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乘機征準開拓新域(4)
乾隆帝顯然是想通過封授爵位官職，來促使四部台吉、宰桑效忠朝廷率部從征，因此先命噶勒藏多爾濟、沙克都曼爾濟、巴雅爾等，遣派宰桑，“寄信曉諭伊等遊牧人眾”，“集兵會剿賊眾”，隨即將這些台吉、宰桑或直接派往軍營，或遣回本部，令其統領屬下士卒征討叛軍。乾隆帝授噶勒藏多爾濟等人為領隊大臣，送往軍營，以鄂勒哲依等中途出痘，特授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騎都尉世職，授恩克博羅特等人雲騎尉世職。因貝勒齊木庫爾擒送其同母異父之弟阿睦爾撒納遣派的侍衛，晉其為郡王，並授為輝特部的盟長。《清高宗實錄》卷496，頁9、33，卷497，頁24―27，卷498，頁11，卷505，頁11.以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領兵千餘擊敗阿巴噶斯，特封為郡王。達什達瓦之妻率部眾數千戶衝破伊犁亂軍的阻撓，長途跋涉，趕到西路軍軍營巴裏坤，乾隆帝嘉獎了她這一正義行動，封她為“車臣默爾根哈屯”（意為聰明智慧的王妃)。
他還想利用已成階下囚的原渾台吉達瓦齊的影響，來促進平亂的順利進行，為此專門下詔，改變了對達瓦齊的評價，封其為和碩親王。詔書說：
“達瓦齊原無獲罪於天朝之處，伊之殘酷暴虐，亦皆出於阿睦爾撒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一庸可憫之人耳，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往，實不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膈本懷，非由飾說。古者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封為親王，賜第京師，奉朝請。”《清高宗實錄》卷500，頁27.
達瓦齊感謝大皇帝封王和不殺之恩，“思圖報效”，親寫書信，“寄伊親信之”庫木諾雅特台吉諾爾布、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約蘇圖、車淩多爾濟等，“令其協擒阿逆，以彰國法”。後來轄眾數千戶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來歸，被封為和碩親王。《清高宗實錄》卷500，頁28，卷521，頁10.
乾隆帝想充分調動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來征剿亂軍，這個做法並不壞，但還需要有一條根本性的必具條件，那就是要有一支強大的清軍，在平亂中清軍應是主要威懾力量，清定西將軍是統率全軍(包括厄魯特兵)的主帥，台吉、宰桑們隻能是助手、是向導、是翻譯官，厄魯特軍隊隻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為討逆的主力軍。乾隆帝的失誤就在於此，過分依靠準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決定隻由西路進攻，西路定西將軍永常統兵五千餘人，而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會同進剿”，還有輝特汗巴雅爾、杜爾伯特汗車淩、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車臣默爾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等大宰桑的部下，顯然清軍在數量上居於劣勢，厄魯特士兵遠比清軍為多，這不僅不利於平亂的順利進行，而且還潛伏了很大危機，使台吉、宰桑們輕視清軍，易生叛念，容易再蹈阿睦爾撒納反叛的覆轍。
當然，如果清軍將帥智勇雙全，指揮得當，這五六千人的部隊也會具有強大的威力，也能打敗亂軍，懾服從征的厄魯特台吉、宰桑，控製住四部的形勢。但是，平亂初期的將軍、大臣太無能了，嚴重貽誤了戰機，危害了平叛之戰。定西將軍、內大臣永常，擁有勁兵五千，駐於穆壘，一聽到阿睦爾撒納叛逃的消息，即驚慌萬狀。當時，“西路各部台吉堅心內向”，遣人來告軍營，“求以兵力壯其聲勢”，“自效之意，顯然可見”。業克明安宰桑劄木參等，率所部數千人赴永常處，“叩請遷移附近軍營居住，以為倚庇”。此時如果永常能“克振軍威，諸部得所依倚”，率來歸之眾，令為前驅，全軍奮勇直前，“厲兵迅往”，則“追捕叛跡，其勢甚易”，也可“早通伊犁聲息”，聲援班第，拿獲阿睦爾撒納，使西陲安然無事。但是，永常卻對來告的宰桑，“不審虛實，疑為詭計，張皇失措，挾其宰桑置軍中為質，兼程卻走”，又怕亂軍追來，急檄駐戍巴裏坤的副都統、原定邊左副將軍策楞派兵接應，大軍匆匆忙忙撤退到巴裏坤。永常輕信謠言，以為阿睦爾撒納已飛越數千裏，來襲巴裏坤，急忙致劄陝甘總督劉統勳檄調陝西、甘肅綠營官兵來援。劉統勳受其影響，“望風疑畏”，以雍正七年巴裏坤馬駝為噶爾丹策零派兵劫奪為詞，向帝奏報，要求撤退至哈密。如果這一計劃付諸實行，清軍就失掉了前進基地，後果實難設想。
乾隆帝大怒，連下諭旨痛斥永常、劉統勳“為浮言驚駭，無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氣”，貽誤了軍機，令將二人革職拿解至京議罪，二人之子，或革職在軍營效力，或拿交刑部。命策楞代為定西將軍，以玉保、富德、達爾當阿為參讚大臣，哈達阿為定邊左副將軍，紮拉豐阿為定邊右副將軍。同時，他又授厄魯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達什車淩等人為參讚大臣，並以鄂勒哲依曾在準部辦理圖什墨勒事務(相當於宰相)，“招降人眾，易於集事”，“加恩照將軍體製辦事”，讓其統領大兵，與已擺脫亂軍控製的薩喇爾同掌副將軍印。《清高宗實錄》卷497，頁1、7、21，卷499，頁35、36，卷500，頁13，卷505，頁11.定西將軍策楞遣玉保等領兵一千一百名，於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餘兵隨後繼進，眾台吉、宰桑分別隨先行部隊及大軍出發，定邊左副將軍哈達阿奉旨統領索倫、喀爾喀、和托輝特兵三千，由北路進攻。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哈達哈將阿睦爾撒納的奏折送到了京師。阿睦爾撒納委過於班第、薩喇爾，聲稱“受恩圖報”，擬整頓厄魯特四部，“並令回人、布魯特、塔什幹、哈薩克等臣服”，“祈賞臣管轄四衛拉特印信”，仍然希望清帝封其為四部總汗。《清高宗實錄》卷504，頁7.乾隆帝拒絕了這一要求，命大軍繼續前進。在此前後，他幾次下旨，諭告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及伊犁地區宰桑、喇嘛，要他們認清阿睦爾撒納的罪過，協助大軍征剿。
進軍初期，新封的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率部從征，征撫兼施、勇往直前，起了很大作用。內大臣、參讚大臣、布嚕古特台吉尼瑪自到軍營以後，“頗著勞績”，“勇往任事”，領兵緊緊追擊哈丹，擒獲其妻孥，招降眾得木齊，受到朝廷嘉獎，晉封公爵。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餘名，與策楞分道前進，使烏嚕特、克嚕特、綽和爾等鄂拓克“俱歸順”，並向上奏稱“可以克期擒賊”。策楞因伊犁喇嘛、宰桑等悔過，願“發兵擒賊贖罪”，須遣人前往“撫慰眾心”，而鄂勒哲依在噶爾丹策零時，“曾給以調遣眾鄂拓克兵馬鈐記”，現又願前往諭告伊犁喇嘛宰桑等“相機行事”，故令其先行，以“離賊黨羽”。後因其與擒獲伊犁“賊黨”克什木的哈薩克錫喇俱能感激帝恩，“實心效力”，皆封授公爵。
由於厄魯特四部大多數人員的支持，清軍進展十分順利，二十一年二月收複了伊犁。但是，乾隆帝及將軍、大臣們萬萬也沒有想到，一場更大的變亂即將發生，大多數台吉、宰桑轉變了態度，站在清政府的對立麵，興兵作亂。原來，這次進軍，和十個月前征討達瓦齊之戰，有很多相似之處，清軍的數量少於從征的厄魯特士兵，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大宰桑，起著與上次阿睦爾撒納、薩喇爾類似的作用，伊犁的收複及沿途擊敗亂軍招降各部，主要應歸功於這些率部從征的宰桑、台吉及其屬人，清朝的將軍、大臣很少建立殊勳，而且還充分暴露出他們庸碌無能的真實麵目。當二十一年正月大軍長驅直入抵達特克勒河時，探知阿睦爾撒納與清軍相距僅有一日路程，如果急速往追，便可將其拿獲，不料，阿睦爾撒納巧施計策，派人至軍營偽報台吉諾爾布已將其擒捉，正押送來獻。清參讚大臣玉保竟然相信了這一謊言，駐軍不動，且以紅旗報捷於定西將軍策楞，策楞不察虛實，馬上飛章告捷，乾隆帝大喜，諭封策楞為一等公、玉保為三等男。阿睦爾撒納利用清軍中緩兵計的機會，率殘部越庫隴癸嶺，逃入哈薩克，而策楞、玉保卻互相推咎，借口馬力已乏，屯兵伊犁，不前往追捕。策楞、玉保被革職拿解後，繼任的定西將軍達爾當阿和負責北路的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更為愚蠢。達爾當阿由西路出，擊敗哈薩克及阿睦爾撒納軍隊，阿睦爾撒納變換衣服潛遁，清軍追及相隔一穀，僅二三裏，“賊倉促不及駝載”，眼看就要將其擒獲，全殲殘敵，忽然一哈薩克人來報：即欲捕捉阿睦爾撒納獻與大軍，但需待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清軍將領“爭欲進捕”，而達爾當阿卻信其謊言，下令停止前進，駐軍以待，他不知道來報之人又係阿睦爾撒納所遣。阿睦爾撒納趁清軍中計止兵，飛速逃走，免掉了滅頂之災。哈達哈領軍由北路出，遇哈薩克汗阿布奈之兵一千餘人於巴顏山，按兵不擊，聽其逃逸。因此，大軍出發數月，停滯不前，無甚收獲。《清高宗實錄》卷506，頁35、36、37，卷508，頁4，卷520，頁7―10，卷529，頁9―14；《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清史稿》卷314，《達爾當阿、玉保、哈達哈、策楞傳》。
乾隆帝過分依賴厄魯特台吉、宰桑及將軍、參讚大臣的失職，不僅使阿睦爾撒納幾次逃出虎口化險為夷，大軍遲遲不能獲取全勝，而且使許多台吉、宰桑對大皇帝、對大將軍的才幹和威力產生了懷疑，看到幾位將軍多次“見賣無能”，“皆輕之”。適值與阿睦爾撒納關係密切的喀爾喀車臣汗部郡王青袞雜布於二十一年七月率部叛變，撤掉了清政府所設第十六驛至二十九驛的台站，“羽書中斷”，信息隔絕，清朝在西北地區的統治出現了危機，因此，不少台吉、宰桑改變了態度，希望完全“複其舊製”，“而恥為我(清)臣”，遂從擁清轉為反清。阿睦爾撒納之妻弟杜爾伯特部郡王訥默庫首先為亂，接著，從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噶勒藏多爾濟，輝特汗巴雅爾，輝特部大台吉與郡王車布登多爾濟，阿睦爾撒納的弟兄普爾普、德濟特，和碩特汗沙克都曼爾濟之弟明噶特先後反叛，從征有功為清帝重用和嘉獎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達什車淩、唐木忒等亦相繼率部為亂，寧夏將軍、巴裏坤辦事大臣和起於二十一年十一月為哈薩克錫喇、尼瑪等人誘斬。阿睦爾撒納得知“四部大亂”消息，從哈薩克歸回，會新叛變的諸台吉、宰桑於博羅塔拉河，自立為總台吉，厄魯特四部“複大擾亂”，策楞，玉保於解京途中被厄魯特亂兵殺害。《清高宗實錄》卷524，頁24―26，卷527，頁18―20，卷528，頁4，卷529，頁119，卷530，頁12，卷541，頁35.
四、調度有方迅獲全勝。
乾隆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綽羅斯汗、輝特汗等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紛起為亂，殺將軍，搶台站，推立總台吉，西北大亂，警報頻傳，京師為之震動。原來不同意用兵的王公大臣們又“生疑議”，認為確實不該進軍於萬裏之外。乾隆帝雖然完全沒有料到大功垂成之時又生變亂，但他鎮定自若，沒有絲毫的猶豫，堅持進軍，一定要把辦理厄魯特四部之事進行到底。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知道巴雅爾、哈薩克錫喇、尼瑪、莽噶裏克等“同謀為逆”後，諭軍機大臣說，“厄魯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應盡行剿滅”，即告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所部兵丁回巴裏坤，“沿途遇背叛賊人，悉行剿滅”。②《清高宗實錄》卷527，頁12、13，21.
過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與西路參讚大臣覺羅雅爾哈善相繼奏報，寧夏將軍和起被尼瑪等所率布嚕古特、杜爾伯特、紮哈沁、“回人”數千兵丁圍攻，力盡而死。乾隆帝給軍機大臣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長諭，主要講了五個問題。第一，一定要用兵厄魯特。除了過去多次提到的安插杜爾伯特三車淩和阿睦爾撒納數萬來歸人這些理由外，諭旨還特別提出了邊患問題。上諭批駁“無識之人”“妄生議論”，“謂此事原不當辦”的謬論說：
“殊不思準噶爾之為西北邊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餘年，我皇祖、皇考當噶爾丹、噶爾丹策零等藩籬完固兵力強盛之時，尚且屢申撻伐，以為邊陲久安之計，朕仰承鴻緒，上荷天庥，適值該夷部落攜離、人心渙散之候，既已有機可乘，而安坐失之，豈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亦何以上對皇祖、皇考在天之靈。此所以熟籌審計，實有萬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時之好大喜功開邊釁而勤遠略也。……況該夷地近西陲，雖定以疆界，準通貿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難保其不生釁端。今即重煩兵力，得以永靖邊圉，揆之事機，尚應斷然為之，豈有已成之功，轉為棄置之理。”②。
第二，必須擒獲阿睦爾撒納。乾隆帝認為，阿睦爾撒納的漏網，是促使各宰桑、台吉降而複叛的重要因素。他就和起被尼瑪等叛兵殺害一事指出：“貪殘好亂，反複狡詐，固屬準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經擒獲之故，昨降旨黃廷桂，所謂叛賊一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為此耳。”②《清高宗實錄》卷527，頁20，19―22.他嚴令定西將軍，定邊左、右副將軍，一定要集中兵力追捕阿睦爾撒納，不將其捕獲絕不罷休。
第三，取消舊規，擬行新製。乾隆帝初征準部時，並未想完全改變厄魯特四部舊有製度，隻是想作一些較大的更動，恢複其八九十年前四部各有所主不聽命於總汗的原有局麵，四部分封四汗，“眾建而分其勢，俾其各自為守”，同時仿照內紮薩克、喀爾喀四部之例，將厄魯特人員編立旗分佐領，設紮薩克和盟長，使其既納入清朝版圖遵從帝旨，又保持有相當大的內部自治權，與州縣大有區別。但是，各台吉、宰桑降而複叛，欲圖完全脫離清朝，恥為清臣，使乾隆帝感到，原來的設想弊病甚多，穩定不了局勢，難保今後“不生釁端”，必須另籌新製，將其直接轄屬於朝廷之下，設立廳、府、州、縣，取消其獨據一方的權力。
第四，放棄“以準攻準”舊策，主要依靠清軍。兩年的實踐證明，“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的政策，帶來了嚴重危害，使各部台吉、宰桑看不到清軍的威力和作用，產生了輕視清朝的想法，因而降後又叛。像上麵提到的和起之死，便係一典型例證。身為寧夏將軍、尊為欽差大臣的和起，奉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之令，去征討已叛的輝特汗巴雅爾。巴雅爾既為一部之汗，屬人至少有數千戶，至少有數千名兵士，而和起率領進攻的軍隊雖有數千人，可是隻有一百名索倫兵是其舊部，餘下之兵係他向厄魯特台吉、宰桑和回部伯克征調而來，其中，尼瑪之兵一千五百餘名，莽噶裏克、哈薩克錫喇及額敏和卓各有兵數百、千餘不等，因此，一旦尼瑪等“操戈相向”，莽噶裏克之兵“從後鼓噪”，和起的一百士卒當然抵擋不住，力盡而死。如果他統有滿、蒙、漢官兵數千，這一悲劇怎會發生。所以乾隆帝改變了方針，放棄了“以準攻準”的政策，改為以清軍為主。他在諭中講到，“現在巴裏坤地方，已經添駐重兵，並派調索倫、察哈爾、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協力擒捕”。②。
第五，一定能奪取勝利。盡管噶爾丹、策旺阿拉布坦與噶爾丹策零曾於康熙、雍正時期稱雄於西北，大敗清軍於和通泊，但乾隆帝敏銳地、準確地把握住了準部內亂元氣大傷這一根本性弱點，科學地斷言必能取勝。他說：現“值該夷部落攜離，人心渙散之候”，“機有可乘”，“前歲平定伊犁時，偏師直入，業已所向披靡，今該地又經阿逆蹂躪之後，凋敝已極，大兵所至，自可計日戡定，尚屬易於經理之事。”《清高宗實錄》卷527，頁19、20.
乾隆帝的這一斷言，並非隨意胡謅無稽之談，而是有兩年來清軍進征厄魯特的曆史事實為其依據。二十年春征討達瓦齊，西、北二路“哨探兵”才一萬一千餘人，就降服了這位曾屢敗敵兵統一四部的渾台吉的廣闊轄地，而且在五月十四日達瓦齊擁宿衛親兵萬人屯格登山時，奉命偵察敵情的清軍翼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僅帶二十四人就“突入賊營衝擊，出其不意”，“賊兵大潰”，收降七千餘人，達瓦齊倉皇逃走。《清高宗實錄》卷490，頁5，卷499，頁13.號稱驍勇多謀的阿睦爾撒納，反叛以後，屢為清軍擊敗，不得不四處流竄。北路領隊大臣阿裏袞率兵七十餘人，便曾於二十一年九月擊敗哈薩克兵一千餘，俘獲大量馬匹輜重。最能說明尼瑪等宰桑的軍隊戰鬥力不強的例證是兆惠的征戰。聞聽和起被害，兆惠領兵二千餘，於二十一年十一月從伊犁撤退，沿途皆被各部截阻，從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一戰於鄂壘，再戰於庫圖齊，又戰於達哈齊，前後擊殺敵軍數千。二十二年正月退至烏魯木齊，噶勒藏多爾濟、紮那噶魯布等“諸賊俱會”，“日數十戰”，清軍“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行至特納格爾，被敵軍重重包圍。時侍衛圖倫楚領兵八百來援，兆惠率疲軍衝出，並往擊巴雅爾，然後全師回至巴裏坤西路大軍軍營。《清高宗實錄》卷530，頁9、10、11，卷531，頁12、22，卷532，頁8、15、16、17；《嘯亭雜錄》卷10，《兆武毅公》；《清史稿》卷313，《兆惠傳》；《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兆惠僅以區區二千駐防之兵，就能突破各部宰桑、台吉數倍於己的敵軍包圍，轉戰千餘裏，擊傷敵軍數千，全軍而回，可見厄魯特四部反清軍隊士氣之不振、軍力之衰弱。
乾隆帝從這些戰例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增強了平準的決心和信心，連下諭旨，調兵遣將，撥發帑銀，抓緊辦理厄魯特四部之事。他以喀爾喀親王成袞紮布“熟悉蒙古事務”，“誠心報效”，授為定邊將軍，統領大軍由北路珠勒都斯進攻，任兵部尚書舒赫德、鄂實等為參讚大臣，戶部尚書阿裏袞、一等公明瑞等人為領隊大臣，命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伯、領侍衛內大臣兆惠和參讚大臣富德領軍從西路額林哈畢爾噶征討，兩路共七千名士卒，主要係滿洲索倫、綠旗及蒙古兵，哨探隊於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隊於十一日出發，考慮到以往大軍進攻，準部台吉、宰桑率領屬人逃往哈薩克或潛匿山穀，清軍一撤，又歸回本部，繼續作亂，無法徹底降服，“非一勞永逸之計”，因此這次令隨軍的綠旗兵丁屯墾田土，並招募維吾爾族農民耕種，這樣既有利於解決軍隊糧食的供應，“可資軍食”，又可使反叛的台吉、宰桑“無可歸之路”，哈薩克也會因“不能久資養贍”，而與叛者“相戕”，“庶可以永絕根株”，徹底平定準部。《清高宗實錄》卷530，頁3―5，卷533，頁18―21，卷534，頁18，卷535，頁2.
乾隆帝調度有方，任人得當，賞罰嚴明，將軍、大臣和三軍官兵奮勇向前，軍威遠揚，勢不可擋，而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們卻互相殘殺，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為其侄紮那噶爾布所殺，阿睦爾撒納又襲掠紮那噶爾布，尼瑪又欲謀害紮那噶爾布，兼之，“痘疫盛行，死之相望”，因此清軍進展神速，很快就收複了伊犁，擒獲或斬殺了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德濟特、巴雅爾、達什車淩、尼瑪、紮那噶爾布，鄂勒哲依為其子敦多克斬殺，哈薩克錫喇敗走流竄。阿睦爾撒納在濟爾噶朗“猝遇大兵，不能抵禦，即行逃走”，計窮力盡，再次逃入哈薩克，富德領兵緊迫。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哈薩克阿布賚汗之弟阿布勒比斯遣使來見，呈述說：去歲阿睦爾撒納逃來時，“大國遣人索取，沿邊居人未即達知阿布賚，是以煩大皇帝征討”。阿布賚欲將阿睦爾撒納擒捉，送獻大皇帝，不料其事先察覺，“盜馬逸去”。今後如再入我境，“必行擒送”，並懇請“帶兵效力”，“往來交易”。富德派參領達裏庫等人前往“宣諭威德”，阿布賚“願以哈薩克全部歸順”，並遣使入貢，呈獻表文。《清高宗實錄》卷535，頁5，卷536，頁11、12、21，卷537，頁18、33，卷538，頁26、27，卷539，頁8，卷543，頁7、8、9、24、25、26、29―33，卷547，頁6、11.
阿睦爾撒納於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俄國，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國擒獻。八月，阿睦爾撒納患天花病死，十二月，俄國邊界官員將其屍送到恰克圖，清政府派侍郎三泰、喀爾喀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驗看。清軍繼續追剿厄魯特“餘賊”，至二十四年始告結束。
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率部民十餘萬離開俄國，長途跋涉，曆盡艱辛，歸回祖國。乾隆帝大喜，厚待其部，封渥巴錫為烏訥思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封策伯克多爾濟、舍楞、巴木巴爾為親王、郡王，封恭格、默門圖、旺丹沙喇扣肯、奇布騰、雅爾丕爾、額墨根烏巴什等人為貝勒、貝子，其餘頭領分封公、台吉。隨後分授其汗、王、貝勒為四盟之盟長、副盟長，按喀爾喀四部之製編立旗盟。“於是四喀爾喀與四瓦喇(即厄魯特四部)部眾皆撫而有之，疆域幾埒元代矣”。《清高宗實錄》卷887，頁9―14，卷890，頁16、17、18，卷892頁，15―25、51、52，卷983，頁1―5；《聖武記》卷4，《乾隆新疆後事記》。
他還想利用已成階下囚的原渾台吉達瓦齊的影響，來促進平亂的順利進行，為此專門下詔，改變了對達瓦齊的評價，封其為和碩親王。詔書說：
“達瓦齊原無獲罪於天朝之處，伊之殘酷暴虐，亦皆出於阿睦爾撒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一庸可憫之人耳，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往，實不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膈本懷，非由飾說。古者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封為親王，賜第京師，奉朝請。”《清高宗實錄》卷500，頁27.
達瓦齊感謝大皇帝封王和不殺之恩，“思圖報效”，親寫書信，“寄伊親信之”庫木諾雅特台吉諾爾布、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約蘇圖、車淩多爾濟等，“令其協擒阿逆，以彰國法”。後來轄眾數千戶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來歸，被封為和碩親王。《清高宗實錄》卷500，頁28，卷521，頁10.
乾隆帝想充分調動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來征剿亂軍，這個做法並不壞，但還需要有一條根本性的必具條件，那就是要有一支強大的清軍，在平亂中清軍應是主要威懾力量，清定西將軍是統率全軍(包括厄魯特兵)的主帥，台吉、宰桑們隻能是助手、是向導、是翻譯官，厄魯特軍隊隻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為討逆的主力軍。乾隆帝的失誤就在於此，過分依靠準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決定隻由西路進攻，西路定西將軍永常統兵五千餘人，而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會同進剿”，還有輝特汗巴雅爾、杜爾伯特汗車淩、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車臣默爾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等大宰桑的部下，顯然清軍在數量上居於劣勢，厄魯特士兵遠比清軍為多，這不僅不利於平亂的順利進行，而且還潛伏了很大危機，使台吉、宰桑們輕視清軍，易生叛念，容易再蹈阿睦爾撒納反叛的覆轍。
當然，如果清軍將帥智勇雙全，指揮得當，這五六千人的部隊也會具有強大的威力，也能打敗亂軍，懾服從征的厄魯特台吉、宰桑，控製住四部的形勢。但是，平亂初期的將軍、大臣太無能了，嚴重貽誤了戰機，危害了平叛之戰。定西將軍、內大臣永常，擁有勁兵五千，駐於穆壘，一聽到阿睦爾撒納叛逃的消息，即驚慌萬狀。當時，“西路各部台吉堅心內向”，遣人來告軍營，“求以兵力壯其聲勢”，“自效之意，顯然可見”。業克明安宰桑劄木參等，率所部數千人赴永常處，“叩請遷移附近軍營居住，以為倚庇”。此時如果永常能“克振軍威，諸部得所依倚”，率來歸之眾，令為前驅，全軍奮勇直前，“厲兵迅往”，則“追捕叛跡，其勢甚易”，也可“早通伊犁聲息”，聲援班第，拿獲阿睦爾撒納，使西陲安然無事。但是，永常卻對來告的宰桑，“不審虛實，疑為詭計，張皇失措，挾其宰桑置軍中為質，兼程卻走”，又怕亂軍追來，急檄駐戍巴裏坤的副都統、原定邊左副將軍策楞派兵接應，大軍匆匆忙忙撤退到巴裏坤。永常輕信謠言，以為阿睦爾撒納已飛越數千裏，來襲巴裏坤，急忙致劄陝甘總督劉統勳檄調陝西、甘肅綠營官兵來援。劉統勳受其影響，“望風疑畏”，以雍正七年巴裏坤馬駝為噶爾丹策零派兵劫奪為詞，向帝奏報，要求撤退至哈密。如果這一計劃付諸實行，清軍就失掉了前進基地，後果實難設想。
乾隆帝大怒，連下諭旨痛斥永常、劉統勳“為浮言驚駭，無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氣”，貽誤了軍機，令將二人革職拿解至京議罪，二人之子，或革職在軍營效力，或拿交刑部。命策楞代為定西將軍，以玉保、富德、達爾當阿為參讚大臣，哈達阿為定邊左副將軍，紮拉豐阿為定邊右副將軍。同時，他又授厄魯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達什車淩等人為參讚大臣，並以鄂勒哲依曾在準部辦理圖什墨勒事務(相當於宰相)，“招降人眾，易於集事”，“加恩照將軍體製辦事”，讓其統領大兵，與已擺脫亂軍控製的薩喇爾同掌副將軍印。《清高宗實錄》卷497，頁1、7、21，卷499，頁35、36，卷500，頁13，卷505，頁11.定西將軍策楞遣玉保等領兵一千一百名，於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餘兵隨後繼進，眾台吉、宰桑分別隨先行部隊及大軍出發，定邊左副將軍哈達阿奉旨統領索倫、喀爾喀、和托輝特兵三千，由北路進攻。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哈達哈將阿睦爾撒納的奏折送到了京師。阿睦爾撒納委過於班第、薩喇爾，聲稱“受恩圖報”，擬整頓厄魯特四部，“並令回人、布魯特、塔什幹、哈薩克等臣服”，“祈賞臣管轄四衛拉特印信”，仍然希望清帝封其為四部總汗。《清高宗實錄》卷504，頁7.乾隆帝拒絕了這一要求，命大軍繼續前進。在此前後，他幾次下旨，諭告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及伊犁地區宰桑、喇嘛，要他們認清阿睦爾撒納的罪過，協助大軍征剿。
進軍初期，新封的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率部從征，征撫兼施、勇往直前，起了很大作用。內大臣、參讚大臣、布嚕古特台吉尼瑪自到軍營以後，“頗著勞績”，“勇往任事”，領兵緊緊追擊哈丹，擒獲其妻孥，招降眾得木齊，受到朝廷嘉獎，晉封公爵。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餘名，與策楞分道前進，使烏嚕特、克嚕特、綽和爾等鄂拓克“俱歸順”，並向上奏稱“可以克期擒賊”。策楞因伊犁喇嘛、宰桑等悔過，願“發兵擒賊贖罪”，須遣人前往“撫慰眾心”，而鄂勒哲依在噶爾丹策零時，“曾給以調遣眾鄂拓克兵馬鈐記”，現又願前往諭告伊犁喇嘛宰桑等“相機行事”，故令其先行，以“離賊黨羽”。後因其與擒獲伊犁“賊黨”克什木的哈薩克錫喇俱能感激帝恩，“實心效力”，皆封授公爵。
由於厄魯特四部大多數人員的支持，清軍進展十分順利，二十一年二月收複了伊犁。但是，乾隆帝及將軍、大臣們萬萬也沒有想到，一場更大的變亂即將發生，大多數台吉、宰桑轉變了態度，站在清政府的對立麵，興兵作亂。原來，這次進軍，和十個月前征討達瓦齊之戰，有很多相似之處，清軍的數量少於從征的厄魯特士兵，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大宰桑，起著與上次阿睦爾撒納、薩喇爾類似的作用，伊犁的收複及沿途擊敗亂軍招降各部，主要應歸功於這些率部從征的宰桑、台吉及其屬人，清朝的將軍、大臣很少建立殊勳，而且還充分暴露出他們庸碌無能的真實麵目。當二十一年正月大軍長驅直入抵達特克勒河時，探知阿睦爾撒納與清軍相距僅有一日路程，如果急速往追，便可將其拿獲，不料，阿睦爾撒納巧施計策，派人至軍營偽報台吉諾爾布已將其擒捉，正押送來獻。清參讚大臣玉保竟然相信了這一謊言，駐軍不動，且以紅旗報捷於定西將軍策楞，策楞不察虛實，馬上飛章告捷，乾隆帝大喜，諭封策楞為一等公、玉保為三等男。阿睦爾撒納利用清軍中緩兵計的機會，率殘部越庫隴癸嶺，逃入哈薩克，而策楞、玉保卻互相推咎，借口馬力已乏，屯兵伊犁，不前往追捕。策楞、玉保被革職拿解後，繼任的定西將軍達爾當阿和負責北路的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更為愚蠢。達爾當阿由西路出，擊敗哈薩克及阿睦爾撒納軍隊，阿睦爾撒納變換衣服潛遁，清軍追及相隔一穀，僅二三裏，“賊倉促不及駝載”，眼看就要將其擒獲，全殲殘敵，忽然一哈薩克人來報：即欲捕捉阿睦爾撒納獻與大軍，但需待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清軍將領“爭欲進捕”，而達爾當阿卻信其謊言，下令停止前進，駐軍以待，他不知道來報之人又係阿睦爾撒納所遣。阿睦爾撒納趁清軍中計止兵，飛速逃走，免掉了滅頂之災。哈達哈領軍由北路出，遇哈薩克汗阿布奈之兵一千餘人於巴顏山，按兵不擊，聽其逃逸。因此，大軍出發數月，停滯不前，無甚收獲。《清高宗實錄》卷506，頁35、36、37，卷508，頁4，卷520，頁7―10，卷529，頁9―14；《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清史稿》卷314，《達爾當阿、玉保、哈達哈、策楞傳》。
乾隆帝過分依賴厄魯特台吉、宰桑及將軍、參讚大臣的失職，不僅使阿睦爾撒納幾次逃出虎口化險為夷，大軍遲遲不能獲取全勝，而且使許多台吉、宰桑對大皇帝、對大將軍的才幹和威力產生了懷疑，看到幾位將軍多次“見賣無能”，“皆輕之”。適值與阿睦爾撒納關係密切的喀爾喀車臣汗部郡王青袞雜布於二十一年七月率部叛變，撤掉了清政府所設第十六驛至二十九驛的台站，“羽書中斷”，信息隔絕，清朝在西北地區的統治出現了危機，因此，不少台吉、宰桑改變了態度，希望完全“複其舊製”，“而恥為我(清)臣”，遂從擁清轉為反清。阿睦爾撒納之妻弟杜爾伯特部郡王訥默庫首先為亂，接著，從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噶勒藏多爾濟，輝特汗巴雅爾，輝特部大台吉與郡王車布登多爾濟，阿睦爾撒納的弟兄普爾普、德濟特，和碩特汗沙克都曼爾濟之弟明噶特先後反叛，從征有功為清帝重用和嘉獎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達什車淩、唐木忒等亦相繼率部為亂，寧夏將軍、巴裏坤辦事大臣和起於二十一年十一月為哈薩克錫喇、尼瑪等人誘斬。阿睦爾撒納得知“四部大亂”消息，從哈薩克歸回，會新叛變的諸台吉、宰桑於博羅塔拉河，自立為總台吉，厄魯特四部“複大擾亂”，策楞，玉保於解京途中被厄魯特亂兵殺害。《清高宗實錄》卷524，頁24―26，卷527，頁18―20，卷528，頁4，卷529，頁119，卷530，頁12，卷541，頁35.
四、調度有方迅獲全勝。
乾隆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綽羅斯汗、輝特汗等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紛起為亂，殺將軍，搶台站，推立總台吉，西北大亂，警報頻傳，京師為之震動。原來不同意用兵的王公大臣們又“生疑議”，認為確實不該進軍於萬裏之外。乾隆帝雖然完全沒有料到大功垂成之時又生變亂，但他鎮定自若，沒有絲毫的猶豫，堅持進軍，一定要把辦理厄魯特四部之事進行到底。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知道巴雅爾、哈薩克錫喇、尼瑪、莽噶裏克等“同謀為逆”後，諭軍機大臣說，“厄魯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應盡行剿滅”，即告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所部兵丁回巴裏坤，“沿途遇背叛賊人，悉行剿滅”。②《清高宗實錄》卷527，頁12、13，21.
過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與西路參讚大臣覺羅雅爾哈善相繼奏報，寧夏將軍和起被尼瑪等所率布嚕古特、杜爾伯特、紮哈沁、“回人”數千兵丁圍攻，力盡而死。乾隆帝給軍機大臣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長諭，主要講了五個問題。第一，一定要用兵厄魯特。除了過去多次提到的安插杜爾伯特三車淩和阿睦爾撒納數萬來歸人這些理由外，諭旨還特別提出了邊患問題。上諭批駁“無識之人”“妄生議論”，“謂此事原不當辦”的謬論說：
“殊不思準噶爾之為西北邊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餘年，我皇祖、皇考當噶爾丹、噶爾丹策零等藩籬完固兵力強盛之時，尚且屢申撻伐，以為邊陲久安之計，朕仰承鴻緒，上荷天庥，適值該夷部落攜離、人心渙散之候，既已有機可乘，而安坐失之，豈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亦何以上對皇祖、皇考在天之靈。此所以熟籌審計，實有萬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時之好大喜功開邊釁而勤遠略也。……況該夷地近西陲，雖定以疆界，準通貿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難保其不生釁端。今即重煩兵力，得以永靖邊圉，揆之事機，尚應斷然為之，豈有已成之功，轉為棄置之理。”②。
第二，必須擒獲阿睦爾撒納。乾隆帝認為，阿睦爾撒納的漏網，是促使各宰桑、台吉降而複叛的重要因素。他就和起被尼瑪等叛兵殺害一事指出：“貪殘好亂，反複狡詐，固屬準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經擒獲之故，昨降旨黃廷桂，所謂叛賊一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為此耳。”②《清高宗實錄》卷527，頁20，19―22.他嚴令定西將軍，定邊左、右副將軍，一定要集中兵力追捕阿睦爾撒納，不將其捕獲絕不罷休。
第三，取消舊規，擬行新製。乾隆帝初征準部時，並未想完全改變厄魯特四部舊有製度，隻是想作一些較大的更動，恢複其八九十年前四部各有所主不聽命於總汗的原有局麵，四部分封四汗，“眾建而分其勢，俾其各自為守”，同時仿照內紮薩克、喀爾喀四部之例，將厄魯特人員編立旗分佐領，設紮薩克和盟長，使其既納入清朝版圖遵從帝旨，又保持有相當大的內部自治權，與州縣大有區別。但是，各台吉、宰桑降而複叛，欲圖完全脫離清朝，恥為清臣，使乾隆帝感到，原來的設想弊病甚多，穩定不了局勢，難保今後“不生釁端”，必須另籌新製，將其直接轄屬於朝廷之下，設立廳、府、州、縣，取消其獨據一方的權力。
第四，放棄“以準攻準”舊策，主要依靠清軍。兩年的實踐證明，“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的政策，帶來了嚴重危害，使各部台吉、宰桑看不到清軍的威力和作用，產生了輕視清朝的想法，因而降後又叛。像上麵提到的和起之死，便係一典型例證。身為寧夏將軍、尊為欽差大臣的和起，奉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之令，去征討已叛的輝特汗巴雅爾。巴雅爾既為一部之汗，屬人至少有數千戶，至少有數千名兵士，而和起率領進攻的軍隊雖有數千人，可是隻有一百名索倫兵是其舊部，餘下之兵係他向厄魯特台吉、宰桑和回部伯克征調而來，其中，尼瑪之兵一千五百餘名，莽噶裏克、哈薩克錫喇及額敏和卓各有兵數百、千餘不等，因此，一旦尼瑪等“操戈相向”，莽噶裏克之兵“從後鼓噪”，和起的一百士卒當然抵擋不住，力盡而死。如果他統有滿、蒙、漢官兵數千，這一悲劇怎會發生。所以乾隆帝改變了方針，放棄了“以準攻準”的政策，改為以清軍為主。他在諭中講到，“現在巴裏坤地方，已經添駐重兵，並派調索倫、察哈爾、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協力擒捕”。②。
第五，一定能奪取勝利。盡管噶爾丹、策旺阿拉布坦與噶爾丹策零曾於康熙、雍正時期稱雄於西北，大敗清軍於和通泊，但乾隆帝敏銳地、準確地把握住了準部內亂元氣大傷這一根本性弱點，科學地斷言必能取勝。他說：現“值該夷部落攜離，人心渙散之候”，“機有可乘”，“前歲平定伊犁時，偏師直入，業已所向披靡，今該地又經阿逆蹂躪之後，凋敝已極，大兵所至，自可計日戡定，尚屬易於經理之事。”《清高宗實錄》卷527，頁19、20.
乾隆帝的這一斷言，並非隨意胡謅無稽之談，而是有兩年來清軍進征厄魯特的曆史事實為其依據。二十年春征討達瓦齊，西、北二路“哨探兵”才一萬一千餘人，就降服了這位曾屢敗敵兵統一四部的渾台吉的廣闊轄地，而且在五月十四日達瓦齊擁宿衛親兵萬人屯格登山時，奉命偵察敵情的清軍翼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僅帶二十四人就“突入賊營衝擊，出其不意”，“賊兵大潰”，收降七千餘人，達瓦齊倉皇逃走。《清高宗實錄》卷490，頁5，卷499，頁13.號稱驍勇多謀的阿睦爾撒納，反叛以後，屢為清軍擊敗，不得不四處流竄。北路領隊大臣阿裏袞率兵七十餘人，便曾於二十一年九月擊敗哈薩克兵一千餘，俘獲大量馬匹輜重。最能說明尼瑪等宰桑的軍隊戰鬥力不強的例證是兆惠的征戰。聞聽和起被害，兆惠領兵二千餘，於二十一年十一月從伊犁撤退，沿途皆被各部截阻，從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一戰於鄂壘，再戰於庫圖齊，又戰於達哈齊，前後擊殺敵軍數千。二十二年正月退至烏魯木齊，噶勒藏多爾濟、紮那噶魯布等“諸賊俱會”，“日數十戰”，清軍“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行至特納格爾，被敵軍重重包圍。時侍衛圖倫楚領兵八百來援，兆惠率疲軍衝出，並往擊巴雅爾，然後全師回至巴裏坤西路大軍軍營。《清高宗實錄》卷530，頁9、10、11，卷531，頁12、22，卷532，頁8、15、16、17；《嘯亭雜錄》卷10，《兆武毅公》；《清史稿》卷313，《兆惠傳》；《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兆惠僅以區區二千駐防之兵，就能突破各部宰桑、台吉數倍於己的敵軍包圍，轉戰千餘裏，擊傷敵軍數千，全軍而回，可見厄魯特四部反清軍隊士氣之不振、軍力之衰弱。
乾隆帝從這些戰例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增強了平準的決心和信心，連下諭旨，調兵遣將，撥發帑銀，抓緊辦理厄魯特四部之事。他以喀爾喀親王成袞紮布“熟悉蒙古事務”，“誠心報效”，授為定邊將軍，統領大軍由北路珠勒都斯進攻，任兵部尚書舒赫德、鄂實等為參讚大臣，戶部尚書阿裏袞、一等公明瑞等人為領隊大臣，命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伯、領侍衛內大臣兆惠和參讚大臣富德領軍從西路額林哈畢爾噶征討，兩路共七千名士卒，主要係滿洲索倫、綠旗及蒙古兵，哨探隊於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隊於十一日出發，考慮到以往大軍進攻，準部台吉、宰桑率領屬人逃往哈薩克或潛匿山穀，清軍一撤，又歸回本部，繼續作亂，無法徹底降服，“非一勞永逸之計”，因此這次令隨軍的綠旗兵丁屯墾田土，並招募維吾爾族農民耕種，這樣既有利於解決軍隊糧食的供應，“可資軍食”，又可使反叛的台吉、宰桑“無可歸之路”，哈薩克也會因“不能久資養贍”，而與叛者“相戕”，“庶可以永絕根株”，徹底平定準部。《清高宗實錄》卷530，頁3―5，卷533，頁18―21，卷534，頁18，卷535，頁2.
乾隆帝調度有方，任人得當，賞罰嚴明，將軍、大臣和三軍官兵奮勇向前，軍威遠揚，勢不可擋，而厄魯特四部台吉、宰桑們卻互相殘殺，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為其侄紮那噶爾布所殺，阿睦爾撒納又襲掠紮那噶爾布，尼瑪又欲謀害紮那噶爾布，兼之，“痘疫盛行，死之相望”，因此清軍進展神速，很快就收複了伊犁，擒獲或斬殺了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德濟特、巴雅爾、達什車淩、尼瑪、紮那噶爾布，鄂勒哲依為其子敦多克斬殺，哈薩克錫喇敗走流竄。阿睦爾撒納在濟爾噶朗“猝遇大兵，不能抵禦，即行逃走”，計窮力盡，再次逃入哈薩克，富德領兵緊迫。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哈薩克阿布賚汗之弟阿布勒比斯遣使來見，呈述說：去歲阿睦爾撒納逃來時，“大國遣人索取，沿邊居人未即達知阿布賚，是以煩大皇帝征討”。阿布賚欲將阿睦爾撒納擒捉，送獻大皇帝，不料其事先察覺，“盜馬逸去”。今後如再入我境，“必行擒送”，並懇請“帶兵效力”，“往來交易”。富德派參領達裏庫等人前往“宣諭威德”，阿布賚“願以哈薩克全部歸順”，並遣使入貢，呈獻表文。《清高宗實錄》卷535，頁5，卷536，頁11、12、21，卷537，頁18、33，卷538，頁26、27，卷539，頁8，卷543，頁7、8、9、24、25、26、29―33，卷547，頁6、11.
阿睦爾撒納於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俄國，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國擒獻。八月，阿睦爾撒納患天花病死，十二月，俄國邊界官員將其屍送到恰克圖，清政府派侍郎三泰、喀爾喀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驗看。清軍繼續追剿厄魯特“餘賊”，至二十四年始告結束。
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率部民十餘萬離開俄國，長途跋涉，曆盡艱辛，歸回祖國。乾隆帝大喜，厚待其部，封渥巴錫為烏訥思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封策伯克多爾濟、舍楞、巴木巴爾為親王、郡王，封恭格、默門圖、旺丹沙喇扣肯、奇布騰、雅爾丕爾、額墨根烏巴什等人為貝勒、貝子，其餘頭領分封公、台吉。隨後分授其汗、王、貝勒為四盟之盟長、副盟長，按喀爾喀四部之製編立旗盟。“於是四喀爾喀與四瓦喇(即厄魯特四部)部眾皆撫而有之，疆域幾埒元代矣”。《清高宗實錄》卷887，頁9―14，卷890，頁16、17、18，卷892頁，15―25、51、52，卷983，頁1―5；《聖武記》卷4，《乾隆新疆後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