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二、茶馬互市

茶馬互市，即茶馬貿易，是中國古代中原地區同北部、西部少數民族進行的一種貿易活動。對古代茶馬互市的含義，今人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認為茶馬貿易就是“茶”和“馬”的貿易，茶馬互市主要是指曆史上居住在我國北部、西部的遊牧民族用馬匹與中原地區交換茶葉的一種較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另外一種解釋要比第一種寬泛得多，認為茶馬貿易是指西北少數民族用牲畜及畜產品同內地交換各種生產和生活必需品的貿易活動。這兩種理解隻是寬窄不同，實際上並無矛盾之處。所謂茶馬互市，既是西北民族與內地貿易的總稱，又是西、北民族與內地貿易的代稱。貿易雙方分別以茶和馬為主要交換對象，同時雙方貿易活動中還伴隨有其他產品交換，但以茶馬為主，最具代表性，而官方的策令又多針對“茶”、“馬”而下，故有此稱。

茶馬貿易的興起主要取決於貿易雙方的需要。西北民族與內地在貿易上具有極大的互補性，內地之所有正是西北民族之所無或所缺，內地之所無或所缺正是西、北民族之所有。於是雙方從各自的需要出發，找到了交換的共同點――內地的茶和西、北民族的馬。

馬匹對於中原王朝來說是極為重要的畜力。馬在軍事、交通、生產等方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軍事上，意義尤為重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之大事，則在於馬匹，“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馬匹的多寡直接影響到軍隊的強弱，國家的盛衰。而中原地區一向缺馬或無良馬，這直接影響到中原王朝的統治地位。曆代統治者都極其重視馬政，就是出於這樣兩種考慮。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征馬、括馬、買馬、養馬，以擴充自己的實力。而西部、北部的遊牧民族一向以出產名馬聞名，這自然會引起中原統治者的垂涎，與其互市實在是出於自身的迫切需要。

西北遊牧民族主要從事畜牧業，其產品也以畜產品為主，經濟形式較為單一，缺少中原所富有的茶葉、布帛和其他農產品。我國南方很早就種茶、飲茶了，飲茶習俗很快就傳入了北方少數民族地區，茶葉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由於遊牧民族的飲食以肉類為主，不易消化，容易致病，而茶葉恰好能解除此厄，故為遊牧民族所喜愛。在古人的記述中，茶葉似乎成了遊牧民族的命根子。《明史》卷八?《食貨誌》四：“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番人以茶為命”。這些記載雖有誇張之嫌，但反映了遊牧民族對茶葉的一種內在需要。

唐代以前，中原地區與北方民族就曾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戰國之時，中原各諸侯國為了爭雄稱霸，都積極從北方民族獲取戰馬。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發展騎兵，其戰馬就有許多來自與其相鄰的東胡、林胡、樓煩等遊牧民族處。秦統一後，漢胡交換一直存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各民族間的貿易並沒有因為統治階級的混戰而中斷。隋統一後，與西北的突厥長時期存在貢使貿易，中原用糧食、布帛、瓷器等交換突厥的馬匹等。至唐以後，絹馬貿易、茶馬貿易興起，中原與北方民族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一直延續到後世。

茶馬貿易興於唐，成於宋，盛於明，衰於清，跨越五個朝代，延續千年之久，在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曆史現象中，馬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唐與回紇的絹馬貿易在當時中原與北方民族貿易史中曆時最長，規模最大，共曆九帝，達80餘年。唐與回紇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這一貿易長期進行的一個重要保證。《新唐書》卷二一七《回紇傳》載，貞觀三年（629），回紇“始來朝，獻方物”，後又有回紇諸部歸順唐朝、唐回聯合攻擊突厥、回紇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等重大曆史事件，唐回關係越來越密切。為酬謝回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唐朝與回紇約定絹馬互市，大量開始絹馬貿易。絹與馬的比價一般是40匹絹比1匹馬。通過互市，中原的絲織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回紇，並通過回紇傳到中亞和西方。唐也從回紇處獲得了大量馬匹，據《新唐書》卷二一七《回紇傳》載，回紇“歲以萬求售”，有時竟“歲送馬十萬匹”。唐政府後又用茶易回紇馬匹，《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載唐德宗貞元末年，“回鶻（回紇）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唐政府通過與回紇互市，引進大批“胡馬”，對其改良馬種，外保國防，內伐安史之亂及割據方鎮，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與回紇進行絹馬貿易、茶馬貿易外，唐還與突厥、吐蕃實行互市貿易。突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最高為開元二十四年（736），達14000匹。唐與吐蕃的貿易始於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遠嫁吐蕃之後。當時唐朝與吐蕃都是兩個強盛的國家，雙方多次和盟定界，並沿邊劃地設市，如益州、赤嶺、隴州、瓜州等地。唐主要以繒絹、布帛、茶葉、鐵器等物品銷往吐蕃，吐蕃銷往漢地的主要有馬、牛、羊、麝香、藥材、玉石、寶石等，特別是茶馬兩宗，是兩地交換的主要物資。

宋代的茶馬貿易自神宗時即已確立。神宗七年創置提舉茶馬司，以管理茶馬貿易事務。但因茶馬兩司矛盾重重，影響了茶馬貿易的發展。宋哲宗時期，茶馬兩司合一，才有所好轉。與宋進行茶馬貿易的有吐蕃、回紇、羌等民族，他們以馬匹、皮貨、藥材等與宋貿易，互通有無，而宋政府則通過茶馬貿易獲得了大量軍事上急需的戰馬，同時也以此作為對西北少數民族實行羈縻統治的重要手段。

宋代，契丹、黨項、女真在北方崛起，分別建立遼、夏、金政權，與宋對峙。這一時期宋與各國之間的貿易，主要為榷場（官辦邊境互市市場）貿易。由於宋與北方政權之間的時戰時和的關係，榷場也隨之時興時廢。除榷場貿易外，還有民間設置的和市（民間市場）。宋輸出的有茶葉、香藥、犀象、布帛、漆器、粟麥等，遼、夏、金輸出的則有馬、羊、駱駝、氈毯、柴胡、蓯蓉、紅花等。

元朝疆土廣大，地域遼闊。元朝統治者建立的橫跨亞歐大陸的蒙古帝國，打破了原來的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正如王禮麟《原集》卷六《義塚記》中所說，“適千裏者，如在戶庭；之萬裏者，如出鄰家”。各地區、各民族之間互相交流，互通有無，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茶”與“馬”已經不像唐宋時期那樣成為兩個國家、兩個民族間既“對立”又互補之物，所以史籍很少見到元代茶馬互市的記載。但到了明代，這種“對立”互補之勢又重新出現了，茶馬貿易再度興盛。

明承襲唐宋舊製，大興茶馬貿易，以獲得充足的馬源，鞏固其邊防。明代茶馬貿易交換雙方主要為明和西北地區、北方地區諸民族。據《明史》卷八?記載，在西北地區，“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裏，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這些地方，大致包括今天的西藏、青海、川西、甘肅及新疆的一部分，是藏、蒙、回等民族的聚居區，盛產良馬。明通過與這些地區諸民族茶馬互市，增加馬源，充裕國用，並以此為羈縻之法達到控製西北民族、孤立和打擊蒙古殘元勢力的目的。明與北退的蒙古除戰爭外，也有互市貿易。明代曾在今東北地區和內蒙古地區開“馬市”、“茶市”，以貨幣、茶葉等向該地區的蒙古、女真等購換馬匹。

明代茶馬貿易製度更臻嚴密，是古代茶馬貿易的最高峰期。有明一代，“惟以茶易馬……直與明朝相始終者”。明代茶馬互市從洪武至宣德間為發展繁榮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茶馬之製，如設立茶馬司、實行金牌信符的勘合製等。正統至弘治末，這一時期茶馬製度屢有興革，許多舊製被破壞，弊端漸生，茶馬互市受到影響。弘治末至正德初，楊一清“修複茶馬舊製”，對茶馬之製進行改革，使茶馬貿易複興一時，但不久因楊一清去官而再度衰廢，直至明亡。

清初沿襲明製，實行茶馬互市。但隨著清朝在全國範圍內統治秩序的建立、社會的安定，以及農牧業經濟的發展和民間貿易的繁盛，茶馬之法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清朝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許多曆史上與中原王朝對立的民族都已並入大清國之內。“茶”與“馬”的對立，像元代一樣，不複存在。因此官方的茶馬互市已無存在意義，而大量轉為民族間、地區間廣泛的民間貿易形式。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撤消茶馬司。至此，相沿千餘年的茶馬互市製度在全國範圍內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