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偏執狹隘用人多誤

作為最高統治者，無論如何英明，也不可能靠自身一人來治理國家，所以一個君主是否英明的一個主要標誌就在於是否善於用人。恰恰在這一點上，崇禎帝表現出致命的弱點。這種弱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賞罰顛倒，動輒誅殺。崇禎帝對臣下往往該賞不賞，不該罰卻濫罰，臣下常因小過或無過糊裏糊塗丟了腦袋。明末戰事多，他對將領功過不仔細加以分析，“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於是，將領們大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惟恐因小過而被殺。更常見的現象則是互相推諉，百般掩飾敗績，把小勝說成大勝。崇禎帝對此種現象有所了解後更加氣惱，越發濫罰濫殺。於是，人們就看到崇禎年間出現了這種現象：年年增兵增餉，但軍隊的戰鬥力卻日漸虛弱；大小將領一個接一個地被殺，戰場形勢一天比一天壞。

袁崇煥是明末的一代名將，曾數次大敗後金（清），因遭魏忠賢排擠而罷職。崇禎帝即位後，馬上起用袁崇煥為遼東督師，使遼東戰局很快又轉危為安。崇禎三年（1629），後金（清）不敢經山海關內犯，便繞經大安口南下，逼臨京師。袁崇煥急忙由山海關率軍入援。崇禎帝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將袁崇煥下獄處死，遼東戰局遂陷入一片混亂。在一些大臣的奏請下，崇禎帝用老將孫承宗來收拾殘局，使遼東戰局又轉危為安，並收複了遵化、安平等四城。崇禎帝大為高興，“告謝郊廟，大行賞賚”。不久明軍在大淩河戰敗，崇禎帝便不分青紅皂白，責孫承宗“喪師辱國，奪職閑住”。從此以後，遼東戰局遂一敗而不可收拾。

崇禎帝在位十七年間，誅殺了兩個內閣首輔，七個總督，十一個巡撫。其中不少人死得十分冤枉。例如山西巡撫耿如杞，當清兵大舉內犯時，他緊急入援京師，結果三天被命令換了三個地方駐防，而糧草一點兒未給。士卒饑餓難忍，遂出現搶掠行為。崇禎帝聞知後，立刻命令將耿如杞和他的幾個部將下獄處死。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剛赴任七天，縣城便被農民軍攻破，他本人則被“論棄市”。對此，人們紛紛為他們叫冤。盧象升也是一個著名將領，多有戰功，後因孤軍無援，戰死沙場，但卻久久得不到撫恤。以耿直著名的大臣劉宗周在疏中說：“陛下以重典繩下，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崇禎帝對這類直言十分生氣，立命劉宗周回鄉閑住。

二是自作英明，諉過臣下。這也是崇禎帝性格中一個致命的弱點。本來是他自己決定的事，一旦出了問題，卻將罪責推到臣下身上，使臣下有口難辯，也不敢辯。本來是他授意的事，隻是因感到“有損聖德”，就說成是臣下一再奏請的結果。他向老百姓加征“三餉”，弄得民怨沸騰，他卻說是大臣們反複奏請的結果，自己隻是“勉從廷議”。在對清議和的問題上，典型地反映了他出爾反爾、諉過於人的秉性。在遼東戰局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崇禎帝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秘密議和，陳新甲這才敢於行動。當此事遭到一些官員的彈劾後，崇禎帝不僅不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反而將責任盡推給陳新甲，將陳新甲處死。作為一國之君，本應勇於為臣下承擔責任，以激勵部下放開手腳，誠心做事。崇禎帝卻恰恰相反，其結果就是大臣們都急於自保，不肯誠心做事，發展下去就是上下解體，諸事無一不以盡壞而後止。

三是用人多疑。用人多疑則必然用人不專，用人不專則難責其成。這是崇禎時諸事萎靡的重要原因。內閣是當時的政治中樞，閣臣被習稱為“相”。崇禎帝即位不久就調整內閣。他嫉恨臣下結黨，這次挑選閣臣竟采用枚卜法，即習稱的抽簽。這種辦法在曆史上隻有後唐采用過。崇禎帝先焚香拜天，以示隆重，然後從推舉上來的十二人中抽出四人。有的大臣提出，國事多艱，請再抽二人，崇禎帝於是又抽出二人。挑選國家重臣不是看才能和品望，而是用這種碰運氣的辦法來挑選，顯得滑稽荒唐，抽得的這六個閣臣也的確良莠不齊，其中既有東林正人，也有閹黨餘孽。這件事既反映了他缺乏自信，也反映了他對臣下深有疑心。這屆內閣僅維持一年即告瓦解，第二年崇禎帝再次用枚卜法挑選閣臣。本來要從會推上來的十一人中抽，但因臣下相互攻訐激烈，崇禎帝即將會推結果全部推翻。從此以後，閣臣頻頻更換，崇禎帝在位的十七年間換了五十人，致有“崇禎五十相”之譏。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恐怕在世界曆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不僅內閣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難見久任者。例如刑部尚書，在十七年間就換了十七人。

崇禎帝對邊關將領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監軍、監視。他擔心這些監軍、監視欺蒙，就又暗中派出“視監視”，即層層監視，明監視再加暗監視。文武大臣們都處於被監視之中，整日提心吊膽，勇於任事的人自然就極少了。如果有誰破例為國殺敵，崇禎帝也會懷疑他用心不良。例如崇禎九年（1636）七月清兵大舉內犯時，唐王朱聿鍵自恃勇武知兵，便親自率兵入援。清兵退去不久，崇禎帝即以未經朝廷明令為由，將唐王朱聿鍵廢為庶人，囚禁於鳳陽高牆。

四是虛榮而剛愎自用，聽不進不同的意見，給奸佞之徒鑽了空子。他即位後不久，大學士劉鴻訓說了句“主上畢竟是衝主”，對他流露出了輕視的情緒，他就深為銜恨。盡管劉是一個“銳意任事”的人，他也不肯放過，於崇禎二年（1629）春，將其充軍代州。崇禎帝喜聽相同的意見，厭惡逆耳之辭，這就使善於奉迎的奸佞之徒得到了竊取官位的機會。“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的烏程人溫體仁，就是靠了揣測他的意旨，先事逢迎而爬上高位的。他於崇禎三年六月入閣，六年升任首輔，直至十年六月方才辭職。當時閣臣如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他能居其位八年，實為罕見。奸佞之徒竊取官位，隻能使政局愈加敗壞。如崇禎帝主張“重典繩下”，溫體仁便“專務刻核，迎合帝意”，結果搞得“上下囂然”。

綜觀崇禎帝的一生，他即位於危難之際，勵精圖治，勤於政事，企圖拯救明朝行將滅亡的厄運。無奈他生不逢時，外有清軍的入侵，內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加之他自己本身的性格弱點以及秉政時重大決策上的失誤，終於導致了明朝的覆亡。明朝的滅亡，崇禎帝有不可逃脫的罪責。古人雲：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亡的教訓，令後人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