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從事兵運活動的曆史特點

　　center侯占元

　　center（中共陝西定邊縣委黨史研究室）

　　劉誌丹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是西北人民和紅軍的領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兵運工作而言，相對劉誌丹的其他鬥爭經曆，無疑是頗具傳奇而又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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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進入了低潮。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蔣介石的血腥屠殺所嚇倒、所征服、所殺絕。他們麵對著反動派要斬盡殺絕的屠殺政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武裝抵抗即軍事運動，針鋒相對地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對軍事方麵，以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我們黨以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杆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1928年秋，中共陝西省委派劉誌丹回到陝北搞兵運活動（亦稱兵變、兵暴、插紅旗）。當時陝北仍然處於白色恐怖之中，井嶽秀繼續在陝北“清黨”，到處抓捕與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在劉誌丹未回陝北之前，中共陝西省委於1928年2月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成立陝北黨團特委，領導陝北各縣的工作。4月，陝北第一次黨團代表大會在綏德西川（今子洲縣）苗家坪南豐寨古廟裏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杜衡、焦維熾、楊國棟、馮文江、李文芳、張蜀卿、師應三、苗仰實等十多人。會議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和省委九二六會議關於搞武裝鬥爭的精神，通過了陝北政治形勢與當前工作任務等決議，正式成立陝北黨團特委。中共特委書記杜衡，團特委書記焦維熾。特委下轄榆林、神木、府穀、米脂、綏德、清澗、延安、延長等8個縣委，安定（今子長）、保安（今誌丹）、鎮川3個直屬區委，三邊（定邊、安邊、靖邊）3個直屬支部，共有黨團員800餘人。特委的成立，使陝北黨團組織歸於統一，加強了黨的領導。到8月，黨員人數已發展到1080人。

　　1929年2月，陝北特委在綏德西川（今子洲縣）張家岔召開擴大會議，確定黨在目前的工作任務是：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派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到白軍中去爭取武裝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劉誌丹由於受到特委代理書記楊國棟的排擠並設置障礙，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一直留在保安搞調查研究和農運工作。

　　1929年4月間，陝北特委在榆林紅石峽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十多人，劉誌丹參加並隨後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批判了楊國棟的右傾錯誤，撤銷了其代理特委書記職務（隨後報省委正式批準），派往黃龍山後九天楊庚武部做兵運工作（後叛變革命）。會議還著重討論研究了武裝鬥爭問題。當時西北地區舊軍隊有四種：一是國民黨的正規軍；二是小軍閥的軍隊；三是地方民團武裝；四是土匪武裝。會議認為，搞武裝鬥爭有三種形式：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爭取國民黨軍隊及民團的兵運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裝的匪運工作；可以有紅色的——直接組建工農紅軍武裝。但是要以白色的形式為主。會議經過認真討論，大家認為劉誌丹很穩健、精幹與機智，遇事冷靜，善於分析問題，站得高、看得遠，所以一致同意由他擔任特委軍委書記，主持特委工作。一直到9月，中共陝西省委派紀鳳洲（吉國禎）來擔任陝北特委書記時，劉誌丹才離開特委回到保安（永寧山）做民團兵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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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石峽會議之後，劉誌丹主持特委工作以來，特委和各地黨團組織先後派出大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到榆林井嶽秀、神木高誌清、寧夏蘇雨生、甘肅譚世麟和陳珪璋等軍閥部隊以及黃龍山“山大王”和三邊張廷芝反動民團中開展兵運工作。同時，劉誌丹也親自先後打入蘇、譚、陳等部以及地方民團中進行兵運工作。由於他立場堅定，目標明確，鬥爭藝術高超，統戰工作靈活，懂軍事，人緣好，很快就取得了這些小軍閥和地方紳士們的信任，曾當上了營長、團長、旅長和團總，掌握了一定的兵權，有了合法的身份。他依此作為掩護，積極發展黨團員，建立地下黨組織，創辦學兵隊，培養骨幹力量。經劉誌丹培養的韓練成、牛化東，後來分別成為我軍的中將、少將。誠然，也由於當時這些軍閥部隊和地方民團的成分相當複雜，而搞兵運工作的經驗不足，加之來自黨內“左”、右傾錯誤路線的不斷幹擾，使兵運工作經曆了許多次失敗。但總的來講，削弱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力量，為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積蓄了力量，培養了幹部，為以後創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打下了良好基礎。

　　從1929年秋到1932年春，劉誌丹搞兵運的鬥爭方式多種多樣，其主要特點有以下四個方麵。

　　1.始終與“左”右傾錯誤作堅決鬥爭

　　1928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十五日），陝北特委在米脂召開第二次黨團代表大會被敵人發現。井嶽秀從綏德調兵包圍了縣城，逮捕杜衡、焦維熾、賈拓夫、李文芳等4人，會議被迫中止。史稱米脂“中秋節事件”。賈、李兩人被捕後因無證據，關押半月具保獲釋。杜、焦兩人經黨組織多方營救，於年底釋放。杜衡出獄後即去了西安，特委書記由楊國棟代理。自從楊代理特委書記以來，他被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嚇破了膽，怕得連門也不敢出，終日消極等待，不敢領導群眾進行鬥爭，更談不上搞武裝鬥爭。他設法和白軍上層軍官拉關係，尋找“保護傘”，以便到時候有個庇護處。他聽說劉誌丹回陝北要搞武裝鬥爭，更怕得要命。因此，他想方設法阻止劉誌丹開展工作。先是想讓劉在綏德或者榆林開個雜貨鋪子，暫時躲藏起來。後來又想讓劉誌丹到榆林中學當個教員，平時上街貼貼標語、搞搞宣傳就行了。當劉誌丹真的到榆林找上門來的時候，楊國棟一方麵表現得有點手忙腳亂，一方麵以他特委書記的身份訓斥劉誌丹搞武裝鬥爭是“冒險”、“盲動”、“胡鬧”、“找死”等等，大帽子滿天飛。當劉誌丹以高屋建瓴的姿態介紹自中央八七會議以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成功、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經驗時，楊國棟陰沉著臉反駁道：井岡山鬥爭，那是南方的經驗，在陝北乃至西北地區不適合，渭華起義失敗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當時，絕大多數特委委員對楊國棟的保守、右傾表示極大的不滿，紛紛起來跟他作鬥爭。原特委委員馮文江在40年以後還寫文章揭露楊國棟當年的一些情況：“特委代理書記楊國棟不遵守紀律，生活腐化，行動不謹慎，做事武斷……楊是一個‘凶徒’。一次機關內開會之前，他和同誌為一句閑話，一腳把桌子踢翻。在清澗折家坪時，為一句話拿起火爐蓋打同誌。更嚴重的是組織觀念淡薄，打擊劉誌丹，經常給劉誌丹戴‘帽子’。”

　　於是，經過紅石峽會議嚴肅鬥爭，撤了楊國棟代理特委書記的職，劉誌丹與右傾錯誤鬥爭取得了一次勝利。

　　1930年10月初，陝北特委在綏德合龍山古廟裏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趙伯平、劉瀾濤、崔田夫、張德生、劉約三、馮文江等20多人。會前，特委急急如律令地通知劉誌丹從保安前來參加會議。劉誌丹一到綏德就被國民黨縣黨部侯奇發現，為此，劉借機躲藏在地下黨員馬雲澤家中（謝子長也沒有公開露麵參加這次會議）。合龍山會議由從蘇聯莫斯科學習回國的高維翰（李傑夫）、孔祥禎（化名老吳）傳達以冒險主義為特征的工作部署，合並黨團、工會、農會等組織，成立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趙伯平任行動委員會書記，孔祥禎任軍委書記，謝子長、劉誌丹任正、副總指揮。謝、劉雖未到會，但會上仍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對“左”傾錯誤進行抵製。會議沒有開完就被敵人發現，隻得轉移到綏德義合繼續召開。後來，因為陝北不具備所要求的暴動條件，加之趙伯平、劉誌丹、劉約三等共產黨員堅決抵製，所以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執行。不久，“左”傾錯誤即得到糾正。

　　2.通過關係利用矛盾奪得團總之位

　　1929年春，天高雲淡，春風和煦，劉誌丹堅定而秘密地從榆林（特委）回到保安（永寧山）。之後，他便找到王子宜、曹力如等幾個黨員在一起召開永寧山黨支部會議，由他傳達陝北特委紅石峽會議關於開展武裝鬥爭的精神。劉誌丹深謀遠慮地說：陝北特委指示各地搞武裝鬥爭可采取白色的、灰色的、紅色的三種形式，而我們“保安在陝甘兩省的邊界上，地方偏僻，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加上我們的社會關係多、地理又熟，這是開展（兵運）工作的順利條件。所以，我們應該首先發展地方的黨組織，開展群眾運動，同時采取合法鬥爭的方式，奪取地方反動武裝（民團），作為將來開展遊擊戰爭的基礎”。

　　隨後，經過大家多次反複研究討論，一致同意劉誌丹的意見——搞兵運工作首先把本縣民團武裝抓到手。“擒賊先擒王”，要奪取民團武裝的領導權，首先必須把反動團總路仰之改選掉，然後選擇自己人即劉誌丹當團總。其鬥爭的策略和方法是：通過中間派崔煥九（榆林中學時劉誌丹、王子宜、曹力如的老師）保安縣縣長的關係，利用紳士們與路仰之之間的矛盾，充分發動黨團員和基本群眾，揭露路仰之侵吞公款、敲詐錢財、欺壓群眾、魚肉鄉民的罪行，並公布於眾，使其威信掃地，屆時群眾沒有人投他的票，他就自然地下了台。

　　劉誌丹為了爭取更多的群眾支持自己競選團總和便於開展工作，他在保安縣碼頭山哥老會（又稱閣老會）龍頭大爺馬海旺的介紹下參加了哥老會，號稱“西北堂劉大爺”。同時，他還動員本縣哥老會行衣大爺馬錫五帶領部分成員參加了革命。馬錫五建國後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就這樣，劉誌丹通過合法的選舉程序，順利地當選為保安縣民團團總，掌握了民團的武裝力量。同時，又團結了保安縣長和一批進步的紳士。

　　保安縣民團經過劉誌丹一段時間的整頓，麵貌煥然一新，從此再也不坑害老百姓了。此時，劉誌丹把保安縣民團交由副團總曹力如管理，他即刻去了三邊，向當地黨團組織傳達陝北特委關於開展武裝鬥爭的指示，動員地下黨團員和進步青年牛化東、劉子貞、汪醒民、薑耀、朱廣霽、賀壽卿、王國棟、劉世庵、孫懷明等人去寧夏蘇雨生部王子元團搞兵運工作。這是1929年冬天的事。

　　3.教育改造非法武裝

　　劉誌丹搞兵運活動的同時也非常注意教育改造非法武裝，這是其最初搞武裝鬥爭的一大特點。當時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有大小不等土匪武裝數十股。老百姓把小軍閥隊伍叫“營”，如譚世麟的叫“譚營”、黃得貴的叫“黃營”、馬鴻逵的叫“馬營”；把土匪隊伍叫“山大王”、“鄉馬”，把躲藏土匪叫“跑賊”，可見“賊匪是一家”。後來，劉誌丹領導創建陝甘邊蘇區時期，對土匪還製定了三大政策，即“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堅決徹底消滅；2.為群眾所痛恨無法爭取的慣匪，如楊謀子之類也予徹底消滅；3.此外的一些土匪則采取一切辦法爭取改造他們，如對郭寶珊、梁占奎、賈德功就是這樣的”。

　　劉誌丹為爭取土匪武裝做了大量工作，同時從理論上也做了調查研究和階級分析。他有根有據地說：“土匪軍隊中有的是基本群眾——貧農，他們深受剝削和壓迫，是願意革命的。”實踐證明，劉誌丹的這些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所謂“土匪”隊伍主要是來自地主階級壓迫剝削得無法生活下去的窮苦農民。“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他們拉起“杆子”，鑽進梢林，或者上山為王當了土匪。他們平時打富濟貧，也有傷害老百姓的時候，但他們鬥爭的矛頭，主要還是指向地主階級。他們中間大多數是窮苦人出身，也有少數壞人和兵痞流氓混入其中，但這無礙大局。隻要共產黨派人打進去，他們容易瓦解，容易爭取。做好統戰工作，利用他們，改造他們，把土匪武裝改造成革命的隊伍，把“山大王”改造成堅強的革命者。如黃龍山的“山大王”郭寶珊，被爭取過來後作戰勇敢，進步很快，加入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當上了團長與軍分區副司令員，建國後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被授予少將軍銜。

　　劉誌丹在爭取土匪武裝期間，先後還收編了活動在陝甘邊界（子午嶺）的所謂土匪趙二娃（又名趙連璧，陝西保安人，雇農出身，劉誌丹親戚）、賈生財（陝西神木人，早年逃荒討飯流落此地）、楊丕盛（陝西米脂人，店員出身，做小本生意流落此地）、唐青山（甘肅合水人，窮人出身，趙二娃的副連長）等部，並將他們改造成遊擊隊。

　　趙二娃等人自從接受劉誌丹的領導以來，雖有小的毛病，但忠於革命，緊跟劉誌丹“鬧紅”，後來發展成為遊擊隊的骨幹力量。1932年1月，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時，趙、楊、賈、唐分別擔任劉誌丹領導（兼任）的2支隊（支隊長）的4個大隊的大隊長，未料，時隔不久卻發生了流血的“三嘉塬事件”，趙二娃被反帝同盟軍1支隊繳槍並打死，其他人被遣散，劉誌丹也離開反帝同盟軍去了西安。

　　盡管劉誌丹千辛萬苦在改造土匪武裝工作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然而還不被王明“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杜衡等）認可，他們反而對劉誌丹的這些正確主張和政策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什麽“流寇思想”、“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懂馬列主義”，等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4.幾落幾起失敗再來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黨的八七會議以後，西北地區各級黨組織先後搞兵運活動大小不下70次，由於沒有可靠根據地和與農運緊密結合，大多數都歸於失敗，劉誌丹搞兵運活動亦然。但他以無產階級大無畏的精神，百折不撓，堅忍不拔，失敗了再來，幾落幾起，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

　　1930年春，劉誌丹參加了蘇雨生部張廷芝16團，任副團長。這年春夏之際，劉誌丹脫離蘇雨生部旋即到甘肅隴東民團軍譚世麟部掛名建軍，被譚任命為騎兵第6營營長，劉帶部隊活動於今吳旗縣三道川。6月下旬，黃龍山後九天楊庚武隊伍被國民黨高雙成部隊打散，原來由謝子長派去楊部做兵運工作的閻紅彥等乘機將楊的部下周維祺（周與閻是隔山弟兄）營的100多人槍拉到三道川，與劉誌丹部隊會合，編為一個團。劉誌丹向譚世麟推薦謝子長當了團長，周維祺隊伍編為騎兵第7營。此時，反動透頂的張廷芝也脫離蘇雨生部回到三道川金佛坪老家。張趁劉去為譚訓練部隊離開三道川之時，用金錢美女引誘繳了周維祺全營的槍（張廷芝把妹子張夠夠嫁給周維祺為妻），然後襲擊了謝子長的團部和劉誌丹的騎兵第6營。謝、劉雖然脫險，但拉起來的隊伍被徹底搞垮。劉誌丹搞兵運活動第一次受挫。

　　三道川事件發生後，劉誌丹去陝北特委辭掉了軍委書記職務，仍回到陝甘邊界搞兵運活動。1930年9月，譚世麟仍然讓劉誌丹重建騎兵第6營，繼續任營長。譚還命令駐合水縣太白鎮的第24營協助劉誌丹。劉便決定乘機消滅24營，拉起隊伍。10月1日，劉誌丹等以借糧草為名，巧襲太白鎮成功，擊斃敵營長黃毓麟（黃的兒子在甘軍陳珪璋部蔣雲台旅當連長），繳獲長短槍50餘枝。在此基礎上，劉誌丹又拉起了一支隊伍，成立遊擊隊。

　　太白鎮繳槍之後，遊擊隊分散活動。劉誌丹給趙二娃一些槍支，讓他在合水一帶活動，劉自己帶領一部分隊伍到安塞鐮刀灣，保安東、西區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聲勢日大。遊擊隊的活動，引起了高雙成的注意，他急忙命令高雨亭進行“圍剿”。於是，1931年1月，劉誌丹將以前收編的趙二娃、賈生財、唐青山的隊伍會合在一起，共有四五百人、100多枝槍，向甘肅寧縣一帶轉移。2月，在寧縣張陂塬遭到陳珪璋部謝牛旅的包剿，損失過大。戰後收容起來的人數還不足100人。劉誌丹搞兵運活動再次受挫。

　　張陂塬戰鬥失利後，劉誌丹旋即派人去與陝西警備騎兵旅旅長蘇雨生（此時蘇被楊虎城收編，駐防彬縣一帶）交涉投入蘇部活動。蘇即同意收編，番號為補充團，劉誌丹任團長。1931年4月，劉誌丹帶領隊伍駐防旬邑職田鎮。後因職田鎮地主劉日新不願向補充團如數繳納糧食，上吊自殺。旬邑一些士紳告狀，蘇雨生把劉誌丹關到彬縣監獄。同時，派部隊到職田鎮繳了補充團的槍，並將其解散，剩下二三十人編為徒手運輸隊，帶回彬縣。不久，中共陝西省委通過杜斌丞的關係，將劉誌丹營救出獄。劉誌丹搞兵運活動再一次失敗。

　　1931年6月，中共陝西省委貿然計劃在甘肅搞5個旅的兵變活動，指示劉誌丹與陳珪璋談判，收編李培霄的土匪武裝1000餘人，編為陳的一個旅。劉誌丹雖感省委“胃口”有點過大，但搞兵運大方向是對的，於是就欣然去了平涼。經陳珪璋的警衛團團長劉寶堂（保安人，劉誌丹的親戚）引薦，與陳珪璋談判成功。陳任命劉誌丹為第11旅旅長，並派劉寶堂協助劉誌丹收編李培霄土匪武裝。後因陳部的兩個旅長蔣雲台、謝牛從中作梗，使劉誌丹收編工作未果。接著，陳珪璋命令劉誌丹、劉寶堂率部到寧縣早勝鎮駐防，協助陳部第13旅高廣仁部阻擊蘇雨生部北上。未料高廣仁與蘇雨生早有勾結，以宴請為名，扣押了劉誌丹、劉寶堂，將二劉部隊繳械，叛離陳珪璋，然後押著劉誌丹北上寧夏。在合水縣城關，高廣仁部被蔣雲台部擊潰，劉誌丹才借機脫身。他搞兵運活動第四次受挫。

　　冤家路窄。這時，劉誌丹又遭蔣雲台部的追捕。原因是“太白鎮繳槍”時被打死的黃毓麟的兒子要殺死劉誌丹“為父報仇”。劉誌丹得知這一消息（劉寶堂給報的信）後，迅速帶著馬錫五、王璧成，三人連夜冒雨進入子午嶺，到南梁一帶尋找趙二娃、賈生財、楊丕盛、唐青山等舊部去了。從此，劉誌丹搞武裝鬥爭進入了新的征途。

　　綜上所述，盡管劉誌丹從事兵運工作遭到多次挫折和失敗，但他終於摸索出一些經驗，為創建西北紅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是他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