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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馬上得天下(6)
於是多爾袞下令把鹵簿向宮門陳設，排儀仗於前，奏樂，從長安門進皇宮。在此對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再對沈陽方向行三跪九叩頭禮，再乘輦直入武英殿，以金瓜、玉節等羅列於殿前。多爾袞下輦升座，接受故明大小官員以及宦官七八千人的朝拜。眼望胸下跪伏著一大片臣民，耳聽三聲歡呼萬歲，心裏不禁生起一絲得意之感。
(二)安定民心――發帝喪，停發。
多爾袞並不敢得意忘形。盡管占領了北京，自己坐上了故國皇帝的寶座，但他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他知道作為財賦地和人文藪的江南半壁河山還不在自己手中，作為自己勁敵的農民軍還有數十萬人馬，完全可以把自己再趕回關外。況且京畿內外，“連經兵火，又值大旱，遠近田疇，盡為兵馬所蹂躪。城底數百裏，野無青草；城中之人，相聚為盜，多有殺越奪掠之患”，人心頗為不穩。京中糧草，大多為農民軍運走，所剩多是“積年陳腐之米"，糠土參半，吃了就會腹痛，但當時“糧俱乏，人馬饑餒”，軍兵官員都不得不以此充饑，連隨軍為質的朝鮮王世子都無法例外。這些情況，都使多爾袞無法安枕。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3735、3780頁。
為了安定民心，多爾袞在進入北京之初就立即下令軍隊留駐城外，“使龍將等管門，嚴禁清人及我國人(即指朝鮮人)毋得出入”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9頁。；“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④⑦《沈館錄》卷7.；而且嚴禁軍兵進入百姓之家，“軍兵之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④就連宿營做飯，都“於道旁埋鍋而爨，無輒入民家者”《定思小紀》［明］劉尚友：《定思小紀》，載《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65―84頁。。另外阿濟格曾向多爾袞建議“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後大軍退師，也遭到多爾袞的拒絕。吳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3735、3780頁。在這種情況下，“城中避亂者，稍稍還集”⑦，對於多爾袞嚴禁殺掠的政策，“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頁。。進京次日，範文程等人還向多爾袞報告，說北京的百姓假托搜捕農民軍殘餘，紛紛首告，恐怕造成相互仇殺，引起局勢不穩，請下令嚴禁。多爾袞對他們的報告很讚賞，下令禁止亂告狀的現象，對於穩定北京局勢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多爾袞還讓前來幫助清軍作戰的蒙古部落人馬暫且回去，等到秋天大舉南侵之際再來相會。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0頁。很多文章都認為多爾袞入關之初沒有南下統一全中國的企圖，這裏則是反駁的有力論據。這一方麵可以減少糧餉的消費，一方麵則可避免軍隊對民間的騷擾。十七日，多爾袞又專門設立防守燕京內外城門的軍隊，“嚴禁士卒搶奪”王先謙：《東華錄》順治2，順治元年五月甲辰。。
滿洲人的風俗習慣之一就是摧發，俗稱剃頭，就是把腦袋四周的頭發皆盡剃光，僅從頭頂向後留起，梳成大辮。自從後金國日益擴張土地，發與否就成為是否降順的標誌。山海關戰後，吳三桂的屬下俱皆發，京東州縣迎降之後也都紛紛剃了頭，但這時發還沒有全麵展開，隻是在占領地區局部實行，因此還沒有引起太大波動。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仍然沿用這一傳統做法，以發為歸順，即便“雖稱歸順而不發者”，也“是有狐疑觀望之意”，不能允許。②《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庚寅。“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發，衣冠悉遵本朝製度”。②這就使發變衣冠的做法向京畿中原推廣。本來，風俗習慣的形成和變化是潛移默化的過程，並不需要強製推行，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本來也頗被人們蔑視，但終於流行起來。可是，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又是一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主要標誌之一，如果不是在民族間和平共處的情況下互相吸取各自風俗習慣的長處，擯棄各自的短處，而是采取征服者野蠻的高壓手段來強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風俗習慣，那麽對於被征服民族來說，或許本來並無所謂的風俗習慣，此時卻在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抗――因為他們把這當作民族壓迫和征服的標誌。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人看到：“人民之在城中，盡令剃頭”。這引起了百姓的憤怒，有的見人就哭訴：“我究竟犯了什麽罪，竟要被剃頭？於是京畿各占領地區，特別是北京城及其他大城市之中，民情騷動，連朝鮮官員都說，“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頁。多爾袞看到此時自己還立足未穩，自己的政策又引起不利的反響，便做出適當的讓步。五月二十三日，他敕諭兵部說：“以前我因為歸順的百姓不容易辨別，所以下令發，來區分順民和反抗者。如今聽說發極大違背了百姓的意願，這反倒不是我以文教定民的本心了。從今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各隨其便。”《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五月庚戌。
這樣一來，各不同群體的漢人心中略為安定，有的地方“聞俱免剃頭之諭，軍民歡呼”。但據宣大山西總督吳孳昌報告，在免發的敕諭下達之後，北京城門內外，一些無賴惡棍仍然遍街摘帽剃頭，搞得人心惶惶。“雖已經禁止，而遠方蚩氓，聞風裹足……將見凡未剃頭者雖欲投誠，不免疑畏，商賈裹足，四方阻絕，甚非一道同風之意。”因此他希望多爾袞“再沛綸音，大通道路，不論已剃未剃，皆得通行都市，庶輦轂之下，萬國來同而行旅輻輳矣”。多爾袞閱後當即批示；
“歸順官民照舊束發，久經傳諭，大同新附，尚未通知，即將發去令旨二十道，先行宣示，仍許謄刻，以便廣布。都門萬國朝宗，五方走集。無論有發無發，自當一體通行。順治元年七月十三日宣大山西總督吳孳昌謹啟為微臣謬膺簡命受事刻不容緩，謹略抒愚臆仰候鑒裁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多爾袞發現不適應形勢的政策措施就立即更改，雖說出自一個政治領袖的韜晦，後來多爾袞曾公開聲稱，“向來頭之製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蔣良騏：《東華錄》卷6，順治二年六月，中華書局，1980年。)但畢竟及時穩定住了局勢，安定了民心，對在北京城站穩腳跟起了積極作用。至於衣冠，也暫時無法“悉遵本朝製度”。山東巡按朱朗曾請求“正衣冠”，說“使不加冠服以臨民，不惟無以表正百姓，凡有時而慶賀朝拜，何以先群吏而立班首？”多爾袞無法，隻得批示，“目下急剿逆賊，兵務方殷，衣冠禮樂未遑製定。近日持旨簡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製本品冠服，以便謝恩蒞事”。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東巡按朱朗謹啟為廣文德以端王化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這樣，衣冠服製也沒有變動，暫時因循明朝舊製。
多爾袞必須兌現自己的諾言――替明崇禎帝發喪，因為他打著這個旗號進關，打著這個旗號爭取吳三桂，打著這個旗號使京東一帶，包括北京不戰而降，這一條是爭取漢人官紳的重要手段，即使一般漢民也會對此表示滿意，因為這至少表明清人對過去的敵人寬宏大量，不念舊惡。此外，在這個幌子下，可以大大激起漢人官紳對農民軍的仇恨，充當多爾袞剿殺農民軍的急先鋒。在範文程等人的督促之下，五月初四日，多爾袞對“故明”的官員、耆老、兵民發下諭旨：
流賊李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弑主暴屍，括取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
據說此諭一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辛卯。多爾袞即下令從初六日開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諡號，議葬隧”。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自擔當，多爾袞便問漢官中誰最賢明，沈惟炳等推舉那位曾建議崇禎帝南遷的李明睿，多爾袞便任命李明睿為禮部左侍郎。李明睿以自己身體不好推辭不幹，多爾袞就對他說；“你們的皇帝還沒有收殮，明天就要讓京城官民人等哭臨，沒有神主？怎麽哭臨？沒有諡號，怎麽立神主靈牌？”
李明睿一聽，痛哭不止。多爾袞就下令在朝房中討論崇禎帝的諡號，並議定朱由檢為懷宗端皇帝(“懷宗”為廟號，“端”即諡號)，周皇後為烈皇後，安奉神主於帝王廟。從初六日開始哭臨，曹溶等五人作為多爾袞肯定下來的五城禦史，在帝王廟“監肅諸議”，其他一些曾投降大順權利的官員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都前來致哀。其後，又因田貴妃的墳墓寬大壯觀，就決定不再為崇禎造陵，將他與周後、田妃一同葬於其中；崇禎棺槨居中，周後居左，田妃居右，命名為思陵。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年後，談遷曾訪思陵，見其中“饗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內殿加峻。”有碑上書“懷宗端黃帝陵”，前頭的“大明”二字為金色，殿上匾額有“思陵”二字，亦為金書，隻是亂草叢生，十分淒涼。談遷：《北遊錄》，“紀文”中華書局，1981年，第248頁。
無論如何，多爾袞此舉的效果是顯著的，漢人官紳無不為此而感激涕零。有人就說，“清兵殺退逆賊，恢複燕京，又發喪安葬先帝，舉國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書，傳不朽矣”。《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4頁，“馬紹愉致吳三桂書”。南明大學士史可法在給多爾袞的信中也寫道：“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發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舉動，震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麵，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乎？”《明季南略》卷2，［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史可法答書”，第143頁。再加上範文程等加意撫綏，遣官護送抗拒農民軍而自殺的大學士倪元璐的家屬扶柩南歸，凡死難諸臣之棺木，又都“次第給文南還”，更使漢人官紳感恩戴德。這樣一係列措施，使多爾袞很快就在北京站住了腳，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就該是遷都北京了。
(三)定議遷都。
多爾袞早就想把首都定在北京，這一是太祖、太宗的宏願，二是他繼續南下、統一全中國的要求，所以他一進入北京之後，就確定了遷都的想法。他為安定民心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也正是為遷都北京做準備。正如五月十二日祖可法，張存仁上疏中所說：“京師為天下之根本”，“京師理則天下不煩撻伐，而近悅遠來，率從恐後矣”。《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己亥。多爾袞在敕諭臣下時，也屢次提到“底定中原"、“建都燕京”這樣的詞，從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政策措施上看，也儼然一派開國氣象。至六月丁卯，多爾袞便與諸王、貝勒、大臣們定議遷都北京，派輔國公吞齊喀、和托、固山額真何洛會等齎奏迎駕。奉書上說：
“仰荷天眷及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維，燕京勢踞形勝，乃自古興工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錫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慮俯納焉。”《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丁卯。
且不管吞齊喀等人如何齎奏書赴盛京迎接順治帝，先說在北京的滿洲王公貴族中，就有不同意遷都的。英王阿濟格就曾提出：“以前初得遼東時，不隨意殺人，所以清人被遼民殺掉很多。如今就應該乘著兵威聲勢，大肆屠戮一番，然後留諸王守燕京，大軍或者退還沈陽，或者退保山海關，可以保證沒有後患。”多爾袞則不同意這種意見，他認為皇太極生前多次說，“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而且現在人心未定，不能放棄北京東還，從而產生了矛盾。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5頁。雖然最後定議采納了多爾袞的意見，但由於滿洲貴族中有相當一些人希望退回關外，以致北京城內謠言四起。五月甲戌，多爾袞對京城內外軍民發布敕諭說：
“清朝剿寇定亂，建都燕京，深知民為國家之根本，凡是可以計安民生的事，沒有不與大小諸臣盡力去做的。而人民經過亂離之後，驚疑不定，傳布謠言，是最可驚怕的事。聽說有謠傳七、八月間從北京東遷的。我們國家不靠兵力，隻行德化，統馭萬方。從今開始，燕京就是定鼎之地。為什麽不在這兒建都呢？為什麽又要東遷？如今大小各官及將士等搬取家屬，計日可到北京，你們這些百姓難道沒有聽到真實消息麽？恐怕有奸徒故意煽動蠱惑，流賊的奸細造謠惑眾，所以遍行曉示，務必使人們知道我國安邦撫民的真實目的。”《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甲戌。
至於沈陽的八旗貴族如何看待遷都之事，沒有發現更多的材料，但可以知道，搬遷的事是很快就決定了的，因為六月中旬時，連朝鮮人都已知道“沈中已令將領軍兵等搬移北京”，行期或定於七月，或說定於九月。但由於道路很遠，遷移人多，沿途“站驛皆空，饑饉亦甚”，行具預備也很困難，因此需要時間準備。後來決定”八月望日移都北京，兩宮亦將一時入往”。據朝鮮人觀察，當地人都安土重遷，而且遼沈一帶莊稼大有豐收之望，無故放棄，人民頗為不滿。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0、3731、3735，3736頁。
順治帝一行遷都起程的時間比預定的晚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大隊人馬出發，福臨居於前列，諸王貴族率八旗人等帶輜重器物隨於其後，最後則是兩宮皇眷，車馬道路，絡繹不絕，行動十分緩慢，用朝鮮人的話說，就是“寸寸前進”。前程共一千六百餘裏，一月之內是很難到達目的地的，而且長途跋涉，風餐露宿，十分艱苦。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6頁。大隊人馬一直向西，二十一日止遼河邊，二十二日渡河後抵開城，二十三日到楊石木，二十四日停留於張古台口，二十五日至廣城，二十六日到蘇爾濟。在這裏，察哈爾固倫公主及外藩蒙古的王公、貝勒前來迎接朝見，並貢駝馬。次日，福臨在原地休息，召開宴會款待蒙古貴族，分賜他們各種財物。二十八日，隊伍來到魏家嶺關，從這兒拐向正南，行約四十餘裏，便於次日抵達廣寧。二十九日，駐謝家台，九月初一日到大淩河，初二日至小淩河。到此時，經過十一天的跋涉，，隊伍已離沈陽有九百裏左右，到北京還有七百五、六十裏的路程。但此時北京城裏又謠言四起，說皇帝來北京以後，要讓清兵放搶三日，老年壯年一律殺光，隻留兒童等等。多爾袞隻得又趕忙對京城內外軍民發布詔諭，安定民心：
(二)安定民心――發帝喪，停發。
多爾袞並不敢得意忘形。盡管占領了北京，自己坐上了故國皇帝的寶座，但他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他知道作為財賦地和人文藪的江南半壁河山還不在自己手中，作為自己勁敵的農民軍還有數十萬人馬，完全可以把自己再趕回關外。況且京畿內外，“連經兵火，又值大旱，遠近田疇，盡為兵馬所蹂躪。城底數百裏，野無青草；城中之人，相聚為盜，多有殺越奪掠之患”，人心頗為不穩。京中糧草，大多為農民軍運走，所剩多是“積年陳腐之米"，糠土參半，吃了就會腹痛，但當時“糧俱乏，人馬饑餒”，軍兵官員都不得不以此充饑，連隨軍為質的朝鮮王世子都無法例外。這些情況，都使多爾袞無法安枕。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3735、3780頁。
為了安定民心，多爾袞在進入北京之初就立即下令軍隊留駐城外，“使龍將等管門，嚴禁清人及我國人(即指朝鮮人)毋得出入”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9頁。；“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④⑦《沈館錄》卷7.；而且嚴禁軍兵進入百姓之家，“軍兵之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④就連宿營做飯，都“於道旁埋鍋而爨，無輒入民家者”《定思小紀》［明］劉尚友：《定思小紀》，載《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65―84頁。。另外阿濟格曾向多爾袞建議“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後大軍退師，也遭到多爾袞的拒絕。吳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3735、3780頁。在這種情況下，“城中避亂者，稍稍還集”⑦，對於多爾袞嚴禁殺掠的政策，“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頁。。進京次日，範文程等人還向多爾袞報告，說北京的百姓假托搜捕農民軍殘餘，紛紛首告，恐怕造成相互仇殺，引起局勢不穩，請下令嚴禁。多爾袞對他們的報告很讚賞，下令禁止亂告狀的現象，對於穩定北京局勢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多爾袞還讓前來幫助清軍作戰的蒙古部落人馬暫且回去，等到秋天大舉南侵之際再來相會。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0頁。很多文章都認為多爾袞入關之初沒有南下統一全中國的企圖，這裏則是反駁的有力論據。這一方麵可以減少糧餉的消費，一方麵則可避免軍隊對民間的騷擾。十七日，多爾袞又專門設立防守燕京內外城門的軍隊，“嚴禁士卒搶奪”王先謙：《東華錄》順治2，順治元年五月甲辰。。
滿洲人的風俗習慣之一就是摧發，俗稱剃頭，就是把腦袋四周的頭發皆盡剃光，僅從頭頂向後留起，梳成大辮。自從後金國日益擴張土地，發與否就成為是否降順的標誌。山海關戰後，吳三桂的屬下俱皆發，京東州縣迎降之後也都紛紛剃了頭，但這時發還沒有全麵展開，隻是在占領地區局部實行，因此還沒有引起太大波動。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仍然沿用這一傳統做法，以發為歸順，即便“雖稱歸順而不發者”，也“是有狐疑觀望之意”，不能允許。②《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庚寅。“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發，衣冠悉遵本朝製度”。②這就使發變衣冠的做法向京畿中原推廣。本來，風俗習慣的形成和變化是潛移默化的過程，並不需要強製推行，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本來也頗被人們蔑視，但終於流行起來。可是，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又是一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主要標誌之一，如果不是在民族間和平共處的情況下互相吸取各自風俗習慣的長處，擯棄各自的短處，而是采取征服者野蠻的高壓手段來強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風俗習慣，那麽對於被征服民族來說，或許本來並無所謂的風俗習慣，此時卻在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抗――因為他們把這當作民族壓迫和征服的標誌。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人看到：“人民之在城中，盡令剃頭”。這引起了百姓的憤怒，有的見人就哭訴：“我究竟犯了什麽罪，竟要被剃頭？於是京畿各占領地區，特別是北京城及其他大城市之中，民情騷動，連朝鮮官員都說，“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4頁。多爾袞看到此時自己還立足未穩，自己的政策又引起不利的反響，便做出適當的讓步。五月二十三日，他敕諭兵部說：“以前我因為歸順的百姓不容易辨別，所以下令發，來區分順民和反抗者。如今聽說發極大違背了百姓的意願，這反倒不是我以文教定民的本心了。從今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各隨其便。”《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五月庚戌。
這樣一來，各不同群體的漢人心中略為安定，有的地方“聞俱免剃頭之諭，軍民歡呼”。但據宣大山西總督吳孳昌報告，在免發的敕諭下達之後，北京城門內外，一些無賴惡棍仍然遍街摘帽剃頭，搞得人心惶惶。“雖已經禁止，而遠方蚩氓，聞風裹足……將見凡未剃頭者雖欲投誠，不免疑畏，商賈裹足，四方阻絕，甚非一道同風之意。”因此他希望多爾袞“再沛綸音，大通道路，不論已剃未剃，皆得通行都市，庶輦轂之下，萬國來同而行旅輻輳矣”。多爾袞閱後當即批示；
“歸順官民照舊束發，久經傳諭，大同新附，尚未通知，即將發去令旨二十道，先行宣示，仍許謄刻，以便廣布。都門萬國朝宗，五方走集。無論有發無發，自當一體通行。順治元年七月十三日宣大山西總督吳孳昌謹啟為微臣謬膺簡命受事刻不容緩，謹略抒愚臆仰候鑒裁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多爾袞發現不適應形勢的政策措施就立即更改，雖說出自一個政治領袖的韜晦，後來多爾袞曾公開聲稱，“向來頭之製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蔣良騏：《東華錄》卷6，順治二年六月，中華書局，1980年。)但畢竟及時穩定住了局勢，安定了民心，對在北京城站穩腳跟起了積極作用。至於衣冠，也暫時無法“悉遵本朝製度”。山東巡按朱朗曾請求“正衣冠”，說“使不加冠服以臨民，不惟無以表正百姓，凡有時而慶賀朝拜，何以先群吏而立班首？”多爾袞無法，隻得批示，“目下急剿逆賊，兵務方殷，衣冠禮樂未遑製定。近日持旨簡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製本品冠服，以便謝恩蒞事”。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東巡按朱朗謹啟為廣文德以端王化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這樣，衣冠服製也沒有變動，暫時因循明朝舊製。
多爾袞必須兌現自己的諾言――替明崇禎帝發喪，因為他打著這個旗號進關，打著這個旗號爭取吳三桂，打著這個旗號使京東一帶，包括北京不戰而降，這一條是爭取漢人官紳的重要手段，即使一般漢民也會對此表示滿意，因為這至少表明清人對過去的敵人寬宏大量，不念舊惡。此外，在這個幌子下，可以大大激起漢人官紳對農民軍的仇恨，充當多爾袞剿殺農民軍的急先鋒。在範文程等人的督促之下，五月初四日，多爾袞對“故明”的官員、耆老、兵民發下諭旨：
流賊李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弑主暴屍，括取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
據說此諭一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辛卯。多爾袞即下令從初六日開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諡號，議葬隧”。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自擔當，多爾袞便問漢官中誰最賢明，沈惟炳等推舉那位曾建議崇禎帝南遷的李明睿，多爾袞便任命李明睿為禮部左侍郎。李明睿以自己身體不好推辭不幹，多爾袞就對他說；“你們的皇帝還沒有收殮，明天就要讓京城官民人等哭臨，沒有神主？怎麽哭臨？沒有諡號，怎麽立神主靈牌？”
李明睿一聽，痛哭不止。多爾袞就下令在朝房中討論崇禎帝的諡號，並議定朱由檢為懷宗端皇帝(“懷宗”為廟號，“端”即諡號)，周皇後為烈皇後，安奉神主於帝王廟。從初六日開始哭臨，曹溶等五人作為多爾袞肯定下來的五城禦史，在帝王廟“監肅諸議”，其他一些曾投降大順權利的官員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都前來致哀。其後，又因田貴妃的墳墓寬大壯觀，就決定不再為崇禎造陵，將他與周後、田妃一同葬於其中；崇禎棺槨居中，周後居左，田妃居右，命名為思陵。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年後，談遷曾訪思陵，見其中“饗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內殿加峻。”有碑上書“懷宗端黃帝陵”，前頭的“大明”二字為金色，殿上匾額有“思陵”二字，亦為金書，隻是亂草叢生，十分淒涼。談遷：《北遊錄》，“紀文”中華書局，1981年，第248頁。
無論如何，多爾袞此舉的效果是顯著的，漢人官紳無不為此而感激涕零。有人就說，“清兵殺退逆賊，恢複燕京，又發喪安葬先帝，舉國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書，傳不朽矣”。《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4頁，“馬紹愉致吳三桂書”。南明大學士史可法在給多爾袞的信中也寫道：“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發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舉動，震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麵，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乎？”《明季南略》卷2，［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史可法答書”，第143頁。再加上範文程等加意撫綏，遣官護送抗拒農民軍而自殺的大學士倪元璐的家屬扶柩南歸，凡死難諸臣之棺木，又都“次第給文南還”，更使漢人官紳感恩戴德。這樣一係列措施，使多爾袞很快就在北京站住了腳，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就該是遷都北京了。
(三)定議遷都。
多爾袞早就想把首都定在北京，這一是太祖、太宗的宏願，二是他繼續南下、統一全中國的要求，所以他一進入北京之後，就確定了遷都的想法。他為安定民心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也正是為遷都北京做準備。正如五月十二日祖可法，張存仁上疏中所說：“京師為天下之根本”，“京師理則天下不煩撻伐，而近悅遠來，率從恐後矣”。《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己亥。多爾袞在敕諭臣下時，也屢次提到“底定中原"、“建都燕京”這樣的詞，從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政策措施上看，也儼然一派開國氣象。至六月丁卯，多爾袞便與諸王、貝勒、大臣們定議遷都北京，派輔國公吞齊喀、和托、固山額真何洛會等齎奏迎駕。奉書上說：
“仰荷天眷及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維，燕京勢踞形勝，乃自古興工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錫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慮俯納焉。”《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丁卯。
且不管吞齊喀等人如何齎奏書赴盛京迎接順治帝，先說在北京的滿洲王公貴族中，就有不同意遷都的。英王阿濟格就曾提出：“以前初得遼東時，不隨意殺人，所以清人被遼民殺掉很多。如今就應該乘著兵威聲勢，大肆屠戮一番，然後留諸王守燕京，大軍或者退還沈陽，或者退保山海關，可以保證沒有後患。”多爾袞則不同意這種意見，他認為皇太極生前多次說，“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而且現在人心未定，不能放棄北京東還，從而產生了矛盾。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5頁。雖然最後定議采納了多爾袞的意見，但由於滿洲貴族中有相當一些人希望退回關外，以致北京城內謠言四起。五月甲戌，多爾袞對京城內外軍民發布敕諭說：
“清朝剿寇定亂，建都燕京，深知民為國家之根本，凡是可以計安民生的事，沒有不與大小諸臣盡力去做的。而人民經過亂離之後，驚疑不定，傳布謠言，是最可驚怕的事。聽說有謠傳七、八月間從北京東遷的。我們國家不靠兵力，隻行德化，統馭萬方。從今開始，燕京就是定鼎之地。為什麽不在這兒建都呢？為什麽又要東遷？如今大小各官及將士等搬取家屬，計日可到北京，你們這些百姓難道沒有聽到真實消息麽？恐怕有奸徒故意煽動蠱惑，流賊的奸細造謠惑眾，所以遍行曉示，務必使人們知道我國安邦撫民的真實目的。”《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甲戌。
至於沈陽的八旗貴族如何看待遷都之事，沒有發現更多的材料，但可以知道，搬遷的事是很快就決定了的，因為六月中旬時，連朝鮮人都已知道“沈中已令將領軍兵等搬移北京”，行期或定於七月，或說定於九月。但由於道路很遠，遷移人多，沿途“站驛皆空，饑饉亦甚”，行具預備也很困難，因此需要時間準備。後來決定”八月望日移都北京，兩宮亦將一時入往”。據朝鮮人觀察，當地人都安土重遷，而且遼沈一帶莊稼大有豐收之望，無故放棄，人民頗為不滿。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0、3731、3735，3736頁。
順治帝一行遷都起程的時間比預定的晚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大隊人馬出發，福臨居於前列，諸王貴族率八旗人等帶輜重器物隨於其後，最後則是兩宮皇眷，車馬道路，絡繹不絕，行動十分緩慢，用朝鮮人的話說，就是“寸寸前進”。前程共一千六百餘裏，一月之內是很難到達目的地的，而且長途跋涉，風餐露宿，十分艱苦。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6頁。大隊人馬一直向西，二十一日止遼河邊，二十二日渡河後抵開城，二十三日到楊石木，二十四日停留於張古台口，二十五日至廣城，二十六日到蘇爾濟。在這裏，察哈爾固倫公主及外藩蒙古的王公、貝勒前來迎接朝見，並貢駝馬。次日，福臨在原地休息，召開宴會款待蒙古貴族，分賜他們各種財物。二十八日，隊伍來到魏家嶺關，從這兒拐向正南，行約四十餘裏，便於次日抵達廣寧。二十九日，駐謝家台，九月初一日到大淩河，初二日至小淩河。到此時，經過十一天的跋涉，，隊伍已離沈陽有九百裏左右，到北京還有七百五、六十裏的路程。但此時北京城裏又謠言四起，說皇帝來北京以後，要讓清兵放搶三日，老年壯年一律殺光，隻留兒童等等。多爾袞隻得又趕忙對京城內外軍民發布詔諭，安定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