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三節 白區布點工作

1945年9月，中央決定大力開展白區（蔣介石統治區）布點（建立秘密據點）工作。高崗開會回來召開了西北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決定：首先說明了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準備大打內戰的跡象很明顯，我們必須一方麵和平建國；另一方麵必須利用大好時機，大力開展白區布點工作，建立一支強大的地下統戰大軍和地方武裝大軍。並對如何貫徹執行中央決定做了討論和安排。高崗說：毛主席在聽了他的有關匯報後，當場指明要我（範明）負責把原三十八軍係統的黨員幹部和非黨進步幹部分別派到西北五省區，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地下黨軍事據點，並當場決定要我去陝西省委全權負責進行這一工作。

行前，高崗親自給陝西省委寫了一封信。內容是中央決定由我全權負責三十八軍係統的黨員幹部和非黨進步幹部（實際上是指三十八軍當時所發展的黨員培養對象），在蔣管區建立軍事據點，要省委將邊區內外的這類幹部關係交我，以三十八軍係統的幹部為基礎，並結合省委原在各地此類力量完成這一重大任務。同時給我派了警衛人員，配備了馬匹，給了經費。

10月上旬，我到了駐馬欄的中共陝西省委，把信交給時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的張德生同誌和軍事部（統戰部）長汪鋒同誌，當即開展了工作。首先從陝西省委關中教導團的三十八軍教導隊（由三十八軍回到邊區的幹部所組成。1944年5月中原會戰時，日軍一個師擊潰了湯恩伯20萬部隊，將三十八軍全線暴露在敵人的包圍圈中，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部隊中被打散的一大批黨員幹部和進步人員逃散關中地區。西北局指示中共陝西省委，將這批幹部，經蒙定軍同誌接收，送到馬欄組成關中教導團三十八軍教導隊，共約100餘人）中調出溫偉（現名鄧元溫，原在三十八軍擔任我與毛主席通報的絕密譯電員）當我的秘書。之後，又召回了西北特委工作負責人、原三十八軍工委書記蒙定軍等有關同誌以及陝西省委統戰部的楊信等人負責查明三十八軍教導隊這批人的社會關係和所在地區並協助我工作。在陝西省委大力協助和同誌們的積極配合下，先後向西北五省區以及河南和四川（川北）等省派出625人，共建立126個統戰據點和軍事據點。

完成以上任務後，我於12月下旬回到駐延安的西北局，給西北局寫了一份《關於在大後方建立三十八軍係統幹部黨員和非黨幹部名單簡曆與據點地區詳細報告》。此報告現存中央檔案館。

在白區布點中，共有原三十八軍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200餘人。其中以蒙定軍同誌直接領導下的張誌剛同誌等組成的西北軍事情報組和西北補給區司令部擔任機要參謀的原三十八軍教導隊學員黨員楊萌東同誌，這兩個點，成績最顯著。他們分別將胡宗南部隊以及在陝西、甘肅等地的其他國民黨部隊的編製、人事、戰鬥序列、兵力、駐地、作戰計劃、行動時間的情報，通過秘密電台或地下交通線，送到西北野戰軍彭總處，為蟠龍殲滅國民黨一六七旅、瓦子街殲滅國民黨二十九軍、青化砭戰役等大捷，為保衛延安，解放西北貢獻了力量，曾兩次受到中央及彭總的表揚和獎勵。

解放戰爭中，這批據點絕大部分起到了武裝起義、瓦解國民黨軍防線、“開城門”、“放吊橋”、提供軍事情報、裏應外合等多種重要的配合我軍工作的作用，為解放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其中，主要的起義有：朝邑起義、白水起義、川北和漢中的起義、安康自衛軍的起義、蒲城起義、渭南華縣的起義、臨潼起義、鳳翔起義、天水起義、武都起義、藍田起義、西安的部分保安部隊的起義、烏遷喬領導的國民黨新三十八軍十七師在荊紫關的起義，以及由郝步青、王尚信等在河南開封、南陽、鞏縣等地領導的起義等等。主要的據點（能記憶起來的，因中央檔案館所存報告原件不準抄錄外泄）有：以韓增友、羅曼中為首的同朝據點，以雷寒柏為首建立的合陽黑池據點，以王靜遠（王剛）、吳敬堂、張萬北、王拯中等為首建立的二華（華陰、華縣）據點，以韋應文、魏永清等為首建立的蒲城據點，以楊培材（楊振魁）、田煥貴等為首建立的白水和北同官（今銅川）據點，以薛高濤（薛宗厚）、李崇信等為首建立的周至、戶縣據點，以李雲軒為首建立的鹹陽據點，以杜剛、李康等為首建立的高陵據點，以伍峰山（伍力）、高秦生（高德芳）、宋世元、趙一平、武剛毅等人為首建立的川北、漢中、安康等地據點，以王廷傑、路誌青等為首建立的天水、武都據點，以郝步青、王尚信等人為首建立的開封、南陽、鞏縣據點，以高慎之等為首建立的保安團，還有以孫乃華為首在三十五師電台建立的據點等。這些同誌大都回到了人民的懷抱，還有一些深入埋伏去了台灣，還有一些同誌因是秘密派遣以後又無法聯係，或已犧牲，其本人及家屬長期背著反革命人員和家屬的罪名，作出了重大犧牲。在此，我對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歉意。

這次白區布點共涉及七個省區，其中被捕叛變一人，起義中犧牲計有王尚信同誌、孫乃華同誌、袁誠生等同誌。韓增友、羅曼中負責的同朝據點，曾持我寫的信到我家中，將1944年我們從三十八軍撤離時帶回埋藏的一批槍支彈藥提取，組建了同朝遊擊武裝。

白區布點工作是統戰工作一項成就輝煌的工作。記得瓦子街戰役之後，彭德懷司令員在總結會上曾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不僅是人民解放軍的統帥，實際也是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指揮國民黨軍隊的統帥。從現在多路統戰同盟軍起義和地下情報軍所起的重要作用來說，毛主席不僅是解放軍、國民黨軍的統帥，而且還是統戰軍、地下情報軍這四大方麵軍的統帥。由此可見，毛主席曾經預言三年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是有科學依據的戰略論斷，是可以指日實現的。”結合白區布點工作的實踐，以及回顧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百萬大軍的起義投誠曆史，對彭總風趣的概括和毛主席在製定黨的三大法寶時（首見於《共產黨人》發刊詞）把“統戰工作”放在首位，有了較深刻和全麵的理解，這對我今後在野戰軍中及在民族工作中運用好統戰法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我將白區布點工作做了全麵的文字總結，返回西北局，將材料交給了張德生同誌。此時，高崗已去東北，習仲勳接任西北局書記。這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了習仲勳同誌。

1946年2月，聽了中央某同誌的一次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論點。他說，依靠“三國三民”作保證，加著蔣介石的“和平誠意”，內戰就可以打不起來。目前的形勢已經進入“和平民主的新階段”，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搞議會鬥爭，合法鬥爭，搞民主，搞競選，要“放下槍杆子”，“拿起筆杆子”。他還說現在是知識分子吃開的時候了，過去光嫌知識分子隻是能說會道，能寫會算，就是不能埋頭苦幹，嫌他們這不行、那不行。你看，現在不是都用得著了嗎？搞議會鬥爭、合法鬥爭，搞競選，就是靠能說會道，靠講演，不然人家不投你的票，那怎麽能行呢？還說要取消在國民黨軍隊裏的黨的地下組織，黨員要麽發表聲明，退出國民黨的軍隊，要麽退出共產黨，作為個人在國民黨的軍隊裏任職。並要求管理地下工作的組織，不能那麽小手小腳、小裏小氣，要放開手腳大煞大砍，軍隊要複員，等等。由於我不久前才學習討論過毛主席《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對“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極為認同，所以深感該同誌的這個報告精神上與毛主席有較大區別，非常吃驚，也較苦悶。於是，我很快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個意見書，主要是說：根據毛主席的曆次教導，我認為該同誌的報告“放下槍杆子，拿起筆杆子”，搞軍隊複員，放棄統戰，以此來和蔣介石搞議會鬥爭、合法鬥爭，是“與虎謀皮”，不但不可能，而且很危險。並建議不僅我們解放區的武裝部隊不能放下武器搞複員，而且也不能取消我黨在國民黨軍隊裏的組織，應當繼續按照“蔭蔽精幹”政策，組織軍營外黨的組織，分別單線領導在國民黨軍隊裏的黨員工作等。這個意見書寫好後由鄧元溫謄抄清晰，然後交由西北局轉交中央和毛主席。結果，受到了張德生代表西北局的嚴厲批評，說我思想別扭，意見不對，對該同誌的報告不應提出反對意見等等。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晚上，習仲勳、張德生、馬文瑞等從中央開會回來，打著燈籠經過我住的窯洞時，把我叫到門口，對我簡單地說：中央開了會，已經對該同誌報告做了糾正，說我的意見是對的，並宣布取消對我的批評。建國以後，張德生同誌曾親口對我說，是毛主席說我的意見是對的。當時聽了該同誌的這個報告後，許多知識分子幹部歡天喜地賣東西，準備出去搞議會工作，而我卻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見，毛主席表揚了我。因為此事，大家當時開我的玩笑，說我是知識分子幹部中迷信槍杆子的“粗頭”，一時成為笑談。張德生的夫人王文同誌直到1957年見了我時，還以此事來說我的笑話。這件事情，一則使西北局乃至中共陝西省委當時的一些領導同誌對我有了較好的看法，對我較親近，一則也由此助長滋生了我後來曾有過的驕傲情緒。

1946年5月，由原國民黨三十八軍起義部隊組成的民主聯軍三十八軍參謀長王汝昭來到延安西北局，向習仲勳、張德生等匯報了三十八軍起義的經過。其中專門談了張西鼎於1945年春奉命到原三十八軍駐地去組織起義。但他領著中央派去的周仲英同誌卻一直住在距部隊很遠的河南省靈寶縣尤繼賢同誌的家裏，不敢到部隊中去。在劉威誠和李森（梁勵生）同誌領導部隊起義並把部隊接到解放區多日後，張西鼎才到部隊。可是，周和張等給中央的報告中卻說是由他們率部起義到解放區的，並當上了民主聯軍三十八軍十七師的政治部主任。對此，三十八軍的老同誌們意見很大。第二天，張德生把我叫到習仲勳那裏，給了我一卷材料，說這是張西鼎過去向高崗控告我的材料，經過調查了解是不符合事實的，其中有說我把朱曼青同誌暗殺了的材料，而朱現在還是領導起義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顯然胡說。張德生說：把這些材料給你看一下之後就燒了，不再存檔了，你有什麽意見可以寫個申明。我之後寫了一個申明，張德生看後轉給了當時在華北的劉伯承司令員，因為民主聯軍三十八軍歸劉領導。建國後，張德生和汪鋒都曾告訴我說，劉伯承司令員對張西鼎就此事做了極為嚴厲的批評，張西鼎痛哭流涕，對自己鬧名譽鬧地位，將我視為他向上升的障礙而亂告一氣的行為做了深刻檢討等等。“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謝富治等人又以張西鼎當年告我的許多不實材料對我大加審訊和迫害，使我在秦城監獄中度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日，幾近命喪黃泉，今日想來，感慨萬千。張西鼎同誌1964年晉升少將後不久，1971年軍隊中開始清理林彪集團餘黨時不知遇到什麽樣的遭遇刺激而突發腦血栓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