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7)
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諭：陳輝祖抽換抵兌等弊，“業經各委員從實供出，並據陳輝祖自行承認，而王站柱認出之玉蕉葉花觚等件，已在陳輝祖供認抽換物件之內，是全案關鍵已得”，著再將朝珠之事審明，即可定擬具奏，阿桂便往山東查勘河工，福長安押帶陳輝祖、國棟及案內經手各犯，迅速來京審辦。③。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學士九卿核議阿桂、福長安關於陳輝祖“商同屬員隱匿抽換王？望入官財物照例擬斬”之折，乾隆帝下諭了結此案說：“陳輝祖以陳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為總督，不思潔己率屬，勉圖報效，其於地方應辦諸務，不能實心實力，隨事整飭，於查抄入官之物，又複侵吞抽換，行同鼠竊，其昧良喪恥，固屬罪無可逭”，但與王？望、國泰之罪尚有區別。“所雲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陳輝祖隻一盜臣耳”。著將陳輝祖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前布政使國棟，知府王士瀚、楊仁譽，斬監候。知縣楊先儀、張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淮，革職，發往豫省河工效力贖罪。“嗣後外省官吏，當以陳輝祖之見利忘義，玷辱封疆大臣之體，引為綱鑒，庶幾大法小廉，不負朕諄諄教戒之意。所有辦理此案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③《清高宗實錄》卷1170，頁2、3、4，17、18.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陳輝祖貽誤地方，武備廢弛，倉穀虧空，乾隆帝下諭，令其自盡，“以為封疆大臣廢弛地方者戒”。《清高宗實錄》卷1174，頁6.
乾隆帝又下諭宣布清查浙江倉庫錢糧說：“浙省吏治，自王？望以來，廢弛日久，陳輝祖接任後，又複營私牟利，國棟庸懦無能，其通省倉庫錢糧，難保無積壓虧缺抑勒交代之弊”，著傳諭閩浙總督富勒渾責成屬下官員“速行彌補全完”，否則重懲。③後又一再下諭督促，令必補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撫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屬倉庫錢糧，共虧空一百三四十萬兩，節年已補銀一百萬兩左右，還虧空三十三萬餘兩。乾隆帝命悉心籌辦。
四、魯撫國泰納賄東省虧銀二百萬兩禦史錢灃巧查倉庫智破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禦史錢灃上疏彈劾山東巡撫國泰與布政使於易簡說：國泰貪縱營私，勒索屬員，“遇有升調，惟視行賄多寡，以致曆城等州縣虧空或八九萬或六七萬之多。布政使於易簡，亦縱情攫賄，與國泰相埒”。《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12.
此疏立即震驚朝野，因為，它直接涉及一批權臣勢要，甚至與皇上也有牽連。其一，錢灃所劾之主要貪官國泰，是總督文綬之子。文綬於雍正十三年授內閣中書，再遷禮部員外郎，改內閣侍讀，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肅涼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陝甘總督，第二年調任四川總督，雖因故一度奪官，隨即複任，在川坐鎮十年之久。國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東按察使，遷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東巡撫。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於易簡，亦非寒門細民，其兄於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狀元，蒙帝賞識，於乾隆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起，曆任刑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於敏中當了八年戶部尚書，六年大學士，十年軍機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獎和厚遇，雖於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門生故舊分任內外要職，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響。因此，要想劾倒國泰、於易簡，或者退一步說，要想讓皇上批準言官之請，進行查審，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剛於四十六年秋處理了甘肅捐監冒賑案，斬殺和免死發遣省府州縣官員一百餘人，錢灃上奏的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縣官員采買糧價侵蝕帑銀的大案，後來導致原都統、盛京將軍索諾木策淩等官誅死、發遣，如果錢灃所奏屬實，山東巡撫、藩司、臬司及各府州縣官員又將基本上遭受重懲，通通換任，連興大獄，勢必影響政局的安定，如果考慮到這一個省的各級官員之親友座師等關係，牽連的官員就更多了。這樣一層強大的關係網，怎能突破？
其三，更為嚴重、更為厲害的是國泰有一堅強後台，即他與和關係密切。此時和任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戶部尚書，兼任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都統等要職，其子豐紳殷德為帝指婚為和孝公主之額駙。和還多次被帝委任為欽差大臣，到地方統軍征戰，查辦要案，其被帝之寵愛超過任何大臣，史稱其“寵任冠朝列”。此次國泰之案，和又係欽差大臣，錢灃要想查明真相劾治國泰，確是難而又難。
其四，錢灃之疏，與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軍機大臣阿桂、福長安、和向帝密奏：“國泰性情乖張”，“不宜久任山東”，請調其至京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認為這不是辦法，於四十六年正月，命軍機大臣傳諭於易簡來京詢問，了解國泰有無“不法款跡”。於易簡奏稱：“國泰並無別項款跡，惟馭下過嚴，遇有辦理案件未協，及詢問不能登答者，每加訓飭，是以屬員畏懼，致有後言。”帝又問：國泰屢次保薦呂爾昌(原濟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無徇庇交通情事”？於易簡奏稱：國泰與呂爾昌均係刑部司官出身，國泰常委呂爾昌審理案件，“並無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諭軍機大臣：於易簡所言，“誠據實之奏”。“朕於各督撫，從不肯寄耳目於藩臬，但於易簡係大學士於敏中之弟，經朕麵詢，自不敢不據實奏對，是以令其來京陛見。今據所奏如此，是國泰尚係辦事認真欲速見長之過，並非有別項款跡”。若將來發覺國泰有弊，“不特國泰罪無可辭，即於易簡亦有應得之罪。著傳諭國泰並於易簡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122，頁17、18，卷1156，頁11、12.二月初一日，他又諭軍機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國泰不宜久任山東”，將正月詢問於易簡之事告訴阿桂，言於所奏“自為確實”，實即告其不需調動國泰。《清高宗實錄》卷1124，頁4.皇上兩次下諭，講述國泰無不法之事，現在錢灃彈劾國泰貪婪不法，豈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過？
由此可見，禦史錢灃之奏，確係冒著很大的風險。觀察錢灃經曆，才知他之此奏並非偶然，因為他是乾隆年間一位敢於直言的諫官。錢灃於乾隆三十六年中進士，四十六年由檢討考選江南道監察禦史。同年，甘肅捐監冒賑事發，錢灃立即上疏，彈劾兩署陝甘總督的陝西巡撫畢沅說：冒賑折捐，固由王？望枉法，但王為布政使時，畢沅兩署總督，“近在同城，豈無聞見？使沅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致如此之甚”。畢沅“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請比照不結各員治罪”。《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2；《清史稿》卷322，《錢灃傳》。所謂比照不結各員治罪，即要予以重懲，畢沅不是死於刀下，便是發遣充軍，至少也要革職籍沒。乾隆帝覽疏後，責令畢沅明白回奏，幾次嚴諭斥責，後將其降為三品頂戴留任。錢灃後來還疏劾和不在軍機處辦公，另居內右門直廬之非，帝為之訓斥和，並命錢灃稽查軍機處。和深恨錢灃，於乾隆六十年將灃毒死。這雖是後話，但錢灃之敢於上疏直言，彈劾勢要，卻是其一貫的作風，實為難能可貴。
乾隆帝讀過錢灃之疏後，於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兩道諭旨。第一道旨說：派尚書和、左都禦史劉墉、工部右侍郎諾穆親馳驛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蘇省一帶，有查辦事件，隨帶司員一並馳驛，禦史錢灃亦著馳驛前往。第二道旨說：禦史錢灃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布政使於易簡亦縱情攫賄，今特派和等人前往秉公據實查辦，斷無不水落石出之理。葉佩蓀由山東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將在山東任內時之“所有見聞，國泰等如何貪縱營私之處，逐一據實迅奏，若稍存徇隱”，將來查明，“葉佩蓀何以對朕”？②《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6，10、11.
過了兩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對軍機大臣下諭，講了查審國泰一案的方針和辦法。他說：
“昨據禦史錢灃參奏國泰、於易簡等貪縱營私，遇有提升調補，勒索屬員賄賂，以致曆城等州縣倉庫虧空，請旨嚴辦一折，已麵降諭旨，令和等嚴切查究，自能遵照辦理。朕輾轉思維，折內所稱倉庫虧空至八九萬兩不等，和等到彼時，迅速逐一比對印冊盤查，自無難水落石出，此事尚屬易辦。至各屬以賄營求，思得美缺一節，不特受賄者不肯吐露實情，即行賄各劣員，明知與受同罪，亦豈肯和盤托出。即或密為訪查，尚恐通省相習成風，不肯首先舉發，惟在委曲開導，以此等賄求，原非各屬等所樂為，必係國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從之勢，若伊等能供出實情，其罪尚可量從末減。和等必須悉心明白曉諭，務俾說合過付，確有實據，方成信讞。此事業經舉發，不得不辦。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經嚴辦示懲，而東省又複如此，朕實不忍似甘省之複興大獄，和等惟當秉公查究，據實奏聞。將此由六百裏傳諭知之。”②。
此諭講明了三個問題。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經相信錢灃之劾疏，認為山東巡撫國泰是在納賄營私，視下屬饋贈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等前往查辦和處理。其二，曉以自首從寬政策，諭令欽差大臣委曲開導，使送銀之官能供出實情，查出確證，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曉諭，恐受銀收銀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員相習成風，不願舉發，有礙案情的查審。其三，宣布不像甘省捐監冒賑那樣複興大獄，這也對穩定山東府州縣官員情緒，促其盡早舉發，將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們害怕像甘省官員那樣革職抄家誅戮或充遣，就會心懷疑慮，既不利於辦案，又將貽誤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這道諭旨，對查清國泰貪縱營私一案，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當然，乾隆帝之諭，也有其估計不確之處。比如，他認為倉庫虧空一事，容易辦理，隻要按照印冊盤查，就會查明，“無難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淺薄了，這表明他對官場積弊，尤其是倉庫錢糧之虧空，所知不多，不知道這裏麵大有文章，地方官員舞弊之法很多，應付欽差大臣盤查之策也不少，欽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並不是一派人盤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係一例。
又過了兩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複諭軍機大臣：安徽按察使呂爾昌，從前曾任山東府道，“屢經國泰保奏”，現禦史錢灃參劾國泰貪婪不法。“呂爾昌係國泰用人”，且在山東曆任府道，“錢灃所奏國泰等種種劣跡，呂爾昌斷無不知之理”。著兩江總督薩載即傳呂爾昌到省，“傳旨令其將錢灃所參款跡，伊在山東時所見國泰、於易簡如何貪縱營私，並伊如何與國泰交結，國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處，逐一據實指供，毋許絲毫欺隱”，否則重懲。②《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12，8、9.這對清理國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欽差大臣，按其職銜之高、權勢之大和受帝之寵信看，和是軍機大臣、戶部尚書，還身兼多種要職，是皇上之第一寵臣，此次又在三位欽差中名列第一，顯然是這一欽案的主要負責人。劉墉雖係乾隆帝倚任的親信大臣大學士劉統勳之子，但相父已去世七年，本人僅係左都禦史，權勢、資曆當然遠在和之下。諾穆親條件更差，僅僅係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剛因祀天大禮布置不周，遭帝訓斥，被帝革去頂戴花翎，革職留任，“十年無過，方準開複”。②這樣一位瀆職遭懲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實權的軍機大臣和，自然會以其馬首是瞻，不敢堅持是非抗違其言。
和本身就是一個攬權納賄的最大的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過國泰饋送之銀物，這次對國泰極力袒護。在這樣條件下清查國泰之貪縱營私，談何容易，錢灃的處境，確是相當的艱難。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學士九卿核議阿桂、福長安關於陳輝祖“商同屬員隱匿抽換王？望入官財物照例擬斬”之折，乾隆帝下諭了結此案說：“陳輝祖以陳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為總督，不思潔己率屬，勉圖報效，其於地方應辦諸務，不能實心實力，隨事整飭，於查抄入官之物，又複侵吞抽換，行同鼠竊，其昧良喪恥，固屬罪無可逭”，但與王？望、國泰之罪尚有區別。“所雲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陳輝祖隻一盜臣耳”。著將陳輝祖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前布政使國棟，知府王士瀚、楊仁譽，斬監候。知縣楊先儀、張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淮，革職，發往豫省河工效力贖罪。“嗣後外省官吏，當以陳輝祖之見利忘義，玷辱封疆大臣之體，引為綱鑒，庶幾大法小廉，不負朕諄諄教戒之意。所有辦理此案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③《清高宗實錄》卷1170，頁2、3、4，17、18.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陳輝祖貽誤地方，武備廢弛，倉穀虧空，乾隆帝下諭，令其自盡，“以為封疆大臣廢弛地方者戒”。《清高宗實錄》卷1174，頁6.
乾隆帝又下諭宣布清查浙江倉庫錢糧說：“浙省吏治，自王？望以來，廢弛日久，陳輝祖接任後，又複營私牟利，國棟庸懦無能，其通省倉庫錢糧，難保無積壓虧缺抑勒交代之弊”，著傳諭閩浙總督富勒渾責成屬下官員“速行彌補全完”，否則重懲。③後又一再下諭督促，令必補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撫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屬倉庫錢糧，共虧空一百三四十萬兩，節年已補銀一百萬兩左右，還虧空三十三萬餘兩。乾隆帝命悉心籌辦。
四、魯撫國泰納賄東省虧銀二百萬兩禦史錢灃巧查倉庫智破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禦史錢灃上疏彈劾山東巡撫國泰與布政使於易簡說：國泰貪縱營私，勒索屬員，“遇有升調，惟視行賄多寡，以致曆城等州縣虧空或八九萬或六七萬之多。布政使於易簡，亦縱情攫賄，與國泰相埒”。《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12.
此疏立即震驚朝野，因為，它直接涉及一批權臣勢要，甚至與皇上也有牽連。其一，錢灃所劾之主要貪官國泰，是總督文綬之子。文綬於雍正十三年授內閣中書，再遷禮部員外郎，改內閣侍讀，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肅涼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陝甘總督，第二年調任四川總督，雖因故一度奪官，隨即複任，在川坐鎮十年之久。國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東按察使，遷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東巡撫。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於易簡，亦非寒門細民，其兄於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狀元，蒙帝賞識，於乾隆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起，曆任刑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於敏中當了八年戶部尚書，六年大學士，十年軍機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獎和厚遇，雖於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門生故舊分任內外要職，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響。因此，要想劾倒國泰、於易簡，或者退一步說，要想讓皇上批準言官之請，進行查審，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剛於四十六年秋處理了甘肅捐監冒賑案，斬殺和免死發遣省府州縣官員一百餘人，錢灃上奏的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縣官員采買糧價侵蝕帑銀的大案，後來導致原都統、盛京將軍索諾木策淩等官誅死、發遣，如果錢灃所奏屬實，山東巡撫、藩司、臬司及各府州縣官員又將基本上遭受重懲，通通換任，連興大獄，勢必影響政局的安定，如果考慮到這一個省的各級官員之親友座師等關係，牽連的官員就更多了。這樣一層強大的關係網，怎能突破？
其三，更為嚴重、更為厲害的是國泰有一堅強後台，即他與和關係密切。此時和任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戶部尚書，兼任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都統等要職，其子豐紳殷德為帝指婚為和孝公主之額駙。和還多次被帝委任為欽差大臣，到地方統軍征戰，查辦要案，其被帝之寵愛超過任何大臣，史稱其“寵任冠朝列”。此次國泰之案，和又係欽差大臣，錢灃要想查明真相劾治國泰，確是難而又難。
其四，錢灃之疏，與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軍機大臣阿桂、福長安、和向帝密奏：“國泰性情乖張”，“不宜久任山東”，請調其至京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認為這不是辦法，於四十六年正月，命軍機大臣傳諭於易簡來京詢問，了解國泰有無“不法款跡”。於易簡奏稱：“國泰並無別項款跡，惟馭下過嚴，遇有辦理案件未協，及詢問不能登答者，每加訓飭，是以屬員畏懼，致有後言。”帝又問：國泰屢次保薦呂爾昌(原濟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無徇庇交通情事”？於易簡奏稱：國泰與呂爾昌均係刑部司官出身，國泰常委呂爾昌審理案件，“並無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諭軍機大臣：於易簡所言，“誠據實之奏”。“朕於各督撫，從不肯寄耳目於藩臬，但於易簡係大學士於敏中之弟，經朕麵詢，自不敢不據實奏對，是以令其來京陛見。今據所奏如此，是國泰尚係辦事認真欲速見長之過，並非有別項款跡”。若將來發覺國泰有弊，“不特國泰罪無可辭，即於易簡亦有應得之罪。著傳諭國泰並於易簡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122，頁17、18，卷1156，頁11、12.二月初一日，他又諭軍機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國泰不宜久任山東”，將正月詢問於易簡之事告訴阿桂，言於所奏“自為確實”，實即告其不需調動國泰。《清高宗實錄》卷1124，頁4.皇上兩次下諭，講述國泰無不法之事，現在錢灃彈劾國泰貪婪不法，豈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過？
由此可見，禦史錢灃之奏，確係冒著很大的風險。觀察錢灃經曆，才知他之此奏並非偶然，因為他是乾隆年間一位敢於直言的諫官。錢灃於乾隆三十六年中進士，四十六年由檢討考選江南道監察禦史。同年，甘肅捐監冒賑事發，錢灃立即上疏，彈劾兩署陝甘總督的陝西巡撫畢沅說：冒賑折捐，固由王？望枉法，但王為布政使時，畢沅兩署總督，“近在同城，豈無聞見？使沅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致如此之甚”。畢沅“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請比照不結各員治罪”。《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2；《清史稿》卷322，《錢灃傳》。所謂比照不結各員治罪，即要予以重懲，畢沅不是死於刀下，便是發遣充軍，至少也要革職籍沒。乾隆帝覽疏後，責令畢沅明白回奏，幾次嚴諭斥責，後將其降為三品頂戴留任。錢灃後來還疏劾和不在軍機處辦公，另居內右門直廬之非，帝為之訓斥和，並命錢灃稽查軍機處。和深恨錢灃，於乾隆六十年將灃毒死。這雖是後話，但錢灃之敢於上疏直言，彈劾勢要，卻是其一貫的作風，實為難能可貴。
乾隆帝讀過錢灃之疏後，於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兩道諭旨。第一道旨說：派尚書和、左都禦史劉墉、工部右侍郎諾穆親馳驛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蘇省一帶，有查辦事件，隨帶司員一並馳驛，禦史錢灃亦著馳驛前往。第二道旨說：禦史錢灃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布政使於易簡亦縱情攫賄，今特派和等人前往秉公據實查辦，斷無不水落石出之理。葉佩蓀由山東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將在山東任內時之“所有見聞，國泰等如何貪縱營私之處，逐一據實迅奏，若稍存徇隱”，將來查明，“葉佩蓀何以對朕”？②《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6，10、11.
過了兩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對軍機大臣下諭，講了查審國泰一案的方針和辦法。他說：
“昨據禦史錢灃參奏國泰、於易簡等貪縱營私，遇有提升調補，勒索屬員賄賂，以致曆城等州縣倉庫虧空，請旨嚴辦一折，已麵降諭旨，令和等嚴切查究，自能遵照辦理。朕輾轉思維，折內所稱倉庫虧空至八九萬兩不等，和等到彼時，迅速逐一比對印冊盤查，自無難水落石出，此事尚屬易辦。至各屬以賄營求，思得美缺一節，不特受賄者不肯吐露實情，即行賄各劣員，明知與受同罪，亦豈肯和盤托出。即或密為訪查，尚恐通省相習成風，不肯首先舉發，惟在委曲開導，以此等賄求，原非各屬等所樂為，必係國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從之勢，若伊等能供出實情，其罪尚可量從末減。和等必須悉心明白曉諭，務俾說合過付，確有實據，方成信讞。此事業經舉發，不得不辦。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經嚴辦示懲，而東省又複如此，朕實不忍似甘省之複興大獄，和等惟當秉公查究，據實奏聞。將此由六百裏傳諭知之。”②。
此諭講明了三個問題。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經相信錢灃之劾疏，認為山東巡撫國泰是在納賄營私，視下屬饋贈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等前往查辦和處理。其二，曉以自首從寬政策，諭令欽差大臣委曲開導，使送銀之官能供出實情，查出確證，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曉諭，恐受銀收銀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員相習成風，不願舉發，有礙案情的查審。其三，宣布不像甘省捐監冒賑那樣複興大獄，這也對穩定山東府州縣官員情緒，促其盡早舉發，將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們害怕像甘省官員那樣革職抄家誅戮或充遣，就會心懷疑慮，既不利於辦案，又將貽誤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這道諭旨，對查清國泰貪縱營私一案，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當然，乾隆帝之諭，也有其估計不確之處。比如，他認為倉庫虧空一事，容易辦理，隻要按照印冊盤查，就會查明，“無難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淺薄了，這表明他對官場積弊，尤其是倉庫錢糧之虧空，所知不多，不知道這裏麵大有文章，地方官員舞弊之法很多，應付欽差大臣盤查之策也不少，欽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並不是一派人盤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係一例。
又過了兩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複諭軍機大臣：安徽按察使呂爾昌，從前曾任山東府道，“屢經國泰保奏”，現禦史錢灃參劾國泰貪婪不法。“呂爾昌係國泰用人”，且在山東曆任府道，“錢灃所奏國泰等種種劣跡，呂爾昌斷無不知之理”。著兩江總督薩載即傳呂爾昌到省，“傳旨令其將錢灃所參款跡，伊在山東時所見國泰、於易簡如何貪縱營私，並伊如何與國泰交結，國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處，逐一據實指供，毋許絲毫欺隱”，否則重懲。②《清高宗實錄》卷1154，頁12，8、9.這對清理國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欽差大臣，按其職銜之高、權勢之大和受帝之寵信看，和是軍機大臣、戶部尚書，還身兼多種要職，是皇上之第一寵臣，此次又在三位欽差中名列第一，顯然是這一欽案的主要負責人。劉墉雖係乾隆帝倚任的親信大臣大學士劉統勳之子，但相父已去世七年，本人僅係左都禦史，權勢、資曆當然遠在和之下。諾穆親條件更差，僅僅係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剛因祀天大禮布置不周，遭帝訓斥，被帝革去頂戴花翎，革職留任，“十年無過，方準開複”。②這樣一位瀆職遭懲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實權的軍機大臣和，自然會以其馬首是瞻，不敢堅持是非抗違其言。
和本身就是一個攬權納賄的最大的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過國泰饋送之銀物，這次對國泰極力袒護。在這樣條件下清查國泰之貪縱營私，談何容易，錢灃的處境，確是相當的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