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初征金川敗師殞將(2)
這些上諭表明，乾隆帝是想以懲治大金川，來“震懾諸蠻”，徹底控製住四川各土司，“永靖邊陲”。過了兩個月，他的這一意圖更為明確了。五月十六日，他諭示軍機大臣：川省土司的叛服無常，是由於地方官員辦理不善。如果僅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而將其置之度外，是不合適的。“若但來則應之，去則弗追，試思十至而十應，何如以十應之勞用之於一舉，毀穴焚巢，芰芟蕩滌之為愈也”。前人如馬援、諸葛亮、王守仁，皆能收一勞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樂土，具有明效。川省諸番亦當加意經畫”。可傳諭慶複、張廣泗熟籌長策，“令蠻眾弭耳帖服，永為不侵不叛之臣，使叢篁密箐，息警消烽，共安至治”。《清高宗實錄》卷291，頁2、3.
諭中所謂滇黔古州等境，“悉成樂土”，係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撫兼施，將這些地區改土歸流，設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隸朝廷統轄。可見，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隻是為了製止其襲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勞永逸，在這裏實行改土歸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聽命於中央，直隸清帝。
二、失誤軍機總督張廣泗損兵折將。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數民族人員皆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處及其鄰近的漢民地區永遠安靖，徹底結束各土司互相廝殺劫掠盛行的混亂局麵，這一想法是不錯的。如果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對增強祖國的統一和進步，對促進各少數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都會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這一雄心壯誌，無可非議，應予肯定。但是，隻有美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還需有主觀的努力和必須具備的客觀條件，才能將希望變成為現實，否則不僅不能達到既定的目的，而且還會惹出大禍，局麵無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此時，他正在勵精圖治，政局安定，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還下達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國一年錢糧的上諭。他本來想乘勝前進，為解決康熙以來川省多亂的難題作出一番貢獻，建樹豐功偉績，不料，由於在采取的方式、選擇的時間、進攻的對象和任用將帥等方麵，犯了嚴重的錯誤，結果是事與願違，勞民傷財，敗師殞將。
廢除土司製度，改土歸流，對少數民族來說，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則歸流後不少滿漢官員會乘機魚肉少數民族人員，再則，由於長期的傳統影響，很多少數民族人員尤其是土司對此會有所懷疑，猶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認識此舉的必要性、進步性之前，即客觀條件尚未具備之前，就采取強硬措施，進行軍事打壓，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將愈益激化，好事變成壞事。在用兵的對象上，乾隆帝犯了極大的錯誤，不該征討金川。四川西北地區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一般都能吃苦耐勞勇於劫殺，登高山如履平地，灑熱血麵不改色，槍林彈雨之中來往奔馳，特別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異常。稍晚一些時間，一位知府敘述其親眼看見金川士兵的勇敢情形時講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槍、腰刀、械、火藥、糗糧，約二三十斤，“登山越嶺如平地”，火槍能命中致遠。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每日安營完畢，即演習火槍，角勝負，晝以小石為的，夜則燃香為的。聞有敵兵，則“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善於夜摸敵巢，“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三人，若十數隊(即數十人)登山，後以大隊人馬疾登，“賊眾無不望風而靡”。《聖武記》卷11，《兵製兵餉》。乾隆帝要以疲弱川軍攻擊這個勇悍善戰的土司，確實是選錯了對象。兼之，任用將帥，又不得人，更加貽誤了軍機。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調貴州總督張廣泗為川陝總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學士、前川陝總督慶複仍在四川，與張共商軍務。四月初五日，軍機大臣議準，兵分川西、川南兩路，派鬆潘鎮總兵宋宗璋、建昌鎮總兵許應虎分率兩路官兵進剿。
莎羅奔進攻沃日土司屬下各寨，沃日土司向官府求救，慶複調鬆茂協副將馬良柱領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熱籠寨之圍，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駐沃日防護土司之都司馬光祖帶屬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澤旺向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陝總督的張廣泗到達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雲的。雍正四年，張還是偏僻山區的黎平知府，因被雲貴總督鄂爾泰看中，以其佐討“亂苗”，於五年擢貴州按察使，並因平苗亂有功於六年超授巡撫，十年任副將軍，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十三年還授湖廣總督，打壓了貴州古州苗變，任雲貴總督兼領巡撫，進世職為三等阿達哈哈番。乾隆帝對張十分讚賞，譽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者”無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討金川之重任。
張廣泗受命後，也想大顯身手，再建奇勳，晉爵升職。他於五月初會同慶複上奏，請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軍機大臣議準，原有漢土官兵一萬九千名，續派陝西綠旗兵三千，現又增調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張廣泗的奏折，張奏稱：到川以後，“備知大金川賊酋莎羅奔凶橫不法，官兵屢次失利”。現調漢土官兵雖有兩萬餘名，“但士兵各懷二心”，非徘徊觀望，即逃匿潛藏，不足為恃，請調黔兵二千。帝從其議，並批示說：“甚通之論，足見幹濟，今照汝等所請。但既已添兵，應克奏朕功，仍當以班滾為戒。”《清高宗實錄》卷291，頁30.
乾隆帝從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諭決定用兵金川之後，多次諭告軍機大臣、慶複、張廣泗、紀山，責令他們“兵貴神速”，迅速剿滅大金川，擒獲莎羅奔，以瞻對班滾之事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諭示軍機大臣：
“從來兵貴神速，名將折衡，未有不以師老重費為戒者。大金川之事，調兵逾半載。撥餉過百萬矣。前據慶複、張廣泗奏報，迄今已幾兩月，所調陝兵何時到齊，慶複、張廣泗於何時前進，……何時可搗賊巢，俱宜不時奏報，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鑒瞻對前車，迅奏朕功，所有近日軍情，作速詳悉奏聞。”《清高宗實錄》卷292，頁24、25.
過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慶複、張廣泗呈述兵情的奏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澤旺率眾投誠，並退還搶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絕”，官兵即將分路進攻，便具體提出對金川的處理意見。他諭告軍機大臣：金川雖不能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設流”，亦應分置衛弁，統轄汛兵，或分派大員彈壓，經理田賦獄訟，“馴擾羈縻”，“期於綏靖地方，約束蠻眾”，不致如“土司之專有其人，易於蠢動，可以永除後患”。《清高宗實錄》卷293，頁2、3、4.
這兩次上諭及前述同意張廣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對敵情缺乏正確的認識。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而他對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數，尤其是莎羅奔之才幹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錯誤地認為調集漢士兵二萬餘名、撥餉百萬兩，就可取勝，不但能夷平金川，還可擒獲首領。這一脫離實際的幻想，自然會很快破滅。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慶複、張廣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稱莎羅奔居勒烏圍，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寫做噶爾崖、刮耳月、噶拉依)，現分兵兩路攻剿，河西各寨則派遊擊羅於朝同土司汪結帶兵進攻，俱定於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齊進。張廣泗駐小金川之美諾寨，慶複擬駐舊保。張廣泗、慶複又與四川巡撫紀山合奏善後事宜，認為“金川正在眾番蠻土司之中，深邃幽險，尺寸皆山”，難以安設營寨，若駐月防守，運餉艱難，建議於平定之後，擇恭順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頭人，“量為畫界分授，少其地而眾建之”，使其力弱不能為亂。乾隆帝看後，不甚滿意，諭示軍機大臣，批評慶複、張廣泗等人“未能領略從前諭旨，為出奇製勝之策”，其“以蠻治蠻”之善後方法，亦不妥當。軍機大臣等奏稱，平定之後，或設衛分轄，或派大員駐紮其地，令該督將“長靖番蠻至計”上奏。《清高宗實錄》卷295，頁17―20.
八月二十三日慶複、張廣泗的奏折到京，言稱西路威茂協副將馬良柱“連戰克捷，各寨望風乞降”，現離刮耳崖僅二十餘裏。乾隆帝對這一所謂捷音，很為不滿，批示說：“朕日夜望捷音之來，遲至如今，亦不過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須善為籌劃，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禦有方”。《清高宗實錄》卷297，頁10.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獲勝，張廣泗也想早日克敵建樹功勳，一再向皇上保證務必在九、十兩月內“進取賊巢”。他倆還因誤認為即將取勝，而忙於籌劃金川善後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勢險峻之後，改變了原先設立流官駐兵彈壓的想法，於九月三十日諭示軍機大臣，欲將金川歸入西藏，令郡王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就近管束”，“受達賴喇嘛化導”，其平時一應鈐轄稽查，命王子派頭目前往經理，以專責成，其上有駐藏大臣“總轄董率，足資彈壓”。《清高宗實錄》卷299，頁22―24.這一想法頗為謬誤。不僅因為金川遠離西藏數千裏，即使西藏王子和達賴喇嘛忠於清帝，願意效勞，認真管轄金川，也鞭長莫及，而且更危險的是，西藏政教首領是否會長期臣屬於清帝？如果他們要和中央政府鬧獨立，鬧對抗，那麽，他們可以將金川作為一個基地，作為一塊跳板，由此進攻幾百裏外的成都，進而侵占整個四川。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和無根據的瞎說，曆史是一麵鏡子，是最有說服力的。三年以後，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為靠的王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及其黨羽，在西藏發動叛亂，殺害了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禦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將金川委任這位王子管轄，其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
張廣泗則持另一意見，欲按照貴州苗疆之製辦理，奏請於金川地區設兵彈壓，安設重鎮，分布營汛，“以控製蠻方”，擬增兵七千餘人。軍機大臣等認為，此議不妥，增兵多，轉運糧餉器械困難，奏請遵照帝旨，將金川歸入西藏管轄，“以番治番”。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300，頁7、8.
正當乾隆帝盼望速勝籌劃善後事宜之時，前線送來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來，張廣泗遣派諸將於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時出擊，開始還比較順利，七月末，西、南兩路軍隊皆已抵達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與勒烏圍不遠。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險要處皆設碉樓，防範周密，槍炮俱不能破”，“賊守彌固”，故雖占領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區，仍不能直抵勒烏圍。《清高宗實錄》卷298，頁19，卷300，頁8.莎羅奔與其兄就日吉父子“屢遣番目乞降”，張廣泗諭告來使之人：“莎羅奔罪無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麵縛而來，另候酌奪。”莎羅奔又邀請隨同清軍征戰的裏塘土司汪結至勒烏圍，“懇請招安”，並派人同汪結到小金川張廣泗軍營。張又對來人說：“該逆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凶逆，不滅不已。”《清高宗實錄》卷301，頁17，卷305，頁10.
清軍將帥的驕橫，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極大的憤怒，拚死反抗，不僅使川陝總督張廣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證落了空，而且還在其再次向帝保證於明春“滅蠻”之時，來了一個突然襲擊，大敗官兵。清軍將近三萬，而大金川的“精壯吐蕃”不過七八千名，經過一段時間的征戰，據張廣泗估計，隻剩下四千餘名。盡管敵眾己寡，但莎羅奔及屬下人員毫不畏懼，於十二年十二月發起反擊，向駐守馬邦山梁的清署泰寧協副將張興進攻，施發石炮，“以機發石傷人”，清兵抵擋不住，從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於山梁河口築砌石卡，截斷了清軍糧運水道。張廣泗派署參將王世泰前往救援，張興、陳禮關閉營門，不與王世泰聯係，反與金川頭人講和，“並出重資分散各番，許送官兵過河。”待張興等出營後，金川人將其軍引至右山梁溝底，全部殺死，並乘勢攻打清軍各處營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擊敗駐守曾達的參將郎建業等所領漢土官兵一千餘名，斬殺督標遊擊孟臣，迫使郎建業等棄營後退，撤至丹噶。總兵馬良柱因大雪多日糧盡援絕，害怕敵軍圍攻，率兵五千餘人撤至納貝山下。清軍連連潰敗，軍裝、槍炮多被金川藏民獲得。大金川藏民“皆歡躍大言，謂官兵計日可退”。《清高宗實錄》卷305，頁38、39，卷309，頁47―50.
張廣泗又怒又懼，急忙上疏，奏準調陝西固原提督標兵二千、西寧鎮兵一千、河州鎮兵一千、甘肅提督標兵五百、肅州鎮兵五百名及州、延綏、寧夏鎮兵二千名，以及雲南兵二千、貴州兵一千，合共一萬名兵士，於明春三月齊抵軍營，準備大舉進攻。又奏準從北京運九節炮十門，並仿鑄十門，運送大批槍炮子彈，僅四川巡撫紀山在川省就鑄造了大小炮子七萬六千六百餘顆。
張廣泗想了許多辦法來進攻金川的戰碉，如穿鑿牆孔以施放火球，堆積柴薪於碉之牆外圍燒，皆因金川藏民防禦嚴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敗。他又采取地雷戰術，選調各廠礦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藥轟放地雷，以圖炸塌碉牆。第一次在曾達試行，挖成後，於穴中聽到碉內人聲，以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響之後，才發現離碉還有二三丈遠，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崗一大碉挖地道，引藥爆炸後，隻震掉耳碉碉頂，正中大碉雖然搖動，並未震塌。金川人員立即設防，各於碉外挖掘深塹，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張廣泗無計可施，官兵士氣異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戰局不利，於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書班第為欽差大臣，前往四川軍營了解詳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於皇上麵前。密折的一個內容是關於軍情的敘述：“大金川地縱不過二三百裏，橫不過數十裏，蠻口不滿萬人。現在軍營集漢土官兵及新調陝甘雲貴四省兵丁，已至五萬，乃聞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吐蕃(即其他土司)因此觀望。張廣泗自去冬失事後，深自憤懣，急圖進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氣積疲。”密折的另一內容是建議起用嶽鍾琪，因為“增兵不如選將”，嶽鍾琪“夙嫻軍旅”，父子世為四川提督，“久辦吐蕃之事，向為番眾信服”，即綠旗將弁，亦多係其舊屬，現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歲，“精力壯健，尚可效用”。《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45.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評述用兵以來的軍情變化說：“去歲初進兵時，我師頗銳，連克碉寨，各番畏懼，降附甚多，日久漸懈，……防禦更疏，致賊伺隙來攻，轉多惶懼。及張興事敗，眾兵愈餒，張廣泗益加憤懣，將闔營將弁一概謾罵鄙薄，至不能堪。”《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9.
乾隆帝經過反複考慮，終於在三、四兩月在將帥任用上實行了重大的變動。盡管張廣泗連續奏報軍情及進攻之法，保證要於夏秋獲勝完事，但乾隆帝已經對這位他曾譽之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無出其右之川陝總督，有些失望，不願再讓其總負此任了。他首先於三月諭令班第不必忙於辦理糧餉，留在軍營，“與張廣泗協商一切軍務，佐其不逮”。這裏雖說是讓班第與張“協商”，形式上仍係張為統帥，但班第身為兵部尚書，又係欽差大臣，這種“協商”便非僅僅參謀而已，而是實際上包含了監督、決策的性質了，並且，諭中還明確講到，讓班第對張廣泗“夏秋告捷”的保證“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須預為籌劃良策，更顯示出班第在軍事指揮上權限、影響之大，張廣泗已經實際上不再是督軍進征的惟一統帥了。《清高宗實錄》卷310，頁10.
接著，他諭令班第與張廣泗商議，可否用嶽鍾琪以提督、總兵銜“統領軍務”。張與嶽向有舊怨，雍正十一年，張以副將軍身份上疏，痛詆寧遠大將軍嶽鍾琪調度失宜，貽誤軍機，使嶽被罷官問罪。因此，張對用嶽之議，甚為不滿，奏稱嶽有“紈絝之習，喜獨斷自用，錯誤不肯悛改。聞賊警則茫無所措，色厲內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諭，隻好呈稱願遵旨將嶽調赴軍營，令其赴黨壩任軍營統領。乾隆帝不顧張之明從暗抗，特下諭旨，賜嶽以提督職銜，令其奮勉圖報，立功之時，從優議敘。《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卷313，頁13、14、48、49.
這兩項措施，應該說還是不錯的，班第連續上奏，使乾隆帝對前線軍情有了更多的更為真實的了解，班第還對張廣泗賞罰不公偏袒屬員之過有所匡正。嶽鍾琪於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達軍營後，對揭示張之弊病及關於用兵之法的建議頗為中肯，後來還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為重大的措施――用訥親為經略，卻鑄成了大錯，嚴重地危害了對金川的軍事進攻。
三、用短棄長經略訥親誤國喪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連下四道上諭，任命訥親為經略，現摘錄如下：
“四川大金川軍務，曆時許久，尚未就緒。總督張廣泗曆練軍情，尚書班第專辦籌餉，現在竭力辦理，各省官兵亦已調集。但此番狡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應遣重臣前往，提挈綱領，相機商度，乘時策勵，則軍聲振而士氣一，及鋒而用，可期迅奏朕功。大學士、公訥親，……著速來京，給予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略四川軍務。”“……此番駐師日久，兵氣不揚，將士懈怠，現在各省調撥官兵，雲集川省，張廣泗一人未能獨任，且自張興覆沒之後，益加憤懣，其撫馭將士，亦未能恩威並著。……惟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相機調度，控製全師，其威略足以懾服張廣泗，而軍中將士亦必振刷歸向，上下一心，從前疲玩之習，可以煥然改觀，成克期進取之效，即後此之善後機宜，亦可一手辦理，紓朕西顧之憂。”“……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殲群醜，俾番蠻懾服，鹹知向化，一勞永逸。”《清高宗實錄》卷312，頁17―21.
這四道上諭，表明了乾隆帝處理金川之役的三個問題。其一，狠下決心，誓平金川。這最明顯地反映在訥親的出任經略上。訥親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員，而是乾隆帝之第一親信寵臣，是體現帝旨處理全國軍政要務的實際上的大宰相。訥親，姓鈕祜祿氏，是清開國元勳弘毅公額亦都的曾孫，是康熙初年四大輔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孫子，其姑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後。雍正五年，訥親襲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軍機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顧命，十月被高宗授為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後外家恩，晉一等公，從此以後，訥親極受乾隆帝寵愛和栽培，曆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諸職，多次口銜帝命，巡視地方，審理要案，勘察河工，檢閱營伍。訥親從乾隆四年任協辦大學士起，十年遷大學士，十一年、十二年兩年任首席大學士。在軍機處，訥親任職更長，從雍正十一年直到乾隆十三年，連任十六年軍機大臣，而且從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皆為名列第一的領班軍機大臣。換句話說，在乾隆十一年、十二年，訥親既是首席大學士即人們尊稱的首輔，又是領班軍機大臣，其地位之高，權勢之大，受帝之寵信，可想而知。乾隆帝本人便曾多次講到對訥親無微不至的培養和極其特殊的寵愛：論培養，“當大學士鄂爾泰在之時，朕培養陶成一訥親”；講恩遇，“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談重用，“朕向所倚任者，亦無出於訥親之右者”。《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1，卷328，頁43，卷359，頁53.至於清朝文獻中群臣言及訥親為帝“厚加倚任”，諸軍機大臣中惟其一人單獨入見麵承帝旨，等等記載，更是屢見不鮮。《嘯亭雜錄》卷1，《殺納親》；趙翼：《簷曝雜記》卷1，《軍機大臣同進見》。乾隆帝能將這樣一位須臾不可離的最為倚任的軍國重臣和一等寵信之愛卿調任經略，遠征金川，可見他的確是下了最大的決心，要誓滅“川蠻”了。
其二，形勢需要，舍其(訥親)莫屬。乾隆帝讓訥親遠征金川，是由於國家軍政財經嚴重形勢的迫切需要，使他認為隻有走此一著，才能使全盤皆活。張廣泗統率三萬大軍，進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長達兩年，竟阻於險碉，寸步不前。三軍“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奏凱之日，遙遠無期。經濟上，軍需浩繁，費用無限，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萬士卒和兩萬多役夫，日需米麵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後，兵卒四萬和各色人員，將近十萬，食糧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計算，從四川運至軍營，每石需腳價銀十八兩(還不包括對民間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萬四千兩，一月為四十二萬兩，一年為五百零四萬兩，如果加上官兵軍餉、槍炮弓箭彈藥器械、戰馬餉料，等等用費，又將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後，這樣巨量的用費，清政府是無力長期支付的。戰事延長，曠日持久，調兵各省，沿途騷擾，西南地區不得安寧，朝廷忙於處理軍務，貽誤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處。乾隆帝為了挽轉戰局，急需派遣一位軍國重臣前往主持軍務，而尚書班第的“力量、識見、物望，均不能勝此重任，張廣泗亦未必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訥親派去，以便憑借其位極人臣勢傾朝野的威望和才幹，“懾服張廣泗”，改變低下士氣，統率全軍奮勇衝殺，早日獲勝。《清高宗實錄》卷306，頁16、17，卷307，頁3、4，卷311，頁38、39，卷312，頁19，卷314，頁37，卷329，頁55.
其三，獲勝有望，促其成功。此時乾隆帝還是認為，張廣泗有軍事才幹，但川兵疲弱，張禦下無方，“督責過嚴”，使將弁懷怨，因而不能克敵。現在增派陝甘銳卒萬名，趕運大炮槍銃彈藥，四萬大軍對付四千藏民，以眾淩寡，條件是相當好的。而且，起用宿將勇將，曾以兵五千敗敵十餘萬的原寧遠大將軍嶽鍾琪，被任為四川提督，原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被授為內大臣兼鑲黃旗護軍統領，曾單騎定亂兵的勇將任舉從固原提標參將升為總兵，前赴金川軍營。兵多將勇，炮厲糧足，重兵圍攻，勝利是有希望的。訥親之被任為經略，對全軍官兵會有很大影響，“俾軍令肅而士氣奮”。這樣，“嫻於軍旅”的川陝總督張廣泗，“得專意征剿”，當訥親抵達軍營時，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資其(訥親)威略”，促進勝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計，訥親將於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時，依總督張廣泗奏報的計劃(張早已多次保證獲勝，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稱，兵分十路，定於五月初八日開始進攻)，“計經略抵營之日，正當告捷之時”。《清高宗實錄》卷312，頁19、21，卷315，頁36，卷325，頁22.清兵已經勝利，訥親有經略之名，憑經略之銜可戴建樹奇勳之桂冠，既無需親臨前線指揮，勞神費力，鞍馬勞頓，又不冒戰陣廝殺難免死傷或戰敗潰逃的危險，有樂無苦，坐享其福。這可是乾隆帝對其第一心愛寵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極大恩遇了。
乾隆帝經過長期深思熟慮，製定了如此的製服金川的錦囊妙計，便靜待蜀西早報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經略大學士、一等公訥親與川陝總督張廣泗呈報官兵於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臘嶺、卡撒、黨壩、甲索、乃賞、馬奈、正地諸路攻戰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時送到北京，奏稱諸路進攻被阻，署重慶鎮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陣亡，副將唐開中受傷，總兵治大雄患傷寒，“一時統領乏員”，已調原固原提督段起賢、副將胡大勇來軍營，乞簡發曾經保舉的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十餘員來川作戰，並奏請督軍築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與敵共險”。《清高宗實錄》卷318，頁23―27.
訥親、張廣泗上述所謂前進遇阻等語，顯係玩弄文字遊戲，將其失敗真情予以掩蓋縮小，其實，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敗。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首先是兵丁大量傷亡。奏折沒有談到士兵傷亡情形，但是，這一問題相當嚴重。訥親、張廣泗於五月底至六月初發動進攻時，漢土官兵有四萬餘名，經過這次戰爭，及相繼的幾次小的進攻，除去死亡及傷病遣回者，到九月初隻剩下漢士兵二萬五千一百餘名，減員八分之三。《清高宗實錄》卷324，頁12，卷325，頁38.可見傷亡之慘重！
其次，士氣低落。兩軍相逢勇者勝。如果兵無鬥誌，哪怕有百萬之眾，亦如一群綿羊，任人宰割，一遇風聲鶴唳，便會狼狽潰散，兵敗如山倒。此時清軍剛遭大敗，總兵陣亡，副將重傷，經略束手無策，總督智窮才盡，因此士氣異常低落，“士無鬥誌”，戰輒奔逃，“一遇賊徒，輒鳥獸散，將領皆所不顧”。《清高宗實錄》卷324，頁13，卷325，頁27.閏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餘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領兵的副將、遊擊，畏縮不前，督至溝口而止，帶兵的守備等官又複落後，金川兵數十人從山梁呐喊衝下迎戰，清兵“三千餘眾擁擠奔回，多有傷損”。三千餘名士卒竟見敵兵數十名而“聞聲遠遁，自相蹂躪”，②《清高宗實錄》卷323，頁2、3，3.確係罕見。乾隆帝聞此不勝憤怒，連說“殊為駭聽”，“實出情理之外”。②
再次，築碉株守，實為無策。訥親、張廣泗原來是製定十路並進的戰略方針，以黨壩、美臥、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烏圍，以卡撒、臘嶺、納喇溝、納貝山、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羅奔住居勒烏圍。嶽鍾琪早就主張從黨壩進攻，因為，黨壩至勒烏圍不過五六十裏，隻要攻破黨壩右邊的康八達，“便可直搗巢穴”，而卡撒、臘嶺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離勒烏圍還有一百餘裏，道路險阻，又要耽誤許多時間。這次訥親、張廣泗統率大軍從臘嶺進攻，慘遭失敗，畏懼金川之戰碉，攻一碉動輒死傷數十人乃至數百人，因此欲築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這樣一來，清軍龜縮碉中，怎能前進，坐耗大量錢糧，天長日久，餉道堵塞，水源斷絕，敵兵乘虛來擊，必致全軍覆沒。因此乾隆帝痛斥訥親、張廣泗之謬議。這一在軍史上實為罕見的攻敵之法之出現，正說明此時清軍已陷入“智勇皆困”、計窮策盡的絕境。
盡管乾隆帝相繼下諭數十道，教誨、督促、斥責訥親和張廣泗，要他倆重振軍威，克期破敵，可是毫無效果，二人除了連上奏疏辯解外，拿不出任何辦法，軍務毫無進展。乾隆帝十分惱怒，將二人革職削爵問罪，於十三年十二月斬張廣泗，抄沒其家，以遏必隆的遺刀，送往軍前，勒令訥親用其祖之刀自裁。
對於訥親、張廣泗用兵失敗的原因，當時的將帥曾作過評述。四川提督嶽鍾琪於十三年六月任舉陣亡之後，在七月下旬上奏，講到這一問題，認為主要是川陝總督張廣泗調度不當，如士兵怯懦，官兵守營放卡防台護糧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於進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單不足，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弟良爾吉私通其嫂阿扣，恐與大金川莎羅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請，不增派兵歸己，從黨壩進攻，等等。乾隆帝對此深表讚同。
諭中所謂滇黔古州等境，“悉成樂土”，係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撫兼施，將這些地區改土歸流，設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隸朝廷統轄。可見，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隻是為了製止其襲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勞永逸，在這裏實行改土歸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聽命於中央，直隸清帝。
二、失誤軍機總督張廣泗損兵折將。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數民族人員皆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處及其鄰近的漢民地區永遠安靖，徹底結束各土司互相廝殺劫掠盛行的混亂局麵，這一想法是不錯的。如果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對增強祖國的統一和進步，對促進各少數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都會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這一雄心壯誌，無可非議，應予肯定。但是，隻有美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還需有主觀的努力和必須具備的客觀條件，才能將希望變成為現實，否則不僅不能達到既定的目的，而且還會惹出大禍，局麵無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此時，他正在勵精圖治，政局安定，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還下達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國一年錢糧的上諭。他本來想乘勝前進，為解決康熙以來川省多亂的難題作出一番貢獻，建樹豐功偉績，不料，由於在采取的方式、選擇的時間、進攻的對象和任用將帥等方麵，犯了嚴重的錯誤，結果是事與願違，勞民傷財，敗師殞將。
廢除土司製度，改土歸流，對少數民族來說，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則歸流後不少滿漢官員會乘機魚肉少數民族人員，再則，由於長期的傳統影響，很多少數民族人員尤其是土司對此會有所懷疑，猶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認識此舉的必要性、進步性之前，即客觀條件尚未具備之前，就采取強硬措施，進行軍事打壓，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將愈益激化，好事變成壞事。在用兵的對象上，乾隆帝犯了極大的錯誤，不該征討金川。四川西北地區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一般都能吃苦耐勞勇於劫殺，登高山如履平地，灑熱血麵不改色，槍林彈雨之中來往奔馳，特別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異常。稍晚一些時間，一位知府敘述其親眼看見金川士兵的勇敢情形時講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槍、腰刀、械、火藥、糗糧，約二三十斤，“登山越嶺如平地”，火槍能命中致遠。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每日安營完畢，即演習火槍，角勝負，晝以小石為的，夜則燃香為的。聞有敵兵，則“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善於夜摸敵巢，“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三人，若十數隊(即數十人)登山，後以大隊人馬疾登，“賊眾無不望風而靡”。《聖武記》卷11，《兵製兵餉》。乾隆帝要以疲弱川軍攻擊這個勇悍善戰的土司，確實是選錯了對象。兼之，任用將帥，又不得人，更加貽誤了軍機。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調貴州總督張廣泗為川陝總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學士、前川陝總督慶複仍在四川，與張共商軍務。四月初五日，軍機大臣議準，兵分川西、川南兩路，派鬆潘鎮總兵宋宗璋、建昌鎮總兵許應虎分率兩路官兵進剿。
莎羅奔進攻沃日土司屬下各寨，沃日土司向官府求救，慶複調鬆茂協副將馬良柱領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熱籠寨之圍，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駐沃日防護土司之都司馬光祖帶屬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澤旺向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陝總督的張廣泗到達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雲的。雍正四年，張還是偏僻山區的黎平知府，因被雲貴總督鄂爾泰看中，以其佐討“亂苗”，於五年擢貴州按察使，並因平苗亂有功於六年超授巡撫，十年任副將軍，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十三年還授湖廣總督，打壓了貴州古州苗變，任雲貴總督兼領巡撫，進世職為三等阿達哈哈番。乾隆帝對張十分讚賞，譽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者”無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討金川之重任。
張廣泗受命後，也想大顯身手，再建奇勳，晉爵升職。他於五月初會同慶複上奏，請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軍機大臣議準，原有漢土官兵一萬九千名，續派陝西綠旗兵三千，現又增調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張廣泗的奏折，張奏稱：到川以後，“備知大金川賊酋莎羅奔凶橫不法，官兵屢次失利”。現調漢土官兵雖有兩萬餘名，“但士兵各懷二心”，非徘徊觀望，即逃匿潛藏，不足為恃，請調黔兵二千。帝從其議，並批示說：“甚通之論，足見幹濟，今照汝等所請。但既已添兵，應克奏朕功，仍當以班滾為戒。”《清高宗實錄》卷291，頁30.
乾隆帝從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諭決定用兵金川之後，多次諭告軍機大臣、慶複、張廣泗、紀山，責令他們“兵貴神速”，迅速剿滅大金川，擒獲莎羅奔，以瞻對班滾之事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諭示軍機大臣：
“從來兵貴神速，名將折衡，未有不以師老重費為戒者。大金川之事，調兵逾半載。撥餉過百萬矣。前據慶複、張廣泗奏報，迄今已幾兩月，所調陝兵何時到齊，慶複、張廣泗於何時前進，……何時可搗賊巢，俱宜不時奏報，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鑒瞻對前車，迅奏朕功，所有近日軍情，作速詳悉奏聞。”《清高宗實錄》卷292，頁24、25.
過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慶複、張廣泗呈述兵情的奏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澤旺率眾投誠，並退還搶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絕”，官兵即將分路進攻，便具體提出對金川的處理意見。他諭告軍機大臣：金川雖不能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設流”，亦應分置衛弁，統轄汛兵，或分派大員彈壓，經理田賦獄訟，“馴擾羈縻”，“期於綏靖地方，約束蠻眾”，不致如“土司之專有其人，易於蠢動，可以永除後患”。《清高宗實錄》卷293，頁2、3、4.
這兩次上諭及前述同意張廣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對敵情缺乏正確的認識。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而他對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數，尤其是莎羅奔之才幹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錯誤地認為調集漢士兵二萬餘名、撥餉百萬兩，就可取勝，不但能夷平金川，還可擒獲首領。這一脫離實際的幻想，自然會很快破滅。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慶複、張廣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稱莎羅奔居勒烏圍，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寫做噶爾崖、刮耳月、噶拉依)，現分兵兩路攻剿，河西各寨則派遊擊羅於朝同土司汪結帶兵進攻，俱定於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齊進。張廣泗駐小金川之美諾寨，慶複擬駐舊保。張廣泗、慶複又與四川巡撫紀山合奏善後事宜，認為“金川正在眾番蠻土司之中，深邃幽險，尺寸皆山”，難以安設營寨，若駐月防守，運餉艱難，建議於平定之後，擇恭順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頭人，“量為畫界分授，少其地而眾建之”，使其力弱不能為亂。乾隆帝看後，不甚滿意，諭示軍機大臣，批評慶複、張廣泗等人“未能領略從前諭旨，為出奇製勝之策”，其“以蠻治蠻”之善後方法，亦不妥當。軍機大臣等奏稱，平定之後，或設衛分轄，或派大員駐紮其地，令該督將“長靖番蠻至計”上奏。《清高宗實錄》卷295，頁17―20.
八月二十三日慶複、張廣泗的奏折到京，言稱西路威茂協副將馬良柱“連戰克捷，各寨望風乞降”，現離刮耳崖僅二十餘裏。乾隆帝對這一所謂捷音，很為不滿，批示說：“朕日夜望捷音之來，遲至如今，亦不過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須善為籌劃，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禦有方”。《清高宗實錄》卷297，頁10.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獲勝，張廣泗也想早日克敵建樹功勳，一再向皇上保證務必在九、十兩月內“進取賊巢”。他倆還因誤認為即將取勝，而忙於籌劃金川善後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勢險峻之後，改變了原先設立流官駐兵彈壓的想法，於九月三十日諭示軍機大臣，欲將金川歸入西藏，令郡王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就近管束”，“受達賴喇嘛化導”，其平時一應鈐轄稽查，命王子派頭目前往經理，以專責成，其上有駐藏大臣“總轄董率，足資彈壓”。《清高宗實錄》卷299，頁22―24.這一想法頗為謬誤。不僅因為金川遠離西藏數千裏，即使西藏王子和達賴喇嘛忠於清帝，願意效勞，認真管轄金川，也鞭長莫及，而且更危險的是，西藏政教首領是否會長期臣屬於清帝？如果他們要和中央政府鬧獨立，鬧對抗，那麽，他們可以將金川作為一個基地，作為一塊跳板，由此進攻幾百裏外的成都，進而侵占整個四川。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和無根據的瞎說，曆史是一麵鏡子，是最有說服力的。三年以後，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為靠的王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及其黨羽，在西藏發動叛亂，殺害了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禦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將金川委任這位王子管轄，其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
張廣泗則持另一意見，欲按照貴州苗疆之製辦理，奏請於金川地區設兵彈壓，安設重鎮，分布營汛，“以控製蠻方”，擬增兵七千餘人。軍機大臣等認為，此議不妥，增兵多，轉運糧餉器械困難，奏請遵照帝旨，將金川歸入西藏管轄，“以番治番”。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300，頁7、8.
正當乾隆帝盼望速勝籌劃善後事宜之時，前線送來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來，張廣泗遣派諸將於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時出擊，開始還比較順利，七月末，西、南兩路軍隊皆已抵達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與勒烏圍不遠。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險要處皆設碉樓，防範周密，槍炮俱不能破”，“賊守彌固”，故雖占領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區，仍不能直抵勒烏圍。《清高宗實錄》卷298，頁19，卷300，頁8.莎羅奔與其兄就日吉父子“屢遣番目乞降”，張廣泗諭告來使之人：“莎羅奔罪無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麵縛而來，另候酌奪。”莎羅奔又邀請隨同清軍征戰的裏塘土司汪結至勒烏圍，“懇請招安”，並派人同汪結到小金川張廣泗軍營。張又對來人說：“該逆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凶逆，不滅不已。”《清高宗實錄》卷301，頁17，卷305，頁10.
清軍將帥的驕橫，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極大的憤怒，拚死反抗，不僅使川陝總督張廣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證落了空，而且還在其再次向帝保證於明春“滅蠻”之時，來了一個突然襲擊，大敗官兵。清軍將近三萬，而大金川的“精壯吐蕃”不過七八千名，經過一段時間的征戰，據張廣泗估計，隻剩下四千餘名。盡管敵眾己寡，但莎羅奔及屬下人員毫不畏懼，於十二年十二月發起反擊，向駐守馬邦山梁的清署泰寧協副將張興進攻，施發石炮，“以機發石傷人”，清兵抵擋不住，從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於山梁河口築砌石卡，截斷了清軍糧運水道。張廣泗派署參將王世泰前往救援，張興、陳禮關閉營門，不與王世泰聯係，反與金川頭人講和，“並出重資分散各番，許送官兵過河。”待張興等出營後，金川人將其軍引至右山梁溝底，全部殺死，並乘勢攻打清軍各處營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擊敗駐守曾達的參將郎建業等所領漢土官兵一千餘名，斬殺督標遊擊孟臣，迫使郎建業等棄營後退，撤至丹噶。總兵馬良柱因大雪多日糧盡援絕，害怕敵軍圍攻，率兵五千餘人撤至納貝山下。清軍連連潰敗，軍裝、槍炮多被金川藏民獲得。大金川藏民“皆歡躍大言，謂官兵計日可退”。《清高宗實錄》卷305，頁38、39，卷309，頁47―50.
張廣泗又怒又懼，急忙上疏，奏準調陝西固原提督標兵二千、西寧鎮兵一千、河州鎮兵一千、甘肅提督標兵五百、肅州鎮兵五百名及州、延綏、寧夏鎮兵二千名，以及雲南兵二千、貴州兵一千，合共一萬名兵士，於明春三月齊抵軍營，準備大舉進攻。又奏準從北京運九節炮十門，並仿鑄十門，運送大批槍炮子彈，僅四川巡撫紀山在川省就鑄造了大小炮子七萬六千六百餘顆。
張廣泗想了許多辦法來進攻金川的戰碉，如穿鑿牆孔以施放火球，堆積柴薪於碉之牆外圍燒，皆因金川藏民防禦嚴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敗。他又采取地雷戰術，選調各廠礦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藥轟放地雷，以圖炸塌碉牆。第一次在曾達試行，挖成後，於穴中聽到碉內人聲，以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響之後，才發現離碉還有二三丈遠，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崗一大碉挖地道，引藥爆炸後，隻震掉耳碉碉頂，正中大碉雖然搖動，並未震塌。金川人員立即設防，各於碉外挖掘深塹，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張廣泗無計可施，官兵士氣異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戰局不利，於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書班第為欽差大臣，前往四川軍營了解詳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於皇上麵前。密折的一個內容是關於軍情的敘述：“大金川地縱不過二三百裏，橫不過數十裏，蠻口不滿萬人。現在軍營集漢土官兵及新調陝甘雲貴四省兵丁，已至五萬，乃聞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吐蕃(即其他土司)因此觀望。張廣泗自去冬失事後，深自憤懣，急圖進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氣積疲。”密折的另一內容是建議起用嶽鍾琪，因為“增兵不如選將”，嶽鍾琪“夙嫻軍旅”，父子世為四川提督，“久辦吐蕃之事，向為番眾信服”，即綠旗將弁，亦多係其舊屬，現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歲，“精力壯健，尚可效用”。《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45.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評述用兵以來的軍情變化說：“去歲初進兵時，我師頗銳，連克碉寨，各番畏懼，降附甚多，日久漸懈，……防禦更疏，致賊伺隙來攻，轉多惶懼。及張興事敗，眾兵愈餒，張廣泗益加憤懣，將闔營將弁一概謾罵鄙薄，至不能堪。”《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9.
乾隆帝經過反複考慮，終於在三、四兩月在將帥任用上實行了重大的變動。盡管張廣泗連續奏報軍情及進攻之法，保證要於夏秋獲勝完事，但乾隆帝已經對這位他曾譽之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無出其右之川陝總督，有些失望，不願再讓其總負此任了。他首先於三月諭令班第不必忙於辦理糧餉，留在軍營，“與張廣泗協商一切軍務，佐其不逮”。這裏雖說是讓班第與張“協商”，形式上仍係張為統帥，但班第身為兵部尚書，又係欽差大臣，這種“協商”便非僅僅參謀而已，而是實際上包含了監督、決策的性質了，並且，諭中還明確講到，讓班第對張廣泗“夏秋告捷”的保證“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須預為籌劃良策，更顯示出班第在軍事指揮上權限、影響之大，張廣泗已經實際上不再是督軍進征的惟一統帥了。《清高宗實錄》卷310，頁10.
接著，他諭令班第與張廣泗商議，可否用嶽鍾琪以提督、總兵銜“統領軍務”。張與嶽向有舊怨，雍正十一年，張以副將軍身份上疏，痛詆寧遠大將軍嶽鍾琪調度失宜，貽誤軍機，使嶽被罷官問罪。因此，張對用嶽之議，甚為不滿，奏稱嶽有“紈絝之習，喜獨斷自用，錯誤不肯悛改。聞賊警則茫無所措，色厲內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諭，隻好呈稱願遵旨將嶽調赴軍營，令其赴黨壩任軍營統領。乾隆帝不顧張之明從暗抗，特下諭旨，賜嶽以提督職銜，令其奮勉圖報，立功之時，從優議敘。《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卷313，頁13、14、48、49.
這兩項措施，應該說還是不錯的，班第連續上奏，使乾隆帝對前線軍情有了更多的更為真實的了解，班第還對張廣泗賞罰不公偏袒屬員之過有所匡正。嶽鍾琪於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達軍營後，對揭示張之弊病及關於用兵之法的建議頗為中肯，後來還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為重大的措施――用訥親為經略，卻鑄成了大錯，嚴重地危害了對金川的軍事進攻。
三、用短棄長經略訥親誤國喪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連下四道上諭，任命訥親為經略，現摘錄如下：
“四川大金川軍務，曆時許久，尚未就緒。總督張廣泗曆練軍情，尚書班第專辦籌餉，現在竭力辦理，各省官兵亦已調集。但此番狡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應遣重臣前往，提挈綱領，相機商度，乘時策勵，則軍聲振而士氣一，及鋒而用，可期迅奏朕功。大學士、公訥親，……著速來京，給予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略四川軍務。”“……此番駐師日久，兵氣不揚，將士懈怠，現在各省調撥官兵，雲集川省，張廣泗一人未能獨任，且自張興覆沒之後，益加憤懣，其撫馭將士，亦未能恩威並著。……惟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相機調度，控製全師，其威略足以懾服張廣泗，而軍中將士亦必振刷歸向，上下一心，從前疲玩之習，可以煥然改觀，成克期進取之效，即後此之善後機宜，亦可一手辦理，紓朕西顧之憂。”“……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殲群醜，俾番蠻懾服，鹹知向化，一勞永逸。”《清高宗實錄》卷312，頁17―21.
這四道上諭，表明了乾隆帝處理金川之役的三個問題。其一，狠下決心，誓平金川。這最明顯地反映在訥親的出任經略上。訥親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員，而是乾隆帝之第一親信寵臣，是體現帝旨處理全國軍政要務的實際上的大宰相。訥親，姓鈕祜祿氏，是清開國元勳弘毅公額亦都的曾孫，是康熙初年四大輔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孫子，其姑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後。雍正五年，訥親襲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軍機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顧命，十月被高宗授為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後外家恩，晉一等公，從此以後，訥親極受乾隆帝寵愛和栽培，曆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諸職，多次口銜帝命，巡視地方，審理要案，勘察河工，檢閱營伍。訥親從乾隆四年任協辦大學士起，十年遷大學士，十一年、十二年兩年任首席大學士。在軍機處，訥親任職更長，從雍正十一年直到乾隆十三年，連任十六年軍機大臣，而且從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皆為名列第一的領班軍機大臣。換句話說，在乾隆十一年、十二年，訥親既是首席大學士即人們尊稱的首輔，又是領班軍機大臣，其地位之高，權勢之大，受帝之寵信，可想而知。乾隆帝本人便曾多次講到對訥親無微不至的培養和極其特殊的寵愛：論培養，“當大學士鄂爾泰在之時，朕培養陶成一訥親”；講恩遇，“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談重用，“朕向所倚任者，亦無出於訥親之右者”。《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1，卷328，頁43，卷359，頁53.至於清朝文獻中群臣言及訥親為帝“厚加倚任”，諸軍機大臣中惟其一人單獨入見麵承帝旨，等等記載，更是屢見不鮮。《嘯亭雜錄》卷1，《殺納親》；趙翼：《簷曝雜記》卷1，《軍機大臣同進見》。乾隆帝能將這樣一位須臾不可離的最為倚任的軍國重臣和一等寵信之愛卿調任經略，遠征金川，可見他的確是下了最大的決心，要誓滅“川蠻”了。
其二，形勢需要，舍其(訥親)莫屬。乾隆帝讓訥親遠征金川，是由於國家軍政財經嚴重形勢的迫切需要，使他認為隻有走此一著，才能使全盤皆活。張廣泗統率三萬大軍，進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長達兩年，竟阻於險碉，寸步不前。三軍“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奏凱之日，遙遠無期。經濟上，軍需浩繁，費用無限，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萬士卒和兩萬多役夫，日需米麵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後，兵卒四萬和各色人員，將近十萬，食糧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計算，從四川運至軍營，每石需腳價銀十八兩(還不包括對民間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萬四千兩，一月為四十二萬兩，一年為五百零四萬兩，如果加上官兵軍餉、槍炮弓箭彈藥器械、戰馬餉料，等等用費，又將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後，這樣巨量的用費，清政府是無力長期支付的。戰事延長，曠日持久，調兵各省，沿途騷擾，西南地區不得安寧，朝廷忙於處理軍務，貽誤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處。乾隆帝為了挽轉戰局，急需派遣一位軍國重臣前往主持軍務，而尚書班第的“力量、識見、物望，均不能勝此重任，張廣泗亦未必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訥親派去，以便憑借其位極人臣勢傾朝野的威望和才幹，“懾服張廣泗”，改變低下士氣，統率全軍奮勇衝殺，早日獲勝。《清高宗實錄》卷306，頁16、17，卷307，頁3、4，卷311，頁38、39，卷312，頁19，卷314，頁37，卷329，頁55.
其三，獲勝有望，促其成功。此時乾隆帝還是認為，張廣泗有軍事才幹，但川兵疲弱，張禦下無方，“督責過嚴”，使將弁懷怨，因而不能克敵。現在增派陝甘銳卒萬名，趕運大炮槍銃彈藥，四萬大軍對付四千藏民，以眾淩寡，條件是相當好的。而且，起用宿將勇將，曾以兵五千敗敵十餘萬的原寧遠大將軍嶽鍾琪，被任為四川提督，原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被授為內大臣兼鑲黃旗護軍統領，曾單騎定亂兵的勇將任舉從固原提標參將升為總兵，前赴金川軍營。兵多將勇，炮厲糧足，重兵圍攻，勝利是有希望的。訥親之被任為經略，對全軍官兵會有很大影響，“俾軍令肅而士氣奮”。這樣，“嫻於軍旅”的川陝總督張廣泗，“得專意征剿”，當訥親抵達軍營時，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資其(訥親)威略”，促進勝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計，訥親將於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時，依總督張廣泗奏報的計劃(張早已多次保證獲勝，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稱，兵分十路，定於五月初八日開始進攻)，“計經略抵營之日，正當告捷之時”。《清高宗實錄》卷312，頁19、21，卷315，頁36，卷325，頁22.清兵已經勝利，訥親有經略之名，憑經略之銜可戴建樹奇勳之桂冠，既無需親臨前線指揮，勞神費力，鞍馬勞頓，又不冒戰陣廝殺難免死傷或戰敗潰逃的危險，有樂無苦，坐享其福。這可是乾隆帝對其第一心愛寵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極大恩遇了。
乾隆帝經過長期深思熟慮，製定了如此的製服金川的錦囊妙計，便靜待蜀西早報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經略大學士、一等公訥親與川陝總督張廣泗呈報官兵於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臘嶺、卡撒、黨壩、甲索、乃賞、馬奈、正地諸路攻戰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時送到北京，奏稱諸路進攻被阻，署重慶鎮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陣亡，副將唐開中受傷，總兵治大雄患傷寒，“一時統領乏員”，已調原固原提督段起賢、副將胡大勇來軍營，乞簡發曾經保舉的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十餘員來川作戰，並奏請督軍築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與敵共險”。《清高宗實錄》卷318，頁23―27.
訥親、張廣泗上述所謂前進遇阻等語，顯係玩弄文字遊戲，將其失敗真情予以掩蓋縮小，其實，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敗。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首先是兵丁大量傷亡。奏折沒有談到士兵傷亡情形，但是，這一問題相當嚴重。訥親、張廣泗於五月底至六月初發動進攻時，漢土官兵有四萬餘名，經過這次戰爭，及相繼的幾次小的進攻，除去死亡及傷病遣回者，到九月初隻剩下漢士兵二萬五千一百餘名，減員八分之三。《清高宗實錄》卷324，頁12，卷325，頁38.可見傷亡之慘重！
其次，士氣低落。兩軍相逢勇者勝。如果兵無鬥誌，哪怕有百萬之眾，亦如一群綿羊，任人宰割，一遇風聲鶴唳，便會狼狽潰散，兵敗如山倒。此時清軍剛遭大敗，總兵陣亡，副將重傷，經略束手無策，總督智窮才盡，因此士氣異常低落，“士無鬥誌”，戰輒奔逃，“一遇賊徒，輒鳥獸散，將領皆所不顧”。《清高宗實錄》卷324，頁13，卷325，頁27.閏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餘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領兵的副將、遊擊，畏縮不前，督至溝口而止，帶兵的守備等官又複落後，金川兵數十人從山梁呐喊衝下迎戰，清兵“三千餘眾擁擠奔回，多有傷損”。三千餘名士卒竟見敵兵數十名而“聞聲遠遁，自相蹂躪”，②《清高宗實錄》卷323，頁2、3，3.確係罕見。乾隆帝聞此不勝憤怒，連說“殊為駭聽”，“實出情理之外”。②
再次，築碉株守，實為無策。訥親、張廣泗原來是製定十路並進的戰略方針，以黨壩、美臥、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烏圍，以卡撒、臘嶺、納喇溝、納貝山、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羅奔住居勒烏圍。嶽鍾琪早就主張從黨壩進攻，因為，黨壩至勒烏圍不過五六十裏，隻要攻破黨壩右邊的康八達，“便可直搗巢穴”，而卡撒、臘嶺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離勒烏圍還有一百餘裏，道路險阻，又要耽誤許多時間。這次訥親、張廣泗統率大軍從臘嶺進攻，慘遭失敗，畏懼金川之戰碉，攻一碉動輒死傷數十人乃至數百人，因此欲築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這樣一來，清軍龜縮碉中，怎能前進，坐耗大量錢糧，天長日久，餉道堵塞，水源斷絕，敵兵乘虛來擊，必致全軍覆沒。因此乾隆帝痛斥訥親、張廣泗之謬議。這一在軍史上實為罕見的攻敵之法之出現，正說明此時清軍已陷入“智勇皆困”、計窮策盡的絕境。
盡管乾隆帝相繼下諭數十道，教誨、督促、斥責訥親和張廣泗，要他倆重振軍威，克期破敵，可是毫無效果，二人除了連上奏疏辯解外，拿不出任何辦法，軍務毫無進展。乾隆帝十分惱怒，將二人革職削爵問罪，於十三年十二月斬張廣泗，抄沒其家，以遏必隆的遺刀，送往軍前，勒令訥親用其祖之刀自裁。
對於訥親、張廣泗用兵失敗的原因，當時的將帥曾作過評述。四川提督嶽鍾琪於十三年六月任舉陣亡之後，在七月下旬上奏，講到這一問題，認為主要是川陝總督張廣泗調度不當，如士兵怯懦，官兵守營放卡防台護糧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於進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單不足，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弟良爾吉私通其嫂阿扣，恐與大金川莎羅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請，不增派兵歸己，從黨壩進攻，等等。乾隆帝對此深表讚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