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詩歌卷

序2

　　張豈之

　　《黃陵文典》編纂委員會的同誌幾次登門相約，誠懇地請我為該套叢書寫篇序言。因為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習慣和興趣，我樂於支持宣傳中華民族精神和普及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公益活動，在這裏多寫幾句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話。

　　在曆史上，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開創的時代，黃帝被後人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現在每年都舉行黃帝陵祭祀。有關部門一直很重視每年的黃帝陵公祭活動，認為這對繼承、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有重要意義，希望在祭祀禮儀上有所改進，讓參加祭禮的人，以及那些觀禮的人，都能真正地受到一次“慎終追遠《論語·學而》。”的教育，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團結統一的精神加以發揚。

　　祭祀禮儀，實際上產生於我國古代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中國宗法社會最早的祭祀形式，它長期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

　　大約在黃帝時代，祖先崇拜的喪葬儀式和祭祀活動已經出現，仰韶文化可以作為代表。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而得名），主要分布於黃河流域的河南和陝西關中（西安半坡遺址是其代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甘肅東部等地，是目前所知中國新石器時代較早的一種文化，距今約七千年到五千年。從目前已發掘的兩千餘座墓葬可知，當時的氏族已有公共墓地，對老人和女性實行厚葬。甘肅馬家窯文化（因最早在甘肅省臨洮縣瓦家坪馬家窯發現而得名）花寨子墓地地巴坪58號墓，墓主係中年女性，隨葬彩壺、彩罐、彩甕等17件，骨珠205顆，這些隨葬品反映了婦女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即使在死後的靈魂世界也受到較好照顧。同時，神像祭祀也開始出現，大約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可以作為代表。在遼西牛河梁（今遼寧建平、淩源兩縣交界處）發現女神廟和女神塑像，其中一尊女神頭像，專家鑒定為5000年以前蒙古人種女性。

　　進入父係氏族社會後，對男性祖先的喪葬祭祀，逐漸成為祖先崇拜禮儀的重心。特別是對男性家長的祭祀，喪葬隆盛，喪儀繁瑣，祭祀規範，如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祖先崇拜逐漸與日常風俗習慣相融合，成為後來儒家生活禮儀製度的曆史根源。夏朝時，祖先崇拜禮儀繼續發展。孔子就感歎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論語·泰伯》。在孔子看來，大禹自己平時惡衣惡食，卻華冠美服、隆重地進行祭祖活動，崇敬祖先，令人敬服。到商朝時，原始的祖先崇拜發展為宗廟祭祀製度，其中，祭祖是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動。從殷墟甲骨卜辭可見，殷人卜問的對象有天神、地示和人鬼三大類。所謂人鬼，主要指的就是“先王”、“先公”等殷王的祖先。周朝統治者繼承、發展了商代的祖先崇拜禮儀，同時增加了其中的人文因素。他們將殷人的“上帝”觀念改造成為以“天”為中心的信仰，將“天”當作自己的最高祖先來崇拜，周王被認為是“天子”。在王位繼承製度方麵，周公廢除了商朝的製度，采用嫡長子繼承製。周王的嫡長子繼承王位，其餘諸子則被分封到各地為諸侯，拱衛京師，這又為祖先崇拜提供了更完善的政治製度基礎。周朝時，祖先崇拜等禮儀更加規範化，“禮”受到特別重視，祭祖製度相對成熟，儒經中的《儀禮》、《周禮》、《禮記》對周人的宗教禮儀製度有詳細的記述。按照宗法製度規定，嫡長子才有祭祖的特權。祭天是周天子統治國家的象征，也是周天子祭祖的重要形式。所以《禮記·王製》說：“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周人的這種祖先崇拜格局，在後來各朝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續。

　　祭祀在古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記·祭統》。意思是說，治理國家，最急迫的事情是製禮行禮，而各種禮儀中，祭祀又是最重要的禮儀活動。這就說明了祭祀活動的政治意義。《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指宗教祭祀，“戎”指軍事活動。不僅在周朝，而且在整個中國古代，宗教祭祀禮儀都是國家大事之一。

　　古人祭祀的對象有上天、大地、社稷、祖先等，重視祭祀祖先，是中國古代祭祀禮儀不同於西方宗教禮儀的顯著特色之一。中國古人為什麽那樣重視祖先祭祀呢？孔子的弟子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慎終”指周人所謂“凶禮”，“追遠”指周人所謂“吉禮”。在曾子看來，這兩種禮的實施，有助於培養宗法社會成員的品德，加強宗族內部的團結，維護宗法社會的穩定。這是一種基於親情的道德教化，並非對神靈的膜拜。

　　古人不隻是從政治角度看待祭祀禮儀的重要性，隨著古人理性思維的發展，他們也從生命甚至世界來源的哲學高度把握祭祀的意義。戰國末年荀子已經明確提出：“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數》。荀子認為，“禮”（各種製度）有三個根源：天地、先祖和君師，他們分別是生命、人類和國家治理的來源。“禮”就從這三個根源的追尋和尊重中產生出來，而“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則是“禮”的主要內容。其中，敬天或事天，是上天崇拜，尊先祖或祭祖，是祖先崇拜。後來成書的儒家經典《禮記》，繼承了荀子關於“禮”的上述思想，這就在後來的祭祀禮儀中保留了祖先崇拜的重要地位。

　　大約在戰國時期出現的《易傳·序卦》，也將天地和人類祖先合並到宇宙論中。它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措。”《周易·序封傳》。它認為，人類社會文明的產生離不開兩性和家庭，而兩性和家庭則是自然（“天地”、“萬物”）的產物。這種樸素的自然實在論觀念，將“天”和“祖”並列，並將“天”置於“祖”之前，透露了中國古人祖先崇拜的宇宙論根據；同時，這種觀念把以父子關係為軸心的家庭關係——實際上就是宗法血緣關係，亦即所謂“親情”，當作社會文明產生的基礎。

　　上述有關“禮”的思想，使祖先崇拜禮儀和上天崇拜禮儀一樣，具備了關於宇宙根源和人類生命的意義。祭祀祖先禮儀後來發展成為儒家最基本而又最典型的禮儀，並非無源之水，而其中最顯著的特征是祭祀的人文意義。

　　《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嚳為遠古“五帝”之一，周人祖先後稷為帝嚳的元妃所生，後稷還發明了種植莊稼，所以被視為周人的始祖。在後稷與文王之間，還有公劉等十餘位祖先，但在周人的祭祖活動中，他們並沒有獲得特別的重視。為什麽呢？因為周人製定了特殊的祖先祭祀原則。儒家經典《禮記》將這個原則表述得很清楚。它說：

　　“夫聖王之製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穀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禮記·祭法》。這段文字原出於《國語·魯語上》展禽批評魯大夫臧文仲“無故”祭祀海鳥的不當行為。《禮記》對此有凝練修改。

　　意思是說，人們祭祀祖先，不隻是祭祀自己的血緣祖先，特別要祭祀那些在宗族文明發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的祖先們；不隻是要祭祀那些生前“有功烈於民”的祖先神靈，而且要祭祀那些能對人類生存、發展有利的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山林川穀等。帝嚳、後稷有始祖的地位，後稷還有發展農業的功勞，文王、武王則有開國之功。在周人的祖先祭祀中，“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符合上述的祭祀原則。

　　古人祭祀祖先的基本原則也許可以這樣概括：凡是有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有利於人類文明的保持和發展的人或物，都可列入祭祀對象。這樣的祭祀對象，所祭祀的神靈人文因素非常突出。同時，這也充分說明，周人的祖先祭祀原則，強調祖先的貢獻，已經突破和超出了宗法血緣的限製，突出了一般的人類文明創造的意義。

　　充滿人文精神的祭祀原則，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春秋時期出現的“三不朽”說，就是一個例子。有人將家族世代有人做官看成“死而不朽”，魯國大夫叔孫豹不同意這個解釋。他說：“以豹所聞，此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祀，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按照叔孫豹的意見，官位高，俸祿多，都不足以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才可能永垂不朽。

　　重視祭祀禮儀蘊涵的人文精神，在古代中國綿延不絕，形成了悠久的傳統，與孔子關於“禮”的思想有極大關係。眾所周知，孔子重視“禮”，“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孔子關於“禮”的思想有一個顯著特點。他特別強調“禮”必須以“仁”愛（一種以“親情”為起點的自然感情）為基礎，“禮”的實施，又是表達報本思親、教育子女、宣揚“仁”愛精神的有效途徑。比如，孔子感慨地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論語·陽貨》。意思是說，禮儀活動，難道隻是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禮品嗎？他這句話，隱含的意思是，人們在進行禮儀活動時，內心還應該對禮儀活動對象有真正的內在感情。孔子將這種內在真實的感情叫做“仁”。在孔子看來，在各種禮儀活動中，禮品、禮儀等，都是有形的表麵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是禮儀形式所蘊涵的禮儀內涵和禮儀精神，是施禮者、參禮者以及觀禮者對於行禮對象的內心真實感受。比如，關於贍養父母，子女同樣地給父母飯吃，但如果子女對父母沒有必要的、真正的尊敬的情感，沒有孝心，那麽，贍養父母這種禮儀行為和養狗養馬有什麽區別呢？《論語·為政》：“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用孔子這一思路來看，祖先崇拜儀式所表達的，隻是基於宇宙生命的傳承，後人對祖先自然的追思緬懷之情。《禮記·祭統》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記·祭統》。意思是說，祭祀“自中出生於心”，強調祭祀必須有內在認識、情感等基礎，正是孔子“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之義。

　　這種具有人文精神的祭祀原則，到後來一直延續下來，也可以說是後人祭祀黃帝的精神基礎。我們也可以說，“黃帝”概念包含著豐富的中華人文精神內涵，黃帝陵祭祀也是如此。

　　確實，黃帝之所以被後人尊為人文初祖，一直享受後人的祭祀，與黃帝時代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有密切關係，與黃帝時代中華先民們所立的大功大德緊密相連。比如，從傳說看，黃帝時代開始馴養使用牛馬，發明了車、船，學會了打井、養蠶和繅絲，在戰爭中開始使用銅製兵器；發明了文字，製定了曆法和甲子，發展了原始農業，美術、音樂和舞蹈創作也繁榮起來；創製冠冕衣裳，開始設區治民，在製度文明建設方麵邁出了重要一步。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就推崇黃帝，充分肯定黃帝時代在中華文明開創史上的地位。

　　從考古成就看，黃帝時代確實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原始農業、原始手工業以及原始的理性思維，都從無到有地產生了。我國文明起源與原始農業有密切關係，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遺址的廣泛發現告訴人們，距今七、八千年，我國原始農業已有相當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有中華文明的起源。例如，我們看到，在一些仰韶文化遺存中出土了陶紡輪、石紡輪和有孔的小骨針，這說明先民們已開始縫製衣服。他們還知道如何儲備糧食（粟）。還可以看到，黃帝時代的先民們創製了一些簡單的穀物加工工具，例如把穀物放置在石製的碾磨盤上，然後手拿石棒或石餅反複碾磨，這既可脫去穀物外殼，又能將其磨碎，便於食用。這說明先民們在謀求保護自己的時候，希望通過自身的活動在自然界實現自己的預期目標。這一目標得到實現，便標誌著人類理性思維的提高。有了理性思維的產生和發展，又有農耕物質條件的逐漸成熟，這才有中華文明的產生。

　　我們在祭祀黃帝時，也應該說，祭祀禮儀本身所蘊涵的人文精神，以及參禮者、觀禮者對這種人文精神的體驗、感受等無形的禮儀，比起有形的禮儀行為活動更加重要。在黃帝陵祭禮中，有形的禮儀，如人們在黃陵縣橋山軒轅殿廣場的行禮儀式、排列組合、先後程序等；而無形的禮儀，如以黃帝祭祀為契機，反思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優秀文化，從而增強愛國心和民族凝聚力等。這就意味著，在黃陵祭禮中，要通過曆史文化知識的宣傳，盡量體現出黃帝時代文明創造的人文精神；我們施禮的人要用我們的心，用自己對民族優秀文化的真正認識、真實情感來實施禮儀活動；我們參禮的人，也要用我們的心，用自己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感，來參加禮儀活動；通過這種以真性情為基礎的“心祭”，使所有觀禮的人，都能受到民族優秀文化精神的感染。

　　我們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我們祭祀黃帝陵，不是把黃帝當成神靈來祭祀，而是在一種肅穆的氣氛中，追思中華民族先輩們如何創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孫。因此，我們的祭祀，在形式上也應當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化的。我們祭祀黃帝，不是祭祀鬼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人文精神的陶冶、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先民們艱苦卓絕的創業精神，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21世紀真正實現。

　　《黃陵文典》是圍繞黃帝陵及黃陵縣而組織編寫的大型文化叢書，共十六卷十六冊。由黃帝陵所在地陝西黃陵縣來承擔這項匯編工作，是恰當的。黃陵縣的朋友們組成了編輯班子，嚴肅認真地進行匯編工作。他們那裏有豐富的資料，再加上謹嚴的工作態度，使匯編工作取得了成果。匯編的部分稿件曾經送給我所在的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專家們審讀，他們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還有其他院校的專家也提出了寶貴的建議。黃陵縣的朋友們以謙虛的態度對這些意見和建議加以吸收，做了多次修改才定稿。我衷心希望此稿出版以後，能夠再次得到專家們的指正，以便使書稿質量有更大的提高。在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今天，出版《黃陵文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我還想著重提出，黃帝陵的整修曾經得到李瑞環同誌的大力支持，他是黃帝陵基金會名譽理事長，一直關心關於黃帝文化的研究，在我擔任黃帝陵基金會會長期間，曾經親耳聽到過瑞環同誌關於整修黃帝陵的寶貴建議。《黃陵文典》編成後，又得到瑞環同誌的親筆題詞，在此，我們應該向瑞環同誌表示深切的感謝。

　　2008年3月10日

　　於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第一章 遠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