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酉雞有吉

四、“酉”形與星象

“酉”是象形字。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說：“古之十二辰第十位之酉字實象瓶尊之形，古金文及卜辭每多假以酒字。”

《釋支幹》將十二地支的起源，解釋為源自巴比倫的黃道十二星座。其推論的方法是，十二支與天象有關，先確定一個基準，即以寅對應處女座（室女座）為基準，再依次對應考釋：卯——獅子座，辰——巨蟹座，巳——雙子座，午——金牛座，未——白羊座，申——雙魚座，酉——寶瓶座，戌——摩羯座，亥——人馬座，子——天蠍座，醜——天秤座。

《釋支幹》從十二地支中找出八支，作出了同巴比倫黃道十二宮有關聯的解釋。這其中包括酉與寶瓶：“酉象壺尊之形，而此當於水瓶。”象形的甲骨文字“酉”為容器之象形，恰好同巴比倫的寶瓶座相對應，不是很有說服力嗎？《釋支幹》不滿足於此，進一步“擴大戰果”：巴比倫的寶瓶座，星象為一人捧瓶傾水之形；與寶瓶座相當的中國古代星宿是虛宿，《史記·天官書》說“虛為哭泣之事”，而巴比倫的寶瓶座有人稱為“司死之神”。

巴比倫寶瓶座神像確是傾倒瓶水的圖案。“酉”真的來自巴比倫黃道十二宮的“寶瓶”嗎？郭沫若並不認為十二地支源於巴比倫。《釋支幹》寫於1929年，1952年重印《甲骨文字研究》時，郭沫若在《弁言》中稱，“十二支起源問題，在今天看來依然是一個謎。”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又過去半個世紀了。研究者對十二支（包括十二生肖）外來說，多持異議。

關於十二生肖，《釋支幹》是這樣說的：“《新莽嘉量銘》巳已作□，酷肖蛇形，可知於西漢時已有之矣。此肖獸之製不限於東方，印度、巴比倫、埃及均有之，而其製均不甚古，無出於西紀後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漢時西域諸國，仿巴比倫之十二宮而製定，再向四周傳播者也。”又推論：“疑中央亞細亞古民族之稍落後者，如月氏、康居之類仿十二宮象之意而為之，故向四周傳播也。其入中國當在漢武帝通西域之時……”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張騫奉命通西域，到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後來，漢武帝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張騫的副使也到了張騫曾走過的地方。

《釋支幹》為生肖文化尋源，將目光投向“中央亞細亞古民族之稍落後者，如月氏、康居”。郭沫若的這段話，冠以“疑”字，是推測的口氣。20世紀70年代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秦代竹簡，較完整地記錄了十二生肖。因為有了秦簡的實物證據，《釋支幹》關於十二生肖“入中國當在漢武帝通西域之時”的論點，便顯得過時了。

《釋支幹》結論雖多不為研究者接受，但其從天象尋解地支起源之謎的思路，卻被有的研究者所借鑒。刊於1978年3月《北京天文台台刊》的鄭文光《論十二辰與十二次》一文便借助了這一思路。鄭文光提出，先民仰觀天文，依據星象而畫出十二支符號，其年代可上推於前2000多年，即傳說中的夏代初葉。月亮的圓缺變化必然是先民注目的。有了十二個朔望周期大約等於一歲的認識，人們觀察每次新月出現的天區，記下十二次新月附近的星象，並聯結為圖形，這便是十二地支。

鄭文光的推測，選擇的都是亮星，或雖不太亮但確實可以證實是古人觀測過的星，如二十八星宿和《史記·天官書》及其他古籍中有所描述的星。例如，“醜”，甲骨文寫作，是天狼星及其東南方的弧矢，即屈原《九歌》“舉長矢兮射天狼”所描寫的天區，其圖形與“醜”頗相似。再如“寅”，由醜至寅，新月東移30度，移到獅子座頭部，我國古名軒轅，其圖形也像甲骨文的□——寅字。

從“子”之新月開始，每次新月移30度，排至第十，輪到“酉”之新月了，鄭文光寫道：新月出現在室、壁，就是今飛馬座。飛馬座大正方形是秋天初昏十分顯著的星象。如果把附近不那麽亮的星畫進去，那就不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