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二節 中央黨校學習

1944年4月，經過考試，中央組織部把我分配到培訓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二部去學習。三十八軍回到延安的其他同誌被分配到五部學習。此時張西鼎也在黨校五部學習。

一天晚上，張西鼎等人把我從中央黨校叫到西北局駐地。我到後，看見在座的有高崗、歐陽欽、馬文瑞、汪鋒等。我剛坐下，高崗就劈頭蓋臉地大聲說：“張西鼎對你有很多意見，要對你進行批評。”高崗話音剛落，張西鼎就開始發言，對我進行批評。整整談了一個晚上，不讓我發言，也不讓我申辯。張西鼎說他對我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方麵和工作方麵的積極、有魄力、有能力是佩服的，沒什麽意見，但對我在工作和生活作風上是有很多意見的。他從不讓他當工委委員、不執行陝西省委決定、不與省委保持一致，談到我行動起來前擁後衛帶的人馬多，突出個人，用手榴彈在河裏炸魚吃，生活比較講究等；說我總愛給學生講《中國向何處去？》，其實是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用來搞公開宣傳等等。總之，翻來覆去說的盡是一些生活上和他個人如何被排擠、被不公正對待等問題。

第二天晚上，高崗沒有來，由馬文瑞主持繼續開批評會，我在會上對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和作風做了自我批評，對一些誤會和無中生有的事也做了說明。最後，馬文瑞、汪鋒等同誌也發了言，並做了結論。他們說，在開這個會之前，聽的是一麵之詞，對範明同誌的確有很多看法，現在問題講清楚了。範明同誌在政治上、工作上是有開拓精神、有成績的，在作風上有個人英雄主義，他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評，這很好。張西鼎同誌在政治上眼光不夠大，但作風上樸素，工作也是好的。結果，一場風波就這樣不了了之。這事當時對我並無多大震動，但今天想來，這時的黨內生活尚屬正常，開這樣的批評幫助會也的確是實事求是、和風細雨，為工作為同誌，都是一件好事。可是，建國後在“左”傾思潮泛濫時，這些好的做法都被扭曲了，變成了殘酷迫害同誌的手段。

在中央黨校二部，我被選為第十三支部的書記，王甫為組織幹事，徐寅生為生活幹事。

1944年5月，日軍進占河南洛陽等地後，一天，高崗奉毛主席命令，坐著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大卡車，把我和張西鼎緊急接到棗園麵見毛主席。當時在座的除高崗外，還有任弼時、黨校二部主任張鼎臣、副主任安子文等。毛主席握著我的手風趣地說：“小米飯把你吃胖了，馬列主義把你喂飽了，該當重任了。”並讓我在他旁邊坐下。張鼎臣、安子文等報告說：“範明同誌在黨校學習很努力，還做了一次中國古代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比較報告，很有見地。”主席笑著說：“我知道，他和我也談過。他還是個土郎中呢。”高崗也指著我對毛主席說：“他對西北軍情況很熟悉。”毛主席說：“我看過他寫的材料，現在就談起來吧。”接著，毛主席詳細詢問了我1943年初回部隊後傳達執行中央指示的情況和三十八軍近一年來的組織和政治情況，我匯報後，毛主席說：“最近中原形勢變化很大，西北軍的龐炳勳、魏鳳樓、鹿鍾麟，還有吳芝圃的鄂豫皖軍、孫蔚如的第四集團軍都集結在鄂豫皖蘇地區，這對開辟敵後戰區很有利。中央決定成立中原軍區，你回三十八軍去組織起義，擔任三十八軍政治委員。軍區以三十八軍為主，另外，把魏鳳樓、武勉之部黨的關係介紹給你，黨校各部再給你配備一些在敵後工作過的幹部，在軍區黨委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並要我寫一份組織計劃（包括各師、團主要人員的職務安排）和行動方案給他。我聽後有些緊張，慌忙說：“任務重大，政治委員最好由蒙定軍同誌擔任，我當副的。”毛主席說：“蒙定軍可以當副政委，不必計較，這是工作需要。”我又問：“張西鼎同誌怎麽安排？”主席指著張西鼎說：“他可以協助你工作。”我又要請示，毛主席笑著說：“好了，三十八軍的人和物等事情你都很熟悉，你計劃安排。限你在一個星期內，作出一個全麵的計劃，張西鼎協助你，不要再增加人，要保證秘密。”毛主席站起來向高崗等人說：“從現在起給他們安排一個地方，吃喝拉尿都在裏麵，不準和外界接觸。”高崗回答說：“都已安排好了，主席放心。”

高崗還用那輛接我們來時坐的比馬車能快點的大卡車把我們拉回西北局。一下車，他親自把我和張西鼎送到西北角的第五層窯裏，裏麵已備好筆墨紙硯等。高崗把組織處長馬定邦和總務處長叫來當麵，對生活起居和組織紀律做了嚴肅認真的安排。之後，我和張西鼎就開始不分晝夜的工作起來。由我起草，由張西鼎抄清。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寫了部隊的組織計劃和起義行動計劃，在人事安排上，把張西鼎安排為軍政治部主任。張看了後，把草稿摔到我麵前，指著他的名字說：“你知道不知道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是什麽關係？”我說：“政治部主任受政治委員領導。”他當時大聲吼道：“毛主席要我協助你工作，我隻比你低半格，為什麽不能當副政委？”我對他解釋說：“在主席那裏，我請示由蒙定軍當政委，主席不同意，並明確表態這是工作需要，這你是在當麵的。我是經過認真考慮把你安排為政治部主任的，就這樣，回部隊後能否通過還是個問題，這你也應該是知道的。你如果有意見，可附上你的意見，請毛主席裁奪。”他不再高聲，但還強辯說：“你在部隊時當連長，我也當過連長，你到三十八軍還沒有我時間長，你就能當政治委員，我為什麽不能當副的？”說著躺到床上，拉著被子蒙上頭睡起覺來。我繼續寫材料，第二天清晨醒來時見他床上無人。他一連幾天跑出去搞什麽也不告訴我，也不再幫我寫材料。我把材料寫好後交給西北局轉報毛主席。但過了幾天，西北局忽然通知我，叫我們回中央黨校學習，並要求我忘掉毛主席的決定，不要再向任何人談起這件事。我當時雖然覺得很突然，也意識到可能與張西鼎有什麽關係，但我確信這是毛主席改變了決定，因為毛主席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那時已經確定。因此，我又回到黨校，一直遵守著這個決定，也從未向任何人談起這件事，也不再想這件事。

此後，我便專心努力學習。除了有係統地學習了黨史上兩條路線問題外，又運用整風方法，學習了毛主席的《學習和時局》、《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以及《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這實際上是繼1942年的整風運動之後又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整風學習。在這一過程中，對自己存在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才真正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出發，進行了係統的自我批評，做了認真的總結，初步提高了階級覺悟和思想認識。特別是學習了黨史上兩條路線是非問題之後，對毛主席和主席的思想從樸素的信仰和忠誠，上升到以馬列主義和階級觀點分析理解的理論高度。這對我以後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主動運用毛澤東思想和獨立分析思考問題進行勇敢鬥爭，打下了思想自覺性的牢固基礎。

從5月到12月，我一直在中央黨校學習。這時黨校二部的主任是張鼎臣，副主任是安子文，我和他們接觸不多。

1945年春，時任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中央黨校教務主任的張秀山和二部主任張鼎臣、副主任安子文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開辟敵後中原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任命張秀山為中原區黨委書記，準備到河南去開展工作。要我協助搞組織和統戰工作，並讓我暫停學習，集中力量向黨校一、二、三部從各抗日根據地回來學習的黨政軍民各級幹部，調查了解建立根據地的各方麵經驗，寫出一個總結報告。我奉命後，經過一段緊張的工作，不僅進行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寫出了報告，而且還選定了一批幹部，準備去中原。報告交上去後，張秀山通知我和黨校一部一位姓周的同誌（因為隻接觸過一兩次，想不起名字了）一起準備組建中原軍區的工作。又叫我們兩人一起去找彭真，請教在敵後建立根據地和搞武裝的經驗。彭真談了一大套，在談到軍事民主問題時，他說：中國曆史上最好的軍隊是嶽飛的軍隊，人稱“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但嶽飛的軍隊沒有軍事民主；到了近代，馮玉祥的軍隊算最好的，但也沒有搞過軍事民主；現在毛主席要在軍隊裏搞軍事民主，這是個新事情，是個冒險；你們搞軍隊時，可以先試試看；等等。自己當時在這個方麵並沒有經驗，所以沒有說什麽。一個星期後，張秀山又通知我說：“中原局暫不搞了，你繼續留黨校學習。”

先後兩次改變，使我在思想上產生了疑問，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麽一回事。直到1957年5月，中央政治局批準了我起草的中央《關於西藏工作的決定》，周總理要楊尚昆派專機命我返藏傳達，途經西安時，時任陝西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張西鼎，通過軍區司令員楊嘉瑞，請我到軍區吃飯。飯後張西鼎邀我到小禮堂，向我當麵檢討，賠情道歉，痛哭流涕。他說在延安時，他曾深夜去找時任中組部長的彭真同誌，說毛主席對我的了解很片麵，隻看重了我的能力和才華，沒有看到我危險的一麵。彭真急問：“什麽危險方麵？”張西鼎說：這個人確有些雄才大略，很能幹，也使人佩服，但個人英雄主義嚴重，一旦掌握大權會尾大不掉，不聽指揮鬧獨立的。張西鼎並解釋說，他並沒有說別的，隻是說我個人英雄主義嚴重，政治上沒有問題的。他說他當時找彭真告狀，一是他那時對我確有看法，一是想讓彭真壓我，要他當副政委，或將我撤換。沒想到雞飛蛋打，搞黃了事，他很後悔，很覺得對不起我。我被他真誠的檢討所感動，也對自己過去在作風上有些粗暴、不能很好地團結同誌、個人英雄主義時有表現等做了自我批評。雙方都表達了永棄前嫌，既往不咎，互勉互勵，共同進步的良好願望。至此，我才解開了當時的疑團，也明白了1954年彭真在北京見到我時對我說：範明，過去聽了別人的話，對你誤解了的意思了。現在想來，毛主席當時是要委我以重任的，可惜事出有因，終未如願，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追述在此，也給後人一個教訓，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人，才能更好地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多貢獻。

6月，我仍回黨校學習，仍然擔任十三支部的書記。我和王甫、徐寅生一起，領導支部學員集中學習討論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討論中，有一部分學員認為實際領導抗日的是國民黨蔣介石，共產黨和毛主席隻是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認為抗日的主力軍是國民黨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隻能在政治影響上說是抗日戰爭的主力軍。我和王甫、徐寅生等一起，對這種投降主義的謬論，根據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的論述，進行了辯論和批判，得到了黨校領導上的表揚。

8月，聽了毛主席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方針的《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的傳達報告，我們組織支部學員進行了學習和討論，使大家認識空前提高。對當時的國內階級關係，國共兩黨關係，我黨應取的方針策略，以及當前和未來的發展趨勢等，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特別對蔣介石“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夥”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因此大家都信心百倍、整裝待發，隨時準備奔赴前線去投入戰鬥。

1945年9月初，中央決定組織幹部去東北工作，並決定歐陽欽去東北擔任領導職務，要他動員中央黨校的學員和機關幹部去東北工作。歐陽欽到黨校動員我和愛人梁楓同去東北工作，我欣然同意，到中組部報名參加，還買了一頭毛驢，隨幹部團出發。剛走出延安不遠，當時接任歐陽欽工作的西北局秘書長兼統戰部長張德生同誌派組織部的馬振幫處長趕來，向歐陽欽說明中央的意見，認為我的作用主要在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和地下黨工作，希望將我留下，黨校和我一起去東北的同學們也要我和他們一起去東北。歐陽欽當即召開黨員會議，說明他也很想叫我去東北，但從工作需要和組織原則出發，把我留在西北更好。我隻好服從，當天，中組部即調任我為西北局統戰部處長，負責管理西北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和三十八軍地下黨的工作及統戰工作。當時，和我同在統戰部當處長的還有劉庚、嚴克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