賣，幾至無跟可查。故往往考諸司冊，戶名依然，而產業則已易數姓矣。旗充有地之戶，生計日絀；民種無租之地，欺瞞愈深。誠為一大弊竇。”可見，清廷為照顧旗人，規定其墾種之地可以不納賦稅，但旗地往往轉化為民地，長順認為已經失去照顧旗人利益之目的，因此建議將旗地升科，以增加財政收入。）隨後，吉林“先於省城設立總局，旋於伯都訥、五常、賓州、雙城、伊通、敦化各廳州縣，及阿勒楚喀地方設分局，委員劃界分辦”，（注：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183頁。）著手辦理清丈及勘放零荒之事。此後因受日俄戰爭的影響，被迫中斷。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欽差大臣達桂接辦墾務，亦認為吉林“墾荒事務，以清查田賦，兼放零荒，並將旗地升科，為三大端”，繼續辦理此事。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東北地區“改設行省，銳意實邊，隨將荒務總局並歸新設勸業道衙門管轄，以督勸開墾為宗旨，以振興實業為要圖”，（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吉林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64頁。）勸業道衙門於是接辦清賦升科事宜。所謂清賦升科，“係指民地清賦，旗地升科而言”，其具體規定是：“凡民地清賦，責令民間自行舉報，派員抽查，如與原報晌數不相上下，不事深求，倘欺瞞過甚，查出歸公另佃，並準原業主加價領回。旗地升科辦法，亦催令各戶自行報明，填發印照，仍歸旗署征租”。（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吉林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67頁。）到宣統元年（1909年）十一月，民地清賦總共“先後五次奏報，吉林通省共清大租原地”約一百一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二晌，“共清出浮多地”約二十八萬四千八百零五晌。（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795號，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折奏類：《吉林巡撫陳昭常奏續勘第五次新城府等處原納大租浮多地畝升科等折》，第15頁。）旗地升科總共“先後十次奏報，吉林通省旗戶原無錢糧報請升科扣實納租共地”約五十八萬六千二百零四晌。（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805號，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折奏類：《吉林巡撫陳昭常奏續報第十次各屬旗戶地畝升科等折》，第17頁。）吉林在清賦升科的同時，還勘放零荒，“原設總分各局因腹地並無大段閑荒，不定荒價，如查有畸零荒段，一經報領，即分別土性腴瘠、距城遠近，按照每晌三吊三百錢酌量遞加；其經費一項，即按所交荒價，每吊隨收經費錢二百，以資辦公”，（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吉林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81頁。）吉林改設行省後，徐世昌等“督飭總分各局並設治各府州縣趕緊勘辦，計已奏報者五萬三千餘晌”。

　　（二）沿邊地帶移民實邊

　　與腹地清丈放荒相比較，吉林沿邊地帶招民墾荒顯得更為重要。如第二章所述，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前，吉林三岔口與琿春等邊境地帶已經設有招墾局。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延茂奏報沿邊地帶荒務情況，認為沿邊放荒，“若派員前往招墾，將百裏、數十裏同時放出，不獨攬頭包領，流弊滋多，猶恐墾荒旗民任意結廬，零星散處，不能守望相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02—103頁。）為了收到墾荒實邊的效果，延茂提出以下建議，“寧古塔之三岔口、穆棱河及琿春本城、煙吉岡（注：即琿春地區招墾分局所在地南岡。）均設有招墾總分各局，擬請將琿春、寧古塔沿邊各荒即歸各墾局經理，由近及遠，逐漸推廣”，在放荒過程中，應盡量作到“三裏一屯，五裏一堡，每堡房屋務須櫛比起造，不許星散，此屯放齊，再行挨放彼屯”，使墾民在邊境地區能夠有效地相互保衛。（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03頁。）延茂之建議強調了已經設立的招墾機構在招民實邊中所能起到之重要作用，但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戶部以節省經費開支為由，稱“吉林三岔口、琿春等處招墾各總局，穆棱河、五道溝、南岡招墾各分局”人浮於事，“用款多而成效少”，奏請加以“酌量裁並”。（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5卷90號延茂奏三岔口招墾各局辦理實在情形由。）延茂為此於翌年二月陳述了沿邊地帶招墾機構不能裁撤的理由，指出“吉林招墾各局創設開辦，本屬實邊之計，並寓籌餉之意”，其中琿春“地當邊徼，距俄國分界處所僅數十裏，原設總局一處，南岡、五道溝分局各一處，均相距或數十裏或二三百裏不等，蓋地麵既屬遼闊，稽察私墾、催征租賦，專恃總局一處”，實在不能裁撤，否則“恐徒博節費虛名，轉受廢弛實害”；而三岔口“原設招墾總局一處，穆棱河分局一處”，其地“孤懸東邊，距寧古塔城六百裏，至省一千四百裏，不但墾民租賦必須設有專局經征，即尋常詞訟亦須由該局就近收理，轉報塔城敷辦，且與俄界相逼甚近，出三岔口街市東裏許即屬俄境，現在鐵路興工，由俄之雙城子經由該處入吉林東境，占用民地、雇用民夫等事，均須由該局會同料理”，因此也萬難裁撤，如此才“於實邊籌餉兩有裨益”。（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5卷90號延茂奏三岔口招墾各局辦理實在情形由。）由此可見，沿邊招墾機構在招徠以及管理墾民等方麵，都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如果將其裁撤，對鞏固邊疆是非常不利的。由於延茂的爭取，這些機構得以繼續保留下來。

　　招墾機構的保留，對邊疆地區移民實邊之推行有重要的意義。延吉地區是吉林邊防重地，甲午戰爭之後更成為吉林邊患最為嚴重的地帶，急需招民實邊。東北建立行省製度後，地方當局對此問題更為重視。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徐世昌在奏折中指出：“延吉沃甸荒原綿亙千裏，華民僅有萬戶，而韓民已增至五萬餘戶，計升科熟地不過十萬晌，可墾之荒尚不止三十萬晌，地利未辟，賓主異勢。”（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90頁。）為改變這種異常空虛的邊境形勢，徐世昌建議“先於延吉廳北之三道灣一帶創辦屯田營一營，以兵法部勒之，漸推廣以謀拓殖”。徐世昌之所以建議創辦屯田，是因為日本“創立東洋拓殖會社，欲於我延吉境內實行殖民政策，若不設法抵製，則未墾荒地將盡為日韓人所有，現有華人必漸被擯斥而去，雖無領土割讓之名，將有割讓之實”。（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75頁。）如何設法抵製？他認為在延吉地區，朝鮮墾民已人數眾多，而“我國移民實邊之舉既非旦夕可以圖功，膏腴之區又未可任其廢棄”，屯田之法是可行之道，“以兵開墾，既可為邊荒繁富之基，而寓兵於農，複可免邊備空虛之患”。（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76頁。）徐世昌還規劃了屯田的具體方案：“延吉廳治西百數十裏之三道灣、哈瑪塘一帶，有荒地數千晌，山水鹹宜，土地肥沃，由每營中各分兵半哨，共四百名編為屯田軍，先於其地試辦。”（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77頁。）在所擬定的《試辦屯田營章程》中規定，所招屯田者，“先以東省陸軍退伍目兵情願實邊者補充，如不足即以關內外年力強壯、素行樸實，無論土著客籍之良民，但有妥保，均堪收錄到營入伍，先從事開墾，一年後照章各授墾過之田百畝，退編為屯戶”，（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79頁。）可見，興辦屯田之目的是由軍屯向民屯過渡，以達到長時期的移民實邊之效果。屯田營於宣統元年（1909年）開始舉辦，“於實邊裕餉一麵，尚覺差強人意”，本來於第二年曾經計劃“將屯田營大為擴充”，（注：《盛京時報》第1016號，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第5版（東三省要聞：延吉屯田營擴充）。沈陽：盛京時報影印組1985年輯印：《盛京時報》（影印本）第14冊，第191頁。）但是，“行之未幾，屯田營複廢”，徐曦對此分析道：“延琿僻處窮邊，與內地聲氣隔絕，鐵路未修，交通梗塞，移民之效，遂難驟覘。”（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54頁。）

　　琿春地區在光緒初年曾經招民實邊，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到光緒末年時，琿春所屬之“汪清、哈瑪塘、綏芬甸子，以及二道溝、三道溝等處，尚有數十萬晌之多”的荒地，另外，琿春城“東北一帶至老黑山、綏芬廳分界止，正北至大墊子、寧古塔界止，綿延數百裏，除森林外，多係沃壤，尚未開墾，人稀地廣”，而琿春城以南直到“與俄、韓交界一帶，熟地亦複無多”。（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琿春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853—854頁。）針對這種情況，徐世昌認為，鞏固邊防“以放荒為第一要義”，而且沿邊“開放荒地，當以實能墾地為主，其有情殷報領而無力出資者，或酌減其價，或稍寬其期，均可量為變通，以收地辟民聚之效，誠以專重收價，雖一時不無小補，而往往大戶承攬，領而不耕，是雖放猶之不放也”，（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琿春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854頁。）於是決定“特定一簡便之法，於碾子山前火龍溝、二道河子、石灰窯等處標定放荒地界，凡農民有願領地開墾者，於所立放荒標識之區指定地段晌數，每晌先繳錢八吊，即可領種”，這種變通辦法“輕而易舉，民間領墾頗為踴躍，已放出一千五百餘晌。”（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琿春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854—855頁。）對於琿春“東北之琿春河荒地”，及“城北百餘裏之荒溝、檳榔溝二處”之荒地，徐世昌“初擬招募屯田一營，分給地畝，適以財力未逮，乃一麵調巡防營前往分劄，一麵放荒招墾，以期兵民相衛，漸行開辟，於是領墾之戶紛至遝來”。（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琿春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856頁。）此外，在琿春城附近，“有江浙華商設立務本公司，籌資領地，期於己酉（注：即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歲春間實行開墾”。到宣統三年（1911年）七月，務本公司已“領有黑頂子荒地五千晌，二道河南荒地一千晌”。（注：吉林公署官報局編輯：《吉林官報》，宣統三年七月二十日，第13期，公牘類：《督撫憲批琿春務本公司呈請照案撥補缺地丈還私墾以全商本而重國課文》，第23頁。）

　　吉林東邊與俄國接壤之界線綿長，是清政府實施移民實邊政策的重點地區。其中蜂蜜山一帶“平原千裏，土盡膏腴，久為外人所垂涎，況其地界乎三姓，廣漠無垠，絕鮮屏蔽，自鐵路通行以後，更複蠶食是虞”，因此“非招墾開屯，不足以固藩籬而免窺伺”。（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70頁。）於是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在此地區開始“設招墾局”，後因經曆“庚子之變，墾戶逃亡，局亦撤去。二十八年，複設招墾總局於穆棱河街（注：今屬黑龍江省穆棱市。），設分局兩所，一在呢嗎口，一在蜂蜜山之鳳綿鎮（注：今屬黑龍江省密山市。）。三十三年，複於穆棱河南北兩岸分設兩行局，則為清丈已放之地，展放未丈之地而設”。（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83頁。）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到三十二年（1906年），這一地區共丈放生荒約二十萬零二千二百七十三晌五畝，其中墾熟升科者約三千三百七十晌八畝；三十三年（1907年），又丈放生荒十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晌八畝；次年，共放學田生荒一萬零八十晌，此外又丈放生荒約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七晌一畝。（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蜂蜜山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253頁。）在設立招墾局之前，蜂蜜山一帶“由穆棱河東九十裏之八麵通至青溝嶺、石頭河、曲水柳河、大小柞木台子、三索通爐、上下地營，東南至龍王廟，約七百餘裏，約有三四百戶”，並且“在鳳綿鎮者係朝鮮墾戶，約四十餘家”，而“自招墾設局，領戶日眾”，墾戶“多係直隸、山東、奉天、吉林之民”，此外尚有“哈爾濱商人稟準自行集股十萬兩，名曰農工商公司，在山內黃泥河附近領荒數千晌，以為開設貨鋪兼營耕作之地”，（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書》（第7卷·奏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59—360頁。）這說明當地之招民放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蜂蜜山地區在招民實邊取得成效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麵：一為歧視漢族墾民，一為攬頭攬荒。就第一方麵而言，有官員“條陳該處墾務者，有謂宜專移旗民”，也就是由旗人建立旗屯，以收實邊之效。徐世昌對此頗不以為然，指出蜂蜜山地區荒地極多，如果“專移旗民，恐永無開放完竣之日”。尤為嚴重的是，“俄人當日分界之時，本有強認至穆棱河，割我蜂蜜山全境之議。至今俄國墾種人民，猶多逾界而至。若一任荒棄，必遂鄰國窺伺之謀”。因此，他認為應“急設民官，合招旗漢，使土地早辟一日，則邊備早實一日，如以旗仆當示矜恤，不妨多給招墾資遣之費，以示優異，猶勝於限定旗屯，致令終荒之為愈”。（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書》（第7卷·奏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62頁。）徐世昌的見解是非常正確的，因為以往的事實已經證明，旗人不是開發邊疆、鞏固邊防的主力軍。蜂蜜山地區雖然土地肥沃，但地處偏僻，旗人自然不會含辛茹苦，使大片荒地變成良田，所謂以旗屯實邊僅是空談而已，真正可資依靠的力量是廣大的漢族墾民。如果對此沒有充分的認識，蜂蜜山地區之移民實邊不可能順利推行。關於攬頭攬荒之弊端，東三省第二任總督錫良在宣統元年（1909年）五月在奏折中指出，蜂蜜山地區“曆年設局招墾，委員四出，大都以多收荒價定其成績，承辦者亦得借以從中漁利，因之所放者半屬包攬，所領者但有大戶，隻計放荒之多寡，不問墾荒之有無，是不僅難言招墾，而於墾務之阻力滋大”，結果導致“地之最膏腴成大段者，半為大戶承領，未能開墾，徒事把持，此外界址混淆，官荒冒占者隨地皆有，真偽不分，實有妨礙墾務之計劃”之現象發生。（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06—907頁。）為此，他提出改進措施，“宜實行清丈分段，劃清經界。墾而未領者，令其補領荒照；領而未墾者，勒限墾種，逾限撤地另放”，如此再“設法招墾，不致別有謬葛，橫生阻力”。（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07頁。）錫良認為，充實邊疆最重要之手段是招徠能夠真正從事農耕的定居移民，關於這一點，其建議是：“宜先選派專員分至內地，廣招農民東來，每一班滿百人為足額。應招者以有身家最為合格，能攜家至者尤善。來時酌助以路費，並與郵傳部谘商，請免鐵路輪船半價，以紓財力。至則劃地居之，每名給地四晌或五晌，視地肥瘠為定，並酌助廬舍、籽種、牛馬之費，妻女半之，子年滿十五者分地如成人。擬以百人以上，環居為一屯，合數屯為一社，屯社各有長，合數社為一鄉，鄉有鄉正，合數鄉而州縣治成焉”，如此“十年之後，其繁盛當可預卜”，以達到移民實邊之真正目的。（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07頁。）其計劃雖然如此，但由於種種原因，蜂蜜山地區荒地放而不墾的現象依然存在。據1912年的調查數據，原蜂蜜山地區之密山府（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於蜂蜜山北麓之高麗營子附近設立密山府治。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81頁。今屬黑龍江。）已放未墾地為四十三萬晌，此外有未放荒地四千晌；穆棱縣（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設穆棱河知事，隸綏芬廳，宣統元年（1909年）升縣。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79頁。今屬黑龍江。）已放未墾地為二萬一千晌，未放荒地為七萬晌；饒河縣（注：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析密山府北境之饒力河地設饒河縣。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81頁。今屬黑龍江。）已放未墾地為四千晌，未放荒地為三十五萬晌；虎林廳（注：宣統元年（1909年），清政府析密山府東北境之七虎林河地設呢嗎廳，次年改名為虎林廳。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81頁。今屬黑龍江。）已放未墾地為十萬零六千晌，未放荒地為六萬四千晌。（注：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號：JC12）東三省屯墾駐吉分局卷宗（2707）墾字2號捆數（127）為照會駐吉屯墾分局明春暫緩移民應先擇定荒地作屯墾用由民國元年三月二日。）從中可見，荒地領而不墾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此外尚有大片未放荒地，移民實邊的空間仍然很大。

　　烏蘇裏江流域之臨江地區處於吉林省的最東北部，俄國不斷用偷挪界碑的卑鄙方式蠶食該處之中國領土，移民實邊刻不容緩。臨江府設立之後，於宣統二年（1910年）擬訂放荒大綱四條。其中第一條是放荒收費事項的有關規定：“臨江地方邊遠，領墾維艱，定章不收荒價，隻收公費，原所以藉廣招徠，期於早日開辟。現在府屬民戶未集，認領無多，應請照舊不收荒價”，僅收公費。（注：吉林公署官報局編輯：《吉林官報》，宣統二年十月初一日，第26期，章程法令類：《臨江府詳為擬議放荒大綱四條請查核示遵文並批》，第1頁。）所謂公費即辦公費用，臨江升為府治後，其轄境內新設各縣征收公費的情況如下：“全境荒地分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即按荒地等級分為四社。西麵自佳木斯起，東至萬裏河通，為永平社，即今樺川縣（注：宣統元年（1909年）設置，設縣治於佳木斯，翌年移治悅來鎮。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77頁。今為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屬”，定為“一等荒，公費每晌銀圓五角”；“自萬裏河通起，東至古北紮拉屯西裏許，為永安社，即今富錦縣（注：宣統元年（1909年）設置，縣治土名為富克錦。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77頁。今為黑龍江省富錦市。）屬”，定為“二等荒，公費每晌銀圓四角”；“自古北紮拉屯西裏許，至現在府東街津口，為永寧社，即今臨江府屬”，定為“三等荒，公費每晌銀圓三角”；“由街津口以下至伊力噶，為永清社”，定為“四等荒，公費每晌銀圓二角”。（注：吉林公署官報局編輯：《吉林官報》，宣統二年十月初一日，第26期，章程法令類，《臨江府詳為擬議放荒大綱四條請查核示遵文並批》，第1頁。）臨江地區地處偏遠，規定放荒不收荒價，隻收辦公經費，這對於墾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由於其過於偏遠，與蜂蜜山地區相類似，地亦多領而未墾，此外尚有大片未放荒地。據1912年統計數據：臨江府已放未墾地為四十萬零四千五百晌；樺川縣已放未墾地為四萬三千二百晌，未放荒地為三萬六千七百晌；富錦縣已放未墾地為十一萬零九百晌，未放荒地為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晌；綏遠州（注：宣統元年（1909年），清政府設綏遠州於烏蘇裏江口之伊力噶。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76—77頁。今為黑龍江省撫遠縣。）有未放荒地四十五萬晌。（注：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號：JC12）東三省屯墾駐吉分局卷宗（2707）墾字2號捆數（127）為照會駐吉屯墾分局明春暫緩移民應先擇定荒地作屯墾用由民國元年三月二日。）

　　另外，在臨江地區開始撥給荒地安置赫哲旗丁，成為當地實邊之重要組成部分。據吉林巡撫陳昭常奏稱，“臨江州富克錦地方原有赫哲四旗，向以漁獵為生，不事生人產業，近經該管官設法提倡，始知學習種植五穀”，“查臨江州所屬蘇蘇屯、富克錦、州城、烏蘇裏等地方尚有未經放出餘荒，與赫哲之旗丁相近，當飭試署臨江州知州吳士澂查明此荒，擬每丁撥給十晌，以資開墾”，結果“統共四旗計四百三十九戶，共計一千二百丁，撥給實荒一萬二千晌，當即填給大照，令其趕速開墾，以收地利”，該折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奉硃批議奏。（注：《盛京時報》第961號，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3版（奏折：吉撫陳奏撥荒安置赫哲旗丁請賞恩餉折）。沈陽：盛京時報影印組1985年輯印：《盛京時報》（影印本）第13冊，第236頁。）將漁獵民族化為定居農民，從事農耕定居生產，對於鞏固邊疆安全意義重大。

　　吉林東部與俄國接壤的原三岔口招墾總局所在地，先後設置有綏芬廳及東寧廳。（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岔口招墾總局改設為綏芬廳，同年移廳治於寧古塔，宣統元年（1909年），綏芬廳升為府治，在三岔口招墾總局所在地設東寧廳。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370—371頁。綏芬廳今為黑龍江省寧安市，東寧廳今為黑龍江省東寧縣。）宣統二年（1910年），“有華商承領東寧荒地，設立富寧屯墾公司”。（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72頁。）公司在創辦文告中指出，東寧廳與俄國相鄰，“彼之村落櫛比鱗次，我之市廛散漫無紀，彼之航路交通便利，我之道途荊榛阻塞，兩相比較，匪徒見絀，後患滋深，自非亟謀抵製，不足以廣招徠而實邊圉”，為了使邊疆得到開發，該公司決定在當地籌辦屯墾，“分屯駐紮，聯絡一氣，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勢，無事則農，有警則兵，兵農合一，於墾殖之中實寓有防邊之意”。（注：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號：JC12）東三省屯墾總局卷宗（2538）吉地字第4號第1宗捆數（124）督撫劄附吉林東寧廳稟陳倡辦屯墾公司由宣統三年八月二十日。東寧廳倡辦屯墾公司文。）《商辦富寧屯墾有限公司開辦章程》宣布“本公司以興利實邊，辟地通道，兵民聯合，守望相助為宗旨”，規定“本公司承領寧荒，分屯開墾，由公家派隊分駐，將來地畝成熟，公司各屯區農民，擇其熟悉槍法者編成巡警，是即為巡鄉之預備，其性質係屬寓兵於農，故定名為富寧屯墾公司”。關於領荒，章程規定：“本公司承領東寧所屬之五站、六站等處荒地五千晌。”章程還製定了分屯計劃：“本公司領定五站、六站等處荒地，凡屬五站、萬鹿溝嶺、馬家大營者，則均隸於東屯；凡屬六站、三道崗子、小綏芬、柞木台子、細鱗河東沿、北溝，則均隸於西屯。”東屯“以五站為前屯，雙榆樹為中屯，萬鹿溝嶺為後屯”；西屯“以三道崗子為前屯，六站為中屯，北溝為後屯。馬家大營則為東西兩屯轉運處”。章程還規定：“屯區以三十裏為一屯，十裏為一區。由五站東前屯至萬鹿溝嶺後屯計程九十裏，分為三屯九區；由六站、三道崗子至北溝計程八十裏，分為三屯八區。東西兩屯之中，以雙榆樹為中央總機關，即於是地築總公司，東西兩屯悉以屬之，俾利轉運而資控製。”（注：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號：JC12）東三省屯墾總局卷宗（2538）吉地字第4號第1宗捆數（124）督撫劄附吉林東寧廳稟陳倡辦屯墾公司由宣統三年八月二十日。商辦富寧屯墾有限公司開辦章程。）公司“公推袁維山、胡開泰、張玉聲、成廣才、連壽全等為該公司經理人”，在得到官方正式批準後，即“通知來股各紳商將存儲所認各股陸續收齊，隨赴海參崴購來比國洋犁十二具，並買牛馬五十二頭，一切食糧、籽種、農具、草料購備齊全，即將長春、哈埠（注：即哈爾濱。）所招身股（注：公司章程規定，農民“以人力作股，此項股份則謂之身股”。）農夫二十二名，以及境內高安村原招身股農夫一百二十三人，計五十八戶，共男婦大小五百六十八人，均於四月初二日（注：即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初二日。）開往五站、寒蔥河、雙榆樹、馬家大營，及六站、小綏芬、土城子、三道崗、北溝等處，同於四月初四日開辦”。截至當年八月，已“統計共建大小房屋窩棚共五十二所，開成熟地四百一十餘晌，將來並秋開之地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