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
第一節 乾隆前期的七大貪案。
一、學政喀爾欽賄賣生員正法藩司薩哈諒斂銀千兩。
論斬。
乾隆皇帝弘曆為了創造“盛世”，延續“盛世”，不斷製裁墨員，整頓吏治。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有鑒於明朝的滅亡。順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軍進入北京之後的一個半月，攝政王多爾袞諭告“眾官民”，宣布記取明亡於貪官之因，要嚴厲懲處貪婪官吏。他說：
“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才亦不得見用，所以賢者皆抱恨隱淪，不賢者多夤緣？進。夫賢既不得進，國政何由而理，不賢用賄得官，焉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者以行賄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賄而功掩，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貪婪肺腸，殫忠效力，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示。”《清世祖實錄》卷5，頁20.
過了三個月，九月初七日，多爾袞又傳集大學士馮銓、洪承疇、謝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翰林院、五城禦史、錦衣衛、鴻臚寺等衙門官員，對其訓示說：“明祚淪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納賄所致。若居官黷貨，不恤生民，恥孰甚焉，其切戒之。”《清世祖實錄》卷8，頁7、8.
順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詔裏專列禁貪一條，遇貪即懲，罪不容赦。恩詔說：“朝廷高爵厚祿，優養臣僚，原欲其盡忠為國。國之安危，全係於官僚之貪廉，官若忠廉，則賢才向用，功績獲彰，庶務皆得其理，庶務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貪，則賄賂肆行，庸惡進，無功冒賞，巨憝得以漏網，良善必致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亂，實由於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凡在京大小衙門，及在外撫按司道，各府州縣，鎮協營路軍衛等官，並書吏、班皂、通事、撥什庫、糧長、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貪賄枉法剝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清世祖實錄》卷9，頁12.
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達專諭，講述懲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懲辦劣員。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頓吏治，懲罰了一大批貪官。這對鞏固統治、發展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讀列祖實錄的乾隆皇帝弘曆，也深知此舉之至關重要，故多次強調人臣“尚廉”，不斷懲處貪官，破除官官相護惡習，為創造“盛世”、延續“盛世”服務，而且也確實收到了不小成效。現從其執政期間審斷、懲辦一百餘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選擇部分案例，作些評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值得記述、評論的重要月份。這一月，發現了四樁貪汙案件，當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懲罰，兩員大臣被勒令自盡，另外兩位官員被判處絞刑，監候待決。
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彈劾山西布政使薩哈諒的奏疏，送到皇上麵前。喀爾吉善疏稱：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兌錢糧，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嚇詐司書，縱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贓不法，給領飯食銀兩，恣意克扣，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薩哈諒著革職，其貪婪不職各款，及本內有名人犯，該撫一並嚴審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學政喀爾欽之疏又到。喀爾吉善奏稱：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喀爾欽著革職，“其敗檢淫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著侍郎楊嗣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38，頁9、10，10.
乾隆帝看過這兩份彈章後，十分氣憤，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痛斥這兩員貪官說：
“朕禦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群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以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黷敗檢以幹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朕夢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逾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旋轉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先有訪聞，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查議處。凡為督撫者，遇該省貪官汙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返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俱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0、11.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官員不該貪汙。乾隆帝沒有籠統地、抽象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也許他認為這不能打動臣心說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所說的對群臣“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從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恩賞，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定養廉銀製度起，到此諭下達之日，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白銀四千兩，約可購米四千石，如依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千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為八千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高級生活，還可以年年買田添產，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這四千兩、八千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苛求民財，這些官員真是愧對“聖上”，有負“皇恩”。
其二，貪官應予嚴懲。不重罪汙吏，不僅百姓遭殃，受其盤剝勒索，國賦難以收齊，帑銀庫穀被其吞沒，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雍正帝十幾年“旋轉乾坤”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蕩然無存，那時，法紀廢弛，貪汙盛行，後果不堪設想。乾隆帝專門列舉了俞鴻圖的例子。俞鴻圖是河南學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賄營私”，為刑部議處斬立決。雍正帝降旨說：“俞鴻圖著即處斬。學政科場，乃國家與賢育才之要政，關係重大。”“今觀俞鴻圖贓私累萬，則各省學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撫與學政同在省會，深知學政的優劣，僅因“督撫有所請托分潤”，故代學政隱瞞，嗣後如各省學政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之弊，將督撫按溺職例嚴加處分。《清世宗實錄》卷141，頁9.乾隆帝諭令依照此例懲治喀爾欽。
其三，積弊需要革除。官官相護，是清朝宦海多年積弊。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員，平時仗權橫行，各顯神通，吞沒國賦，侵盜庫銀，榨取民財，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風吹草動，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實在是驚濤駭浪，巨船將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帥，拋出一二名知縣，應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脫漏於法網之外，照舊腰橫玉帶，身著蟒袍，頭戴烏紗帽，仍然是製台大人、撫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來察的欽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輔、九卿或親友囑托，或為地方官員厚禮所動，或膽小怕事礙於情麵，從而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含糊其辭，不了了之。剛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曆，深知此弊，嚴厲訓誡吏部侍郎楊嗣不得“有意為之開脫”，否則，其身家難保，而且還著重指出，此係帝“先行訪聞”，巡撫“始行參奏”，令將巡撫喀爾吉善交部嚴察議處，並警告各省總督、巡撫力戒此弊，不然，“國法俱在”，必將重懲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當今天子“並非無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來，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過嚴之弊，主張寬厚施政，以誠待臣，優遇文武官員，不料薩哈諒、喀爾欽竟以帝為“無能而可欺之主”，違法負恩，“穢跡昭彰，贓私累累”，督撫又以帝“心崇尚寬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貪官汙吏，取悅於眾，因此他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斥責，表示決心要重懲犯法劣員，革除互為包庇的積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諭後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對九卿下達長諭，進一步申述了懲貪尚廉之事。他一共講了六個問題。其一，廉潔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諭旨的第一句話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為君之仆、為民父母的文武官員，需要注重許多事情，但為政清廉，廉潔奉公，卻是各級官員必須最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嚴懲貪官汙吏。乾隆帝說，登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僚，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連教職微員，亦予恩賜，目的是讓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盡管“務崇寬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貪官汙吏，朕亦斷不肯姑容”。薩哈諒、喀爾欽之“貪婪敗檢”，必予懲治，並降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引以為戒。其三，貪官乃衣冠禽獸。諭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貪官汙吏說：“賈誼雲：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其四，群臣不應匿過不奏。諭旨責備群臣不劾貪汙之事，著重指出，薩哈諒二人的種種劣跡，係帝訪聞查出，而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石麟曾為山西巡撫，廷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見聞”？科道等官，“動雲風聞言事，所奏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不要以為“朕處深宮”而無一見聞。乾隆帝還嚴厲斥責反對劾治墨吏之人，痛罵“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為過當者”是“豈複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滿官懷疑漢員。乾隆帝說：“現今滿尚書六人，朕可保其無他，而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勵九卿持廉尚潔。乾隆帝語重心長地說：“九卿為朕股肱心膂，才具雖有短長，操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複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砥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3、14.
乾隆帝將廉潔作為官員的最高美德，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各官必須具備的條件，提倡廉潔奉公，正身愛民，鄙視贓員嚴懲貪官，這種看法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於國有利，於民有益。當然，在封建社會裏，是不能實行廉潔政治的，封建專製製度、租賦製度和土地製度，決定了清官廉吏隻能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官員難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斷懲治貪官，畢竟還是應予肯定的。盡管以上諭旨本身還有相當不妥之處，比如，他既過分相信滿員，認為六部滿尚書皆無貪汙之事，可以為其擔保，又過高估計了自己用人識人的能力，好像漢尚書中隻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這就太脫離實際了。其實，不僅漢尚書難保無貪婪之事，滿尚書也不例外，兵部尚書鄂善馬上就要因收受賄銀而出醜了。
乾隆帝連續下諭，處理薩哈諒、喀爾欽貪汙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諭說：喀爾欽於山西學政任內賄賣文武生員之事，今俱審實，薩哈諒於布政使任內濫行酷虐貪婪之處，亦已審實。朕對薩哈諒、喀爾欽如此施恩，授為藩司學政，而二人不圖報恩，廉潔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賄賣文武生員，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濫行酷虐貪婪，“辜負朕恩，實莫此為甚”，若不將二人“從重治罪，抄沒家產，則國法不伸，將來人亦罔知懲戒”，著將二人家產嚴查入官②《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5、6.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門侍衛巴爾聘往山西將喀爾欽押解來京。
一、學政喀爾欽賄賣生員正法藩司薩哈諒斂銀千兩。
論斬。
乾隆皇帝弘曆為了創造“盛世”，延續“盛世”，不斷製裁墨員，整頓吏治。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有鑒於明朝的滅亡。順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軍進入北京之後的一個半月，攝政王多爾袞諭告“眾官民”，宣布記取明亡於貪官之因，要嚴厲懲處貪婪官吏。他說：
“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才亦不得見用，所以賢者皆抱恨隱淪，不賢者多夤緣？進。夫賢既不得進，國政何由而理，不賢用賄得官，焉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者以行賄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賄而功掩，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貪婪肺腸，殫忠效力，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示。”《清世祖實錄》卷5，頁20.
過了三個月，九月初七日，多爾袞又傳集大學士馮銓、洪承疇、謝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翰林院、五城禦史、錦衣衛、鴻臚寺等衙門官員，對其訓示說：“明祚淪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納賄所致。若居官黷貨，不恤生民，恥孰甚焉，其切戒之。”《清世祖實錄》卷8，頁7、8.
順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詔裏專列禁貪一條，遇貪即懲，罪不容赦。恩詔說：“朝廷高爵厚祿，優養臣僚，原欲其盡忠為國。國之安危，全係於官僚之貪廉，官若忠廉，則賢才向用，功績獲彰，庶務皆得其理，庶務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貪，則賄賂肆行，庸惡進，無功冒賞，巨憝得以漏網，良善必致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亂，實由於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凡在京大小衙門，及在外撫按司道，各府州縣，鎮協營路軍衛等官，並書吏、班皂、通事、撥什庫、糧長、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貪賄枉法剝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清世祖實錄》卷9，頁12.
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達專諭，講述懲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懲辦劣員。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頓吏治，懲罰了一大批貪官。這對鞏固統治、發展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讀列祖實錄的乾隆皇帝弘曆，也深知此舉之至關重要，故多次強調人臣“尚廉”，不斷懲處貪官，破除官官相護惡習，為創造“盛世”、延續“盛世”服務，而且也確實收到了不小成效。現從其執政期間審斷、懲辦一百餘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選擇部分案例，作些評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值得記述、評論的重要月份。這一月，發現了四樁貪汙案件，當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懲罰，兩員大臣被勒令自盡，另外兩位官員被判處絞刑，監候待決。
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彈劾山西布政使薩哈諒的奏疏，送到皇上麵前。喀爾吉善疏稱：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兌錢糧，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嚇詐司書，縱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贓不法，給領飯食銀兩，恣意克扣，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薩哈諒著革職，其貪婪不職各款，及本內有名人犯，該撫一並嚴審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學政喀爾欽之疏又到。喀爾吉善奏稱：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喀爾欽著革職，“其敗檢淫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著侍郎楊嗣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38，頁9、10，10.
乾隆帝看過這兩份彈章後，十分氣憤，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痛斥這兩員貪官說：
“朕禦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群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以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黷敗檢以幹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朕夢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逾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旋轉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先有訪聞，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查議處。凡為督撫者，遇該省貪官汙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返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俱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0、11.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官員不該貪汙。乾隆帝沒有籠統地、抽象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也許他認為這不能打動臣心說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所說的對群臣“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從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恩賞，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定養廉銀製度起，到此諭下達之日，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白銀四千兩，約可購米四千石，如依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千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為八千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高級生活，還可以年年買田添產，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這四千兩、八千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苛求民財，這些官員真是愧對“聖上”，有負“皇恩”。
其二，貪官應予嚴懲。不重罪汙吏，不僅百姓遭殃，受其盤剝勒索，國賦難以收齊，帑銀庫穀被其吞沒，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雍正帝十幾年“旋轉乾坤”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蕩然無存，那時，法紀廢弛，貪汙盛行，後果不堪設想。乾隆帝專門列舉了俞鴻圖的例子。俞鴻圖是河南學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賄營私”，為刑部議處斬立決。雍正帝降旨說：“俞鴻圖著即處斬。學政科場，乃國家與賢育才之要政，關係重大。”“今觀俞鴻圖贓私累萬，則各省學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撫與學政同在省會，深知學政的優劣，僅因“督撫有所請托分潤”，故代學政隱瞞，嗣後如各省學政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之弊，將督撫按溺職例嚴加處分。《清世宗實錄》卷141，頁9.乾隆帝諭令依照此例懲治喀爾欽。
其三，積弊需要革除。官官相護，是清朝宦海多年積弊。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員，平時仗權橫行，各顯神通，吞沒國賦，侵盜庫銀，榨取民財，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風吹草動，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實在是驚濤駭浪，巨船將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帥，拋出一二名知縣，應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脫漏於法網之外，照舊腰橫玉帶，身著蟒袍，頭戴烏紗帽，仍然是製台大人、撫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來察的欽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輔、九卿或親友囑托，或為地方官員厚禮所動，或膽小怕事礙於情麵，從而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含糊其辭，不了了之。剛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曆，深知此弊，嚴厲訓誡吏部侍郎楊嗣不得“有意為之開脫”，否則，其身家難保，而且還著重指出，此係帝“先行訪聞”，巡撫“始行參奏”，令將巡撫喀爾吉善交部嚴察議處，並警告各省總督、巡撫力戒此弊，不然，“國法俱在”，必將重懲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當今天子“並非無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來，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過嚴之弊，主張寬厚施政，以誠待臣，優遇文武官員，不料薩哈諒、喀爾欽竟以帝為“無能而可欺之主”，違法負恩，“穢跡昭彰，贓私累累”，督撫又以帝“心崇尚寬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貪官汙吏，取悅於眾，因此他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斥責，表示決心要重懲犯法劣員，革除互為包庇的積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諭後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對九卿下達長諭，進一步申述了懲貪尚廉之事。他一共講了六個問題。其一，廉潔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諭旨的第一句話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為君之仆、為民父母的文武官員，需要注重許多事情，但為政清廉，廉潔奉公，卻是各級官員必須最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嚴懲貪官汙吏。乾隆帝說，登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僚，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連教職微員，亦予恩賜，目的是讓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盡管“務崇寬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貪官汙吏，朕亦斷不肯姑容”。薩哈諒、喀爾欽之“貪婪敗檢”，必予懲治，並降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引以為戒。其三，貪官乃衣冠禽獸。諭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貪官汙吏說：“賈誼雲：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其四，群臣不應匿過不奏。諭旨責備群臣不劾貪汙之事，著重指出，薩哈諒二人的種種劣跡，係帝訪聞查出，而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石麟曾為山西巡撫，廷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見聞”？科道等官，“動雲風聞言事，所奏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不要以為“朕處深宮”而無一見聞。乾隆帝還嚴厲斥責反對劾治墨吏之人，痛罵“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為過當者”是“豈複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滿官懷疑漢員。乾隆帝說：“現今滿尚書六人，朕可保其無他，而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勵九卿持廉尚潔。乾隆帝語重心長地說：“九卿為朕股肱心膂，才具雖有短長，操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複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砥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3、14.
乾隆帝將廉潔作為官員的最高美德，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各官必須具備的條件，提倡廉潔奉公，正身愛民，鄙視贓員嚴懲貪官，這種看法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於國有利，於民有益。當然，在封建社會裏，是不能實行廉潔政治的，封建專製製度、租賦製度和土地製度，決定了清官廉吏隻能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官員難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斷懲治貪官，畢竟還是應予肯定的。盡管以上諭旨本身還有相當不妥之處，比如，他既過分相信滿員，認為六部滿尚書皆無貪汙之事，可以為其擔保，又過高估計了自己用人識人的能力，好像漢尚書中隻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這就太脫離實際了。其實，不僅漢尚書難保無貪婪之事，滿尚書也不例外，兵部尚書鄂善馬上就要因收受賄銀而出醜了。
乾隆帝連續下諭，處理薩哈諒、喀爾欽貪汙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諭說：喀爾欽於山西學政任內賄賣文武生員之事，今俱審實，薩哈諒於布政使任內濫行酷虐貪婪之處，亦已審實。朕對薩哈諒、喀爾欽如此施恩，授為藩司學政，而二人不圖報恩，廉潔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賄賣文武生員，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濫行酷虐貪婪，“辜負朕恩，實莫此為甚”，若不將二人“從重治罪，抄沒家產，則國法不伸，將來人亦罔知懲戒”，著將二人家產嚴查入官②《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5、6.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門侍衛巴爾聘往山西將喀爾欽押解來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