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名著32種

二十一、比較製度分析

青木昌彥

【主要內容】

市場是人類形成的最重要的製度之一，傳統上，經濟學家一直都在分析市場的運行機製。然而，最近，經濟學家和其他研究人員開始正確評價許多與製度相關的事件與現象。這些事件和現象對經濟績效有重大影響，例如共產主義國家的消亡，矽穀和電子商務的出現，歐洲貨幣的統一，東亞金融危機等。

在《比較製度分析》這本書中，青木昌彥運用現代博弈理論，構建了一個理解經濟製度相關問題的分析的框架。該書討論的範圍較廣，主要考慮了如下幾方麵問題：製度是如何演化的，為什麽製度的整體安排在各經濟間是突出而變化多端的，為什麽有的製度沒有隨著技術進步、全球市場的整合，以及人口變化等環境因素發生變化，而有的卻發生了變化。

本書共15章，由三部分組成。作為理論預備，第一部分主要介紹與博弈論相關的概念，並運用均衡製度模型分析了製度結構的一些基本要素，其中包括產權，社區規範，產權交易的治理機製，組織規範以及國家。以此為基礎，第二部分側重於建立製度分析的博弈論框架。與經濟學流行的將製度視為外生的博弈規則的觀點不同，青木教授將製度視為一種均衡結果，它內生於參與人策略互動的經濟過程，通常表現為一種自我再生的約束或規則。個人在決策時擁有的信息及其分布對製度均衡的影響被特別強調。第三部分是對第二部分理論框架的具體運用。其中包括分析不同的信息係統特征下企業組織之間的製度互補性，關係型融資與不完備勞動力市場的互補性；新興的矽穀模式的信息係統和治理結構的特征；以及企業的各種製度類型與其相關環境的互補性；等等。

本書的一個突出貢獻是論證了博弈模型中通常存在的多重均衡問題恰恰為製度的比較性和曆史性分析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說，均衡的多重性正說明了不同的製度環境和曆史過程在選擇特定均衡結果時的相關性和重要性。由於青木教授這一創造性的解釋和闡述，一個本來被理論界視為困惑性的結果成了經濟學一個新興領域――比較製度分析的起點和基礎。另外，本書綜合和發展了許多他人的研究結果，使這些本來是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努力最後匯集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之下，並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影響。本書毋庸置疑將成為比較製度分析領域的奠基性著作。

一、製度觀與製度演化理論

和傳統經濟學不同，青木把製度放到博弈論的視野中進行考察。正如亞當?斯密曾經指出的，國際象棋是按照棋子自身的行動規則（動機）進行的遊戲，人類社會的博弈也與此相似。青木昌彥繼承了諾思關於製度的看法，把製度視為博弈規則，並假定當事人有限理性等。和諾思不同的是，青木相信製度存在於當事人的意識中，並且可自我實施；製度作為共有信念的自我維係係統，其實質是對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或信息濃縮）。作為意識的一部分的製度可以存在於參與人的意會理解中，也可以存在於人們頭腦之外的某種符號表征中，但無論如何，它都起著協調人們信念的作用。因此，青木昌彥認為，博弈的要素包括博弈的參加者、已規定好的博弈規則和使這些規則得以實施的機製以及人們對於博弈如何進行所擁有的共同信念，而在此基礎上達成博弈的均衡性。簡言之，製度就是人們對於博弈如何展開所擁有的共同信念。

和諾思一樣，青木假定環境變化帶來獲利機會，參與人需要調整決策以尋求利益最大化，這可視為一個博弈過程。即使參與人無法、甚至也不需要推斷其他參與人行動決策規則的全部細節（即參與人有限理性），但在反複博弈中，也可以了解有關參與人在行動決策中可能采用的規則的一些顯著特征。參與人根據這些濃縮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種可能情況下的行動規則（即策略）。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動規則準則，這些規則準則是不完備的、濃縮的。當這些濃縮認知穩定下來並不斷再生時，參與人自己的行動規則才能趨於穩定，成為參與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當參與人的信念和行動規則一致時，納什均衡出現了。

均衡被參與人共同遵守，在均衡條件下，每一個參與人對他人選擇行動規則的預期穩定下來，這種預期沉澱為共有信念，參與人相互之間通過共有信念進行持續博弈。製度在這種預期穩定和共有信念形成過程中產生，並作為均衡的概要表征協調著參與人的信念。參與人基於共有信念決定隨後的策略選擇，導致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過來又強化了關於它的概要表征。經過這樣一個反複過程，製度不僅內生出來，而且穩定下來，並作為客觀之物呈現在參與人的意識中，被參與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製度本身也獲得了自我維持功能。

青木認為，現實經濟社會裏還存在不同市場經濟模式，如日本式，美國式，法國式，英國式等等，如何理解這種製度的多樣性轉型國家應轉向哪種市場經濟模式？製度如何演化？博弈論的多重均衡性？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比較製度分析的形成就是一個很好的分析工具。青木運用他的理論，對當代經濟中複雜的製度安排進行了分析，包括公司治理機製、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矽穀模式等。他介紹說，比較製度分析雖然是對微觀經濟的考察，但對於人們對宏觀經濟的把握也有所幫助；並且，他所歸納出的整體性製度安排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各國不同的社會製度的，因而具有很強的可借鑒性。

綜上所述，青木的製度演化論是一種內生性博弈均衡的製度觀，他通過建立主觀博弈模型來說明他的製度演化思想。他認為製度可以理解為一種均衡到另一種均衡的移動過程，其中伴隨著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和對製度共同認知的變化。雖然自發性和誘導性（人為作用）製度變遷存在明顯的區別，但它們在變化過程中必須滿足一個共同條件：在初始政治域，必須有超過臨界規模的參與人修改對於域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認知，並以分散化或相互協調的方式聯合采取新策略，這樣才能導致新均衡序列的出現。青木在用博弈論進行製度分析時，按對博弈主體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把博弈模型分為古典博弈模型和進化博弈模型。他認為進化博弈則適合於分析以慣例和習俗形式體現的製度的自我實施性。同時，青木在用進化博弈模型分析製度演化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放棄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礎上的古典博弈模型（子博弈精煉均衡），並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古典博弈模型在分析問題時也還是有效的。這樣在青木的研究框架中他就很好地把主流經濟學的完全理性框架和基於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使之應用於對轉型經濟的製度結構演化的分析，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對於在全球一體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術大發展的情況下，全球範圍內整體性的製度安排仍然呈現多樣性的原因，青木教授認為，各種製度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這是製度體係比較穩定的原因之一。社會博弈的某一領域將發生怎樣的均衡（即製度），是由其他領域裏已存在的均衡（製度）決定的，最終有可能出現數個均衡並存的局麵。這就解釋了為什麽相同的製度在不同的社會裏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青木教授認為，與其說這是一種製度的扭曲，毋寧說這是製度隨環境和條件變化的演化。青木認為，新製度能否成功，最終取決於參與人的實際博弈行為。前東歐國家的激進改革之所以在經濟績效的意義上失敗，是因為這種製度盡管得到了某種形式的認可，但卻超出了絕大部分參與人的認知水平和行動能力。在計劃經濟中生活了幾十年的參與人，無論是官員，企業管理者還是民眾，誰都不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誰都不知道如何去設計和操作市場規則，由此造成宏觀層麵上製度供給能力不足，改革決策頻頻失誤各微觀主體自發創新能力弱，自覺適應新規則的能力也弱。即使有所謂的理想製度移植過來，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製度變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相對於不同主體的製度博弈能力而言），是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適應的過程。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於改革的戰略策略選擇適應了這樣一個過程。在漸進改革過程中使參與人獲得了學習機會，提升了博弈能力，建立起與當時的博弈主體能力相適應的製度規則，使製度供給與製度需求相互調整，相互適應，從而保證了改革與發展的有機統一和相互促進。

二、比較製度分析的核心內容與研究領域解讀

（一）企業理論

比較製度分析理論運用了博弈論的方法，研究了企業的合作博弈思想，把企業看成股東作為一方聯盟，雇員作為一方的聯盟，企業的管理政策和組織內部的分配看成是股東、雇員合作博弈的結果。該理論是企業的一般化理論，新古典企業理論和工人控製企業理論可以看成是兩種特殊情況（Aoki，1980；1982；1984）。

（二）市場經濟微觀結構

青木昌彥結合日本情況對傳統市場經濟微觀結構的觀念進行了批判，如等級製是市場的唯一替代物，廠商是股東的財產，市場導向的契約是唯一的激勵手段等，指出日本企業內橫向協調的信息結構、廠商行為是股東和雇員的合作博弈的結果、企業內部以級別等級製為激勵手段的特征。日本企業融資也區別於英美的市場導向製度，而是銀行導向製度，尤其是日本企業的主銀行的相機治理結構。日本企業各方麵特征之間、企業內橫向協調、工人的背景導向技能、不完備的勞動市場、管理層受工人和股東的雙向控製、企業內等級的激勵手段，主銀行的相機治理結構是相互聯係的，構成內在一致的整體，他運用製度互補性說明了這一點（Aoki，1994；1996）。日本企業製度和西方企業製度在要素市場環境和內部結構關係不同，提出了兩個問題：日本現在的企業製度如何形成的？為什麽會形成與西方不同的特征？對於第一個問題，早期他強調了政府設計的作用（Aoki，1994），認為日本政府在戰時引入的製度安排隨著民間工作組織的演化，經過民主化改造後仍然可行（Aoki，1996），後來認為政府政策、環境因素、自發因素和曆史偶然事件均對日本企業製度發生過影響，但不存在單一因素足以促進它的產生，是製度的共時關聯的動態過程導致它的產生（Aoki，2001）。對於第二個問題，早期運用進化博弈論分析了組織慣例和人力資產的共同演化，認為一旦這兩種均衡在曆史上形成，雖然它們不是最優均衡，但要改變非常困難（Aoki，1996；1999）。進化博弈可以解釋給定發展約束（組織結構各種類型）的條件下，組織慣例多樣性的現象，但不能解釋這種發展約束是如何決定的（哪些組織結構是可能的），他提出了主觀博弈模型（Aoki，2001）。

（三）公司治理結構

青木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相機治理的模型，以次優的方式解決團隊生產中免費搭車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青木轉向矽穀模式研究，考察了矽穀信息結構和治理結構的特征。指出矽穀模式信息包裹的信息結構特征和VC―聯賽式治理結構之間的互補性，認為模塊化是新產業結構的本質。進一步地，他從信息結構和治理結構之間的互補性，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分析，對應組織不同信息結構應有不同的治理結構。最後用博弈論的統一框架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比較製度分析，他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將公司治理結構界定為在公司組織域控製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工人、經理）相機行動決策的自我實施規則（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規則），公司治理結構有可能是多重的，在討論公司治理的自我實施機製時，特別注意了組織域和金融交易域的製度關聯和來自其他互補性域（勞動交易域和政治域）的製度約束（即製度互補性）。

（四）比較製度分析的四個應用範例

20世紀90年代，他組織了世界銀行經濟發展研究所四個國際項目的研究：日本主銀行體製及其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中的相關性研究（1991―1993）；轉型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製和銀行的作用（1993―1994）；東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製度分析（1993―1995）；經濟發展中的社區和市場（1999）。對日本主銀行製度進行了介紹，認為對轉型經濟有借鑒意義。針對日本銀行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提出了關係型融資的新定義，認為競爭加劇不一定損害關係型融資。基於意會知識的關係型融資仍將保持活力。青木昌彥（Aoki，2001）對於轉型經濟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指出了“內部人控製”現象，提出了多樣化的轉型道路，不僅包括股東主權和競爭性資本市場模式，也可以依企業的財務狀況轉移控製權的相機治理結構，特別強調了公司治理結構與其他製度安排之間的互補關係，認為轉型方向不確定，隻有一係列製度的有機發展才能決定銀行機構和資本市場在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相對重要性。針對“東亞奇跡”，研究了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市場增進論”，認為政府政策的職能在於促進或補充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而不是將政府和市場僅僅視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親善市場論”。運用博弈論，認為社區規範是內生的，在既定技術和地理條件下，社會經濟因素在多種規範選擇中起著重要作用。這四個項目的研究是比較製度分析應用很好的範例。

（五）比較製度分析理論框架

標誌是《比較製度分析》一書的問世。他提出了共有信念的自我維係和均衡的概要表征製度觀，運用博弈論分析了製度的多樣性和演化：從製度互補性的角度論述了整體製度安排的多樣性，引入主觀博弈模型從主觀（認識）機製，以及製度的曆時互補的客觀機製，來分析製度的演化，得出了全球範圍內整體性製度安排在全球一體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術大發展的情況下仍然呈現多樣性的結論。

【簡要評述】

20世紀90年代以來，比較經濟體製的研究經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創新時期。從運用新製度經濟學的方法論對比較經濟體製研究進行理論體係的整體改造和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進展，是出現了“比較製度分析”的前沿性成果。

比較製度分析是近幾年國際比較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的最新理論發展。青木在書中對製度進行了重新定義，討論了在公共資源、社會交換、組織結構等領域的製度產生和演化的條件和狀態，在此基礎上，作者借鑒曆史上一些著名的製度安排的案例，構建了關於製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經濟整體製度安排的係統特征及其變遷。最後，作者根據該分析框架對當代經濟中現實且更複雜的製度安排進行比較製度分析，包括公司治理機製、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日本主銀行製和矽穀模式等，綜合上述分析，作者歸納了整體性製度安排的幾種重要模型，並對全球範圍內整體性的製度安排在全球一體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術大發展的情況下仍然呈現多樣性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設想。《比較製度分析》一書被譽為製度分析學的經典著作而備受關注，在經濟學界引起極大反響，本書的出版把比較製度學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為創立新比較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

（陳慧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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