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南巡秋謁祖陵(4)
以上乾隆帝講的南巡之原因，是奉母後遊覽名勝，省方問俗，考察“官方、戎政、河務、海防”，了解閭閻疾苦，這些都是事實。但若聯係當時局勢和六次南巡的具體情形，以及乾隆帝的個性來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而且從乾隆十六年才開始，以後又五下江南，便可知曉，奉母覽勝，僅是出巡的一個目的，而且是一個不太重要的附屬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和願望，則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為了創立和鞏固“全盛之勢”而出巡的。這與江浙的客觀環境和曆史及其在清政府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著密切的關係。江蘇、浙江在清朝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浙是魚米之鄉和“財賦之區”。乾隆十八年全國在籍田地為七百零八萬頃，征賦銀二千九百六十一萬餘兩、糧八百四十萬餘石，而江蘇一省民田有六十八萬餘頃，征賦銀三百三十七萬餘兩，糧二百一十五萬餘石，浙江民田四十五萬餘頃，賦銀二百八十一萬餘兩，糧一百一十三萬餘石，即是說江蘇、浙江二省的田地、賦銀、賦糧數，分別占全國田地、賦銀、賦糧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田賦之外的第二大收入鹽課而言，乾隆二十九年全國鹽課共銀三百八十餘萬兩，而江浙為二百五十八萬餘兩，占鹽課總數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運京供帝王後妃文武官員兵丁食用的四百萬石漕糧中，江浙占了二百五十七萬石，為漕糧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僅此幾個簡單的數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全國經濟領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蘇、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才子學者之多，數倍數十倍於他省。僅以關係政界、文化界最為重要的科舉而言，江、浙二省狀元最多。順治朝舉行了八次殿試，取了八名狀元，其中有江浙的呂宮、鄒忠倚、史大成、孫承恩、徐文元、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東鄧鍾嶽考上一名狀元外，其餘二十個狀元皆係江浙人。雍正朝的五個狀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間出了二十七個狀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順、康、雍、乾四朝皇上欽定的六十一名狀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狀元，占狀元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進士之情與此類似。這也直接影響到大學士、九卿、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職的人選，江浙之人任職之多，在政界影響之大，是其他各省難以相比的。
江蘇、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動一直延續不斷，文字獄也以江浙為多。這些事實表明，江浙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須牢固控製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鞏固其統治，來發展其“盛世”。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準備工作。
乾隆皇帝弘曆於乾隆十四年十月下達巡幸江浙之諭後，便督促臣僚進行安排，使其實現。他多次下諭，責令群臣不要浪費民力擾亂民間。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諭軍機大臣：朕巡幸江浙，“問俗觀風”，清蹕所至，除道供應，有司不必過費周章，已經屢降諭旨。“至川原林麓，民間塚墓所在，安厝已久，不過附近道旁，於輦路經由無礙，不得令其移徙”。《清高宗實錄》卷357，頁15.同年三月十九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說：查勘禦道營盤處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錯，不似北地平曠可以隨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難得。臣與向導大臣恭閱禦舟所經河道，纖路最寬者，不過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過求開闊有損田園”，凡營盤處所，必詳勘無妨民業之處，簽樁修治。至於杭城西湖各名勝所經陸路，亦止期修治平坦，無事開拓寬廣。乾隆帝閱後批示：“知道了。總以務樸省事及息浮議為要。”《清高宗實錄》卷361，頁4、5.
不久，他又看到向導大臣的奏折。向導大臣努三、兆惠奏稱：由杭州渡江至紹興禹陵、南鎮一路，“河道窄狹，僅容一船，經過石橋四十餘座，須拆毀過半，旱地安設營盤，地氣甚屬潮濕”。努三、兆惠的責任是保證禦道暢通、安全，讓皇上、太後平安、舒適地遊覽、考察，遇到問題及時解決，一般是不能以此驚動聖上煩勞天子的，這將被視做無能、失職或欺擾至尊而遭懲處，為什麽這兩位大臣要冒遭罰的危險奏呈難題？因為，他們所奏的含義是很清楚的，至少有兩點十分明確：一為道路難行，諫阻巡幸浙江；二為如要前往，需大興土木滋擾民間。這對於乾隆帝來說，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願望就會落空，雄偉的目標無法達到，允其拆橋占用民地大建營盤吧，又要騷擾民間，違背已發之旨，此題確難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驚慌胸無主見之庸君，而且此時剛及不惑之年，身體健壯，胸懷大誌，對個人享受看得並不太重，因此，經過思考後，他找到了輕易攻關的妙方。他於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諭軍機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餘裏之內，不躬親展奠，無以申崇仰先聖之素誌。向導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權宜辦理之道，鰓鰓以水道不容巨艦、旱地難立營盤為慮，若如此，所議拆橋數十座，即使於回鑾之後，一一官為修理，其費甚巨，且不免重勞民力，“豈朕省方觀民本意耶”？“朕在宮中，及由高梁橋至金海，常禦小船，寬不過數尺，長不過丈餘，平橋皆可徑度，最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間乘用，俱當駕駛小船，石橋概不必拆毀”。其原擬安立營盤二處，“著於此處造大船一隻，專備晚間住宿”，不必於旱路安營，既避潮濕，“且免隨侍人眾踐踏春花之患”。《清高宗實錄》卷361，頁15、16.看起來似乎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龍船豎之常規，臨機應變，改乘小船，從而輕易地跨越過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呈報關於巡幸浙江的兩個問題。他奏稱：明春南巡，浙省杭、嘉兩郡俱係水鄉，湖蕩港汊，縱橫交錯，自江南交界至杭，陸路惟運河纖道，寬僅七八尺，凡應用什物暨執事人等，有須先送前站預備者，若開辟陸路，必挖廢很多民間田園，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執事人等，均由副河前進。禦道兩旁，本來俱應安兵站圍，浙省運河纖道竟有無可站立之處。今酌定於兩岸內，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臨時禁遏人舟，如無路徑處，不複安兵站圍。其兩岸有村鎮居民處，許令男婦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於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當之極。好。不必嚴為攔阻。”《清高宗實錄》卷375，頁24、25.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總理行營王大臣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馬匹、船隻等事。允祿等奏：水路隨從官兵，必宜酌減，除大臣等應中途留駐及隨從人員已欽派外，侍衛仍派三班，兵丁本應派八旗六百名、健銳營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銳兵久不操練，恐致生疏，應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時，各處官員人等量減，但取差使無誤，其餘人員俱留駐河北。其前鋒、擴軍等兵，減派五百名，加上江寧迎駕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擬派章京四十員，虎槍侍衛兵丁揀選四十員。江浙旱路應需之馬，除禦馬用船載往，隨從人等官馬，照康熙時例，取用於地方，大臣一員用馬五匹，章京侍衛一員馬三匹，護軍、緊要執事人等用馬二匹，其餘每二人用馬三匹，於駐防、綠營官馬、驛馬內預備，合計需馬六千六百九十餘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隸廠，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寺，由蘇州至靈崖、鄧尉、虎丘等處，非緊要差使，俱留於舟次，約須備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備一匹，以便添用。至於船隻，如多，亦恐擁擠，派出大臣，或每員給二隻，或一隻。侍衛官員等，或二三人一隻，或四五人一隻。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隻，或十數人一隻。除裝載物件便民船二十五隻外，統計沙飛、馬溜船四百四十隻。隨行官員人等，在十裏以內者回船住歇，遠者於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許占住民房。米糧柴草，派地方官招商，於行營左右公平售買。乾隆帝覽折後，同意其議。
不久，兩江總督黃廷桂奏，遵照廷議，將馬照數調備，並備馬二千餘匹赴浙協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擬調通省營馬五千匹備用，其什物另備人夫扛抬。總理行營王大臣就此議奏：江蘇人稠地狹，馬匹太多，難以安頓飼養，請再酌減江蘇備用之馬。浙省既備有人夫扛抬什物，原議每十匹外備一匹之議，可予減省。帝從其請。
另外，江寧將軍錫爾蹣、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準，巡幸之時大閱，預備滿兵一千五百名、漢兵一千五百名會合操練。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準，車駕經曆江蘇省內二十三個州縣，賞賚需錢，寶蘇局存錢不敷，暫加鑄八卯。等等事項，總理行營王大臣和江浙官員，緊張進行準備。出巡之時，需指派一些王公大臣留京，總理事務，途中由總理行營王大臣具體安排，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巡幸江浙時，乾隆帝便指定莊親王允祿、履親王允、和親王弘晝、大學士來保與史貽直在京總理事務，行營由大學士、一等公傅恒總管。以後五次南巡的準備工作，大體與此相似。
三、南巡之情和成效。
乾隆皇帝弘曆仿效皇祖康熙帝玄燁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從正月十三日離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後返回暢春園。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發，四月二十六日回圓明園。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五次為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最後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前四次是奉母後前往，後兩次為帝率臣巡幸。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寧(南京)、蘇州、杭州、揚州，後四次還加上浙江的海寧縣。六次所經之地、所做之事，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上離不開以下幾個方麵的範圍。現以第一次南巡為例，參舉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評述。
其一，蠲免積欠錢糧。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諭蠲免江蘇、安徽、浙江錢糧說：“朕巡行江浙，問俗省方，廣沛恩膏，聿昭慶典”。更念東南貢賦甲於他省，其曆年積欠錢糧，雖累準地方大吏所請，分別緩征帶征，以紓民力，而每年新舊並征，小民終未免拮據。朕宵旰勤勞，如傷在抱，茲當翠華親蒞，倍深軫切，用普之澤，以慰望幸之忱。著將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蘇積欠地丁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地丁三十萬五千餘兩悉行蠲免，“俾官無詿誤，民鮮追呼，共享升平之福”。浙江因無積欠，著將本年應征地丁錢糧蠲免三十萬兩，以示鼓勵。直隸、山東所過州縣，蠲免本年應征額賦十之三，又免山東欠穀九十七萬餘石。
其二，閱視河工。江浙屢遭特大水災，成千上萬人葬身魚腹，田園廬舍淹沒，家產盡失，故乾隆帝視水災為江浙大害，決心大興河工，治災謀利。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時，向導大臣努三、兆惠就奏稱：江南附近禦路朱家閘之引河，洪澤湖之九裏岡，清口之木龍、運河閘，高郵州之東堤、南關、車運壩及高家堰，共八處，“均關運道民生，工程緊要，仰請親臨閱視”。《清高宗實錄》卷361，頁13.乾隆帝於第一次南巡期間，就直接處理了幾件有關河工之事。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等奏稱，高堰汛內大壩、裏壩等處石工，上年連日風雨，倒卸四段，長七十三丈五尺，請撥銀興修，帝批準其奏。他又下達專諭，命修建淮安石堤說：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堤，而人煙湊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亟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總督黃廷桂確勘詳估，及時建築毋忽。《清高宗實錄》卷382，頁16.他親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禮。他閱視蔣家壩堤工，並降專旨，籌定洪澤湖五壩水誌，敞開清口。他說：洪澤湖上承清、淮、汝、潁諸水，匯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壩乃其尾閭，伏秋盛漲，輒開此壩泄之，而下遊諸州縣胥被其患。下遊居民深以開壩為懼，而河臣轉借為防險秘鑰，二者恒相對持。朕南巡親臨高堰，循堤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閘，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絕妄見。高堰石堤至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堤，應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此後，他對河工更多次下達專旨，盡力講求治河之法，投入巨量帑銀，興辦了幾項大工程，收效很大，正如他在晚年所述那樣：“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凡一切補偏救弊因時製宜之方，亦既殫精勞思，夙夜講求，不惜數千百萬帑金，以蘄一勞永逸，為億兆生靈永遠安全之計。茲幸南北河工，自開放新河之後，化險為平，海塘石工，依限告蕆。”《萬壽重寧寺碑記》，見《重修揚州府誌》卷3，《巡幸三》。
其三，召見和加恩江浙士紳。對於休致或因事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員，以及進獻詩文之紳衿，他皆予厚遇，或起用其官，或賜詩物嘉獎，或授予職銜。第一次南巡時，浙江省海寧縣人陳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廢員起為左副都禦史，遷工部尚書，乾隆六年擢至大學士(此人即野史胡說其家是乾隆帝之出生之地的尚書)，後以擬旨錯誤，下吏議奪職，帝斥其“卑瑣不稱大學士”，從部議，奪其職，返家閑住，乾隆十五年入京祝嘏，帝命賞還原銜。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乾隆帝於高？寺行宮降下一諭：原任大學士陳士倌從前罷任，尚無大咎，上年已複予原銜，此番於行在屢經召見，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健，且係舊人，仍著其入閣辦事。他又下諭，對致仕侍郎沈德潛加恩，照其原官賞給本俸，前來接駕的革職提督楊凱年力未衰，從前被參案內，尚無劣跡，且曾曆練戎行，著加恩補授河南河北鎮總兵。對接駕時參加考試考中之舉人蔣雍植、錢大昕、吳、褚寅亮、吳誌鴻等人，特賜舉人，授為內閣中書。
其四，閱兵。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在蘇州、嘉興，三月在杭州、江寧皆數次閱兵，並賞賜官兵銀米，他曾寫過好幾首閱兵的詩，其中一首是在江寧閱兵：
“建業開牙駐禁軍，當年深意守惟勤。安時要不忘危日，詰武寧當視具文。八色旗分光耀旭，千行士氣厲淩雲。方行禹跡無非事，大烈欽承紹聞。”《重刊江寧府誌》卷1，《天章》。
其五，移風易俗。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就江蘇奢靡之風下諭說：
“朕命駕時巡，周覽風俗，觀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吳尤素所念也。粵自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先後六舉，曆今四十餘年，盛典昭垂，衢謠在耳。頃者入境以來，白叟黃童扶攜恐後，就瞻愛戴，誠意可嘉。朕已疊沛恩膏，廣敷渥澤，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戶口益增，習尚所趨，蓋藏末裕，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夫去奢崇實，固閭閻生計之常經，而因時訓俗，以宣風而布化，則官茲土者之責也，其尚勵乃實心，以行實政，無忝教養斯民之任。……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將見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朕清蹕所至，有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383，頁6、7.
另外，謁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視江寧機房，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書院，遊覽報恩寺、雨花台、靈穀寺、虎丘、西湖等名勝古跡，等等。
通過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風民情，興修河工，蠲免賦稅，革弊興利，宣揚聖恩，爭取江南縉紳士民，對安定江浙，發展生產，創造“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由於六次出巡，大量人員來去奔波，幾千匹馬，上千隻船，每次曆時四五個月，這項“大差”確實也用掉了大量銀兩，滋擾了民間。
盡管乾隆帝先後幾十次下諭，講述一切費用動支帑銀，禁止騷擾地方，力求儉樸，不許奢侈，但是事實上卻遠非如此，隨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員拚命巴結，競奢華，比闊綽，使六下江南之舉，浪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給民間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比如，乾隆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換小船之前，都是乘坐特製的安福艫，“甚為安適”，還有翔鳳艇作為備用，“已極便適”，而兩淮鹽政伊齡阿還令鹽商辦製寶連航禦舟，供帝乘坐，遭帝嚴斥。《清高宗實錄》卷1196，頁15，卷1197，頁2.僅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兩淮鹽商便挪用應交運庫的“餘利銀”四百六十餘萬兩，供“辦貢及預備差務”之用。《清高宗實錄》卷813，頁19、20、21.這“差務”就是供帝巡幸江南之用，這“辦貢”也與南巡有關。這還不包括兩淮鹽商直接承辦大差而用掉自己的銀兩。據檔案《揚州行宮名勝全圖》記載，兩淮鹽商為迎接乾隆帝巡幸揚州，曾先後集資修了高橋、香阜寺、天寧寺、迎恩橋、虹橋、蓮花橋、萬鬆亭、平山堂、寶塔寺、高寺、錦春園等(或在其原有之地內修建)宮殿樓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間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並購置其中陳設景物，使揚州市容、風氣大變，更加奢華。沿途供應亦奢。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時，禦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裏，“遙望岸上，著一大桃，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禦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忽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清裨類鈔》，《巡幸類》，《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乾隆帝在晚年曾親撰《南巡記》一文，總結性地敘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現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舉大事者，有宜速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惟敬與明乎。……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蓋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醜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向來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幹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偏災。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誌高一尺，清口則開放十丈為準，俟秋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並資保護)。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乾隆丙申春諭……興工，至丁酉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河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鞏護。庚子南巡，親臨閱視，因飭該督撫於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鱗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又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親臨指示，不惜百餘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築石塘，俾濱海黔黎永資樂利)。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徐州之接築石堤並山，無不籌度谘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而又遲者以此。”《南巡記》，《重修揚州府誌》卷3，《巡幸三》。
江蘇、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才子學者之多，數倍數十倍於他省。僅以關係政界、文化界最為重要的科舉而言，江、浙二省狀元最多。順治朝舉行了八次殿試，取了八名狀元，其中有江浙的呂宮、鄒忠倚、史大成、孫承恩、徐文元、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東鄧鍾嶽考上一名狀元外，其餘二十個狀元皆係江浙人。雍正朝的五個狀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間出了二十七個狀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順、康、雍、乾四朝皇上欽定的六十一名狀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狀元，占狀元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進士之情與此類似。這也直接影響到大學士、九卿、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職的人選，江浙之人任職之多，在政界影響之大，是其他各省難以相比的。
江蘇、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動一直延續不斷，文字獄也以江浙為多。這些事實表明，江浙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須牢固控製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鞏固其統治，來發展其“盛世”。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準備工作。
乾隆皇帝弘曆於乾隆十四年十月下達巡幸江浙之諭後，便督促臣僚進行安排，使其實現。他多次下諭，責令群臣不要浪費民力擾亂民間。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諭軍機大臣：朕巡幸江浙，“問俗觀風”，清蹕所至，除道供應，有司不必過費周章，已經屢降諭旨。“至川原林麓，民間塚墓所在，安厝已久，不過附近道旁，於輦路經由無礙，不得令其移徙”。《清高宗實錄》卷357，頁15.同年三月十九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說：查勘禦道營盤處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錯，不似北地平曠可以隨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難得。臣與向導大臣恭閱禦舟所經河道，纖路最寬者，不過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過求開闊有損田園”，凡營盤處所，必詳勘無妨民業之處，簽樁修治。至於杭城西湖各名勝所經陸路，亦止期修治平坦，無事開拓寬廣。乾隆帝閱後批示：“知道了。總以務樸省事及息浮議為要。”《清高宗實錄》卷361，頁4、5.
不久，他又看到向導大臣的奏折。向導大臣努三、兆惠奏稱：由杭州渡江至紹興禹陵、南鎮一路，“河道窄狹，僅容一船，經過石橋四十餘座，須拆毀過半，旱地安設營盤，地氣甚屬潮濕”。努三、兆惠的責任是保證禦道暢通、安全，讓皇上、太後平安、舒適地遊覽、考察，遇到問題及時解決，一般是不能以此驚動聖上煩勞天子的，這將被視做無能、失職或欺擾至尊而遭懲處，為什麽這兩位大臣要冒遭罰的危險奏呈難題？因為，他們所奏的含義是很清楚的，至少有兩點十分明確：一為道路難行，諫阻巡幸浙江；二為如要前往，需大興土木滋擾民間。這對於乾隆帝來說，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願望就會落空，雄偉的目標無法達到，允其拆橋占用民地大建營盤吧，又要騷擾民間，違背已發之旨，此題確難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驚慌胸無主見之庸君，而且此時剛及不惑之年，身體健壯，胸懷大誌，對個人享受看得並不太重，因此，經過思考後，他找到了輕易攻關的妙方。他於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諭軍機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餘裏之內，不躬親展奠，無以申崇仰先聖之素誌。向導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權宜辦理之道，鰓鰓以水道不容巨艦、旱地難立營盤為慮，若如此，所議拆橋數十座，即使於回鑾之後，一一官為修理，其費甚巨，且不免重勞民力，“豈朕省方觀民本意耶”？“朕在宮中，及由高梁橋至金海，常禦小船，寬不過數尺，長不過丈餘，平橋皆可徑度，最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間乘用，俱當駕駛小船，石橋概不必拆毀”。其原擬安立營盤二處，“著於此處造大船一隻，專備晚間住宿”，不必於旱路安營，既避潮濕，“且免隨侍人眾踐踏春花之患”。《清高宗實錄》卷361，頁15、16.看起來似乎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龍船豎之常規，臨機應變，改乘小船，從而輕易地跨越過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呈報關於巡幸浙江的兩個問題。他奏稱：明春南巡，浙省杭、嘉兩郡俱係水鄉，湖蕩港汊，縱橫交錯，自江南交界至杭，陸路惟運河纖道，寬僅七八尺，凡應用什物暨執事人等，有須先送前站預備者，若開辟陸路，必挖廢很多民間田園，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執事人等，均由副河前進。禦道兩旁，本來俱應安兵站圍，浙省運河纖道竟有無可站立之處。今酌定於兩岸內，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臨時禁遏人舟，如無路徑處，不複安兵站圍。其兩岸有村鎮居民處，許令男婦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於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當之極。好。不必嚴為攔阻。”《清高宗實錄》卷375，頁24、25.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總理行營王大臣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馬匹、船隻等事。允祿等奏：水路隨從官兵，必宜酌減，除大臣等應中途留駐及隨從人員已欽派外，侍衛仍派三班，兵丁本應派八旗六百名、健銳營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銳兵久不操練，恐致生疏，應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時，各處官員人等量減，但取差使無誤，其餘人員俱留駐河北。其前鋒、擴軍等兵，減派五百名，加上江寧迎駕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擬派章京四十員，虎槍侍衛兵丁揀選四十員。江浙旱路應需之馬，除禦馬用船載往，隨從人等官馬，照康熙時例，取用於地方，大臣一員用馬五匹，章京侍衛一員馬三匹，護軍、緊要執事人等用馬二匹，其餘每二人用馬三匹，於駐防、綠營官馬、驛馬內預備，合計需馬六千六百九十餘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隸廠，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寺，由蘇州至靈崖、鄧尉、虎丘等處，非緊要差使，俱留於舟次，約須備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備一匹，以便添用。至於船隻，如多，亦恐擁擠，派出大臣，或每員給二隻，或一隻。侍衛官員等，或二三人一隻，或四五人一隻。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隻，或十數人一隻。除裝載物件便民船二十五隻外，統計沙飛、馬溜船四百四十隻。隨行官員人等，在十裏以內者回船住歇，遠者於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許占住民房。米糧柴草，派地方官招商，於行營左右公平售買。乾隆帝覽折後，同意其議。
不久，兩江總督黃廷桂奏，遵照廷議，將馬照數調備，並備馬二千餘匹赴浙協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擬調通省營馬五千匹備用，其什物另備人夫扛抬。總理行營王大臣就此議奏：江蘇人稠地狹，馬匹太多，難以安頓飼養，請再酌減江蘇備用之馬。浙省既備有人夫扛抬什物，原議每十匹外備一匹之議，可予減省。帝從其請。
另外，江寧將軍錫爾蹣、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準，巡幸之時大閱，預備滿兵一千五百名、漢兵一千五百名會合操練。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準，車駕經曆江蘇省內二十三個州縣，賞賚需錢，寶蘇局存錢不敷，暫加鑄八卯。等等事項，總理行營王大臣和江浙官員，緊張進行準備。出巡之時，需指派一些王公大臣留京，總理事務，途中由總理行營王大臣具體安排，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巡幸江浙時，乾隆帝便指定莊親王允祿、履親王允、和親王弘晝、大學士來保與史貽直在京總理事務，行營由大學士、一等公傅恒總管。以後五次南巡的準備工作，大體與此相似。
三、南巡之情和成效。
乾隆皇帝弘曆仿效皇祖康熙帝玄燁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從正月十三日離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後返回暢春園。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發，四月二十六日回圓明園。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五次為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最後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前四次是奉母後前往，後兩次為帝率臣巡幸。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寧(南京)、蘇州、杭州、揚州，後四次還加上浙江的海寧縣。六次所經之地、所做之事，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上離不開以下幾個方麵的範圍。現以第一次南巡為例，參舉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評述。
其一，蠲免積欠錢糧。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諭蠲免江蘇、安徽、浙江錢糧說：“朕巡行江浙，問俗省方，廣沛恩膏，聿昭慶典”。更念東南貢賦甲於他省，其曆年積欠錢糧，雖累準地方大吏所請，分別緩征帶征，以紓民力，而每年新舊並征，小民終未免拮據。朕宵旰勤勞，如傷在抱，茲當翠華親蒞，倍深軫切，用普之澤，以慰望幸之忱。著將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蘇積欠地丁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地丁三十萬五千餘兩悉行蠲免，“俾官無詿誤，民鮮追呼，共享升平之福”。浙江因無積欠，著將本年應征地丁錢糧蠲免三十萬兩，以示鼓勵。直隸、山東所過州縣，蠲免本年應征額賦十之三，又免山東欠穀九十七萬餘石。
其二，閱視河工。江浙屢遭特大水災，成千上萬人葬身魚腹，田園廬舍淹沒，家產盡失，故乾隆帝視水災為江浙大害，決心大興河工，治災謀利。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時，向導大臣努三、兆惠就奏稱：江南附近禦路朱家閘之引河，洪澤湖之九裏岡，清口之木龍、運河閘，高郵州之東堤、南關、車運壩及高家堰，共八處，“均關運道民生，工程緊要，仰請親臨閱視”。《清高宗實錄》卷361，頁13.乾隆帝於第一次南巡期間，就直接處理了幾件有關河工之事。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等奏稱，高堰汛內大壩、裏壩等處石工，上年連日風雨，倒卸四段，長七十三丈五尺，請撥銀興修，帝批準其奏。他又下達專諭，命修建淮安石堤說：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堤，而人煙湊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亟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總督黃廷桂確勘詳估，及時建築毋忽。《清高宗實錄》卷382，頁16.他親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禮。他閱視蔣家壩堤工，並降專旨，籌定洪澤湖五壩水誌，敞開清口。他說：洪澤湖上承清、淮、汝、潁諸水，匯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壩乃其尾閭，伏秋盛漲，輒開此壩泄之，而下遊諸州縣胥被其患。下遊居民深以開壩為懼，而河臣轉借為防險秘鑰，二者恒相對持。朕南巡親臨高堰，循堤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閘，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絕妄見。高堰石堤至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堤，應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此後，他對河工更多次下達專旨，盡力講求治河之法，投入巨量帑銀，興辦了幾項大工程，收效很大，正如他在晚年所述那樣：“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凡一切補偏救弊因時製宜之方，亦既殫精勞思，夙夜講求，不惜數千百萬帑金，以蘄一勞永逸，為億兆生靈永遠安全之計。茲幸南北河工，自開放新河之後，化險為平，海塘石工，依限告蕆。”《萬壽重寧寺碑記》，見《重修揚州府誌》卷3，《巡幸三》。
其三，召見和加恩江浙士紳。對於休致或因事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員，以及進獻詩文之紳衿，他皆予厚遇，或起用其官，或賜詩物嘉獎，或授予職銜。第一次南巡時，浙江省海寧縣人陳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廢員起為左副都禦史，遷工部尚書，乾隆六年擢至大學士(此人即野史胡說其家是乾隆帝之出生之地的尚書)，後以擬旨錯誤，下吏議奪職，帝斥其“卑瑣不稱大學士”，從部議，奪其職，返家閑住，乾隆十五年入京祝嘏，帝命賞還原銜。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乾隆帝於高？寺行宮降下一諭：原任大學士陳士倌從前罷任，尚無大咎，上年已複予原銜，此番於行在屢經召見，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健，且係舊人，仍著其入閣辦事。他又下諭，對致仕侍郎沈德潛加恩，照其原官賞給本俸，前來接駕的革職提督楊凱年力未衰，從前被參案內，尚無劣跡，且曾曆練戎行，著加恩補授河南河北鎮總兵。對接駕時參加考試考中之舉人蔣雍植、錢大昕、吳、褚寅亮、吳誌鴻等人，特賜舉人，授為內閣中書。
其四，閱兵。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在蘇州、嘉興，三月在杭州、江寧皆數次閱兵，並賞賜官兵銀米，他曾寫過好幾首閱兵的詩，其中一首是在江寧閱兵：
“建業開牙駐禁軍，當年深意守惟勤。安時要不忘危日，詰武寧當視具文。八色旗分光耀旭，千行士氣厲淩雲。方行禹跡無非事，大烈欽承紹聞。”《重刊江寧府誌》卷1，《天章》。
其五，移風易俗。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就江蘇奢靡之風下諭說：
“朕命駕時巡，周覽風俗，觀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吳尤素所念也。粵自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先後六舉，曆今四十餘年，盛典昭垂，衢謠在耳。頃者入境以來，白叟黃童扶攜恐後，就瞻愛戴，誠意可嘉。朕已疊沛恩膏，廣敷渥澤，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戶口益增，習尚所趨，蓋藏末裕，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夫去奢崇實，固閭閻生計之常經，而因時訓俗，以宣風而布化，則官茲土者之責也，其尚勵乃實心，以行實政，無忝教養斯民之任。……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將見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朕清蹕所至，有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383，頁6、7.
另外，謁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視江寧機房，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書院，遊覽報恩寺、雨花台、靈穀寺、虎丘、西湖等名勝古跡，等等。
通過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風民情，興修河工，蠲免賦稅，革弊興利，宣揚聖恩，爭取江南縉紳士民，對安定江浙，發展生產，創造“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由於六次出巡，大量人員來去奔波，幾千匹馬，上千隻船，每次曆時四五個月，這項“大差”確實也用掉了大量銀兩，滋擾了民間。
盡管乾隆帝先後幾十次下諭，講述一切費用動支帑銀，禁止騷擾地方，力求儉樸，不許奢侈，但是事實上卻遠非如此，隨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員拚命巴結，競奢華，比闊綽，使六下江南之舉，浪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給民間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比如，乾隆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換小船之前，都是乘坐特製的安福艫，“甚為安適”，還有翔鳳艇作為備用，“已極便適”，而兩淮鹽政伊齡阿還令鹽商辦製寶連航禦舟，供帝乘坐，遭帝嚴斥。《清高宗實錄》卷1196，頁15，卷1197，頁2.僅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兩淮鹽商便挪用應交運庫的“餘利銀”四百六十餘萬兩，供“辦貢及預備差務”之用。《清高宗實錄》卷813，頁19、20、21.這“差務”就是供帝巡幸江南之用，這“辦貢”也與南巡有關。這還不包括兩淮鹽商直接承辦大差而用掉自己的銀兩。據檔案《揚州行宮名勝全圖》記載，兩淮鹽商為迎接乾隆帝巡幸揚州，曾先後集資修了高橋、香阜寺、天寧寺、迎恩橋、虹橋、蓮花橋、萬鬆亭、平山堂、寶塔寺、高寺、錦春園等(或在其原有之地內修建)宮殿樓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間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並購置其中陳設景物，使揚州市容、風氣大變，更加奢華。沿途供應亦奢。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時，禦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裏，“遙望岸上，著一大桃，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禦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忽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清裨類鈔》，《巡幸類》，《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乾隆帝在晚年曾親撰《南巡記》一文，總結性地敘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現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舉大事者，有宜速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惟敬與明乎。……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蓋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醜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向來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幹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偏災。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誌高一尺，清口則開放十丈為準，俟秋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並資保護)。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乾隆丙申春諭……興工，至丁酉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河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鞏護。庚子南巡，親臨閱視，因飭該督撫於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鱗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又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親臨指示，不惜百餘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築石塘，俾濱海黔黎永資樂利)。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徐州之接築石堤並山，無不籌度谘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而又遲者以此。”《南巡記》，《重修揚州府誌》卷3，《巡幸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