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山——金戈鐵馬下的海市蜃樓

第51章 龍虎散，風雲滅——宋與元(5)

　　但蒙古並未就此罷休。紹定四年（1231年）五月，蒙古右路軍統帥拖雷派使者速不罕自鳳翔入四川，到興元（今陝西漢中）直接與宋四川製置使桂如淵談判，欲假道興元以趨河南鄧州。宋軍統製官張宣以詐降為誘餌，將速不罕殺死在青野原。拖雷以此為借口，以武力威脅，向宋四川製置司發出最後通牒。桂如淵畏懼蒙軍，以不得破壞宋蒙和議為由，下令諸將不得擅自出兵，並命令興元府做好犒勞蒙軍的準備。拖雷則趁機率蒙軍強行闖入大散關，攻破鳳州（陝西鳳縣東北）、屠洋州（今陝西洋縣），進圍興元（今陝西漢中），然後分兵一支西攻沔州（今陝西略陽），拆屋為筏，沿嘉陵江而下，抄掠至西水縣（今四川南部縣西）而還。之後攻破饒鳳關（今陝西石泉），自金州（今陝西安康）東向，渡漢水東去，抵達河南鄧州（今河南鄧縣），最終以武力完成了假道漢中的計劃。蒙軍隨後直趨河南，攻陷金黃河以北的軍事重鎮河中府（今山西永濟），金國已經是岌岌可危。

　　就在蒙軍假道漢中的這一年，南宋京師臨安某一夜發生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馮棚不指揮部下救火，而是率衛兵專門趕去相府保護史彌遠，結果導致大火蔓延，太廟、三省、六部、禦史台、秘書省、玉牒所等重要場所和朝政核心部門所在地俱被大火吞沒。南宋著名詩人洪谘夔寫了一首詩譏諷此事道：“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九廟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

　　洪谘夔，字舜俞，號平齋，於潛人（今浙江臨安）。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進士。嘉定中，崔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事，籌劃邊防。當時正值金人南侵，揚州形勢十分危急，洪谘夔獻策：“遠斥堠、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崔與之依計而行。金人得知揚州防備嚴密，不攻而遁。洪谘夔正直敢言，因觸犯權臣史彌遠，被劾落職，居家七年，潛心讀書。後來得到宋理宗賞識，稱他“鯁亮忠愨，有助新政”，召其複職，但因為為人鯁直，仍然為權臣所抑，以至“十年不調”。洪谘夔博學善文，尤專經學、詩詞，他的七言絕句《直玉堂作》入選《千家詩》。《千家詩》為舊時流行的啟蒙讀物，精選唐宋各名家詩篇，但所謂“千家”，實際上不過數十家，詩僅百數十首，因此能夠入選其中，著實不易，為名篇中之精選。洪谘夔的《直玉堂作》詩曰：“禁門深鎖寂無嘩，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墀月浸紫薇花。”描寫的是詩人時為翰林學士、知製誥，出入禁宮，奉敕為皇帝起草文稿，濃墨淋漓，潤澤於黃麻之紙，待製命寫成，已是雞鳴五更，但天色未明，唯見一墀月色，清清冷冷，移動紫薇花影。

　　金哀宗完顏守緒即位後，立即改變對夏、宋的政策，與西夏恢複了友好關係，停止了對南宋的戰爭，集中力量抗擊蒙古。他主動出兵，收複了被蒙古占領的平陽、太原等山西重鎮，一度改善了西北戰局。但此時金國大勢已去，已經是強弩之末，金哀宗始終無力回天，號令隻局限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橫掃北宋江山的金軍已經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紹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南宋權臣史彌遠死的這年，蒙古大舉進攻開封，金哀宗棄軍逃跑到歸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帶。皇帝都逃跑了，開封城內人心浮動，金將崔立發生政變，向蒙古投降。當時，金國著名文人元好問也在開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虜。

　　之前，蒙古軍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即屠之”的製度，意思是蒙古大軍兵臨城下時，隻要城池守軍有一絲一毫的抵抗，城破後蒙古軍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力勸蒙古大汗窩闊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兒台所生第三子）廢除破城後屠城的舊製，說：“得地而無民，地有何用？若人民被屠，工匠、賦稅從何而來？”窩闊台點頭稱是，下令除了金朝皇族外，其餘一概勿殺。從蒙古軍進入開封開始，蒙古野蠻的“屠城”製度才被廢除。當時，因為逃避戰亂在開封的人達一百四十萬戶，均因為耶律楚材的積極建議而得以保全。

　　耶律楚材對蒙古貢獻很大。最初蒙古國沒有稅製，蒙古軍隊獲取財物的主要途徑是搶掠，凡戰爭中俘掠所得，均按等級分配，沒有參戰留守營帳的也有一份，稱為俵分。對投降或已征服的地區，多分封給諸王、貴族，分賜給大臣和歸降的將領，隻規定他們履行貢獻、從征、贍軍等義務，並無額定的賦稅。諸王、貴族和大臣則隨意向轄區人民“要索”錢物，每至一地還要強逼當地送禮物，稱“人事”，或稱“撒花”。人事所得均歸入私人腰包。由於沒有固定的稅收，在成吉思汗的時代，美其名曰富甲天下，但倉廩府庫經常沒有粟帛積蓄。進入中原漢地以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蒙古人還是老方法，隻會肆意搶掠、索要，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辦法對漢地人民實行穩定的剝削。好笑的是，還有些貴族妄想把草原的一套辦法搬到中原來，大規模地圈占農田，作為牧馬的草地。窩闊台即汗位當年，大臣別迭就提出：“漢人沒有什麽用處，不如把他們都殺掉，讓田野草木茂盛，改為牧場。”耶律楚材當即反駁說：“陛下即將南伐，南征正需要軍費物資。如果均定中原賦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軍用，怎麽能說漢人無用？”窩闊台對耶律楚材的話將信將疑，但由於利益巨大，最終采納了耶律楚材的建議。於是，耶律楚材開始製定稅製：蒙古人按馬牛羊計算交納賦稅，民戶有馬牛羊一百頭，抽取一頭，稱為抽分法；河北漢人以戶計出賦調，由耶律楚材主持；西域人以丁計算賦稅，由牙老瓦赤主持。宋紹定四年（1231年）秋，諸路課稅使將征收的銀幣和倉廩物料的文簿呈交給窩闊台，數字完全如耶律楚材之前所說。窩闊台大喜過望，對耶律楚材未曾離開自己而征收到如此多錢穀的才能非常佩服，當日任命他為必閹赤（即書史，管文書者），主管漢地民事，稱中書令。從此，農業生產受到保護，賦稅製度亦得建立。

　　金哀宗則在蒙古的軍事壓力下，繼續向南逃亡，到達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帶。蒙古最初曾倍受金人壓迫，與金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於滅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陽（今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夾攻金國。而南宋皇帝宋理宗雖然已經當了十年皇帝，但在這之前，朝政全部被權相史彌遠控製。他剛剛親政伊始，便遇到了對蒙是戰是和的重大決策。當時南宋朝臣多無遠見，也想借蒙古之力滅掉金國，竟然同意了蒙古要求南宋出兵援助的要求。宋蒙兩國就此簽訂了軍事同盟，核心內容大概包括：蒙古同意，滅金以後淮河以南的土地歸南宋所有；南宋則為蒙古軍供應糧秣；南宋與蒙古仍以淮河為界。

　　盟約簽訂後，南宋名將孟珙、江海即刻率軍二萬，自襄陽北上，攻占了金的唐、鄧二州。

　　紹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軍築起長壘，對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實行重重圍困，這也是金軍的最後據點。金軍多次企圖突圍，但沒有成功。蒙古軍主帥塔察兒為了速戰速決，要求南宋大將孟珙派兵合圍。孟珙運糧三十萬石，赴蔡州供應蒙古軍。金軍在金將完顏仲德的指揮下堅守城池，多次擊退宋、蒙聯軍進攻。

　　轉眼已經是深秋季節。宋蒙聯軍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樹木，用來製造攻城的雲梯等武器，砍伐呼喝聲傳數裏，蔡州城內人心浮動，驚懼異常。金哀宗感到窮途末路，絕望至極。金臣完顏阿虎帶獻計，建議重新結好南宋，向南宋乞糧求和，即使不能延緩腹背受敵，也可以離間宋蒙之間的關係。於是，金哀宗給南宋朝廷寫信，在信中明確提到宋與金其實是唇亡齒寒，希望宋能與金聯合。南宋朝廷見金滅國在即，拒絕了金的乞和求糧。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斷糧，金兵已經是山窮水盡，金哀宗便正式禪位於完顏承麟。完顏承麟是完顏宗室的後代，相貌出眾，身材魁偉，有將略，善騎射，在戰亂顛沛流離的金國末世顯露頭角，深為金哀宗賞識。此時，宋軍挖開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禪讓禮畢時，宋軍已經占領了南城。金哀宗舉火自焚，一百多名金軍將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顏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亂軍中被殺，成為曆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金國當年殘酷奴役蒙古，甚至無緣無故地大肆屠殺蒙古族族人，以達到“減丁”的目的，因此蒙古尤其痛恨金國，完顏皇家宗室被蒙古軍全部殺死，一個不留。金國就此滅亡，共立國一百二十年。

　　宋將孟珙將部分燒焦的金哀宗骨骼帶回臨安，宋理宗命以此來祭皇家祖廟，表示百年前的“靖康恥”終於得雪。實際上，他沒有想到，金國滅亡，南宋也進入到滅亡的階段。

　　金國參知政事（副宰相）張天綱也被俘虜到臨安。臨安知府薛瓊意存嘲諷，故意問張天綱道：“你有什麽臉麵到此？”張天綱回答說：“國家興亡，何代無有？我金國之亡，比你們二帝（指宋徽宗、宋欽宗）怎麽樣？”薛瓊惱羞成怒，卻無話可說。次日，薛瓊將張天綱的話上奏宋理宗，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將張天綱處死。不料宋理宗卻極感好奇，特意召見張天綱，問道：“張天綱真不畏死嗎？”張天綱回答說：“死有什麽可怕的，大丈夫隻是擔心死得不合乎節義。”於是力求一死。宋理宗卻很欣賞他的骨氣，沒有殺他，隻將他關押起來。張天綱後來經曆不見記載，大概最終死於獄中。

　　宋蒙聯合滅金後，蒙古不踐前約，沒有歸還河南地區，南宋僅取得了河南陳（今河南淮陽）、蔡東南地。負責淮東防線的宋將趙範、趙葵主張趁蒙古大軍退歸河北後、中原局勢未定之機“西守潼關、北依黃河”，收複三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商丘）。

　　從戰略上來看，趙範兄弟“據關守河”的建議並沒有錯。蒙古野心勃勃，金國滅亡後，蒙古已經成為南宋從所未有的強敵，宋蒙一戰隻是早晚之事。而之前金國與蒙古長期對峙，“據（潼）關守（黃）河”是其根本。若是南宋能夠收回河南之地，確實能夠取得更多與日益強大的蒙古周旋的資本。不過，當這一策略拿到朝堂上來討論的時候，卻因為黨爭而完全變了味道。

　　當時，南宋群臣以參知政事（副宰相）喬行簡、京湖製置使史嵩之（史彌遠之侄）、樞密院副都承吳淵和淮西總領吳潛為首，群起反對“據關守河”的提議，隻有新上任的宰相鄭清之竭力讚成。於是，對蒙古的和戰定策成為宋理宗親政後朝中不同黨派角逐的焦點。

　　鄭清之，初名燮，字德源、文叔，號晚安，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十年（1210年）進士。曾參與丞相史彌遠廢太子趙竑事件，有擁立宋理宗之功，並長期擔任宋理宗的老師，君臣關係親密。鄭清之與趙範、趙葵兄弟也有師生之誼，他新拜相後，急欲有所作為，當然極力讚同趙範、趙葵兄弟的建議。但朝中群臣認為中原地區久經戰亂，已經是殘破不堪的局麵，無力負擔宋軍北征的糧草；而且南宋軍隊缺少騎兵，機動靈活性不夠，無法守禦漫長的黃河防線；且宋軍出戰，勢必惹怒蒙古，造成蒙古向南宋開戰的借口。尤其是喬行簡忙著與鄭清之爭權，更是強烈反對北伐，極力強調國困民窮、軍力衰弱、河南殘破的現狀。不過宋理宗剛剛親政不久，也跟他的老師鄭清之一樣，希圖有所作為，改變昔日平庸天子的形象，於是親自決策，要傾盡南宋兵力，收複喪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尤其是要奪回位於河南鞏縣的北宋皇帝祖陵之地。

　　南宋聯蒙滅金四個月後，宋理宗下詔支持趙範、趙葵兄弟“踞關守河”的建議。雖然此次北伐取得了帝國皇帝宋理宗和宰相鄭清之的支持，而實際執掌國防大權的喬行簡、史嵩之等人都反對出征，在財政、後勤等方麵並未給予前方將帥以全麵配合。戰爭一觸即發，而南宋朝臣們卻照舊沉溺在黨派之爭中，宋軍戰敗的命運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廬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萬淮西兵為先鋒，奉命從廬州出發，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軍抵達開封城東。開封城內的官員大都為原金國大臣，投降蒙古後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這些人大多並非真心歸降，不過為情勢所迫，見到宋軍兵臨城下，立即決定倒戈相向。官員李伯淵等人伺機暗殺了蒙古所立的開封留守崔立等人，打開城門，迎接宋軍入城。

　　戰局開端都很順利，然而，問題很快出現了，而且是禍起蕭牆——主和派的京湖製置使史嵩之拒絕為前方軍隊征運糧餉。宋理宗多次催促史嵩之發糧，甚至以兵部尚書的位置相誘，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宋理宗無奈之下，隻得下令從兩淮轉運糧食。可是千裏迢迢，遠水難以解近渴，全子才部一路收複的城池早被蒙古人擄掠一空，都是空城，根本無法從當地百姓那裏募集到宋軍所需的糧餉，很快就陷入了糧草不濟的局麵，無法繼續向洛陽、潼關進軍，不得不就地停留在開封。

　　半個月後，淮東製置使趙葵率兵五萬自滁州（今安徽滁縣）取泅州（今江蘇盱眙北），抵達開封與全子才會合。一見麵，趙葵就質問全子才為何遲疑不進，全子才回答說：“糧餉未集，無法進兵。”趙葵這才知道形勢危急。

　　而另一路大軍趙範部原來部署於黃州、光州一帶，按計劃應該進兵陳、蔡，但他卻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臨時反對出師，沒有從東線出兵牽製蒙古軍。四川製帥趙彥呐也聽從史嵩之的建議，公然拒絕宰相鄭清之出師策應入洛之師的命令，導致西線蒙古軍毫無顧忌。在這樣的狀況下，趙葵、全子才既無糧草，又無後援，實際上已經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而蒙古軍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大舉南下，並挖開黃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開封縣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軍西進及來自兩淮的糧餉供運。

　　趙葵焦急之下，為求速戰速決，不顧軍糧匱乏，督促部隊西進。他派宋將範用吉、樊辛、張迪為一路，以徐敏子為監軍，領兵一萬三千人，帶上僅夠吃五天的口糧，從西麵快速向洛陽推進。洛陽民眾打開城門，迎接宋軍進城。宋軍進城後才發現整個洛陽城隻剩下人口三百餘戶，幾乎是一座空城。

　　第二天，負責接應徐敏子軍的宋將楊誼率軍一萬五千人到達洛陽，在東南龍門遭到了蒙古驍將劉亨安的伏擊。這是宋軍北伐以來首次與蒙古軍隊正麵交鋒，也是第一次領略到蒙古鐵騎的厲害。南宋大臣彭大雅、徐霆曾先後出使蒙古，曾在《黑韃事略》一書中記載了蒙古騎兵的行軍陣勢和作戰方法：“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裏。摧堅陷陣，全借前鋒……故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黑韃事略》）而宋軍隻有步兵，根本無法抵抗縱橫馳騁的蒙古騎兵，楊誼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就連已經進入洛陽的徐敏子等軍也聞之而喪膽。

　　數天後，蒙古大軍前鋒到達洛陽城下。而洛陽城中的宋軍斷糧已經有好幾天了，宋監軍徐敏子見勢不妙，主動放棄洛陽，東渡洛水還師。半路上，宋軍再次遭遇蒙古軍，宋軍的步兵與蒙古騎兵一交戰，便立即一敗塗地。樊辛、張迪等主將均力戰而死，徐敏子也身中流矢，受了重傷，最後僅帶三百餘人靠步行從小路突圍。駐守開封的趙葵、全子才見大勢已去，擔心孤掌難鳴，主動從開封撤退。

　　此次出師，南宋先是收複開封府、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即曆史上所謂的“端平入洛”，但這些城池實際上都已經被蒙古軍搜刮一空。尤其是當蒙古軍反攻的時候，宋軍因為缺糧已久立即潰敗，前後共喪失十餘萬人，南宋朝廷轟轟烈烈收複“三京”的計劃不到三個月即以失敗告終。

　　可笑的是，宋軍敗退後不久，蒙古軍也是因為缺糧退回河北，由此可見史嵩之拒絕為宋軍運糧是多麽嚴重的戰略失誤。北伐失敗後，鄭清之與趙範、趙葵將戰敗責任推向主和派將領史嵩之等人。宋理宗下詔追究責任時則各打了五十大板：“趙葵與全子才各削一秩，餘將亦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執政，優詔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轉餉，罪尤甚於清之，準令免職。”

　　之後宋理宗也派遣了使者向蒙古謝罪，以求緩和。同年冬天，蒙古派使者王□出使南宋，表麵是責問南宋違約攻蒙一事，其實是借機要挾南宋如同之前臣服金國那樣，稱臣納歲。盡管宋理宗接見了王□，但雙方並未達成協議，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禍端”的把柄，大舉興師問罪。從此，南宋與蒙古之間開始了正麵衝突。

　　4.釣魚城

　　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有座釣魚山，山脈雄奇壯麗，山形突兀，峰危壑險，海拔將近四百米。山南、北、西三麵環水，是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的匯流口，地勢十分險要。宋人李開曾描繪說：“環山出雲，架天為梁，渺三江之合流，瞰萬井之耕桑，浩煙海之眯目，恍塵宇之多鄉。”正是這樣一座山清水秀的山巒，在南宋末年成為了宋蒙反複爭奪的戰場，血雨腥風中，埋葬了雙方無數將士的生命，因而被形象地稱為“絞肉機”。

　　事情還要從蒙古開始南下攻打南宋說起。盡管宋軍在收複“三京”的戰鬥中大敗於蒙軍，但蒙古對南宋的最初作戰並不順利，主要是蒙古騎兵長於陸地野戰而短於水戰，而長江中下遊地區河流眾多，蒙古軍難以發揮騎兵優勢。加上當時南宋最優秀最傑出的將領如孟珙、趙葵、杜杲等人，均在這一地區主持防禦，蒙古軍多次進攻，均被擊退。經過反複考慮，蒙古大汗窩闊台最後決定對南宋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先進攻遠離南宋政治中心的四川，然後順長江順流東下，直搗臨安（今浙江杭州），滅亡南宋。在這樣的情況下，四川在宋蒙戰爭中首先淪為戰區。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大將闊端（窩闊台次子）率軍進取四川，控製了秦鞏地區。次年，對川蜀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從大散關南下，破武仙關（今陝西漢中北）、占領興元（今漢中），企圖沿金牛道進入四川。宋四川製帥趙彥呐調蜀邊精銳曹友聞軍到大安（今陝西寧強）堵截蒙軍。曹友聞認為大安無險可守，引兵上雞冠隘（今陝西勉縣西南），決定以蒙軍入蜀必經的咽喉陽平關為戰場，與蒙軍決戰。九月，蒙軍萬餘人抵陽平關，達海率千人前來搏戰，曹友聞從蒙軍後方攻擊，關內宋軍也乘機出堡，夾擊蒙軍。蒙古鞏昌便宜總帥汪世顯部在大安擊敗宋軍後，與達海合兵，蒙軍力量大增，夾擊隘堡，宋軍不能支。宋軍主帥趙彥呐忌曹友聞忠勇，竟不派兵救援。曹友聞戰死在陽平關下，全軍覆沒。曹友聞兵敗身死後，宋軍紛紛內逃，蜀門洞開，蒙軍由此打開了入蜀大門，得以長驅而入。十月，蒙軍攻占利州（今四川廣元），取劍門關，兵分數路向成都挺進。十月下旬，攻克成都。不久，闊端率主力北還，隻留少部分人馬抄掠蜀境。四川府州殘破十之七八，僅夔州一路及瀘州、果州、合州（釣魚城）數州幸免。次年，蒙軍全部退出蜀境，宋軍漸次收複諸州。

　　開辟了四川戰場後，蒙古大汗窩闊台決意再進攻吐蕃，為蒙軍東進四川建取一塊基地，這也是他迂回包抄南宋策略的一部分。這一策略十分高明。當時的吐蕃正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教派眾多，沒有統一的首領，相對而言，以喇嘛教薩斯迦派首領薩斯迦班智達最有影響力。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大將闊端率軍進入吐蕃地區，開始了蒙古經營吐蕃之策略。後來因為蒙古大汗窩闊台意外病死，蒙古軍才撤離了這一地區。四年後，闊端卷土重來，給薩斯迦班智達寫信，邀請他前往涼州。薩斯迦班智達遂代表吐蕃，在涼州與闊瑞達成協議：吐蕃願意接受蒙古統治，同時，蒙古尊重並保持吐蕃各教派首領的權利。在薩斯迦派的帶動下，吐蕃諸部大多歸附蒙古，蒙古最終通過薩斯迦班智達確立了對吐蕃的領導權。從此，吐蕃開始歸屬蒙古。後來，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國，途中曾在六盤山（今甘肅固原縣東南）駐軍，薩斯迦班智達特意派侄子八思巴趕來拜見，八思巴以精通佛法討得了忽必烈的喜歡。後來他登上大汗寶座後，立即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玉印在當時為職權的象征），負責統領天下釋教。至今，西藏日喀則德欽頗章宮還保存有八思巴拜見忽必烈的壁畫，成為這一段曆史的生動記錄。

　　蒙古自大汗窩闊台死後，內部陷入汗位之爭，無暇全力南顧，暫時放鬆了對南宋的進攻，南宋因此有了喘息的機會。由於吐蕃歸附蒙古，立即凸顯了四川在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尤其宋蒙在四川爭戰多年，蒙古勢力早已經進入四川，蜀道天險也淪入了蒙軍之手，南宋朝廷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四川重新部署防禦，以固守長江上遊、屏蔽下遊，扭轉了自蒙宋開戰以來的頹勢。當時南宋聲望最隆的名將當屬孟珙，在荊襄（今湖北襄樊一帶）和四川戰區的抗蒙戰爭中，成果卓著。然而，宋理宗當時需要孟珙主持荊襄戰區防務，經過慎重考慮，宋理宗破格提拔了餘玠。餘玠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四川安撫製置使兼重慶知府，入蜀主持工作。

　　餘玠，字義夫，號樵隱，蘄州（今湖北蘄春南）人，幼時家貧，先後就讀於滄浪書院、白鹿書院。後來因鬥毆殺死賣茶翁，無處容身，便幹脆投筆從戎，投奔到名將趙葵（時任淮東製置使）麾下，作詞毛遂自薦，擔任幕僚，後因功累累擢升，成長為一代名將。由於在兩淮戰區抗蒙戰爭中戰績頗著，餘玠得到了宋理宗的接見。當時，餘玠很慷慨地說：“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宋理宗由此對他刮目相看，並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