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蒼龍騰空

五、佛教之龍

中國龍文化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除了後來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和道教學說完全繼承並極力宣揚龍的信仰，並加以創新和發展之外，還與外來的佛教中的“龍宮”和“龍王”崇拜有關。

在中國本土的龍崇拜中，原無“龍王”崇拜，龍王崇拜是在佛教傳入後引進的。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說：“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釋迦牟尼）氏書人，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在漢代之前，隻有龍神，而無“龍王”。隋唐之後，佛教信仰傳入中國，龍王信仰遍及中土。學者一般認為，龍王、龍宮信仰是源於印度，是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引進的。

在佛經中，龍王名目繁多，如《妙法蓮花經》稱：龍王有八，一為難陀龍王，二為跋難陀龍王，三為娑伽羅龍王，四為和修吉龍王，五為德義迦龍王，六為阿那婆達多龍王，七為摩那斯龍王，八為伏缽羅龍王。《華嚴經》則稱有十大龍王：一為毗樓博義龍王，二為娑竭羅龍王，三為雲音妙幢龍王，四為焰口海光龍王，五為普高雲幢龍王，六為德義迦龍王，七為無邊步龍王，八為清淨色龍王，九為普運大聲龍王，十為無熱惱龍王。

中國本土的龍崇拜與佛教中的龍王崇拜孰先孰後？兩者的關係如何？是一方傳給另一方，還是各自產生的？

從一些跡象來看，印度佛教中的龍是由中國傳去的，經過印度人的再創造，成為“龍王”。隨著佛教的東傳，龍王崇拜也隨之傳入中國。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龍王信仰也得到迅速流傳。其理由有七。

其一，中華民族的龍文化源遠流長，據考古發掘，最早的龍形象是遼寧阜新查海遺址1994年、1995年第7次發掘時發現的一條距今七八千年的興隆窪文化石塊堆塑龍，龍身全長近20米，寬約2米。其次是舉世矚目的距今約6000年的河南西水坡的蚌殼龍。第三是1993年在黃梅縣白湖鄉張城村焦墩遺址發現的距今5000-6000年遠古先民用卵石擺塑的一條巨龍，龍身長4.46米，高2.28米，寬0.3-0.65米。第四是眾所周知距今約四五千年前的內蒙古三星他拉玉龍等。這些都充分證明龍崇拜早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國便十分普遍，同時也證明龍文化是中國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外來文化。

其二，據目前所見印度龍的最早考古資料是公元前1世紀的壁畫《龍王及其家族》（阿旃陀第10窟）和紀元前後的《龍族向菩提樹禮拜》（阿旃陀第9窟），晚於中國的遼寧查海石塊龍約五千年。

其三，在文字記載方麵，據目前所知的史料來看，印度有關龍的文字記載最早是龍樹於公元2世紀左右所寫的《大智度論》，該書第三稱：“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這一記載距今僅1800年左右。而中國有關龍的記載較印度早得多，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龍”字以及崇拜龍的一些記載。這說明在3500年前中國的龍崇拜已十分普遍。此外，《山海經》和《易經》中均有大量的關於龍的記載。《山海經》成書時間，學術界尚有爭議。但所記之事，都是夏之前的社會情況。據西漢以來的正統說法，都認為《山海經》是大禹、伯益所記。從《山海經》各經未出現夏代之後的帝王名稱來看，這一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若此說可靠，則“龍”字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出現。而《易經》一般被認為萌芽於殷周之際，其成書時間亦在3000年左右。

其四，中國龍文化自形成之後，不僅在國內迅速傳播，而且很快傳到國外。印度佛教中的龍當是由中國傳過去的。傳播路線可能有兩條：一條是經西藏傳入。據考古資料，早在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便傳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區。考古學家一般認為，西藏昌都地區距今約4000-5000年間的卡若文化，與黃河上遊的馬家窯文化相近，“它們在文化內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著共同的淵源，或者是相互影響的結果。其中有些文化因素，或許是來自黃河上遊地區。”而創造卡若文化的民族，據考古工作者的意見：“一種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時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舊石器時代的後期，他們是一種遊牧和狩獵的部族；另一種是從北方南下的氐羌係統的民族，他們可能是經營農業的。”西北古羌人傳說中的首領是炎帝，是崇龍的部族。古羌人在新石器時代便進入西藏，與當地土著居民融合，並將古羌人的文化帶到西藏，其中也必然包括龍文化。龍文化傳入西藏，然後傳入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龍文化傳播的另一條路線是西域絲綢之路。中原王朝早在3000多年前便與西域有接觸，傳說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達蔥嶺以東地方。周成王（前1115-前1079）時，四方諸侯來賀，其中最遠的有來自西部的渠搜（今中亞費爾幹納）人。傳說周穆王西巡時曾到達西王母的地方，其地已近蔥嶺。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西北有“龍方”的記載，龍方即龍部落。筆者認為，商代的“龍方”是夏部落集團的後裔。商滅夏之後，其部眾四散，有一部分人徙往西北地區，因他們延續祖先崇龍的習俗，故商人稱之為“龍方”。

西徙的夏部落集團到達甘肅等地之後，繼續向西遷徙，進入西域的焉耆國。後來，這些遷入焉耆國的龍氏族部落至晉代時成為該國的統治者，並以“龍”為姓。《晉書》卷九八《四夷傳?焉耆》載：“武帝太康中（280-290），其王龍安遣子入侍。”據史籍記載，焉耆王的世係有：龍安、龍會、龍熙、龍泥流、龍鳩屍卑、龍突騎支、龍栗婆準、龍薛婆阿那支、龍先那準、龍婆伽利、龍嫩突、龍如林等10多代。這說明夏部落集團遷入西域的時間是相當早的，他們把自己的龍文化帶入西域是肯定無疑的。

公元2世紀左右撰寫《大智度論》的印度人龍樹與焉耆人龍姓之人有無關係，尚不得而知。如果說同姓“龍”，則有可能是焉耆龍姓之人南遷到印度。《大智度論》最後一卷談到有許多經典藏在龍宮。《龍樹菩薩傳》則說龍樹由龍宮得到大乘佛經。傳說龍樹入山出家之時，向老比丘受戒學大乘經，後來又周遊列國，想再學別的經，當時有菩薩化為龍王，把他接入龍宮，打開龍宮中七寶華函，以各家經典與他。龍樹受讀90日，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創立大乘空宗。龍王把龍樹送到南印度，大弘佛法，使大乘空宗成為佛教八宗之一。現代學者根據傳說龍樹曾到北印度雪山等地周遊求學，便有人認為龍樹《大智度論》中的龍宮是指北印度雪山上的大湖；也有人認為龍宮在錫蘭島，即今斯裏蘭卡；另有人認為，北印度雪山一帶與中國昆侖山脈接近，與中國西北民族相鄰，龍樹有可能受中國龍崇拜的影響，由崇拜大蛇轉而崇拜龍。其實，如果龍樹與焉耆龍姓之人同一族源，也不奇怪。夏部落之人由西北遷至焉耆，然後再遷至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20世紀40年代，新疆三區革命後期，不少新疆北部的哈薩克族部落迢迢萬裏遷到青海一帶，然後又從青海經昆侖山脈遷至印度。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烏魯木齊的國民黨殘部亦經新疆南部逃至印度，然後再由印度到台灣。

另外，再看一下秦漢時期崛起的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為“夏後氏苗裔”，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史籍記匈奴亦崇龍，並有“三龍祠”。夏滅亡之後，有一部分人西徙到甘肅一帶，另一部分人遷徙到北部地區成為秦漢時期的匈奴，是完全有可能的。匈奴的活動範圍很廣，包括西域北部地區。因而他們把自己的龍文化傳入西域諸國，然後再傳入印度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據此，西域絲綢之路也應是龍文化傳入印度的主要渠道之一。

龍樹的《大智度論》有較多的關於龍的記載，而學術界目前公認的說法是龍樹的活動年代為公元2世紀或3世紀。該書稱：“那伽，秦言龍”，說明在公元2世紀之前，印度有關於中國龍的傳說，即中國龍文化在公元2世紀之前已傳入印度。

其五，古印度本來沒有龍的觀念，梵文中沒有“龍”的專用詞，“龍”是和“象”合用一個詞來表示的。如前所述，《大智度論》第三稱：“那伽（N憊iga），或名龍，或名象。”此外，不少佛教著作談到“那伽”一詞的意義，如《玄應音義》第三稱：“那伽，此雲龍，或雲象，言其大力故以喻焉。”《玄應音義》第二十三則稱：“那伽有三義，一雲龍，二雲象，三雲不來。孔雀經名佛為那伽，言佛不更來生死故也。”象是印度所固有的最早的動物之一，從《玄應音義》所稱“言其大力故以喻焉”一語來看，那伽（N憊iga）的本來意義當是指“大力”，象在印度是“大力者”，故以“那伽”稱“象”。在古印度神話中，雷電是騎白象的大神因陀羅手持雷鑿造成的。中國龍傳入印度之後，龍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羅，成為風雨雷電的主宰神。因而，表示“象”的詞又用來表示“龍”了。

其六，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龍的傳說約有20則，其中西域5則，北印度5則，中印度10則，而南印度一則也沒有。從內容來看，龜茲、於闐的龍傳說與中國古代的龍傳說很相似，有乘龍及龍與婦女交合而生龍種的傳說，而與佛教毫無關係。而《大唐西域記》中關於蔥嶺以南、鄰近印度的龍神話傳說，其內容則與佛教中的人物有關。這也可說明西域是中國龍文化傳入印度的一條路線。

其七，中國原始的龍，具有較多的蛇形象和屬性，印度龍也一樣，與蛇有密切的關係。《善見論》第一十七稱：“龍者，長身，無足。”此與王充在《論衡?龍虛篇》中所說的“馬首蛇身”相似。又如《大雲輪請雨經》稱：“複有諸大龍王，其名曰：難陀龍王……大蟒蛇龍王……”又《孔雀王咒經》說：“……地行龍王，如是依水依虛空依須彌山，一頭二頭彼常慈我。無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神龍皆莫為害。”在佛教的繪畫雕刻藝術中，龍王的頭部後麵一般都有一個展開的有三五個或七個頭狀物的眼鏡蛇冠子。另外，佛經還常有“毒龍形狀如蛇”的說法，也說明印度龍具有蛇的屬性。

中國本土龍具有馬、牛、魚、鹿、蛇等動物特征；佛教中的龍王也相似，具有象、蛇、馬、魚、蝦等多種動物的特性，如《大集經須彌藏品》稱：“善住龍王為一切象龍王，婆難陀龍王為一切蛇龍王，阿耨達龍王為一切馬龍王，婆樓那龍王為一切魚龍王，摩那蘇婆帝龍王為一切蝦龍王也。”

據上，有理由認為，佛教中的龍是由中國傳入的。

佛教中的龍與中國龍也存在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麵：

其一，中國龍與印度龍之間的最大差異是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同。在動物崇拜中，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特別是在龍崇拜與政治結合起來之後，龍成為帝王的象征，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動物神。而印度龍則是一般的神靈，如佛經中的天龍八部之“龍”，不過是普通的護法神而已，無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動物崇拜中，金翅鳥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龍經常是金翅鳥的獵物。在印度神話中，蛇最懼金翅鳥，看到飛過來的金翅鳥，便驚慌逃走。在佛典中，龍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鳥。傳說金翅鳥每天以龍為食，一天需要一條大龍王，五百條小龍。這說明龍的地位遠在金翅鳥之下。而中國則相反，龍的地位遠在鳳鳥之上。

其二，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龍，能夠升天入地，溝通天人；能為神仙乘馭，來往於天地之間。如黃帝乘龍升天，顓頊、帝嚳、啟亦乘龍往來。而印度，佛教中的龍則沒有這種神性。大神乘騎的是金翅鳥，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濕奴（Vishnu）常騎在金翅鳥上飛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薩乘的是獅子和孔雀，或坐白蓮台；普賢菩薩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蓮台。

其三，在佛教中的龍王崇拜傳入之前，中國的龍沒有地域性，龍被奉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龍的形象基本上也是相同的，隻有顏色的區別，分為青、赤、白、黑、黃五種。印度人雖然封龍為“王”，給龍造“宮”，是印度人的一個創造，而印度龍的地方神特性較明顯，龍王的種類繁多，各水域的龍王各有其名，各據一方，每一個水域都有龍王、龍宮，說明龍隻不過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從以上差異來看，龍文化傳入印度在秦漢之前，因為龍在秦漢開始與帝王崇拜結合在一起。在此之前，龍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龍王也一樣，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龍崇拜傳入印度之後，經過再創造，與本地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龍文化。佛教產生之後，龍文化又與佛教結合在一起。隨著佛教東傳，佛教中的龍文化又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與我國原有的龍文化融為一體，從而使中國的龍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說法頗多。學術界一般認為，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圖經》，當為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之始。此說源於《三國誌》裴鬆注引魚豢的《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浮圖》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據《史記?大宛列傳》載，大月氏原在甘肅敦煌、祁連山一帶遊牧，漢文帝時（前180-前157年），為匈奴所迫，遷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不久又遭匈奴和烏孫的聯合攻擊，遂遷至今錫爾河、阿姆河之間，建王庭於阿姆河之北。約在公元前130年前後，越阿姆河，攻占大夏，據有其國。因大夏當時已崇奉佛教，故亦改信佛教。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漢使張騫至其國。公元1世紀中葉，建貴霜王國。其後國力漸強，破安息、滅天竺（印度）等國，國勢鼎盛，佛教發達。由於大月氏國原在中國，因而與中國有特殊的感情，相互來往頻繁，他們在傳播佛教方麵起到特殊的作用。

由中國傳入並經過印度化而納入佛教體係的龍王崇拜，隨著佛教的東傳又反饋到中國。在龍王信仰傳入之前，中國本土隻有海神、水神、河神或河伯信仰，而無龍王信仰。先秦時期的神仙家和早期道教，都不講龍王。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經曆了一個中國化的過程。龍王信仰也一樣，自傳入中國之後，經過再創造，後來中國的龍王已不同於印度的龍王，成為中國化的龍王。在印度，龍王是佛的信徒、供養者或守護神，而中國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響，龍王信仰也發生了種種變化。在道教的影響下，中國的龍王成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響下，中國的龍王傳說強調仁、信、義，強調夫婦、弟兄、父女之情，並有善惡之分。此外，中國各地的龍王一般有姓、名和封號，這也是中國特有的。

印度佛教藝術的傳入，對中國龍形象也有較大的影響。從漢晉到唐宋時期，龍的形象在演變過程中，明顯地受到佛教藝術的影響。如敦煌北魏壁畫上的龍，其動態雖在奔騰，卻給人以一種安詳、寧靜的感覺，這種造型顯然來源於同時代佛教中的飛天。在南北朝時，龍的頸上和背上出現“焰環”，其造型是受佛頂上的“火聚光頂”（為五佛頂之一）之類佛教藝術裝飾的影響。至唐宋時期，此種影響更為明顯。中國原無獅子，獅子形象是佛教東傳後傳入的。《傳登錄》載：釋迦牟尼誕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在《大智度論》中更把佛說成是人中獅子。獅子形象在東漢開始出現，到西晉時期較為流行，南北朝以後廣為盛行。印度佛教中的獅子對中國龍形象的演變影響很大，唐宋時期的龍吸收獅子的形象。頭圓而豐滿，腦後披鬣，鼻子也近似獅鼻。江西江寧南唐要升墓中壁畫上的龍，不但頭部像獅子，就連整個身體也有點近似於獅子。龍吸收獅子形象，主要是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龍珠也是佛教東傳以後才有的。在佛教中，有一種寶珠，又叫摩尼珠、如意珠。《大智度論》卷五九：“有人言，此寶珠從龍王腦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能燒，有如是等功德。”《往生論》注下說：“……此珠多在大海中，大龍王以為首飾。”唐宋以後，龍戲珠的出現，當與佛教有淵源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