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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龍虎散,風雲滅——宋與元(6)

  自蒙古軍攻入四川後,蜀地殘破不堪,宋朝將吏各專號令,猶如一盤散沙。餘玠任四川安撫處置使後,整頓吏治,輕徭薄稅,大刀闊斧地采取了一係列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並設“招賢館”,在民間廣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集思廣益。播州(今貴州遵義)人冉璡、冉璞兄弟(同父異母)向餘玠獻上“擇險、任人、積粟、駐兵、徙城”之策,並提出“守蜀之計在於守合州,守合州之計在於守釣魚城”,建議在合州據釣魚山之天險築城。

  根據《四川誌》(明正德)記載,“招賢館,在治(重慶府)左(今重慶巴縣東),宋餘玠建。其供帳一如帥府,下令:‘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縣,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鹹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謝之”。

  之前任四川製置副使的彭大雅修築重慶城時,已經意識到釣魚山的天險之利,曾派部將甘閏在釣魚山築寨,作為合州官民避亂的場所,這是釣魚城修建之始。餘玠經過實地考察後,采納了冉氏兄弟的建議,並委派二人負責再築釣魚城。修建完畢的釣魚城分內、外兩城,外城築在懸崖峭壁之上,城牆完全是條石壘成,堅固異常,易守難攻。釣魚城周圍的山麓有許多田地,城內也有大片可耕之地。這樣,即使城池從外被長期圍困,從內也能自給自足,長期堅守。釣魚城作為一座城堅、糧豐、兵足,可耕可戰、利於長期堅守的牢固堡壘,在日後有效地擔負了重慶屏障和四川防禦支撐點的重大責任。

  釣魚城築成後,餘玠將合州治及興元都統司均搬到釣魚城內,釣魚城成為了“巴蜀要津”。不久後,餘玠又下令冉氏兄弟以釣魚城為樣本,在四川的主要江河(長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涪江)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選擇地形險要之地築城。八年間,陸續修築大獲(今四川蒼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雲頂(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萬縣西)等十餘座城堡。其中,大獲城扼製自陝入蜀孔道,為最要害之地;青居城、釣魚城、雲頂城則保障嘉陵江、長江水路暢通,均駐有重兵把守,成為宋軍在四川屯兵積糧的要塞;其餘各城則作為為諸州治所。

  這樣,十餘座山城星羅棋布,以釣魚城為核心堡壘,互為犄角,“如臂使指,氣勢連絡”,形成了一組完整而嚴密的立體防禦網。這就是餘玠所創建的著名的山城防禦體係,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績,也是他為國家和民族貢獻出的寶貴財富。山城防禦體係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城市防守策略,采用點線分布,有效地利用了天然的山形地勢,從而遏製了蒙古騎兵行動迅速的優勢,後來在抗蒙戰爭中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釣魚城更是由此成為中國曆史上的著名要塞——在這個地方,宋軍進行了長達三十六年的抗蒙保衛戰,創造了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以弱勝強的奇跡,成為獨立支撐四川戰局甚至影響中原局勢的一把尖刀。

  餘玠之後,四川宣撫司參議張夢發曾向上書建三策:築堡封鎖漢江口岸;在湖北當陽玉泉山築堡;在峽州(今湖北宜昌)建築堡壘群,以聚結流民,一邊守衛,一邊耕種。其實這三策采用的就是餘玠山城防禦體係中的堡壘防守戰術。張夢發為此還畫了詳細的形勢圖,卻被權臣賈似道壓住不發。

  餘玠受命於四川危亡之際,自他入主四川後,與蒙古軍大小三十六戰,戰果極為顯著。淳祐六年(1246年)春,蒙軍大將塔塔歹貼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餘玠率軍抗戰,以新築之山城為屏障,重創蒙古軍。淳祐十二年(1252年)十月,蒙軍分道入蜀,發動了自淳祐六年四道入蜀以來最大的攻勢。蒙鞏昌便宜總帥汪德臣(其父汪世顯原國金國大臣,據守鞏昌,號稱“秦鞏之豪”,勢力強大,曾多次向當時的宋四川製置使趙彥呐表示願意歸附,但沒有成行)率軍取金牛道掠成都後,進抵嘉定;蒙河東道行軍萬戶李彀也奉命襲取嘉定(今四川樂山,地處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交匯處,四向通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駐守漢中的蒙軍則越米倉山南下,進行牽製,全川因之震動。餘玠調集蜀中精銳部隊,利用嘉定及周圍城堡恃險拒守。餘玠親率嘉定守將俞興及各路援軍夜襲敵營,最後伺機出戰,終於粉碎了蒙軍對嘉定的圍攻。蒙軍撤退途中,又遭到餘玠組織的沿途軍民的狙擊,一路步履艱難,退出四川。

  自餘玠入主四川後,四川軍事、政治、經濟形勢均大有好轉。他自己也極為自信,繪成“經理西蜀圖”送給宋理宗,說是十年之內“當手攜西蜀之地(指蒙古軍侵占諸州),以還朝廷”。因抗蒙治蜀有功,餘玠當年晉升為兵部尚書,仍駐四川。此時,朝中也是抗戰派執掌軍政權,名將趙葵出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本已經氣息奄奄的南宋王朝,出現了振作的氣象。

  然而,正當餘玠積極部署抗蒙、準備收複蒙軍所占領的蜀地時,朝中的主和派官員卻在大搞陰謀,權臣謝方叔(時任左丞相兼樞密使)大力排斥主戰的右相兼樞密使趙葵,攻擊趙葵不是科舉出身,以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為由,大加排斥,趙葵因此被罷官。而餘玠在蜀中威名遠播,軍功赫赫,也為謝方叔所嫉恨,剛好這時候出了姚世安抗命事件,被謝方叔所利用。

  姚世安原是利戎司(負責駐守成都府治所在地雲頂山城的宋軍部隊)統製。當時的利戎司都統為王夔,外號“王夜叉”,桀驁不馴,強悍殘暴。淳祐元年(1241年),蒙軍攻破成都,抓住了四川製置使陳隆之全家數百口,並將陳隆之等人作為人質,要挾守衛漢州的王夔投降。陳隆之大聲告誡王夔決不能投降,於是全家人被蒙軍殘酷地殺死在城下。王夔固城自守,並以火牛陣突破包圍,大敗蒙軍,此戰扭轉了局勢,也成為王夔居功自傲的資本。而餘玠入蜀後,積極整飭積弊,申明賞罰。王夔不但不聽餘玠節製,還放縱部下四處劫掠蜀民,將一些有錢人抓去後嚴刑拷打,以索取錢財,以至怨聲載道。餘玠胸懷大誌,自然不能容忍王夔如此恣意妄為,於是借口召王夔議事,將其斬首示眾。

  利戎司統製姚世安窺視都統官職,慫恿利戎司保薦自己為都統。餘玠本來就有意要將王夔部下整編,此時最忌諱軍中舉代,因此沒有同意,又另派人任都統一職。餘玠也料到姚世安不會輕易交出兵權,特意派三千人馬到雲頂山城(成都府治所在地)下,保征接替工作順利進行。姚世安則公然對抗,揚言餘玠有意圖謀害自己,閉關不納不說,還如臨大敵,下令部下嚴陣以待。餘玠派出的新都統連城都進不去,自然也無法新官上任,隻好帶著三千人馬無功而返。

  姚世安為人陰險,他料到餘玠不會善罷甘休,便著意與當時正在雲頂山城避難的權臣謝方叔的子侄結納,想走謝方叔的路子來製衡餘玠。謝方叔正嫉恨餘玠,自然不會錯過機會。當時四川在餘玠的苦心經營下,軍力、財力、民力均已經複蘇,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調兵、運餉支援。也就是說,總理四川軍、財、政大權的餘玠已經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這一點,加上餘玠喜歡個人便宜行事的個性,讓朝廷對他頗有疑忌,也由此給了不懷好意的謝方叔以可乘之機。謝方叔一麵假意調停餘玠與姚世安的關係,一麵造謠中傷餘玠,誣陷他掌握大權,卻不知事君之禮。宋理宗對餘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懼,甚至懷疑餘玠有自立為王的可能,聽信了讒言,於寶祐元年(1253年)五月命臨安府尹餘晦代替餘玠,同時召餘玠回朝,表麵授為資政殿學士,其實是一閑職。

  餘玠當時正要討伐姚世安,聞召後憤懣不平,當年七月突然暴病而死,死因極為可疑。一種說法是他服毒自殺,但以餘玠之為人,實在難以取信。不久後,餘玠的得力部下王惟忠也被誣告暗通蒙古,處死。對修建釣魚城有重大貢獻的冉璡、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職還鄉。

  在中國史書上,總是不乏像餘玠這樣“大將未死敵手”的悲劇發生,這也正是中國曆史最可悲、最可歎的地方。

  餘玠《瑞鶴仙》有詞一首:

  怪新來瘦損,對鏡台,霜華零亂鬢影。

  胸中恨誰省?正關山寂寞,暮天風景。

  貂裘漸冷,聽梧桐,聲敲露井。

  可無人,為向樓頭,試問寒鴻音信。

  爭冷。

  勾引愁緒,半演金鋪,雨欺燈暈。

  家童困臥,呼不應,自高枕。

  待催他,天際銀蟾飛上,喚取嫦娥細問。

  要乾坤,表裏光輝,照予醉隱。

  又有七絕《黃葛晚渡》:

  龍門東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暫息肩。

  自是晚來歸興急,江頭爭上夕陽船。

  餘玠創建的山城防禦體係的重大軍事價值在他死後才逐漸突顯出來。這個本該更能有所作為的傳奇人物,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但曆史不會忘記他,四川人民也沒有忘記他。蜀中民眾聽到餘玠的死訊後,無不悲哀難過,如同失去至親親人。

  令人扼腕而歎的是,餘玠死後,繼續受到奸臣的攻擊,受到追削資政殿學士職名的處分。直到寶祐三年(1255年)八月謝方叔罷相以後,才又“詔追複餘玠官職”。而後來奸臣賈似道當權,貪婪粗鄙,好搜羅各種奇珍異寶,他聽說餘玠死時,棺木中有玉帶,竟然下令掘開餘玠的墳墓,取走了玉帶。

  餘玠死後,餘晦接任,負責駐守四川。結果蒙古軍前來侵擾,餘晦接連戰敗,四川形勢再度危急。

  宋理宗本人在大敵當前時,卻沉溺在聲色享樂之中,大修宮室寺院,任用奸佞,導致朝政腐敗不堪,促使南宋加快了滅亡。他最寵愛閻貴妃,閻氏一門因此而權勢熏天。宋理宗還寵愛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稱“董閻羅”,與閻貴妃、權臣丁大全、馬天驥勾結,專事陷害忠良,豪盡民田,招權納賄,無所不為。當時,有人在朝門上題字:“閻馬丁當,國勢將亡。”除閻貴妃外,賈貴妃也備受宋理宗寵愛,其弟賈似道因之也受到重用,由此成為禍國殃民的一代大奸臣。“西湖君臣猶歌舞,隻待□山航海行”,如此腐朽的王朝,渾然不知滅亡的日子正在臨近。

  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即汗位後,穩定了政局,開始謀劃大舉攻宋。就在餘玠離奇死亡的同年,蒙哥派弟弟忽必烈率師遠征大理國。大理國由段思平於公元937年創建。段思平為白蠻貴族,自稱祖先是武威郡(涼州)人,他依靠三十七部烏蠻的力量,在南詔的基礎上建立了大理國,段氏自稱先世是武威郡(涼州)人,很可能就是蠻化的漢人。大理國的疆域與南詔略同,但實際上號令卻局限在以洱海為中心的雲南西部。大理國王位傳至段連義時,大臣楊義貞廢段氏,自立為廣安皇帝。四年後,段氏臣高智升遣子高升泰率三十七部烏蠻滅楊氏,擁立段壽輝為王,但大權完全把持在高氏手中。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段壽輝讓位給高升泰,高升泰改國號為大中國。高升泰死後,其子高泰明又讓位給段正淳,改國號為後理國。這個時候的大理國,勢力範圍更加小得可憐,號令不出一隅,三十七部因為反對高氏專權,不但宣布獨立,還屢屢與大理國交戰。高氏時稱高國主,段氏隻是徒有國王虛名。不過,大理國與宋關係一直友善。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後理國王段和譽遣使來朝貢,宋徽宗封段和譽為大理國王。南宋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大理國還曾派遣使者到邕州商議通商一事。可以說,大理國與宋朝的關係一直還算不錯。蒙哥派忽必烈進攻大理國的目的,是打算在南宋南部安插一塊基地,以完成蒙軍包抄夾攻南宋長江中上遊地區的計劃。

  忽必烈率軍從六盤山出發,取道吐蕃,從忒剌(今四川鬆藩)分三路前進,過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當年冬,到達大理境內。大理相國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遠征蒙軍的包圍進攻下,大理城破,國王段興智逃奔善闡(今雲南昆明),高祥逃至統矢邏(今雲南姚安)被追殺。忽必烈迅即指揮蒙古軍四出略地,占領了除善闡以外的大理國土。次年(1254年)秋,善闡被蒙古軍攻破,大理國王段興智被俘虜。至此,建國三百一十七年的大理國滅亡,共曆二十二主。

  此時,蒙古國已統一了中國的絕大部分領土,疆域包括今之淮河至秦嶺以北,甘肅、新疆、青海、西藏及雲南,形成了對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包圍形勢。又在淮北築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廣元),劉黑馬初定成都,鞏固了對川北、川西的統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魯赤、帶答兒實現南北合兵夾擊四川,開辟了從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條戰線。蒙哥認為實現先圖全蜀,然後沿江而下滅亡南宋的時機已經成熟。

  劉黑馬,名劉嶷,字孟方,山東濟南曆城人。出生時,家中有白馬產黑駒,因此以“黑馬”為乳名,不料日後反以此名傳遍天下。他與史天澤一樣,均是蒙古軍中的漢人高級將領。窩闊台即位後,設三萬戶,以劉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次之,授金虎符,總管漢軍。後增設七萬戶,仍以劉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嚴實次之。

  寶祐四年(1256年)六月,蒙古大汗蒙哥召集諸王百官,商討攻宋之計,這實際上已經拉開了蒙古全麵滅宋計劃的序幕。經過討論,蒙哥隨即製定了以進逼臨安、滅亡南宋為目標的計劃:命幼弟阿裏不哥留守蒙古本土,親自率軍大舉攻宋。此次,蒙古精兵強將傾巢而出,不滅南宋誓不罷休。蒙軍主力兵分三路:蒙哥親率一軍攻打四川;其弟忽必烈率軍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塔察兒、李璮等率軍佯攻兩淮,牽製南宋兵力;兀良合台自雲南出兵,經廣西北上,攻打潭州(今湖南長沙),再到鄂州與忽必烈會師。

  為了配合蒙古大汗親征,蒙軍占據了宋人廢棄的成都城(餘玠入蜀建立山城防禦體係後,成都府治遷往雲頂山城),正式在此立城設署,以圖全蜀。宋理宗雖然荒淫昏聵,但也料到蒙軍此舉必有圖謀,於是以成都之得失關係全蜀安危為由,嚴令四川製置使蒲擇之務須收複成都。皇帝下了聖旨,蒲擇之自然不敢怠慢,決定親自出馬,收複成都。事先,蒲擇之也做了周密部署,派都統楊大淵把守劍門關,負責阻擋利州(今四川廣元)蒙軍汪德臣部南下;又派都統段元鑒守衛靈泉山(今四川成都東南),大將劉整(後為賈似道猜忌,被迫投降蒙古,成為影響宋元戰局的關鍵性人物)在江箭灘(今四川遂寧涪江渡口)布防,負責阻截蒙古大將紐□從夔州(今四川奉節)增援;這樣,成都就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一切安排妥當後,蒲擇之親自率主力自重慶攻成都。當時駐守成都的蒙軍主帥阿答胡剛剛病死,本來時機對宋軍十分有利。不料蒙古大將紐□驍勇善戰,首先在江箭灘突破了宋軍防線,率援軍衝進成都,然後整頓人馬,領軍固守。蒲擇之雖然成功圍困住成都,卻久攻不下,又剛好遇上雨季,陰雨連綿,天氣潮濕悶熱,宋軍士氣十分低落。不久,蒙軍汪德臣部衝破宋軍防線,趕來增援,與成都城內的紐□部內外夾擊,終於衝跨了蒲擇之精心布置的包圍線。蒲擇之失敗後,率軍退回重慶。

  紐□解成都之圍後,趁機反守為攻,進圍成都府治所在地雲頂山城。雲頂山是貫通東西川的軍事要衝,東與炮台山鎖江相望,共扼沱江金堂峽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北恃高定關與小雲頂互為依托,控製成都至潼川之要道,是成都東麵之門戶。宋代建國之初,就因為這裏地勢險要,在山下設立懷安軍,這樣,無論東川還是西川有事,均可憑借扼守雲頂山而不得越境。餘玠入主四川後,著手建立山城防禦體係,雲頂山城便是其中之一。正因為雲頂山城易守難攻,所以才將成都府治由成都遷到雲頂山城。

  雲頂山如此要地,宋軍自然要全力防守,宋將劉整率軍阻擋紐□軍,但被蒙軍擊敗。從成都撤退的蒲擇之率軍經簡州(今四川簡陽)東撤,雲頂山城陷入孤立無援之中。城中食盡,守將姚世安投降。這是雲頂山城建立十五年來的首次失陷,餘玠當年苦心經營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壘,最終由姚世安拱手獻給了蒙古人。

  雲頂山淪陷後,由於失去屏障,西川彭州(今四川彭縣)、漢州(今四川廣漢)、懷安軍(懷安,今四川成都東)、綿州(今四川綿陽)等地相繼失陷,威州(今四川理縣西北)、茂州(今四川茂汶)諸州亦歸附蒙古。宋成都府治不得不遷往嘉定(今四川樂山)。自此,南宋勢力退出西川,成都府治南遷嘉定(今四川樂山),蒙軍進一步鞏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統治,為蒙哥大舉圖蜀奠定了基礎。

  寶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親自率四萬主力,由六盤山出發,經寶雞入大散關。同時,命留駐成都的紐□率軍奔襲南宋四川軍政大本營重慶,以牽製四川境內宋軍,阻止長江下遊之兵援蜀。自此,蒙軍展開了對四川的大規模攻勢,宋軍則節節敗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十月,入利州(今四川廣元),渡嘉陵江,進駐劍門,攻陷苦竹隘(今四川劍閣西北),宋將楊立戰死。十一月,蒙軍攻破長寧山城。閬州大獲城守將楊大淵舉城投降,並領所部兵從征。蓬州運山城(今四川蓬安東南)宋將張悅投降。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出降。位於渠江南岸的大良城(今四川廣安東北)守將蒲元圭也棄城投降。一時間,沿線諸郡破竹而下。

  寶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與另一路蒙軍相會於合州釣魚城下。當時釣魚城被四川民眾認為是難以攻破的堡壘,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亂的邊地之民,有十數萬人。當時的合州知州為王堅,為釣魚城的最高指揮官。

  王堅少年從軍,應募赴棗陽加入“忠順軍”,一直是名將孟珙的部下。曾領兵燒毀蒙古軍在鄧州(今河南鄧縣)一帶所積船材,從此嶄露頭角。南宋開始經營四川後,他跟隨孟珙入川禦敵,屢建戰功,官至武功大夫。餘玠死後不久,王堅被命為興元都統製兼合州知州,主持釣魚城防務。他為人富有謀略,上任後立即開始在冉氏兄弟創築的釣魚城基礎上,大規模地修繕加固城防工事,征用所屬五縣民丁多達十七萬人,並訓練軍隊,組織民兵,儲薪屯糧,日夜不懈,進行戰備工作。在王堅的領導下,釣魚城的防衛力量大大得到加強:釣魚山山腳的南北兩麵各築有一條延伸至江中的城牆,名為“一字城”,用以攔截敵軍,當地人稱為“橫城牆”;又在江邊修建了南北水軍碼頭,布設戰船,往來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慶(今重慶市)。一字城牆和水軍碼頭組成了雙重防線,有力地保證了釣魚城的外圍;為了保障後勤,王堅還派人在城內挖天池、鑿水井,釣魚城內有大小池塘十三個,井九十二眼,可謂兵精糧足,水源充足。事實證明,正是由於王堅的深謀遠慮,才直接導致了釣魚城保衛戰的勝利。

  蒙哥曾經遠征過歐亞許多國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自負驍勇善戰,威名遠播,而自入四川以來,也是節節勝利,因此極為狂妄,大有已經視南宋江山為己物之意,一到合州,便派投降的宋人晉國寶前去招降。結果,晉國寶一進釣魚城,就被合州知州王堅下令逮捕,押到閱武場(練兵場)斬首示眾。

  蒙哥吃了個閉門羹,麵子上極為難堪,惱羞成怒下,決定強攻釣魚城。蒙軍將領術速忽裏認為:“釣魚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不值得花費時間,不如繞過它直下江南。一旦我們奪取臨安、滅亡南宋後,釣魚城不攻自破。”然而,恃強好勝的蒙哥斷然拒絕了術速忽裏的建議,發誓要用武力征服釣魚城。如此一來,一場大戰將不可避免。

  此時的蒙哥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這場即將到來的大戰不僅葬送了蒙古無數精兵強將甚至包括他本人的生命,還由此改變蒙古對南宋的戰爭格局,甚至緩解了蒙古勢力對歐、亞、非等國的威脅,在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開慶元年(1259年)正月,寒風凜冽,蒙哥迫不及待地開始了行動。正式進攻前,他做了周密部署:分兵進攻釣魚城周圍的城池要塞,如派宋降將楊大淵攻合州舊城(今四川合川)、末哥(拖雷庶子)攻渠江流域的禮義山城(俗稱三教寺寨,今四川渠縣東北)、曳剌禿魯雄攻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以切斷釣魚城與外界的聯係;又派留駐成都的大將紐□進攻忠州(今四川忠縣)、涪州(今四川涪陵)二縣,並在藺市(今四川涪陵西)造起一座浮橋,以阻絕長江下遊宋軍的增援。又在銅鑼峽(今四川重慶東)據險為壘,以阻遏重慶宋軍北進。這樣一來,釣魚城孤懸一隅,完全成為了一座孤島。在蒙哥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兵強馬壯的蒙軍再對釣魚城發動攻勢,不過是甕中捉鱉而已。

  二月,蒙哥親自率軍從釣魚城東北渡過渠江雞爪灘(今釣魚城東北雞心石),駐營於釣魚城東五裏的石子山一帶。為了徹底孤立釣魚城,不讓城內宋軍出城半步,他首先派人掃清了江上宋軍船隻,又命大將史天澤屯軍在城南,專門封鎖嘉陵江麵,阻滯宋軍援兵;派另一大將汪德臣屯軍城西南角,負責奪取城外山寨。清掉外圍後,蒙軍的強攻終於開始了。釣魚城當時有八道城門,分別是:始關、小東(城南)、新東、青華、出奇(城北)、奇勝(城西)、鎮西、護國門。其中,“一字城”就是從釣魚城城南小東門和城北出奇門延伸到入嘉陵江心的城牆。二月初三,蒙哥親自督軍進攻。二月初七,蒙軍猛攻“一字城”。二月初九,蒙軍猛攻鎮西門。緊接著,連續進攻新東門、奇勝門、鎮西門,均遭失敗。王堅率領軍民憑借天險地利據守,多次擊退了蒙軍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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