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山——金戈鐵馬下的海市蜃樓

第54章 龍虎散，風雲滅——宋與元(8)

　　其中，四川地形複雜，加上有餘玠苦心經營的山城防禦體係，充分利用了山地的天時與地利，導致蒙古軍很長時間內都未能在四川打開局麵。在兩淮戰場，淮東一帶河網發達、水係眾多，不利於蒙古騎兵馳騁作戰；淮西據有淮水天險，又是距京師臨安最近的防線，南宋在此屯有重兵，與淮東互相呼應。因此，與四川戰區一樣，蒙古軍急切之間難以在江淮戰區有大的進展。

　　相比於四川、兩淮，荊襄戰區的防守則相對弱了許多，可以說是南宋“三邊”防禦體係中的軟肋。實際上，荊襄戰區由於“據上遊之勢”，在軍事意義上已經超過了兩淮戰區。正所謂“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遊，國必危”，淮泗丟失，國家有弱的趨勢，而江漢丟了，則國家必危，由此可見荊襄防線的重要性。而一方重鎮的襄陽則是整條荊襄防線上的蛇頭，為重中之重。明末清初曆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曾在其名著《讀史方輿紀要》指出：“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可見襄陽的重大意義已經完全超出了局部地域性，具備了全局性。後來蒙古攻滅南宋，也正是因為撕開了襄陽的口子。

　　戰爭開始之初，荊襄地區尚有河南地區作為屏障，就是說，蒙古要進攻荊襄，必須先闖過河南。隻是當時防守這兩大地區的主力並非嫡係宋軍，而是金國滅亡後由金降兵組成的“北軍”。而南宋朝廷對這些金降將從來就沒有完全信任過。比如金降將趙祥原本戍守襄陽，趙範任京湖安撫製置使後，不但克扣軍餉，還一度打算坑殺趙祥部，後因人勸阻才作罷。趙範仍然不能放心，將趙祥調往最前線的鄧州（今河南鄧縣），還派了兩名心腹駱鈴、呼延實到軍中監視趙祥。呼延實與趙祥有很深矛盾，從來也沒將他放在眼中，還不斷利用監軍的身份壓擠趙祥。在這樣的情況下，趙祥自然心懷不滿。

　　正因為南宋朝廷對金降將的防範心理太過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軍將領心寒齒冷，很難說得上對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前麵曾經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顯原為金國大臣，金國滅亡後，繼續奉金為正朔，據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當時汪世顯據有鞏昌，號稱“秦鞏之豪”，是金國殘餘勢力中最為強大的一支，而且秦鞏一線剛好是四川的屏障。他與蒙古有滅國之恨，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向宋四川製置使趙彥呐表示願意歸附，但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看到南宋朝廷對金降將的猜忌，多有顧忌，最終還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將秦鞏一線拱手送給了蒙古，使四川完全暴露下蒙古鐵蹄之下，還與蒙古聯兵，轉而對付南宋。

　　唐州（今河南唐河）北軍主將郭勝的情形也與趙祥大致類似。郭勝與知州楊□素來不和，楊□便乘麵見京湖安撫製置使趙範的機會，告發郭勝有異誌。趙範不但不調停，反而召郭勝到襄陽。郭勝不是傻子，從此真的開始有異心。不久，趙範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準備審問郭勝。剛好趙範幕客蔣應符前往唐州，將這些事情告訴了郭勝。郭勝十分憤怒，立即點齊本部人馬，趁楊□不備，將其射死在涼轎中，並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當時京湖製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當蒙古軍逼近唐州時，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導致宋軍不戰而潰，唐州陷落，屯積在城內的大批物資均落入蒙古軍之手。

　　蒙古軍乘機南下，鄧州首當其衝。守衛鄧州的北軍主將趙祥早已對南宋心懷不滿，於是擒拿了監視他的呼延實，投降了蒙古。此後，均州範用吉、德安尚全等北軍將領紛紛叛附蒙古。唐州與鄧州是襄陽的外圍陣地，兩州失守後，襄陽就完全暴露在最前沿。這樣，由於南宋朝廷和宋軍主帥處理不當，導致北軍將領大批叛逃，輕而易舉地為蒙軍進攻襄陽打開了大門。

　　當時荊襄戰區宋軍最高統帥為趙範，就是在聯蒙滅金後力主收複“三京”的人，應該對宋軍的潰敗負責，因為他父親趙方擔任過京湖製置使，在襄陽威望很高，當時趙方已死，南宋朝廷卻還想利用老將的名頭，於是任命趙範為京湖安撫製置使。趙範與弟弟趙葵均有所謂的名將之名，隻是趙範徒有其表而已，到了襄陽後，不思進取，成天隻顧花天酒地地享樂，引起荊襄宋軍官兵的普遍不滿。

　　河南不戰而下後，蒙古軍隨即以主力進攻重鎮棗陽（今湖北棗陽），宋將樊文彬率部死戰。趙範在襄陽城中飲酒作樂，不派兵救援。到十月底，因沒有外援，棗陽最終城破，樊文彬自殺。蒙古軍隨後移兵，大舉進攻襄陽。

　　再來看襄陽對整個中原戰局的影響。襄陽是重鎮鄂州的屏障，襄陽失守，鄂州必失。而鄂州位於長江中遊，一旦不守，南宋的千裏防線就從這裏斷開，首尾不能相顧：往西，南宋朝廷與四川的聯係被切斷；往東，則有順江之勢；往南，使得南麵的湖湘門戶洞開。正因為如此，襄陽才凸現出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元人劉一清評論襄陽時說：“襄者，東南之脊，無襄則不可立國。呂祉常謂得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綴關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可憂者，正此也。”（《錢塘遺事·卷六·襄陽受圍》）這話實際上是說，襄陽在，則南宋在；襄陽失，則南宋亡。事實也確實如此。

　　正因為關係全局，自嶽飛以來經過百年經營，襄陽已經城池堅固，屯有重兵，蒙古軍一時無法攻進，於是隻留下少量兵力牽製襄陽宋軍主力，集中力量進攻隨州（今湖北隨州市）、郢州（今湖北鍾祥）。

　　隨州被蒙古軍圍攻多日，漸漸不能支持。在最緊要的關頭，宋將高世英帶兵趕來支援，衝破了蒙古軍的包圍圈，進入隨州城中。在入城時，高世英身中蒙軍數箭，不久便傷重而死。但拚死而至的援軍卻給了守城宋軍莫大的鼓舞，尤其是高世英的死極大地激發了宋軍的鬥誌，隨州終於頂住了蒙古軍的進攻，巍然屹立。

　　郢州是江漢之間的重鎮，濱臨漢水，城池堅固，駐有重兵。又因為是南宋的水軍基地，戰艦密布。蒙古軍屢次進攻，卻始終不能得手。蒙軍主將塔思（木華黎之孫）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用水陸夾擊的方法攻城。他先派出五百名死士，乘坐簡易木筏攻城，目的在於吸引宋軍水軍的吸引力。他本人則親率主力騎兵，沿江邊仰射射箭攻城。這一戰中，具備絕對優勢的南宋水軍竟然大敗，但攻城的蒙古軍卻沒有任何作為。塔思見郢州城池堅固，料到城破絕非一日之功，加上襄陽未下，又擔心襄陽宋軍出擊，抄了他的後路，因而就此退軍，沿途搶掠大量人口、牛馬後北還。

　　轉眼到了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軍開始圍攻宋軍重鎮江陵。宋軍頑強抵抗，江陵統製李複明戰死，但蒙軍也沒能攻下江陵。而作為京湖安撫製置使兼知襄陽府的趙範卻坐鎮襄陽城中，對蒙古軍進攻毫不在意，朝夕酣狎，飲酒作樂。聽說蒙古派奸細混入了襄陽城中後，趙範下令關閉襄陽四門，抓捕奸細和投拜人（漢奸），弄得襄陽城中人心惶惶。蒙軍主帥闊出隨即集中力量進攻襄陽。等蒙古軍包圍了襄陽城，由於趙範為捉拿奸細閉城已久，襄陽城中沒有柴草糧食積備，一時物價飛漲，而趙範不以為意，仍舊與眾將飲酒作歡。

　　南宋朝廷聽說襄陽被圍，心急如焚，急調魏了翁督師江淮、京湖軍馬，並從下遊調集大量兵力增援襄陽。蒙古軍針鋒相對，也大量增兵，加強攻勢，對襄陽誌在必得。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南宋援軍還沒有到達襄陽，襄陽城內的宋軍卻因為內訌，自己為蒙古軍打開了大門。

　　當時，原駐守鎮江的都統李虎奉命率領“無敵軍”（南軍）趕到襄陽支援，原來駐守襄陽的王旻率領的“克敵軍”（北軍）開始有些不安。這種不安並非由於其他原因，而是源自前麵所提到過的南宋朝廷一直以來對北軍的猜忌和不信任，而主帥趙範的所作所為反而加劇了這種不自安。

　　二月初五，李虎無敵軍到達襄陽城外，趙範有意將王旻調開回避，親自出城迎接李虎。李虎當時慷慨激昂，說：“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裏路來。”（《齊東野語·卷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克敵立功。二月十四日，王旻回到襄陽，趙範又派他去守郢州。王旻十分憤慨，堅決不肯離開襄陽。二月十六日，趙範又大肆犒賞李虎的無敵軍，克敵軍疑心更重，流言四起。就連襄陽百姓也感到有事要發生，人心惶惶，趙範卻不以為然。二月二十一日半夜三鼓時分，克敵軍在襄陽城中四處放火，並持刀槍打算搶入製府轅門，被轅門守軍射殺二人後，才一哄而散。克敵軍點燃的大火整整燃燒了兩天，才被徹底撲滅。

　　趙範十分惱怒，召王旻到南門城上問話。王旻剛剛到來，一旁的李虎說：“好斬。”話音未落，一旁有人搶上將王旻的頭斬落。趙範隨即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背心的紅月號是克敵軍的標誌，他這話實際上下令斬殺克敵軍。襄陽城中頓時一片混亂，無敵軍開始剿殺克敵軍，克敵軍是地頭蛇，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斃，雙方火拚中，誤殺錯殺的占了多數。局麵越來越混亂，最後連趙範也無法控製，幹脆率李虎等人從西門逃出襄陽，直奔荊門。慌亂中連製司大印也丟失了，幸好後來被一個軍校撿到，追到荊門獻給趙範，趙範因此升他做統領以示獎賞。

　　趙範逃走後，襄陽忠衛軍（北軍）主將李伯淵焚毀城郭倉庫，開城投降了蒙古，襄陽城中官民、錢糧、器械盡為蒙古所得。自嶽飛收複襄陽以來，南宋苦心經營一百多年，城中官民有四萬七千戶，庫中所貯財粟不下三十萬，還包括二十四個兵器庫的武器裝備，以及京湖製置司衙門的金銀鹽鈔等，全部落入蒙古軍手裏。這就是史書中所說的“自嶽武穆收複，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不僅如此，蒙古軍還拆毀了襄陽的城防，放火焚毀了襄陽城，將襄陽城的居民全部強行遷移到蒙古統治下的洛陽地區，襄陽城被掃蕩得精光。自此，宋京湖製置司衙門不得不重新移到江陵。趙範因坐失襄陽，被削官三秩。

　　襄陽失守意義重大，一方重鎮，未經戰鬥，即為蒙古所有，此事在荊襄乃至整個宋廷造成極大的震動。漢水流域的其他城市失去屏障，難以堅守。自襄陽陷入蒙古軍之手後，隨州、郢州、荊門（今湖北荊門）的宋軍守將均棄城逃跑，隻有複州（今湖北天門）守將施子仁力守戰死。這樣，江陵北麵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隨州、德安（今湖北安陸）、郢州、荊門、信陽（今河南信陽）、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盡陷於蒙古軍之手。

　　為了進一步突破南宋的峽州—江陵—複州防線，蒙古軍兵分二路，一路攻複州，進逼漢陽；一路攻枝江（今湖北枝江），進逼江陵。情形十分危急。

　　眼見宋軍屢遭挫敗，荊襄地區局麵日益不利，南宋朝廷在鄂州緊急設置沿江製置副司，並起用史嵩之為沿江製置副使，負責處理荊襄戰務。史嵩之曾經在襄陽主持屯田積糧多年，但卻因為是臭名昭著的權臣史彌遠的侄子，又曆來主張議和，因此名聲很差。尤其之前全子才、趙葵“端平入洛”時，他曾不顧大局，拖延糧草運輸，牽製前方將帥，對北伐短時間內迅速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宋理宗堅持派這樣一個人到前線督戰，顯然已經抱了一心想達成和議、以求苟安的想法。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就開始打擊之前與他不合的主戰派將領。譬如淮西製置使杜杲曾經上奏指出和談是蒙軍的詭計，史嵩之便指使台諫彈劾杜杲，導致這位戰功顯赫的名將被罷去兵權。杜杲受此打擊後，從此專意理學，無意仕途，終老田園。而淮東製置使趙葵素來與史嵩之不合，看到杜杲的下場後，也以母喪為由辭官歸裏。

　　杜杲，字子昕，邵武（今屬福建）人，是南宋著名文武雙全的將才。杜杲父親杜穎官至江西提點刑獄，他由蔭補入仕。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軍圍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杜杲率軍前往救援，激戰中麵部被射中二箭，但他臨危不亂，依舊沉著指揮戰鬥，擊退了金軍的進攻，從此展露出出眾的軍事才華。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北伐，打算收複“三京”（開封、洛陽、商丘），時任淮西轉運判官的杜杲說：“江淮災荒連年，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反為可慮了。”上書反對出兵，但宋理宗不聽，三個月後北伐失敗，蒙古大舉入侵，果然應驗了杜杲的話。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圍攻重鎮安豐軍（今安徽壽縣），駐守安豐軍的杜杲與蒙古鬥勇鬥智，還發明了許多令人歎為觀止的新式器械。在冷兵器時代，攻防武器十分重要，往往直接對戰爭的結局起決定性的作用，正如《墨子·七患》中所言：“兵者，國之爪也……備者，國之重也。”當時蒙古軍用火炮（指發石機）攻城，威力很大，杜杲與兒子杜庶則將網用木頭撐開，罩在城牆上，利用網的韌性和彈性來消除石頭對城牆的衝擊力。安豐城的城樓被火炮摧毀後，宋軍失去了製高點，杜杲便創造了一種用木材搭建的簡易木樓：木樓上方有崗亭，可以裝兵卒，並開有箭窗，便於弓箭手射擊；下麵則裝有輪子，方便快速移動；木樓被安置到護城壕溝後，再用橫木將各個樓連接，立即變成了一道新的城牆防線；因為製作方便，杜杲一次就做了幾百個，一旦有木樓被蒙古軍火炮摧毀，立即換上新的木樓，非常靈活。安豐城外有寬闊的護城壕溝，蒙古軍派人用木石去填平，杜杲便設計了一種平底船，專門來往於壕溝上，擊殺蒙古兵。蒙古軍一計不成，又組織了一批敢死隊，每個人身批十餘層牛皮做的厚甲，連麵孔都罩住，向宋軍發動攻擊。由於箭射不透厚甲，杜杲便設計了一種小箭，再挑選了一批神射手，專門射蒙古敢死隊的眼睛，由此擊退了蒙古軍的又一次進攻。據史料記載，杜杲父子還發明了鵝梨炮、三弓弩炮、排杈木等武器幫助守城，使得安豐在蒙古軍日夜圍攻下巍然不動三個月，是宋軍在兩淮戰場取得的重大勝利。杜杲因功升任淮西製置副使兼知廬州（今安徽合肥）。半年後，蒙古軍再次大舉進攻，號稱有八十萬蒙古大軍包圍了廬州，杜杲在之前的木樓上加設炮樓，與蒙古軍對決，最終打退了蒙古軍的進攻，安豐軍和廬州兩戰是宋朝城市保衛戰的成功戰例，也使得杜杲從此步入名將行列，廬州戰後，他因功升淮西製置使。杜杲的文章也寫得很好，為文麗密清嚴，書法善行草急就章。

　　當時，朝野之間批評史嵩之的聲音不絕於耳。大臣李宗勉說：“如果一位主將，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勢必處處退卻，不敢向前，亦將遭來禍患。”右司諫曹豳更是公然指責史嵩之是“以和誤國”之輩。監察禦史王遂也說：“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

　　就當不少人等著看史嵩之的笑話的時候，事情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是因為史嵩之用對了一員猛將——孟珙。

　　孟珙，字璞玉，祖籍絳州（今山西新絳）。他出生在將門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為嶽飛部將，隨嶽飛北伐時，在棗陽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棗陽縣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鈐轄軍職，駐守襄陽，並創建忠順軍。後累官荊鄂都統製仍兼知棗陽軍、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左武衛將軍。孟珙自幼從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漸成長為節製一方的大將。南宋聯蒙滅金時，孟珙率所部宋軍與蒙古軍會攻金朝行都蔡州，聯軍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為亂軍所殺，金國就此滅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諸軍都統製，又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宋蒙開戰後，孟珙為襄陽兼鎮北軍（即忠衛軍）都統製，負責訓練精銳之卒。他與史嵩之私交頗好，就在蒙古軍進攻襄陽之前，他被召赴臨安樞密院稟議，因而剛好錯過了襄陽內訌。

　　史嵩之雖然有心議和，但蒙古軍來勢洶洶，眼見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難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間。此時，他的部下忠衛軍也已經被李伯淵帶領投降了蒙古，手下幾乎沒有什麽兵力。但他偵察得知蒙古軍正在枝江一帶造船、準備渡江，於是帶兵來到蒙古軍對麵的江岸，讓士兵走來走去，不停地變易旗號，循環往來，迷惑蒙軍。夜裏就點明火炬，遠遠數十裏，擺出一副宋軍大軍到來的假象，使得蒙軍不敢渡江。而後孟珙親自領兵出擊，前後破蒙古軍二十四寨，奪回被擄的軍民兩萬多人。剛好此時，蒙古軍主帥闊出病死軍中，蒙軍不得不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圍，扭轉了長江中遊戰局不利的局麵。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軍集中兵力進攻兩淮，對荊襄戰區的攻勢漸趨停滯，南宋朝廷要求新任京湖製置使的孟珙乘機收複荊襄失地。孟珙認為要收複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必須先取郢州，以打通糧道，然後再取荊門（今湖北荊門），才能製勝。他隨後調兵遣將，陸續收複了郢州、荊門、樊城。原本已經投降蒙古的襄陽守將劉廷美見宋軍各路相繼收複失地，便決定反戈一擊，暗中為內應，打開城門投降了宋軍，南宋終於重新收複了襄陽。

　　在收複襄陽後，孟珙認為：“襄樊為朝廷根本，應加經理。”便在襄陽設置重兵，重新建立軍事重鎮，大興屯田，訓練軍伍，以息、蔡（今河南息縣、汝南）降人創忠衛軍；集襄、郢降人創先鋒軍；招淮民創寧武軍；招回鶻壯士創飛鶻軍；荊鄂都統製張順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等軍。在孟珙主持荊襄防區期間，長江中遊的防務得到明顯改善，飽受戰火洗劫的荊襄地區得到數年更生複蘇的機會，襄陽也重新成為抗蒙重鎮。

　　十分可惜的是，與之前主持四川防務的餘玠一樣，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敵的打擊和排擠，這與他一貫與權相史嵩之關係密切有關。淳祐四年（1244年），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因父喪回家守喪，史嵩之自掌握軍政大權後，大力排斥異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與之不合被逐。史嵩之父喪後，宋理宗下詔免除守喪之期，重新召他回朝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攻訐運動。臨安太學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學生六十七人、宗學三十四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員相繼上書，指責史嵩之不孝，並控告他“心術不正，行蹤詭秘，力主和議，瓦解鬥誌，竊據宰位，處心積慮，居心叵測”，聲明他與其叔叔史彌遠一樣專權誤國。學生們還在太學張貼榜文宣稱：“丞相（指史嵩之）朝入，諸生夕出。”以離開學校來抗爭。就連史嵩之的侄子史□卿（史嵩之弟史時之之子）都站出來指責他席寵怙勢，寫信勸諫伯父辭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隻得上書請允許回籍守喪。宋理宗看到群情洶洶，也隻好下令史嵩之除職予祠。

　　史嵩之罷相後，杜範入拜右丞相。但杜範拜相後不到八十天，便暴斃而死。一個月後，受杜範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傑在閣中吃過午飯後，離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剛剛下詔將閣中承侍吏役逮交臨安府審訊，戶部侍郎劉漢弼又因為在閣中會餐，忽然得病身死。當時杜範、徐元傑、劉漢弼被稱為“淳祐三賢”，杜範與史嵩之素來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對頭，劉漢弼、徐元傑更是堅決上書要求罷免史嵩之之人。時人都懷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謀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閣堂會食時，竟然沒有人敢動筷子。尤其離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卿不久後也暴病而亡，開始讓人懷疑這一係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劃的。有人說史嵩之知道杜範嗜書如命，就先將毒藥塗在書上送給杜範，杜範得到書後日夜翻看，毒氣進入體內，就此失明而死。

　　盡管有議論種種，卻始終沒有史嵩之下毒的證據。他守喪期滿後，宋理宗還念念不亡昔日史彌遠扶持自己的恩德，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執政，結果禦史諫官前赴後繼，堅決阻止。史嵩之從此致仕，直到死去，再也沒有回到他所熱愛的官場。

　　史嵩之一倒，與他關係密切的孟珙處境立即變得艱難，開始受到排擠。孟珙有心無力，從淳祐六年（1246年）開始，五次申請辭職養病，但均未被允許。當時蒙古河南行省範周吉暗中聯絡孟珙，打算投降孟珙。孟珙向朝廷報告，準備受降，卻不被批準。孟珙由此歎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誌不克伸矣。”一氣之下發病而死，時年五十二歲。孟珙死後的第二年，他一手帶大的心腹愛將王堅在釣魚城下將蒙古大汗蒙哥擊斃。

　　這裏特別要提一句，南宋一朝黨爭十分激烈，不同派係在防守問題上往往意見不一，尤其體現在將領的任命上。因此，南宋一朝，將領的升遷往往不能依據才幹與戰績，而是依靠派係以及與朝中權臣的私人關係。如果將領在朝中有權臣支持，便可如魚得水，即使作戰失敗也能逃過處分；反之，如果與當權者不合，就算功勞再大，也會遭讒毀罷官，比如之前功勞顯赫的名將餘玠、杜杲便是如此。孟珙因與史嵩之交好，一度擁有強大的後援，但史嵩之一倒，反史派上台，即使他功勞再大，也立即失勢，處處受到製約。正因為如此，南宋將領為了保住權位，往往以金錢交結朝中權貴，因而導致南宋賄賂交結之風盛行。下麵即將提到的襄陽主帥呂文德、呂文煥便是攀附權相賈似道，從而平步青雲，一門公侯。南宋這種結黨之風，具有極強的排他性，往往視私利重於國事，對宋造成不利影響。黨派之爭必然影響朝內政局，進而影響防守策略及將領人選，直接影響戰爭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