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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初征金川敗師殞將(1)

  第一節草率用兵瞻對獲效甚微。

  一、輕信督撫之言匆促發兵。

  金川之戰,與清政府用兵瞻對是緊密相連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講到,對下瞻對首領班滾的處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這一問題,迄今無人論述。因此,在正式敘述所謂“十全武功”的第一“武功”――首征金川之前,有必要說明瞻對之事。

  瞻對,有上瞻對、中瞻對、下瞻對之分,亦名三瞻,位於雅礱江上遊,縱橫數百裏,距打箭爐(今康定縣)七日程,東連明正、單東、孔撒、麻書、章穀各土司界,南接裏塘、毛丫、崇禧等土司,西北與德格土司接壤,居民為藏族。民國時瞻對為西康省瞻化縣,今係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

  瞻對緊接裏塘,為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下瞻對土司雖然均於雍正時“歸附授職”,授長官司,但二瞻對土司及其屬下人員,仍然經常在大道上搶劫來往商旅行人,甚至掠取官兵銀物。雍正八年,四川總督黃廷桂因瞻對等處藏民“糾黨搶掠”,調遣漢土官兵,征撫兼施,“直搗巢穴”,“番眾率先輸誠”,擒獲首犯。《清世宗實錄》卷108,頁7.局勢暫時安定了一下,來往交通有所好轉,可是到乾隆八九年間,劫掠之風重新盛行,瞻對土司率領屬人肆行搶奪,嚴重擾亂了地方,影響了川藏交通。

  乾隆十年三月,四川巡撫紀山奏稱,“瞻對蠻苗,屢經搶掠不法”,應該派兵征剿。署四川提督李質粹呈報:瞻對在打箭爐口外,上瞻對離爐十四站,下瞻對離爐十八站,四麵環山,地方險阻,雍正六年“曾經嘯聚抗官”,雍正八年用兵征討,“雖暫懾服,而野性未除,今又故智複萌,肆無忌憚”,“實有非用兵不可者”。四月初,川陝總督慶複、四川巡撫紀山、署四川提督李質粹共同上奏:“瞻對賊番,屢肆搶劫,雖然動兵征討,而頑心終未盡革,必須增益官兵,懾其心膽,方可一勞永逸。”《清高宗實錄》卷237,頁16,卷239,頁3、4、23、26、32、33.帝命議政王大臣議奏。議政王大臣隨即奏稱:瞻對為通行西藏大道,該土司倚恃地勢險阻,“屢為夾壩(即搶奪為盜),擾害地方”,並搶掠駐防台站撤回兵丁的行李銀兩。官府遣人前往,責令土司獻交盜犯和贓物,該土司“抗不擒獻,頑梗已極”,應派兵征剿。依照慶複等督撫之請,以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為總統,於川省提標各營及雜穀、瓦寺各土司內,派出漢土官兵一萬二千名往征,並撥附近瞻對的西寧鎮漢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頗羅鼐所屬江卡番兵與德爾格士兵各一千,聯絡聲援,巡邏偵探。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議,決定用兵瞻對。

  五月初五日,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第一次正式講了處理瞻對之事的意見。他首先說明用兵的原因是,由於“瞻對吐蕃,肆行不法,擾害地方”,雍正八年之征,辦理不妥,“草率完結”,致其又故智複萌,劫掠無忌,不知法紀,所以允準督撫之請,發兵征剿,此乃不得已之舉,打仗並非美事,所費錢糧亦多。緊接著,他明確提出了用兵的目的和要求。他命軍機大臣傳諭總督、巡撫和提督,責令他們“務期殫心籌劃,調度得宜”,達到“以靖邊境”的目的。如果料理不善,有損軍威,或如雍正八年草率完結,留下後患,則當以慶複三人是問。《清高宗實錄》卷240,頁5.

  五月初八日,大學士複議四川巡撫紀山所奏出征士兵恩賞之事時,奏請按雍正八年之例,對各士兵於常例賞銀三兩外再加二兩,川省和西寧的士兵,其父母妻子,照守兵坐糧之例,每名一月給銀九錢、米三鬥,藏王所屬江卡及德爾格士兵二千名,係就近效力,不給安家銀米。雍正八年曾賜士兵每百名牛一頭,每二十名給羊一隻,現毋庸議給。乾隆帝諭令從厚賞賜,江卡、德爾格士兵亦照川省、西寧士兵之例,給予安家銀米,各士兵亦照例賞給牛羊,使其均實惠,以示“鼓勵戎行之意”。《清高宗實錄》卷240,頁8、9.

  乾隆帝要求各將要迅速征戰,多次強調“兵貴神速”之法。六月初八日,因川撫紀山奏下瞻對土司班滾發兵阻擋官府派往曉諭的千總,他下諭指責說:兵貴神速,今爾等尚無進師之期,而土司已有兵阻擋,“善用兵者如是乎”!並令其傳諭提督李質粹知道此諭。過了七天,六月十五日,他又諭示軍機大臣:瞻對“吐蕃不法”,擾害地方,不得已允準督撫發兵征剿之請,目前已發銀五十萬兩,“用兵貴於神速”,川督辦理此事甚屬遲緩,我兵遣發太遲,瞻對早已聞風預備,“所謂兵貴神速者何在”!現在督撫等人辦理已“不合機宜”,“恐將來進剿,亦未必悉能盡善,永除後患”。爾等即秘密寄信,傳諭該總督、巡撫、提督等臣,“務須盡心籌劃,犁庭掃穴,不至複留餘孽,使地方長享安靜之福”。如果仍像雍正八年的草率完結,則慶複、紀山、李質粹“不得辭其咎也”。③《清高宗實錄》卷242,頁27,9、10.

  乾隆帝強調兵貴神速,既是本於兵法,神速易於奏效,乘敵不備,己軍突襲,猶如從天而降,便可打敗對方,穩操勝算,而且也是為了節省軍費。他從即位以來,“孜孜於保治之謨,不敢稍有暇逸”,“躬行儉約”,“節用愛人”,多方籌劃,細心核算和積攢,“又無兵役之耗”,故生產逐漸發展,社會日趨繁榮,國庫存銀增多。就在責令川撫要“兵貴神速”的前兩天,六月初六日,他下諭普免天下錢糧二千八百二十四萬餘兩。③如果征剿曠日持久,像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那樣平均每年支出軍費八百萬兩,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都將遭到嚴重危害。而辦理不妥,草率收兵,每隔一二十年又來一次征剿,人員傷亡,財力耗費,地方騷動,也是國家的大禍。所以,乾隆帝非常強調用兵神速,徹底解決問題。但他從川撫所報的消息,又看到了督撫遲鈍不合機宜的情形,已經對這次戰爭能否順利進行,達到預期目的有所擔心。果然,形勢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征戰很不順利,結局並不理想,而這一切,又和他用人不當緊密相連。庸帥劣將嚴重地貽誤了軍機,造成了重大的後患。

  二、班滾潛匿怒殺大學士慶複。

  清軍進攻上、下瞻對初期,形勢很好。清軍有漢士兵一萬五千名,遠遠超過了瞻對土司能夠率領對抗的士卒。清軍裝備更比瞻對優越,除槍炮遠逾對方外,總督慶複還因瞻對碉樓堅固,特從雲南、貴州借領靖逆炮八位,照式製造。重兵壓境,使瞻對不少土目、土舍前來軍營投降。上瞻對已故長官司之子肯朱(又寫為康朱)聽說大軍來征,親赴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營“繳印投誠”,並哭訴叔父四朗謀奪其應襲之職,“願為官兵引路進攻”。《清高宗實錄》卷247,頁19,卷249,頁28.頭目騷達邦等情願獻出三寨,各帶士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對。四朗之母、兄至鬆潘鎮總兵宋宗璋營投降,宋即撫賞,並將四朗招撫入營歸順。上瞻對在清軍未正式進攻前已基本上聽撫降順。這表明,瞻對已經動蕩不穩,即將全麵土崩瓦解,如果清軍將帥指揮得當,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對,擒獲其首領班滾,做好善後工作,安定地方,交通暢行。但是,事與願違,由於帥將庸劣,並未出現這樣理想的結局,戰事延續較長。

  負責統轄三軍進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質粹,於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從成都出發,二十六日抵東俄洛,會集總統、建昌鎮總兵袁士弼,鬆潘鎮總兵宋宗璋,夔州協副將馬良柱,議定兵分三路:南路馬良柱領兵自裏塘前往邊多,北路宋宗璋從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前往日裏,李質粹駐紮東俄洛調度策應。

  官兵出征後,初期進展還算順利,數日內,中路、南路攻下要卡六處,破五十餘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樓。但由於道路險阻,竹林茂密,俘獲瞻對人員甚少,提督李質粹和擔任總統要職的中路建昌鎮總兵袁士弼便畏難不前,“始而玩忽,繼而捏報”,今天奏報破碉若幹,過幾天又稱克寨數十,“殲賊無算”,捷報頻傳,可是始終未能抵達下瞻對土司班滾住的碉卡,更談不上擒獲首犯送京獻俘了。開始,乾隆帝還信以為真,誇獎袁士弼、馬良柱能督率兵丁將弁“奮勇出力”,批示說“覽奏欣慰”,諭其不要“恃勝輕敵”。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遲遲收不到全勝佳音,便逐漸產生了懷疑,連續下諭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諭告軍機大臣:從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總督慶複奏折後,至今未見呈報,且其奏中聲稱隔江險阻,須加兵夾攻,即所謂克捷,亦隻係焚碉數座,殺傷“番兵”數人,“其餘大率逃入箐中”,“未見有覆巢壓卵之勢”,看來“似難克期剿滅”。著即傳諭慶複,令李質粹領兵前進,若需添兵,即派滿兵數百名前去,“總以萬全妥速克奏膚功為要”。《清高宗實錄》卷254,頁24,卷260,頁17.十二月三十日一連收到總督慶複三份呈報捷音的奏折,聲稱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臘蓋下寨、下密卡倫等處,“剿殺賊番,大獲全勝”。這次乾隆帝可不像當初那樣“覽奏欣慰”予以誇獎了,他批示說:

  “所奏亦不過小小搶獲耳,賊未大破,安得謂之武功耶!其督令將士奮勇前進,務擒班滾,明正典刑,以靖地方。”《清高宗實錄》卷255,頁35.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他更在慶複的奏折上批道:“李質粹等全無調遣奮勇之誌,甚辜朕恩”,“出師已逾七月,而軍餉用至百萬,不知李質粹等所為何事耶,宜傳旨申飭之。”《清高宗實錄》卷259,頁39、40.

  盡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質粹等將,但很顯然,他對未能及早取勝而十分惱怒,已經暗示出對總管征剿的總督慶複有不滿之意。這樣一來,慶複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趕到打箭爐,並奏報總兵袁士弼“以招降為事”,雖屢報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實”,提督李質粹附和捏報,奏請將袁士弼革職留任。慶複又於二月上奏總論軍營之弊說:“軍營提鎮,始而玩忽,繼而捏報,號令不一,賞罰多不嚴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壞者不知更換,將弁氣沮,士卒離心,現在賊勢益張,夾壩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槍藥既盡,自必困窮,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詞,豈可執為困賊之計。……(奏請添兵加餉)。”乾隆帝同意其議,令即調撥兵丁酌辦糧餉。《清高宗實錄》卷260,頁17.

  慶複雖然指責李質粹等無能失職,捏報軍功,但他也並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輒。要講取勝需要的客觀條件,他可以說是應有盡有。論軍隊,經過幾次增派,他擁有多達二萬四千名漢土兵卒的一支大軍,遠遠超過下瞻對土司班滾的部下,槍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說。特別難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寵信的皇親國戚和軍國重臣。慶複之家是清朝的名門貴族,其姑是孝康章皇後,乃康熙帝之母,其二姐皆是康熙帝之妻,一為孝懿仁皇後,另一是惠皇貴妃。其父佟國維任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因係孝懿仁皇後之父,推恩封一等公。正因為家有二皇後一貴妃,因此,雍正五年他襲一等公後,就青雲直上,八年之內,曆任副都統、都統、議政大臣、工部尚書、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又授慶複為定邊大將軍,代替平郡王福彭,掌管北路大軍。乾隆二年以後,九年之內,慶複曆任署吏部尚書、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兩江總督、雲貴總督、兩廣總督、川陝總督,可以說是基本上任遍京內外軍政要職,成為乾隆皇帝依賴、重用的一位寵臣。就是在戰爭進行了幾月進展緩慢的時候,乾隆帝還將慶複升為大學士,兼川陝總督,一再下諭誇獎其辦事與己“不約而同,嘉是之外,無可批諭”。《清高宗實錄》卷254,頁26,卷255,頁34.這樣的信賴和親密,是在此前後統軍出征的將軍、大臣如嶽鍾琪、傅爾丹、張廣泗、策楞、班第等人無法得到的。有了這樣罕有的優越條件,對揮軍征剿,顯然是極為有利的。

  可是,慶複辜負了皇上的厚望,浪費了這些難得的優越條件,貪生怕死,畏縮不前。乾隆帝多次下諭,催問捷期,斥責遲延,一再憤怒指出“豈有為此一隅,而虛糜數百萬帑之理乎!”《清高宗實錄》卷261,頁8,卷263,頁23.慶複貪功畏罪,走上了李質粹、袁士弼的老路,虛報軍情,捏奏戰功,保證“五六月間,務期必克”。他依仗重兵壓境的條件,大力招撫,誘其降順,冒稱撲毀險要碉樓數百座,其實並未進行過大的戰鬥。當欽差大臣班第快要來到軍營之前,他叫明正土司的土守備汪結,騙誘班滾之異母弟俄木丁等人歸順,並於十一年五月奏報捷音:四月中攻克下瞻對土司班滾的如朗寨,又於二十三日追至丫魯寨,燒毀碉樓四十餘座,碉內男婦老幼及班滾俱被火燒死,“將賊首等全行撲滅”。《清高宗實錄》卷268,頁2―7.乾隆帝十分高興,諭將慶複、紀山交部從優議敘,提督、總兵等官將兵丁“亦行議敘”。慶複又於六月奏上處理瞻對善後事宜,包括將班滾之地分割,賜予效力的土司,以及設官、納貢、禁建戰碉等,皆蒙朝廷允準。《清高宗實錄》卷269,頁17―20.

  慶複因“功”被加太子太保,於十二年八月離軍營回京,入內閣辦事,兼管兵部。一場延續十個月,用兵二萬四千名,耗銀百餘萬兩的瞻對之役,就這樣以大學士、川陝總督、一等公慶複的升官而結束了。

  盡管慶複舞文弄墨,欺騙了皇上,但曆史真相是難以長期掩蓋和歪曲的,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作偽之人將原形畢露,遭受應有的懲罰。就在慶複返京前後,乾隆帝已經開始知道班滾未死的消息。原來,當十一年五月慶複奏報燒死班滾時,乾隆帝即因其奏述前後不一而有所懷疑,諭令慶複仔細查核,不得放走班滾。後來雖然他相信了慶複續奏的解釋,當做班滾已死而下諭收兵,但心中疑團並未全解,故於十二年三月準備進攻金川時,命川陝總督張廣泗調查班滾的下落。九月十四日,他因張廣泗奏稱班滾未死,諭命嚴防其潛入金川,迅速查明其藏身之地,予以擒捕,並隨即連下數諭,追問此事。張廣泗奉諭再三查詢,陸續上報,事情真相逐步明朗。原來所謂如朗大捷,純屬騙局,清兵隻燒掉空碉二座及泥日一寨,“餘皆完好如舊”。班滾之大碉,仍安然無恙,並未燒毀,慶複將其碉冒稱經堂,叫班滾之子沙加七立改名德昌喇嘛,令其居住。班滾並未燒死,而是潛行逃匿於空七寨一個山洞裏,待清軍撤走即還居如朗,“日與附近土司如疊爾格、霍爾甘孜、孔撤、麻書、朱窩等,往來贈遺不絕”,“並不畏人知覺”,而且夥同四朗舉兵攻打效忠清帝的上瞻對土司肯朱,奪據其地,肯朱被迫向清朝文武衙門控告,請求救援。慶複將過去“大為夾壩”(即大事搶掠)的土目四朗、俄木丁、革鬆結等,“皆赦罪授為土官”,授俄木丁為長官司職銜,授四朗、革鬆結等土千戶職銜,授明正司土守備汪結為正土司,將原正土司安木降為副土司。所謂班滾被燒死,最初係提督李質粹捏報,慶複讚同上奏。總兵宋宗璋很快就從汪結處得知班滾未死的真情,但因慶複等人已經上報,不敢聲張,又恐將來敗露受到牽連,“甚是愁怕”。慶複雖然在“善後事宜”裏奏準將班滾之轄地分予各效力土官,“但各土司因班滾現在,無人敢領,悉仍為班滾所據”。《清高宗實錄》卷297,頁18、19,卷298,頁20,卷300,頁4,卷302,頁11―13,卷303,頁18、19,卷305,頁6―16,卷309,頁51,卷322,頁30.

  乾隆帝大怒,重懲有關人員,將慶複革職削爵,以貽誤軍機律論斬。因其係勳戚世舊和皇考世宗任用的大臣,勒令自盡。以李質粹係提督大員,“領兵專閫,縱失渠魁”,不能弋獲,且明知班滾未死,一經慶複嚴駁,“遂附和改詳,朋謀罔上”,將其處斬。因宋宗璋身任總兵,不將實情上告,及汪結稟報班滾下落,又不竭力搜擒,“致令賊番遠遁”,亦予正法。《清高宗實錄》卷305,頁15、16、23,卷349,頁7,卷357,頁18.

  第二節錯攻金川任帥不當兩次受挫。

  一、欲圖“永靖邊陲”用兵川西。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影響巨大並使他不久便深為後悔的諭旨:

  “大學士慶複在外多年,綸扉重地,應召取回京,辦理閣務。昨歲四川瞻對之役,甫經告竣,今又有大金川番蠻肆橫不法,已命慶複相機征剿。今思彼地番眾恃強生事,屢屢不能安輯,必須經理得宜,始可永遠寧帖。貴州總督張廣泗,於此等苗蠻情形,素所熟悉。……川陝總督員缺,著張廣泗補授,不必來京,即由貴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學士慶複,俟伊到川之後,將彼地事機情形,詳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應留川,一同辦理,自行酌定。”《清高宗實錄》卷286,頁15、16.

  這一上諭,正式決定和宣布清軍要進攻金川,著名的所謂“十全武功”之第一“武功”――首征金川,就這樣快要開始了。

  金川,地處小金沙江的上遊,一促侵水出鬆潘外西藏地方,經黨壩,流入金川境,水深河闊,為大金川,另一納水,源流較近,為小金川,皆以臨河之山有金礦而得名。大金川、小金川均自東北向西南流,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為若水,再往前至會理州為金沙江,亦名瀘水。二河沿岸地區分別名為大金川、小金川。居民是藏族,明朝時隸雜穀安撫司。此處萬山叢矗,中繞洶溪,來往交通使用皮船和索橋,天氣寒冷,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產量不高。大、小金川土司皆係明金川寺演化禪師哈伊拉木的後裔。順治七年小金川土司卜兒吉細歸附,授原職。康熙五年大金川土司嘉勒巴歸附於清,清政府授以演化禪師印,“俾領其眾”。後來清軍征服大、小金川,初於大金川設阿爾古廳,小金川設美諾廳,不久改為懋功廳,置同知,成為四川省十四廳之一,民國年間改為懋功縣。大金川今係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縣,在成都西北四百餘裏。小金川係此州的小金縣,在成都西邊偏北三百餘裏。

  乾隆帝在諭中講到征討金川的原因是“番蠻肆橫不法”,“恃強生事”,究竟此事真情如何?原來,大、小金川土司也像附近雜穀、綽斯甲、革布什咱、明正、瓦寺、沃日、黨壩等土司一樣,是清政府的屬部。各土司的首領,受清政府封授宣撫使、安撫使、宣慰使、長官司、土守備、土千戶、土百戶等職銜,定期向朝廷繳納貢賦,聽從調遣,帶領部下人員從征應役,不得劫掠為盜,不得侵占其他土司地土,土司之間發生爭執,須聽清政府裁處,不許互相攻殺,違則要受官府懲治,革職問罪,興兵征剿。盡管清政府對各土司加以約束,不許他們惹是生非擾亂地方,但一些人多勢大、兵精將悍的土司,經常襲掠鄰近土司,侵占其地,糾紛時起。大、小金川土司在這方麵顯得特別突出。

  大金川早先並未被清朝正式封為土司,其首領均附於小金川,成為小金川土司的土舍。康熙六十一年,嘉勒巴之庶孫色勒奔以金川土舍身份,帶領部下隨四川提督嶽鍾琪征討西藏“羊峒番”,立下戰功。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雲貴總督高其倬因小金川強橫,上奏說:四川土司多,“人廣地眾之處,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鈐束”。今小金川“實為強橫”,而金川土舍色勒奔“曾出兵羊峒,著有勤勞”,“應請給以安撫司職銜,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勢”。雍正帝同意此議,授色勒奔為安撫司,從此大小金川才正式成為平行對等的兩個土司,均受清政府轄束。雍正初,雜穀、大金川、沃日諸土司發生地界爭端,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一等公年羹堯令大金川割美同等寨給予沃日,色勒奔弟兄不服,與沃日等土司仇殺不已,後年羹堯罷官,署川陝總督嶽鍾琪奏準,將美同等寨歸還大金川。宮中檔: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雲貴總督高其倬題;《清史稿》卷295,《年羹堯傳》,卷296,《嶽鍾琪傳》。

  各土司仍然互相廝殺。乾隆四年七月,署四川巡撫、布政使方顯上疏密奏:因“金川從來不受約束”,雜穀土司蒼旺、梭磨土司勒兒恪等,“意欲糾眾”攻擊大、小金川二土司。護理木坪土司王氏稟稱,“各土司願自備士兵餱糧,征服報效”。現已飛飭各官,前往化誨解散。《清高宗實錄》卷97,頁27.但未能收效,七月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雜穀、梭磨、沃日等土司發兵攻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亦於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三次發兵,與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羅爾布格鬥。川陝總督鄂彌達一麵上疏奏請委總兵一員,帶漢兵二千名,征士兵二千名,“前往勒兵化誨”,一麵飛飭道員王奕鴻、副將馬化正前往解散。各土司遵官府化誨,於八月下旬撤兵回到自己的碉寨,“各安住牧”,聽候裁處。《清高宗實錄》卷101,頁25,卷103,頁28.九月二十四日,瓦寺土司容忠,因惱怒三齊寨頭人汪太,擅發士兵一千三百餘名,欲渡河攻擊該寨,署撫立派文武官員前往製止。土司之間的爭鬥愈益激烈。

  對於四川這些土司,乾隆帝最初還是實行傳統的管轄方式,沒有采取改土歸流的辦法。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四川巡撫方顯奏:雜穀、梭磨等土司,因與小金川互相爭奪必色滿地方而成仇恨,約集沃日等土司,聯合發兵攻打小金川,本應“參處示警”,有的官員建議“乘機將金川參革,改土歸流”。此議不當。因為,雜穀、梭磨有戶口十餘萬,金川緊接雜穀,“戶口不過數萬”,長期以來,“雜穀素憚金川之強,金川則畏雜穀之眾,彼此鉗製,邊境頗寧,固不可任其爭競,亦不必強其和協也”。況且,沿邊多“生番”,留下這些土司,“可資捍衛”,防禦“生番”的襲掠,遇有戰事,調取土兵,他們“莫不如數遣發,著有微勞”,彼此爭鬥,並“未敢幹擾內地”,官府遣人調停裁處,他們恭敬遵命,故對雜穀等土司,不予參究。對金川土司,亦不參革和改土歸流,因為,實行改流,“非惟彈丸土司無裨尺寸,且所給印信號紙,一經追取,即成無管生番”,容易滋生事端,違背約束,那時又要頗費周折了。乾隆皇帝十分讚同方顯的意見,批示說:“此見甚是”。《清高宗實錄》卷105,頁19―21.這一政策持續到乾隆十一年,因大金川土司作亂,才有所改變。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以已故大金川安撫司色勒奔之弟色勒奔細襲其兄之職。

  這位色勒奔細,就是後來多次見諸於《清高宗實錄》、震驚朝廷的著名的大金川首領莎羅奔。過去,《聖武記》、《清史稿》以及近人論著,皆把色勒奔細與其兄長色勒奔混為一談,當做是一個人,因而把色勒奔之從征立功授職等事,加在色勒奔細(即莎羅奔)身上,這是十分錯誤的。莎羅奔驍勇多智,與兄長積極訓練士卒,擴展轄地。早在乾隆二年,色勒奔就奪占了西邊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分土地,革布什咱土司上告,官府斷令大金川退還,色勒奔一直未交。乾隆九年,莎羅奔的女婿巴底安撫司納旺所轄地區多災疫,莎羅奔遣發人夫,運送物品,將為納旺“賞賚百姓”,納旺之叔巴底土舍汪紮擔心大金川“乘機占奪”,遂調兵堵截防禦,並向舅舅革布什咱土司求救,革布什咱土司帶兵來援汪紮,與大金川之人“互相爭殺”。川陝總督慶複、四川巡撫紀山、提督鄭文煥相繼遣官前往查詢爭執原因,令其各歸本地,並上奏朝廷。乾隆帝諭令諸臣“妥協為之,不可存省事之心”,一定要“妥協辦理,據實奏聞”。《清高宗實錄》卷219,頁20、21,卷223,頁31.

  莎羅奔又想控製小金川,以女阿扣嫁予其土司澤旺,澤旺為人懦弱,“為妻所製”,乾隆十年莎羅奔派人將澤旺劫歸,奪其印,經總督慶複檄令退回,始送澤旺返小金川。

  對於莎羅奔的擴展轄地興兵廝殺,川陝總督慶複於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其過,並提出對付之策。慶複說,莎羅奔“性更凶悍”、“實為強橫”,但其處“地勢極險,運糧無路”,且自在土司之內相爭,未幹犯內地,因此,讓地方文武官員設法“令其彼此鈐製,以保無事”,倘若莎羅奔不聽官府裁斷,“亦惟有以番禦番之法,用眾力以收功”。乾隆帝主張慎重,不讚成用兵,批示說,“瞻對甫完功,佳兵不祥”。《清高宗實錄》卷279,頁20、21.

  過了三個月,乾隆帝仍然不願大動幹戈,於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諭軍機大臣:(川撫)紀山奏稱大金川土司莎羅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互相仇殺,又誘奪其侄小金川土司澤旺的印信,揚言欲攻革布什咱。“苗蠻易動難馴”,如果隻是小小攻殺,事出偶然,即當任其自行消釋,不必興師問罪。“但使無犯疆圉”,不致侵擾,“於進藏道路、塘汛無梗”,僅在內部相鬥,“竟可置之不問”。設若仇殺日深,事態擴大,亦當以宣諭訓誨令其息恨寧人為主,不宜輕舉妄動,“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清高宗實錄》卷284,頁19、20.

  但是,不到一個月,乾隆帝就改變了態度,於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三次下諭,宣布用兵金川說:“(四川各土司)恃強淩弱,攘奪仇殺,叛服不常”,“曆年常生事端”,“數年以來,屢多不靖”,郭羅克、瞻對、曲曲烏等處多次生事。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鈐製小金川、巴底,攻革布什咱的正地寨和明正司的魯密章穀,“番民望風畏避”,坐汛把總李進廷抵敵不住,退保呂利。莎羅奔又攻圍霍爾章穀,擊殺千總向朝選,並侵壓毛牛,槍傷遊擊羅於朝。“毛牛逼近西爐(即打箭爐,今康定縣),逆酋敢於侵擾,傷及官兵”,“擾我汛地”,“侵蝕諸番,張大其勢”,“猖獗已甚”。這都是因為瞻對之事辦理不妥,“無所懲創,不足以震懾蠻心”,必須派軍,“迅速剿滅”大金川,籌劃“永遠寧謐之圖”。《清高宗實錄》卷286,頁15―19,卷287,頁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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