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重整朝綱挽救社稷

英宗被俘、土木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號啕大哭。皇太後下詔立英宗的長子朱見深為太子。但是，在這國難深重的時刻，怎能讓這個年僅兩歲的小孩登皇帝位呢？因此，又命王朱祁鈺監國，總理國政。

王召集群臣討論戰守之策。翰林院侍講徐理首先站了出來，朗聲說道：“臣夜觀天象，稽算曆數，天命已去，惟有南遷可以紓難。”當時留守北京、身為兵部侍郎的於謙聞聽此言，厲聲喝道：“主張南遷的，罪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你難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訓嗎？”這一駁斥令徐理非常難堪。他不敢再說什麽，低著頭退了回去。其餘文武及太監也讚同於謙之言，決意堅守北京。消息傳出，京師官民才開始恢複平靜。

誰也沒有想到，在朱祁鈺攝朝之初，風波驟起。不少朝臣痛定思痛，對王振的專斷胡為切齒仇恨，右都禦史陳鎰等人在朱祁鈺上朝之時，上前失聲痛哭，請求族誅王振，以謝天下。王振死黨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叱令群臣退下。給事中王竑撲上前去抓住馬順的頭發，張口咬其肉，並罵道：“汝倚王振作威作福，今日還敢如此！”怒不可遏的文武百官忍無可忍，一擁而上，圍住馬順，拳腳齊下，馬順立即斃命。馬順手下的衛士與群臣對峙，當時場麵混亂已極，如不製止，將無法收拾。朱祁鈺手足無措，欲起身回宮。在場的於謙挺身而出，上前護住朱祁鈺，請他宣諭群臣道：“馬順罪當加誅，毆擊者不加追究。”聞聽此諭，文武百官才鎮靜下來。混亂之中，於謙袍袖均被撕裂。緊接著，朱祁鈺又命捕來王振死黨王山，押至刑場處死，下詔將王振家族無論少長皆斬，籍沒其家私，抄得金銀六十餘庫，珠寶無數。京師官民無不歡悅，奔走相告。

王直在這一係列突發事件中，於謙正義凜然，當機立斷，受到朝野人士的崇敬。德高望重的吏部尚書王直拉住於謙的手，感慨萬千：“國家危難之時，正賴於公輩支撐。今日之事，雖有百個王直，又有何用！”眾望所歸，於謙也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數上守禦之策，朱祁鈺全部采納。於謙預計到，也先得誌，留住大駕，勢必輕我中朝，長驅直入，不可不預為計。他認為：京師兵寡，必須四出募兵增援。另一方麵，北京要作好一切防禦準備。繕器甲，修戰具，分兵把守京師九門，在城郭之外屯紮，將附城居民遷入城內。同時，選用一批有才幹的文武官員以充重任。於謙慨然承諾：“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這種臨危不懼的無畏精神深深打動了朱祁鈺，因而他對於謙言聽計從。

其實，在“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後，一件最敏感、也最棘手的問題已擺在留守北京的文武百官麵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在中國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國君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是國家一切權力與利益的化身與主宰。而明英宗的被俘就使得明王朝陷於極度尷尬之中，國君與王朝實體發生了分離。英宗被擄後，在蒙古人的逼迫下，頻頻向明朝各地索要財物，甚至要求守軍開關相迎，使得明朝官民無可奈何，左右為難。如瓦剌軍擁英宗到大同城外，守將郭登閉關不納，英宗遣人口諭郭登道：“朕與汝有姻親之誼，為何拒朕如此？”郭登慨然回奏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深恨之。可見，明朝諸臣已陷入忠於君王還是捍衛社稷的困惑之中，郭登剛烈，拒而不納，其實就是做出了舍君主保江山的選擇，這當然承擔了極大的風險，英宗還是王朝的皇帝，抗旨不遵、欺君犯上均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另一方麵，皇太後在得知英宗被俘之後，意識到“神器不可無主”，為了穩定百官情緒及避免發生皇位之爭，搶先定議立英宗長子朱見深為太子，令朱祁鈺輔政。朱見深年僅兩歲，朱祁鈺並無大權在握，指揮調動力不從心，各地守軍均處於觀望之中，無所適從。而也先挾持英宗四處索要財物後北歸，暫事休息，但不久定會卷土重來，如英宗被脅持同征，將會使於謙等人的努力付之東流，隻能拱手將北京讓出。隨從英宗的宦官喜寧被俘後，不僅將中原機密軍情泄露給也先，而且為也先出計，教其奉英宗至邊關，脅迫守將開關，並下詔命總兵官出迎，趁機擒捉，這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占據北部中國。也先大喜過望，決定依計而行。

殘酷的現實逼迫明朝文武做出明確的抉擇。於謙等人審時度勢，斟酌利弊，終於在九月初一聯合奏請皇太後道：“英皇被擄，皇太子年幼，古人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社稷。”主張立朱祁鈺為帝。皇太後應允，於謙等群臣便以太後之命諭告朱祁鈺，令其登皇帝之位。據說朱祁鈺驚慌之下再三謙讓，甚至逃回自己的府邸。於謙等文武大臣苦苦懇求，於謙道：“吾等並非出於私心，欲冒擁戴之功，而是為社稷的安危著想。”恰巧此時都指揮嶽謙出使而還，口傳英宗之旨，因朱祁鈺賢明老成，命即皇位以繼奉祀。朱祁鈺這才答應下來，於九月六日登基，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以第二年為景泰元年（1540），朱祁鈺就是明朝曆史上的景泰皇帝（或稱代宗）。

景泰帝的及時登基，是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也先俘獲英宗時，原以為奇貨可居，想利用他來要挾明朝賠款割地，沒料到明朝又立了一個皇帝，他手中的這張牌就失去了作用。十月初，也先果然率瓦剌大軍擁挾英宗再臨大同城下，謊稱奉送上皇返京，令郭登等守將開關迎接。郭登嚴命軍卒戒備，並遣使告也先道：“賴天地宗社之靈的佑護，國家已有帝王矣。”也先不敢強攻，隻好繞過大同繼續南進。郭登立即派人往北京告急，京師聞訊，全城戒嚴。朱祁鈺一方麵下詔令諸位藩王遣兵入京勤王，另一方麵命於謙提督諸營將士，全權負責節製，都指揮以下不聽命者，可以先斬後奏。當時也有人不滿朱祁鈺予於謙太大的權力，太監興安辯解道：“為國分憂，如於公者寧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