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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的父親郝鵬程

我的父親郝鵬程,鵬程是他的字,名字是登第。因為我的祖父排行第八,是一位著名的木匠,不僅能造農用大車和馬拉小轎車以及各種農用家用器具,而且能設計和修蓋舊社會人們最向往的所謂三進四拱的大樓房,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郝八能。他和我六祖父一樣,由於他給當地李村的富戶做木工和蓋房,深受嘉許。我的外祖爺也就把女兒嫁給他,生下我伯父郝登基、父親郝登第二人。我的祖母據說不僅善於操持家務,而且善於織布紡線,這個以賣蒿蒿柴為生的家建成郝家富戶,都和她的辛勤勞動分不開。可是正當欣欣向榮之際,我的祖父郝八能由於勞累過度,吐血而亡。

我的父親年幼好武,在家庭私塾裏念了幾年書,便輟學習武。

我的家鄉,民風好武,有尚武之稱。每年到冬季農閑之時,有的地方搞賭博,而我家的青年人則集合到一起練武。當地將練武稱“坐堆”,就是20多歲的青年小夥子集中到關帝廟,專門請來拳師給教武術,由大家湊錢管拳師的飯。我家中幾輩人都會拳,我父親的拳術在陝西是有名的,他的師傅是陝西最有名的拳師鷂子高三。

鷂子高三,乳名鴻娃,又名寶童,大名高占魁,因排行為三,習慣稱高三,由於武術技藝高超,武林界尊稱“鷂子高三”。他是三原陵前人,生於清道光年間,經曆了清朝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代。以少林拳為基礎,並取河南、山東、江南、湖北各名拳師之長,創立了高家拳,名震全國武林。傳說數丈高的城牆,他能縱身騰空而上,有的說他能飛簷走壁,從窗戶飛出去,還有人說,他能貼牆掛畫,從城牆下跳起如飛,像鳥落在地上,也有人說他最絕的是“美女照鏡”,能夠背身一腳製伏對方。鷂子高三清末活動於北方各省,並在渭北各地收徒傳授拳術,活到92歲高壽而辭世。我的父親和大哥郝如泉(郝隆光長子)就是鷂子高三的徒弟。他們學拳是很刻苦的,腿上要戴著鐵瓦、鐵沙,一直戴三年不能取下,就是晚上睡覺都不得取下來。這樣練功,當將鐵瓦、鐵沙取下時人就飛起來了,一躍而跳到房上,走路像貓一樣輕,成了飛毛腿。再一點是學點穴術。

我大哥郝如泉,拳學得最好,特別對點穴很精,比我父親還學得好,可是一生不敢動手,是很有趣味的事。這位大哥身體魁梧,力如猛虎,五鬥麥的裝子(約150斤)可以一手提一個,或者把兩個裝子撂到肩上,扛著就走。

民間把秦腔叫唱大戲,把皮影叫燈影戲,把清唱叫自樂班,農村廟會或者老人逝世過三年都要唱戲。一個地方晚上唱戲,周圍十多裏以外的人都來看戲,一下子看戲人就有好幾萬之眾,隆重得很啊!晚上看戲多是趕著馬車來的,一下子幾百輛大車,拉著婆娘娃娃,從四麵八方來,一幫一幫的,因為人多擁擠,常發生口角就打了起來。當時有個規矩,不能在戲場上打,要打架就點個地方,雙方把人拉出去到一空地上打,打時不準械鬥,不準使用暗器。我這個大哥從來不參加這種打群架。有一次,一些年輕好鬥者不斷向他挑釁,在這種情況下,他動了一次手,一拳下去,就把一個人打死了。從此以後,我大哥就不敢再動手了,在家中不敢打小孩,在外邊不敢與人打耍,於是別人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老牛。他這有拳術卻不還手的名氣一傳出去,就惹得附近村子裏一群潑皮躍躍欲試。某天他外出正在路上走著,碰上一個人對他說:“你過來一下。”他跟著那人走到一個土壕邊,隻見一群人一起動手,用繩索絆倒他,一起把他拉下土壕,向他亂打亂踢。他隻是向他們說:“不要打,不要打。”但卻不還手。幸虧一位老者路過碰上,忙上前阻攔,大聲說:“你們要幹什麽,他是誰你們不知道嗎?他是郝老大,人家手動一下還不把你打死,人家腳動一下,還不把你踢死!”這些潑皮一聽都嚇跑了。我大哥學了拳一輩子未用過。

聽我父親說,有一個拳名叫“美人照鏡”,這個拳不是鷂子高三親自教他的,而是鷂子高三的繼任弟子薑老五教的,並向我講薑老五使計學得“美人照鏡”的故事。

鷂子高三有許多徒弟,其中最有作為的是他的傳人叫薑老五(乳名薑保)。薑老五是鷂子高三的“及門弟子”。及門弟子的意思,就是能住在師傅家的徒弟,可以一麵侍候師傅,做些雜活,一麵跟師傅學武術。薑老五16歲拜高三為師,在高三家當徒弟,出則背著褡褳相隨,入則灑掃擔水,幫助師母做飯,可謂恪盡厥職,十分恭謹。高三也悉心教授,甚為認真。但學了幾年,薑老五總覺得意猶未足,一再向師傅提出要學新的。高三無奈,對他實說:“薑保,方今天下未靖,你所學這一身武藝,出去走南闖北,足以防身。你知道江湖上的規矩,功夫沒有教完的,不是師傅不教你,是怕你武德不修,將來惹禍啊!”

薑老五早就風聞師傅還有一手絕招,叫做“美人照鏡”,但從未見他露過,知道是留一手,不願教給徒弟。薑老五已出師,仍賴著不走,思考如何設計學得絕技,想著想著就想到師娘身上。因此,他一天天賣力地幹家務活,對師傅不再教他也不強求。高三也由著他,既不再教武藝,也不說什麽。有一天,高三外出,薑老五沒有跟隨,留在家中。師娘在灶上蒸饃,薑老五燒火。薑老五這天麵對師娘,一麵拉著風箱,一麵思忖道,師娘跟師傅相親相愛,又是個練武的,師傅的絕招“美人照鏡”她豈有不知?想到這裏,心生一計,便風言風語,拿話撩撥她。師娘一聽,這徒弟趁師傅不在,竟敢無禮?隨手端了滾燙的饃籠向薑老五臉上打去。老五把籠撥到一邊,仍挑釁說:“師娘的那兩下不行!”師娘又拾起葫蘆瓢,從鍋裏舀了一瓢開水向老五潑去,仍被他躲過了。師母徒弟便到後院交手對打起來。兩人的拳路,都是傳自高三,正是棋逢對手,誰也占不了上風。打了多少回合,還是勢均力敵。正是難分難解之時,練拳的婦女,三寸金蓮穿的是鐵鞋,隻見師娘一下把雙手撲到薑老五的腳麵,倒立起來,用腳從背後一挑,鐵鞋正打在老五的眼睛上,一下子把薑老五打得昏了過去。停了一會,薑老五從地上爬起來,眼睛已經腫了起來。若不是練得一身武功,躲閃得快,一雙眼睛早就被師娘踢瞎。薑老五知道師娘的這一招,正是師傅保留的絕招“美人照鏡”了,於是忍著疼痛,納頭便拜,口稱:“謝謝師娘!”師母這才省悟,並不是徒弟無禮,而是來賺她的武藝的。高三回來聽說此事,覺得徒弟學藝誌堅,既然已知道了,就索性把“美人照鏡”傳給了他。

我父親講這段“薑老五偷學絕技”,真講得繪聲繪色,頗像一篇武術傳奇,我們孩子們聽得如醉如癡,個個入神,幾乎都想讓父親表演一下,以開眼界。稍大以後,我想父親講的薑老五偷學絕技,可能有所誇張,其目的是鼓勵後輩修文習武,奮發圖強的意思。

以後,我父親考進清朝在西安的講武堂,即清朝政府設立的軍事學校,畢業後成為“新軍”的一名軍官。接著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長輩們說,他早就是一個會黨,因為出門遠行常常可以不帶盤纏而沿途都有人接待。北方的會黨是洪幫,哥老會的一個派係。孫中山準備起義的秘密組織,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會黨來建立聯係的,而且“新軍”正是這些秘密革命組織集中活動的據點。以他一向豪放的性格特征,我估計他大約就在出門學習武功時結交了一幫江湖朋友,加入了洪幫,進而成為秘密組織的一員。我們家鄉,這種會黨成員被稱為“褐子客”,據說是因為他們常常穿褐色服裝的緣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由武昌起義,推翻清朝政府。10月22日,陝西成立秦隴複漢軍,在張鳳翽、張雲山率領下反對清朝,民眾將這次革命稱作“反正”,目標直指清朝陝甘總督長庚,攻打總督府。總督府當時稱滿城,也就是現在西安的新城。辛亥革命時我父親正在講武堂。張鳳翽率秦隴複漢軍攻打滿城不利,攻不進去,他想到講武堂,讓講武堂的人組織了個敢死隊,其中就有我父親。我父親從拳師鷂子高三那裏學的武功現在用上了。攻城開始,隻見他第一個飛躍上了城牆,砍倒了幾個戴紅纓帽子的滿兵,這時別人也跟著上了城牆,打開城門,秦隴複漢軍占了滿城,我父親立功並被載入史冊。

可是,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奪去了,他撤了陝西都督張鳳翽的職務,委派他的爪牙陸建章接任陝西都督,引起陝西革命黨人士反對。在此情況下,父親憤然辭去軍官職務返回家鄉,在櫟陽鎮開了一個既能放馬車又可住人、俗稱“騾馬大店”的旅店,以此結交來往革命黨人、哥老會兄弟。

我父親不當軍官了,但他還是洪幫的成員,利用這個騾馬大店,讓江湖上來來往往的人住下,還備四套車專門接待江湖上的人,並與他們在大店的場地上切磋拳術和練功比武。陝西關中把在大店裏練武叫“坐堆子”。通過坐堆子結識了許多朋友,結拜兄弟,其中有井勿幕、井嶽秀、楊虎城、史可軒、魏野疇、惠又光,一個綽號叫李煙杆子的李德升等13人,這13人就是楊虎城部隊的創始人。結拜時按結盟序齒排列,我父親為第六,從此在江湖上稱父親為六哥,李德升為大哥,楊虎城比我父親小,他見了我父親一直稱六哥。

楊虎城出生於陝西蒲城縣孫鎮的一個農民家庭,因為家貧,隻在私塾讀了幾年書就輟學了,輟學後當童工。清朝末年與當地農民組織中秋會,自任領袖,其綱領為打富濟貧,扶弱抑強,同生共死等。到1911年該會已發展到數百人。繼10月10日武昌起義之後,陝西也爆發反滿革命,楊虎城立即響應,率領中秋會部分人員參加到秦隴反滿複漢軍的行列,為擊敗清軍的戰鬥作出了貢獻。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奪,陝西部隊也落入袁世凱爪牙之手。楊虎城看到農民們沒有真正得到利益,部隊內部腐敗,戰爭複起,甚為痛心,毅然離開了部隊回到家鄉。1913年,在他的家鄉蒲城,率領農民抗租抗糧,打死了地方惡霸李楨,組織起一支反抗暴政的農民武裝——蒲城縣東鄉民團(因為這支農民武裝戴著紅帽圈,人們稱這支部隊為“紅帽圈”)。1914年楊虎城率領這支農民武裝駐紮櫟陽,並約我父親參加,父親同意了。

創建了部隊沒有槍,李煙杆子從北洋軍閥那裏搶了一部分槍,我父親將家裏的地賣了50畝,買了部分槍,但隻能裝備一個營。於是楊虎城把搞槍的任務交給我父親,要我父親為部隊造槍。我父親就當楊虎城的第一任“軍械局長”,造出一個櫟陽造的步槍來。當時我國使用的槍稱七九步槍,是漢陽兵工廠造的,人們稱這種槍為“漢陽造”。楊虎城要我父親仿照“漢陽造”在櫟陽把槍造出來,這種槍名為“櫟陽造”。我父親接受了這一艱巨而重要的任務之後,派了鄰村的張劍穎去完成。張劍穎到漢陽,經動員請到了一位有造槍技術的老工人。這位老工人造槍技術高,很快把槍造出來了。我父親拿起槍一看,外表很像漢陽造,就是沒有來複線。沒有來複線,仍是土槍。經詢問,這位工人說他來時把造來複線的機器拿不出來。這個能鑽出來複線的鑽頭像個棗核,因此工人習慣叫“棗核”。我父親又派人去漢陽兵工廠偷來了鑽來複線的“棗核”,造槍的問題解決了,槍造成了起名“櫟陽造”。“櫟陽造”的樣子與“漢陽造”完全一樣,就是質量比“漢陽造”要差,打幾排子彈之後槍筒發熱。但不論怎麽它也是快槍了。以後,我家雇的造大車的鐵匠四娃,有煉鋼技術,他就自己煉鋼,並仿照“棗核”,也造出了“棗核”。三原武字區鬧革命,建立蘇區時,黃可翔兄弟們就把造槍所搬到武字區通神溝,在那裏辦起了造槍所這個地下工廠,造出的槍仍稱“櫟陽造”。一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楊虎城部隊中還有三個連仍用“櫟陽造”這種武器。我父親武藝高超,又是推翻清朝政府攻陷滿城的勇士,衝鋒陷陣的英雄,哪能留在後方,他向楊虎城提出建議,於是被任命為預備連的連長。

1915年5月,袁世凱全部接受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9月1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聲討袁世凱。12月,袁世凱下令稱帝。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痛斥袁世凱“暴行帝製”,表示“誓死戮此民賊,以拯吾民”,並親自領導反袁鬥爭。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通電各省,宣告雲南獨立,並組織護國軍出兵討袁。在全國掀起討袁的形勢下,陝西和全國一樣,義軍四起,驅逐袁世凱在陝爪牙陸建章。楊虎城、井勿幕立即響應,率紅帽圈民團截擊袁軍。討袁勝利結束,陝西整編軍隊,楊部被編為陝西陸軍第三混成團第一營,楊虎城為營長,我父親為連長。

討袁勝利後,全國的軍政大權落到北洋軍閥段祺瑞手中,陝西軍權被段祺瑞爪牙陳樹藩奪去。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樹起了護法旗幟,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出師北伐北洋軍閥段祺瑞。陝西以於右任、井勿幕為首建立靖國軍,於右任任總司令,總司令部設在三原縣。楊虎城率所部參加了靖國軍,被編為第三路第一支隊,楊任司令,部隊仍駐櫟陽。這時部隊隻有300支槍,其中有200支是我父親負責製造的“櫟陽造”。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皖係軍閥段祺瑞垮台,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係軍閥取而代之。吳佩孚派閻相文來陝,代陳樹藩為督軍,閻相文率吳新田、馮玉祥等入陝。直係軍閥對靖國軍采取了分化與收編政策。第一路司令郭堅被馮玉祥騙去殺害,第二路司令曹世英、四路司令胡景翼、五路司令高峻等陸續接受改編,靖國軍總司令於右任變成了光杆司令,總司令部已不存在了。唯一的靖國軍部隊隻剩下楊虎城這支部隊了。楊虎城在危急關頭,堅持靖國軍的旗幟不倒,他把這支部隊帶到陝北,使部隊得以保存。

1922年,楊虎城將部隊拉到武功縣,當時武功有陝軍一個營,此時已歸直係軍閥。由我父親率領登城打敗了守城之軍隊,占據了武功縣城,並將於右任迎到武功駐地,重新建立靖國軍總司令部。於右任任命楊虎城為靖國軍第三路司令,部隊改編為四個團。這時得到一個信息,甘軍郭洪濤由北京北洋政府那裏領到一批軍械,計有32輛馬車之多,途經扶風縣法門寺西運。楊得知這一信息高興地說:“這正好是給我們送上門了!”立即派我父親挑選會拳術的勇士前往,很順利地截獲了這32輛馬車武器,計有步槍1000餘支,子彈60萬發,一下子部隊裝備起來了。

直係軍閥為消滅靖國軍楊虎城部,派閻治堂、郭金榜、柴雲升等部3萬餘眾前來圍剿。經過20天激戰,楊部終於衝出重圍,輾轉到達陝北投奔與於右任、楊虎城關係密切的井勿幕之胞弟井嶽秀,以為保存一支西北的革命種子。到陝北時,部隊隻剩下三個連的兵力,其中我父親這個連是唯一完整的連,成了楊虎城的主力。經與井嶽秀商定,楊虎城下野,部隊改編為陝北鎮守使署暫編步兵團,李德升為團長,孫蔚如為團副,下編三個營,我父親仍為連長。部隊分駐定邊、靖邊、橫山等地。

我父親與許多共產黨人,如魏野疇、史可軒、黃子祥等關係密切,其中還有一人就是我的幹大(義父)王福祥。按我們家鄉那裏的風俗,當娃生下來滿月的這一天,把娃抱出去撞幹大,撞到誰就認誰為幹大。1914年我出生滿月的這天,選了個吉利的時辰,家人抱著我出了櫟陽城,正碰上我父親同王福祥一起從那邊過來,於是就認了王福祥為幹大。王福祥家住在距離我們郝邢村隻有二裏地的三義村,老家山東,俗稱山東客。我這位幹大也是個軍人,在黃埔軍校尚未辦之前,就到了韶關,在那裏一所軍事學校學習。1924年4月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官學校開學,任命蔣介石為校長,我幹大王福祥是黃埔軍校一期的學員,並參加了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學習了六七個月畢業回來。這時我父親還在陝北,仍任楊虎城部隊獨立連的連長。我幹大去陝北找到我父親,我父親讓他擔任了這個獨立連的大排長。這裏需要說明一下什麽是大排長?按當時的軍隊一個連有大排長、二排長、三排長,不是一排、二排、三排之分,而是職稱。所謂大排長是在連長出缺時,由大排長代替連長職務,也可以說是個副連級的排長。

我幹大從黃埔軍校回來先到我家,我清楚地記得,他帶著一個洋學生的幹娘,剪發、大腳、穿裙子。我幹娘是我們那個古老農村的第一位洋學生媳婦,大家都很稀奇,致使圍觀,小孩更是緊跟不離。我的這位幹娘上過西安尊德學校,以後又上了護士學校,在西安廣仁醫院裏當護士長。

我父親與共產黨人接觸早,就是從我幹大王福祥那裏知道共產黨的。他那時隻是認為這些人勇敢、義氣、能打天下,把舊的推翻,創建新的,也就是認為他們是反叛者或草莽英雄。由於我父親的這種思想,對於共產黨人向他公開講共產黨也不反對,好像還支持。我幹大到了陝北,奉命打了三邊天主教堂,發生了三邊天主教堂事件。

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比利時天主教士葉茂枝來三邊(即定邊、靖邊、安邊)地區傳教,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天主教在三邊地區發展了六所教堂。三邊天主教堂勾結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紳,並擁有大量武器彈藥,私設法庭,任意逮捕和審訊群眾,輕則辱罵、罰款,重則鞭撻、監禁以至處死。當地人民對天主教堂早已恨之入骨。清朝,在義和團反帝鬥爭的影響下或由義和團勇士的參與下曾經發生過多起反教堂事件。我幹大到陝北後,在打倒列強和群眾反對天主教堂的呼聲中,奉黨的指示,采取行動攻打教堂。我幹大向我父親講,教堂裏有洋人的槍,我們攻打教堂,把洋人的槍搞到手,武裝自己部隊。我父親當時不能說同意打,也不能說不同意打。就我父親在江湖上洪幫的宗教思想是和義和團一致的,隻要打洋人,他都是願意的。沒有進行認真調查研究和周密部署就倉促決定帶部隊去攻打教堂。打的時候不得手,教堂裏槍很多,攻不進去。最後采用火攻,在教堂周圍摞上柴火,點起火將陝北著名的天主教堂燒了,把教堂裏的槍搞出來。這就是三邊天主教堂事件。但洋人自己住的高樓沒有攻下就撤了,人家有無線電台,報到他們的國家,他們國家向中國提出抗議,要求賠償,嚴肅處理,這就是所謂“洋務”。當時中國當政的是曹錕、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他們媚外賣國,就向陝西提出追查。上邊要追查,井嶽秀這時也變壞了,逼著楊虎城非辦此案不可。楊虎城向井嶽秀(井十)說:“辦這案把六哥(我父親)拿出來(指槍斃)不行。”最後他們決定,將我義父王福祥槍斃,給我父親以失職予以撤銷連長職務處分。

王福祥人長得非常魁梧,而且在黃埔軍校學習過,當時這樣的軍事人才極缺,槍斃他楊虎城等都認為非常可惜,連井十也認為可惜。臨槍斃時,給他身上插了亡命標,送給他三大碗酒,我義父一飲而盡,觀看的萬人都流了淚,哭聲不絕。臨槍斃時問我義父還有啥話要說,我義父沒有說什麽,隻高呼“共產黨萬歲!”我的義父就是這樣死的。我年輕時,每年都要去他家拜年,一直到離開家,解放後王夫人還在,聽說在部隊工作。

1925年楊虎城率部返回關中,駐紮三原、耀縣一線。此時,楊虎城部受編為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楊任師長。我父親被撤職回到家中,在我家的客廳臨時紮了一間房子住著。這時我已上學,每次放學回家,都要到他的房裏向他鞠躬。有一次從學校上完自習回家,突然得了急病,疼得受不了,我父親把我抱到他的床上,給我脫鞋,鞋太小,使勁才脫下來,一看腳都紅了。我父親發了脾氣說,怎麽給娃穿雙這麽小的鞋呀!我還是疼得受不了,那時他抽大煙(鴉片),就對著我噴了一口煙,片刻就不疼了。舊社會農村常用鴉片煙止痛。

劉鎮華原係河南嵩縣人,早年糾合了一夥土匪,號稱鎮嵩軍,蹂躪河南人民。1918年2月,劉鎮華與陝西督軍陳樹藩互相勾結,流入陝西,並以幫助陳攻打靖國軍為條件,攫取了陝西省長的職位。1921年7月,劉鎮華反轉來幫助直係軍閥趕走了陳樹藩,並乘馮玉祥出關參加直奉戰爭,輕而易舉地當了陝西省督軍和省長,獨攬陝西軍政大權。直奉戰爭結束後,北京直係軍閥政府正式任命他為陝西督軍兼省長。劉鎮華殘酷壓榨蹂躪著陝西人民,他的部隊鎮嵩軍本是土匪,所到之處,橫行霸道,奸淫擄掠,燒殺搶劫,十室九空,人民稱之為無惡不作的魔鬼。因此,劉鎮華從1918年一入陝,就為陝西人民深惡痛絕,堅決反對,各行各界紛起,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驅逐劉鎮華的鬥爭。經過長期鬥爭,終於1925年3月22日下台,被趕出陝西。

被陝西人民驅逐出境的劉鎮華,在吳佩孚、張作霖和山西軍閥閻錫山的支持下,卷土重來,收集殘兵敗將,於1926年春,率領鎮嵩軍八個師兵力,由潼關入陝,圍攻西安,企圖重新統治陝西人民。1926年4月國民軍第三軍改為陝軍,楊虎城率陝軍三個旅5000人由三原進入西安,與李虎臣率二軍4000人共同組織守城,公推李虎臣為司令,楊虎城為副司令,指導守城事宜,並訂出防守計劃,決定楊部守東、北兩門,李部守南門,另一部陝軍守西門,分頭抗擊鎮嵩軍。

我父親這個人,人物很小,名氣很大,許多大仗、硬仗都是他打的。推翻清朝的反正,攻打“滿城”,是他第一個躍上了城牆;1922年楊虎城堅持靖國軍旗不倒,把部隊拉到陝北,去陝北之前先打下武功,也是我父親登城打開城門的。現在麵臨守西安這一艱巨任務,楊虎城必然想到我父親,他親自登門請我父親。我父親見了楊虎城,還在生氣,向楊虎城發了脾氣。楊虎城向他賠了情,並說大敵當前,應齊心協力對敵為重,守城離不了六哥,於是委任我父親為守北城牆的指揮。一提打仗,我父親滿口答應,與楊虎城一起去了西安。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守西安城八個月,打退凶殘的鎮嵩軍一次又一次進攻,立了不少戰功。1926年9月馮玉祥在綏遠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的北伐,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誓師後立即率部隊兩路入陝,將劉鎮華的鎮嵩軍趕出陝西,使圍困達八月之久的西安得以解圍。我父親堅守西安立了功,西安解圍後,受到馮玉祥總司令的獎賞,馮玉祥還親自看了父親利用城牆修的工事,說這是守城的創舉,其事在西安市“革命公園”的《堅守西安紀念碑》上有所記載。

我父親以後常向我們講他指揮守城所創造的戰術。他利用非常寬厚的城牆為工事,將城牆挖通,在城牆內盤炕壘灶,把吃的用的搬進去,就好像抗日戰爭抵抗日本的地道一樣。我父親講防禦,說隻知死守在那裏,敵人來了打倒幾個人,不行;防禦必須有反衝鋒,沒有反衝鋒,陣地鞏固不住。反衝鋒在軍事學校稱逆襲,打反攻,我父親那時叫反衝鋒。我父親說,防禦,不是不打,組織一支精幹隊伍,幾十杆槍,備有大刀,把自己的槍手準備好,從城牆的暗槍眼向外瞭望,敵人衝上來時,不要馬上出擊,敵人衝鋒我們不理,一直等到敵人進到距城牆隻有100多公尺,敵人已是“三鼓竭”的時候,則將戰鬥力最強的力量放出去,一排槍打出去,然後衝鋒陷陣,用大刀與敵人白刃戰,一下子就把敵人打退了,把敵人的武器、彈藥、食糧等奪過來補充自己之所需。我父親講,作為一位指揮,指揮好反衝鋒,必須善於掌控時機、火候、進展,要把最強的力量用在刀刃上,要背上砍刀,要敢於打白刃戰。我父親率領的獨立連是跟楊虎城最初打江山的民團的老底子,帽子上有紅圈,是非常剽悍勇敢的“陝西愣娃”,由我父親率領向劉鎮華部進行了多次反衝鋒,把劉鎮華部打得沒有辦法。以後,劉鎮華部以金錢為引誘,喊話說:“誰殺了郝鵬程,獎賞現洋三萬。”仍無效果,不斷被我父親組織力量出擊,給予沉重打擊。劉鎮華氣急敗壞,查我父親是哪裏人,得知我家住在臨潼櫟陽郝邢村,我的家就跟著遭了殃。

1926年8月,劉鎮華部圍西安五個月不下,就派其部下梅發奎和投降劉的麻振武等圍攻渭北之三原、高陵、涇陽等縣城,並派軍隊去剿我家。我村有城堡,地處西是高陵、東是櫟陽的東西大道上,當時陝軍三軍的一個營駐櫟陽,其中有一個連守我們的村子。這時,我們家除留了少數人看守外,所有的大人小娃、騾馬車輛和好多財產都搬到我義父住的三義村暫住。鎮嵩軍來了一個營,駐紮在三義村西八裏的草王村(也有城堡)。鎮嵩軍和陝軍對打並占了三義村。他們要剿我的家,以為我家的財產在駐有軍隊的那個村子裏。於是從三義村和我村對打,因兩村距離很近,步槍都可打到,鎮嵩軍傷亡了一部分。打了一陣,鎮嵩軍要撤退,不知誰向鎮嵩軍告密說我家財產在三義村,於是就來搶劫,把我家的財產、騾馬、大車全部搶劫一空,僥幸人尚未傷害,我們無家可住了。

我父親的獨立連從陝北返回關中駐防耀縣,劉鎮華鎮嵩軍圍西安時,獨立連去了西安,在耀縣有留守,留一名副官和幾十杆槍。當我家處於有家不能歸,錢財被劫的困難情況下,全家老少就由櫟陽向北遷到耀縣暫住。

我父親在西安解圍之後,已經是1927年,從西安來到耀縣把我們全家又搬回櫟陽老家。我們回到家一看,大吃一驚,連人都走不進去了。鎮嵩軍把我家掘地三尺,堂屋地下埋的銀子被挖走,很多古董被搶走,家庭遭到嚴重破壞。

1927年2月,楊虎城部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楊虎城任軍長,楊虎城依然讓我父親任獨立連連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人。馮玉祥仍表示願與共產黨和武漢革命政府繼續合作,由陝西出師河南與武漢的國民革命軍共同北伐。5月,楊虎城奉命率部東出潼關,我父親參加了這次北伐。西路北伐,所向披靡。很快消滅了盤踞在河南的軍閥,於6月1日會師中原。正當革命形勢高漲,北伐節節勝利的時候,馮玉祥也背叛了革命,與蔣介石同流合汙,屠殺起共產黨了。我父親的好朋友史可軒被殺害,魏野疇壯烈犧牲,楊虎城上了當,率部隊離開陝西,被逼到安徽,處境非常困難,有被消滅的危險。我父親是個有頭腦的人,目睹這一切,使他認識了蔣介石、馮玉祥的反動麵貌,勸楊虎城不要追隨蔣介石,也不要跟著馮玉祥。楊出國去了日本。

楊虎城從日本回國後,蔣介石有意拉攏楊虎城,楊虎城未與蔣介石會麵就回到當時在山東的部隊。部隊經過一段整飭訓練之後,即進剿劉桂堂(劉黑化)、顧震等土匪,我父親在剿滅劉桂堂土匪的戰役中立了功,被提升為特種營營長。

1929年4月,楊虎城接受了蔣介石的指揮,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四師,並安排了蔣介石的親信馬青苑等。我父親脾氣壞,常以楊部創業的功臣自居,對楊虎城不提升他極為不滿,對楊虎城接受了蔣介石親信更為氣憤,當麵頂撞楊虎城,與之大吵大鬧,並脫離部隊在徐州經商。事實完全如我父親所料,部隊實權已落到他人手中。到1930年3月蔣、馮戰爭快結束時,楊虎城奉蔣命調部回陝入關,途經河南洛陽,馬青苑等趁機在戰場上把他的知心骨幹、部下全部暗殺,並把他的軍隊全部改編,這就完全控製了楊虎城的軍事實力。

1930年11月,楊虎城率部回陝,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軍總指揮。在楊虎城大擴軍、大賞功臣之際,就想他的六哥,要對他作一番安排。但我父親與王一山(楊虎城的參謀長)、馮欽哉(師長,西安事變時投蔣)等人作對,為此又與楊虎城當麵爭吵,楊虎城隻給了他一個掛名領餉的參議名義。我父親職務不高,卻在楊部的上、中層人員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他與孫蔚如、趙壽山、姬匯佰等,特別是趙壽山關係密切。趙部軍官和武器,據說大部都是他的老底子。趙壽山、孫蔚如、姬匯佰等除了在生活上給他有些津貼外,並且由姬匯佰等人拿出資本,由我父親負責,開了一個匯通汽車公司,來往西安至蘭州之間,不納稅,不受檢查。這個汽車運輸公司除了運輸一般貨物外,主要給商人包運大煙。但為時不久,蔣介石的勢力逐漸插入陝西。1933年蔣介石逼走陝西省政府秘書長、共產黨人南漢宸之後,又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撤銷了楊虎城的省政府主席職務。我父親做的這種特殊生意就關門做不成了。我父親與他的小老婆就在西安東關幾間破房裏住下來了。

但他是一個好動的人,不能閑著,又開始學農藝,在灞橋買了幾畝地,自己每日鑽到地裏麵種植果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發生了張學良、楊虎城實行兵諫並捉住蔣介石的西安事變。楊虎城準備用兵又想到他六哥,開始委任他為南路總指揮,命他率兵經商洛出荊紫關攻豫南。後因周恩來親臨西安,經說服釋放蔣介石。趙壽山時為西安市公安局長,他提名讓父親任西安市東關分局局長。但蔣介石背信棄義,張學良送蔣至南京,立即扣了張學良。同樣,對楊虎城及其第十七路軍進行瘋狂的打擊迫害。楊虎城被迫辭去公職出國考察。我父親隻當了不到兩個月的東關公安分局局長,就被蔣介石所派的人接替了,並對他多次迫害。有天晚上派人把他捆綁吊起拷打,將他僅有的三幾百元積蓄全部搶走了。我父親非常氣憤,於1937年搬回了臨潼櫟陽老家,從此以後一直到1949年解放,從我們家的田地劃出十幾畝,培植果園,在果園裏蓋了房子,與小老婆一起住在那裏,吃在那裏。

我父親很早就與共產黨人有接觸,以後自己的幾個兒子又參加了共產黨,到了陝北鬧革命;加上他一貫反對蔣介石,因此,他回到家裏培植果園,他的住宅實際上就變成了我們黨陝西省委的一個地下交通站,對陝西省委交通巡視員衛平(解放後臨潼縣委副書記)和地下工作人員,長期進行掩護和接待。很多交通人員和去陝北的人員來往都住在那裏。這些人對他也進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蔣統一戰線的宣傳和教育。他在政治上擁護共產黨,掩護接待我黨同誌,並不是由於他有了革命的政治覺悟和認識,而是因為他認為共產黨一定會成功、會得天下。另一方麵,他是堅決反對蔣介石和胡宗南的,認為共產黨會把這些壞蛋打倒給他出氣。第三方麵,是由於自己的兒子參加了共產黨在陝北做事。

1949年3月,我的家鄉解放了,1951年進行民主改革。我父親對實行土改是讚成的,他同意把土地、財產全部分掉,但在思想上總希望給他在政治上留些麵子,希望黨對他對地下工作曾出過力這點能有所照顧。但當時土改工作組個別工作人員對他不夠了解和諒解,對他進行了鬥爭。我父親給我寫了信,我接到父親信後於1951年2月給西北局習仲勳書記寫了一封信:

最近接到家父來信,得知我家被當成地主惡霸鬥了一次,父親被工作組同誌打了耳光,受到了處罰,祖先牌位被毀掉,門口站起了武裝。起初我懷疑這個情況的真實程度。昨日根據由地方上來的同誌所談,得知確係如此。因而我才決心寫這封信。我的家庭,是個勞動致富的農業封建家庭,有地200多畝,30口人……這一家庭的成份,我個人的看法,是富農,在當地占有土地數量和生產工具是比較突出的,這是事實。但並不能因鋪攤子大而確定了地主成份。……不能因為要滿足群眾的要求,違背土地政策,上升成份。

習仲勳接到我的信後,於1951年3月1日給西北局發報:“範明反映,接西安電話,他家家具、牌位被砸,他父親被鬥、被打,是找了幾件曆史陳賬等情。據悉範明家庭應訂富農成份,他父親如無大的惡跡可以不鬥,對幹部家庭應加適當照顧,特別是範明已準備入藏工作,以免影響情緒。是否適當,請考慮決定。”

以後,原陝西省委負責人之一,西北局統戰部長汪鋒對我談:認為我父親是西安圍城和西安事變的參加者,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又對我黨工作人員進行了掩護,因此應當保護。土改時,由西北局通知了我的哥哥郝伯雄,把我父親從農村家裏接到西安,在西安東關故居住下,並在生活上給予適當補助。1955年政協陝西省委員會成立,我父親被安排為陝西省政協委員,1956年5月逝世。

我對父親的印象是好壞各半。在我童年時代,生活在農村家中,他常在外,我很少見到他,十幾年之內隻見到幾次。當我長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由於他另娶小老婆,對我的母親、姐姐和哥哥們都另眼看待,從而使我對他在感情上產生了憎恨之心。1930年他命我長兄回家接我赴上海讀書,父子關係有所好轉。可是到了1935年,由於姨母的挑撥,父親停了供我的學費;與此同時,他更加虐待我的母親,使我與他的父子關係一度惡化。西安事變後,我已參加了革命,得知他在家中掩護我黨工作人員,同時又利用他的關係,方便了我黨做趙壽山及該部的工作,因而父子關係又比較好轉了。

父親讀書不多,但勤於求知,頗善鑽研。進過講武堂之後,尤喜兵法。他在軍事指揮藝術上確有很多獨特和創新的見解。我年幼時,他給我講了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叫我記下,可惜我當時沒有這方麵知識,也不重視。以後在革命戰爭中對孫子兵法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做了研究,並從實戰中證明以後,才明白他的那些軍事經驗和見解有很多是合乎樸素唯物辯證軍事學的。他不僅學軍事,而且學別的,到了晚年,不但能寫一筆很好的北魏體字,並且能看懂很多現代政治書籍,還鑽研植物栽培和嫁接技術。這些對我也有很大影響。

我父親愛國,同時也是個舊軍官。我崇拜父親,因為他是神話般英雄人物鷂子高三的徒弟。我後來仍然尊敬他,因為他一身的豪邁氣概。他從來不趨炎附勢,不向強權低頭,不怕困難,勇敢堅強,曾經對清朝和軍閥英勇作戰,並且成為共產黨的摯友。

另一方麵,父親的性情暴躁、目中無人和好喝酒等缺點,對我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善於團結同誌和性情暴躁等缺點也起了壞的影響,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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