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不知恤民民不聊生

崇禎帝不知恤民，對老百姓不斷加征，大肆搜刮，致使民不聊生，社會矛盾激化。明代的加征不始於崇禎時，但以崇禎時為最烈。嘉靖時因倭寇問題而始行加征，時稱“提編”。萬曆時因遼東戰事緊急，開始加征“遼餉”。崇禎帝不僅保留了遼餉原額，而且在原額520餘萬兩的基礎上又加征140餘萬兩。除遼餉外，崇禎帝又陸續向老百姓加征“剿餉”和“練餉”。崇禎十年，為了鎮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又加征銀200萬兩，在原賦額上均攤，稱作“剿餉”。按照崇禎帝的說法，這次加征是“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即原定隻征一年。但餉銀很快用完，農民起義軍卻愈剿愈多。於是，崇禎帝也不管是不是失信於民了，將這次加征也變成了定額。崇禎十二年，因上年清兵內犯，再加上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為練兵而加征“練餉”，數額達730萬兩之巨。至此，除加征遼餉外，複增剿餉、練餉，民不聊生，紛紛揭竿而起。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而且一開征就沒有止息，並且加征的數額越來越大。不少大臣屢次上疏切諫，指出這種加征是剜肉補瘡，不僅不能平息內憂外患，而是為淵驅魚，逼迫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禎帝卻執迷不悟，一邊說著同情老百姓的話，一邊嚴令各級官員追繳。催征餉銀成為考核官員的重要依據，許多官員因催征不力而被治罪。

除了加征，還有私派。這種私派大體有兩種：一種是各級貪官汙吏趁加征之機額外加派，以中飽私囊。這種私派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火耗”，指鑄錢時的損耗。因這種火耗的數額由地方官員自定，故為害特別嚴重。另一種是流動作戰的將領隨意向地方私派。明末戰事頻繁，軍隊到某地後，立命地方送上糧草多少多少，急如星火，且分文不付。更可恨者，車隊所需的是糧草，但有的將領卻不要糧草，而是要銀兩若幹。這些負擔最終都要落在農民頭上。崇禎帝似乎也知道加征之外私派的禍害，所以他在崇禎末年也說過“痛禁耗羨”的話，但三餉加征還是要征，各種私派也越來越多。直到他吊死煤山的前一個月，他還頒了一道催征的詔令。因此，他那“痛禁耗羨”的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以前，人們大都知道崇禎年間連年大旱，造成大饑荒，認為這是導致李自成等農民起義的原因。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幾乎年年都有。如果政治清明，自然災害造成的饑荒就會減輕許多，不會釀成大的社會動亂。如果政治腐敗，小災害也會造成大饑荒，甚至本來沒有自然災害也會出現人為的饑荒。仔細考察一下明末的曆史就會發現，崇禎年間的大饑荒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無休止的加征和私派逼迫農民大規模逃亡。地方官迫於嚴令，為征足數額，各種手段無所不用，一戶逃則由其餘九戶補足，九戶逃則由那未逃的一戶補足。如此一來，就使整村整村的農民逃散一空，大片良田變成了荒地。因此，本不應出現饑荒的年頭也出現了大饑荒。地方官實在征不足數額，又不敢指責皇帝，就隻好說成大旱所致。因此，史籍中關於明末連年大旱的記載連篇累牘。但科學知識告訴人們，大的自然災害大體上是有規律的，不會故意與崇禎帝過不去。大旱可以是一年、兩年、三年，而不會一連十餘年。如果盲目地相信這類記載，我們就會被這類有意的誤記所欺騙。

崇禎帝在位的17年間，從未有過官府組織群眾興修水利的記載。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興修水利對發展農業生產至關重要，而崇禎帝對此卻漠不關心。有一次，崇禎帝當著眾大臣的麵感歎民生艱難，給事中黃承吳誤以為時機到了，便建議興修水利。但崇禎帝一聽說“需要錢糧”，便顧左右而言他，將此事輕輕放下。水利不修，小災也就可能成大災了。

打開有關明末的史籍，一幅幅農民淒慘生活的圖景令人欲哭無淚。老百姓吃草根樹皮、觀音土、青葉石，吃大雁糞，甚至人吃人，公開在集市上賣人肉，還有大量夫食婦、母食子的記載。在中國曆史上，明末農民所遭受苦難之深重，大概隻有秦末可與之相比。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崇禎帝向農民加征再加征，而他的後宮卻儲存著大量的“內帑”，也就是皇帝的私家銀兩。自萬曆以後，朝廷不斷對全國進行各種名目的大搜刮，將搜刮來的錢財送入內宮，成為“內帑”，其數量之大，十分驚人。當特別緊急時，有些大臣就請求拿出些“內帑”，崇禎帝也確實不情願地拿出過一些，但畢竟是九牛之一毛。當李自成進入北京後，這些內帑金銀全歸了李自成農民軍。如果崇禎帝肯捐出這些“內帑”，則完全不必對老百姓一再加征。身為一國之君，崇禎帝如果重視撫恤天下黎民，社會矛盾就不會空前激化，農民起義就會被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明朝也就不會滅亡得如此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