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與陝甘地區的兵運工作

　　center朱根生

　　center（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先後受挫以後，南方各地轉入以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工作中。鑒於陝甘地區的特殊性，渭華起義失敗以後，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中共陝西省委、陝北特委把瓦解敵軍，變白軍為紅軍的革命兵變，作為黨的中心任務和工作重點。根據黨的指示，劉誌丹等人在陝西、甘肅等地軍閥中進行了三年多的兵運工作，以圖通過兵運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裝。雖然這些兵運工作大都失敗了，但對陝甘地區以後的武裝鬥爭和紅軍的建立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兵運工作是土地革命戰爭前期陝甘地區中共黨組織的中心任務

　　1.中共中央為開展兵運工作確定了理論、政策依據

　　正確認識國民黨軍隊士兵的特點，利用其官兵矛盾，這是開展黨的兵運工作的前提。國民黨軍隊采取雇傭製，它的下級士兵，大多數來自貧苦工農；其軍官也有出身貧寒，或同情革命的。通過適當的工作，啟發他們的階級意識和覺悟，完全有可能把他們爭取到革命隊伍中來。所以，兵運工作正是建立在對國民黨軍隊士兵客觀分析基礎之上的。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的第28號通告中指出：“中國的士兵，極大多數是貧苦失業的工農，被雇傭而為反革命軍隊的兵士，他們的生活是異常的痛苦，而且現在大半是欠餉很久，受軍閥的奴役虐待不堪言狀。黨的任務，是要在喚起他們改良自己生活的鬥爭，要號召他們及一般貧民回到鄉村中去實行土地革命，去分得土地，要號召他們參加蘇維埃政權。”

　　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兵士運動計劃》中進一步分析了開展兵運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國軍隊的軍閥，都是中國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都是全中國失業的工人，大部分失業的農民，及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為了生活的壓迫，受了軍閥的雇傭，所以他們是一種受經濟壓迫到極點，冒險的盲目的群眾。我們為要這部分群眾不要為敵對階級利用的工具，因此我們要做運動。兵士群眾已是失業的或破產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痛苦的來源，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軍閥戰爭剝削的結果。他們得很低的月餉，去當軍閥的炮灰……住所之惡劣，待遇之壞——長官的打罵，行動之不自由……更加又是集體的組織，故兵士運動是客觀的可能。”

　　正確認識士兵的階級性，認清其與工農群眾本屬一個階級，為開展兵運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礎和階級基礎。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體同誌書》中，闡述了國民黨士兵在中國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和開展兵運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兵士多出身於農村，與農村的經濟關係、社會關係都有密切的聯係，根本意識還是與農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階級分析觀念上，兵士隻能說是‘武裝的農民’……決不能說沒有積極革命的作用，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上，他與工人農民同為革命主要的動力”。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目前兵運工作的決議》中又指出：“當此國內戰爭時期，我們的黨不但要領導紅軍英勇的來解除國民黨軍隊的武裝，而且黨及一切革命的組織，必須要在敵人軍隊中進行破壞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奪取兵士群眾到革命方麵來。隻有這雙方麵的共同行動，才能取得對敵人的勝利。”

　　基於對國民黨軍隊士兵的分析和兵運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要求紅軍、遊擊區和白區黨組織，充分認識開展兵運工作的重要性，派有鬥爭經驗的黨員打入敵軍內部，開展秘密活動，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發動白軍士兵反對軍閥壓迫，反對進攻紅軍，並在時機成熟時組織嘩變起義，投奔紅軍。中共中央為指導兵運工作的開展，規定了一係列的方針和策略，1928年2月，在《中央關於兵士運動計劃》指出：士兵運動的目的“是用敵人自己的武裝來破壞他們自己的軍隊，瓦解他自己的軍隊，同時要使兵士群眾投到工農隊伍中去，幫助工農群眾的暴動”。要求兵運工作的策略，應從過去主要進行上層運動，搞官變、將變，轉到主要開展下層士兵運動，搞兵變方麵來。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總結了前一階段軍事鬥爭的經驗，通過了《軍事工作決議案》，確立了兵運工作的方針：“破壞軍閥的軍隊和在政治上奪取軍閥的軍隊，使幾百萬的士兵群眾都參加工人階級與農民群眾的階級戰線。”圍繞這一方針，決議規定了若幹兵運工作的策略，如“在士兵中做群眾的鼓動工作，俾士兵群眾知道而且接受黨的口號”；“在各軍隊中成立黨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團體……以便漸漸的擴大自己的影響，且於緊急的時候把軍閥的軍隊吸引到革命方麵來”；“用各種方法去幫助和發展士兵與官長的經濟鬥爭”；注意“士兵成分的特點，使自己工作的內容與方法能夠適應他們”；“必須使工農分子加進軍隊去當兵或當官長（首先人軍校）的方法普遍施行，並設法使工農群眾與士兵接觸予以革命的影響。”

　　1929年11月7日和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後發出《目前中國士兵狀況與我黨兵運策略及工作路線》的第56號通告和《關於組織兵變的路線與策略》的第64號通告，反複闡述了兵運工作的策略方針和具體要求，規定了向敵軍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口號。

　　中共中央關於兵運工作的理論、方針和策略，正確分析了國民黨士兵的性質、特點及作用，闡述了兵運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兵運工作的方式方法，為陝甘地區中共黨組織瓦解敵軍，開展對敵鬥爭提供了理論指導。中共中央多次就兵運問題給陝西省委發出指示。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陝西問題決議案》指出，陝甘黨目前的任務是“加緊士兵中的工作，積極做士兵中的工作，積極發動士兵中的日常生活鬥爭，擴大黨的政治宣傳，以奪取廣大的士兵群眾，使與工農鬥爭匯合起來”。

　　2.陝甘地區開展兵運工作具有一定的便利條件

　　與其他地區相比，陝甘地區開展兵運工作有著較為便利的條件。第一，陝甘地區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駐軍多為地方軍閥和雜牌軍隊，不為國民黨南京政府所重視。特別是中原大戰以後，馮玉祥軍隊退出陝甘地區，該地區國民黨軍隊主要力量為楊虎城第17路軍及一些地方軍閥。這些地方軍閥和雜牌軍隊爭霸一方，為擴充自己的實力，到處招兵買馬，這為共產黨打入這些軍隊提供了條件。第二，由於陝甘地區地方貧瘠，1928年起又發生了連年的自然災害，加之軍閥混戰不斷，經濟急劇崩潰；加上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的腐敗，官長克扣軍餉，層層盤剝，使得士兵的生活到了極其惡劣的地步；軍閥之間為爭奪地盤，矛盾重重，相互廝殺，士兵成為爭權奪利的工具，被任意打罵甚至殺害，官兵之間關係緊張，士兵不滿情緒十分嚴重，自發的兵變時有發生。第三，大革命時期劉誌丹等人受黨的派遣在西北國民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為兵運工作打下了基礎；大革命失敗後，又有大批中共黨員在該地區國民黨軍隊中隱蔽下來；劉誌丹等許多中共黨員在陝甘地區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武裝中有較多的個人關係。這些因素為在陝甘地區開展兵運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

　　@@劉誌丹在陝甘地區開展兵運工作的基本情況

　　1927年9月，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提出“黨到軍隊中去”，“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隨後派出大批共產黨員打人陝甘寧國民黨地方武裝和軍閥部隊中。渭華起義失敗後，劉誌丹、謝子長先後被陝西省委派回陝北，領導武裝鬥爭，劉誌丹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謝子長任軍委委員。中共六大以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兵運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陝西省委加強了兵運工作的領導和部署。1929年2月，中共陝北特委在綏德西川張家岔（今屬子洲縣）召開擴大會議，確定黨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派黨員到白軍中去爭取武裝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四五月間，中共陝北特委在榆林紅石峽召開擴大會議，認為武裝鬥爭有三種形式：白色的（兵運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紅色的（建立革命武裝）決定以白色工作為主，派黨員、團員打入國民黨軍隊。兵運工作遂成為陝甘地區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

　　中共陝北特委紅石峽會議後，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勳、張東皎、高崗、賀晉年、王世泰、焦維熾、張秀山、高鵬飛、楊林等大批中共黨員到陝西、甘肅、寧夏國民黨駐軍中開始從事兵運工作。

　　1929年春，劉誌丹回到家鄉陝西保安縣（今誌丹縣）與中共地下黨員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發動群眾，與保安縣民團鬥爭，奪取了保安縣民團的領導權。劉誌丹任團總，曹力如任副團總，並相機安插了部分黨員，掌握了該縣民團的武裝。

　　1930年春，國民黨寧夏駐軍騎兵第4師蘇雨生部乘蔣、馮、閻中原大戰之機擴軍。劉誌丹與謝子長帶領一批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打人該部。謝子長任第10旅旅長，劉誌丹為第8旅第16團副團長，在蘇部秘密建立了黨的軍委（張東皎任書記）。為提高參加兵運工作的黨員的軍事素質，謝子長、劉誌丹在該部成立了學兵隊，組織了30多名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在學兵隊學習，為黨培養了一批軍事幹部，這些人在以後的靖遠和西華池兵變中起了骨幹作用。同年春，蘇雨生因軍閥混戰失敗，離開寧夏，為保存黨的力量，謝子長、劉誌丹遂將學兵隊的黨團員安插到國民黨軍王子元部潛伏起來。

　　不久，劉誌丹、謝子長又打入國民黨隴東駐軍譚世麟部，掛名建軍，在甘肅慶陽、陝西定邊、保安的結合部三道川招募農民組建了一個團，謝、劉分任正副團長，黨在譚部的力量有了一定基礎。1930年夏，劉誌丹、謝子長等隨譚部駐防慶陽、吳起交界的三道川，準備利用時機舉行起義，遭譚部張廷芝襲擊失敗。

　　9月，劉誌丹回到保安，以中共黨組織控製的保安縣民團為骨幹，聯絡在三道川搞兵運時的舊部，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裝。為提高戰鬥力，劉誌丹在永寧山南石峁灣的深山密林中進行練兵。當地民謠曾有“劉誌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等句。

　　10月1日，劉誌丹借譚部騎兵第6營的名義，在甘肅合水太白鎮以商借糧草為名，將譚部第24營營長黃毓麟以下10餘人擊斃，繳獲該營大部分武器，震動陝甘邊界。隨後，劉誌丹帶領這支隊伍，馳騁於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帶。

　　10月初，中共陝北特委在綏德召開擴大會議，北方局派高維翰（李傑夫）傳達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為貫徹立三錯誤路線，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謝子長任行動委員會總指揮，劉誌丹任副總指揮。由於立三錯誤很快被糾正，行動委員會沒有開展實際工作。

　　1931年2月，為擺脫陝北軍閥井嶽秀部的“圍剿”，劉誌丹率部向甘肅隴東轉移，途中宣傳革命政策，擴大了革命武裝的政治影響，許多農民青年參加革命隊伍。趙連璧、同守孝、賈生財、唐青山等人領導的農民武裝在甘肅合水固城投奔劉誌丹。劉誌丹對他們進行了整編，劉誌丹任總指揮。不久，部隊在甘肅寧縣張陂塬遭國民黨新編第13師陳珪璋部謝紹安旅的襲擊，損失過半。為保存實力，4月，劉誌丹按照中共陝西省委指示，率部編人陝西彬縣國民黨駐軍蘇雨生部，任補充團團長，駐防陝西旬邑縣職田鎮。劉誌丹乘機聯絡舊部，籌備軍需，擴大隊伍，不慎暴露，被當地豪紳告發，蘇雨生將其逮捕，囚禁於彬縣，部隊亦被繳械改編。劉誌丹“雖受鐐鎖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誌工作，毫無懼怠”。經中共陝西省委通過劉的老師、愛國民主人士杜斌丞和在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任秘書長的地下共產黨員南漢宸營救，劉誌丹出獄。

　　之後，根據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劉誌丹來到平涼，經陳珪璋的警衛團團長劉保堂（劉誌丹的同鄉）引見，被陳珪璋委任為第11旅旅長。當時，陳明知劉誌丹是中共黨員，但十分佩服上過黃埔軍校的劉誌丹，想借用劉誌丹擴充自己的實力，反對當地其他軍閥。劉誌丹乘機以陳的名義，在甘肅寧縣組成一個旅，番號第11旅，劉誌丹任旅長。劉誌丹率部駐防早勝鎮，在此招兵，擴充部隊。他派共產黨員張秀山、劉景範、高崗等打人該旅。其間，原留在蘇雨生部繼續從事兵運工作的共產黨員王世泰、張文元等得到劉誌丹的消息後，乘蘇雨生與孫蔚如火並之機，脫離蘇部，前往早勝，投奔劉誌丹。劉誌丹見到後，異常高興，激動地說：“我們正在利用陳珪璋給的11旅的番號，‘招兵買馬’，你們回來太好了，部隊正缺乏黨員骨幹。”這時，中共陝西省委製定了一個計劃，準備策動甘軍5個旅兵變，並派省委交通高崗到平涼和劉誌丹進行了聯係。但因主客觀條件不具備，兵變沒有成功。

　　1931年8月間，劉誌丹想以11旅的名義收編活動在正寧、旬邑縣境內的一股以李培霄為首的約七八百人的土匪。由於李培霄認為沒有滿足他的條件，拒絕接受收編，撤入陝西境內活動。

　　半個月後，陝北軍閥井嶽秀部的高廣仁團嘩變，帶領七八百人到達寧縣，被陳珪璋任命為13旅旅長，也駐防早勝鎮。陳珪璋派劉保堂帶4個連前往早勝收編。劉保堂到早勝沒幾天，高廣仁再度嘩變，將劉保堂繳械，並順手牽羊將劉誌丹的第11旅的槍也收了。劉誌丹脫險回到保安，兵運工作再次受到挫折。

　　1931年9月，劉誌丹到達南梁地區，將分散在合水、慶陽山區的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3支武裝集合起來，在合水太白附近倒水灣進行整編，組成了一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南梁遊擊隊，在南梁、東華池一帶活動。不久，與轉戰陝北的晉西遊擊隊會合，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正式打出了紅旗，是為西北紅軍的前身。

　　@@劉誌丹等開展兵運工作的意義與經驗教訓

　　劉誌丹等人領導的兵運工作，推動了陝甘地區土地革命戰爭的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打擊了國民黨在陝甘地區的統治，促進了武裝鬥爭的開展

　　劉誌丹等人領導的兵運工作，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發展了陝甘地區的革命形勢，對於牽製國民黨在陝甘地區的兵力，瓦解敵軍力量，策應南方主力紅軍的軍事鬥爭，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兵運工作的開展，國民黨軍隊兵變此起彼伏，如星星之火，打擊了國民黨在陝甘地區的統治。從1931年至1933年發動大小兵變達70餘次，特別是由高鵬飛、楊林領導的隴東國民黨新編第11旅的兵運工作成效最大，由於準備充分，在劉誌丹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的配合下，於1932年7月發動西華池兵變取得成功，參加兵變的國民黨軍隊兩個連170餘人後參加了紅軍遊擊隊，成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2.提高了廣大國民黨軍隊中士兵的政治覺悟，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

　　通過兵運工作，劉誌丹等一批共產黨員分別打人駐甘肅、寧夏的蘇雨生、譚世麟、陳珪璋等地方軍閥部隊中，取得了從排長到旅長的各級合法軍職。他們利用同鄉、同學、親友、幫會等關係，發動士兵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兄弟會、讀書會、反帝同盟會等組織。在共產黨有組織的國民黨第17路軍連隊裏，一半以上都成立了士兵抗日會。在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和中共黨員利用這些士兵組織，積極進行合法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要求經濟公開，改善士兵生活，按時發餉，反對打罵士兵，宣傳紅軍民主生活，號召士兵團結起來，打死反動官長，投奔紅軍遊擊隊。同時還采取與士兵交朋友的方式，把士兵吸引團結到共產黨組織周圍，並吸取進步士兵加入黨的組織。為提高士兵的政治覺悟，在士兵中散發和宣傳中共陝西省軍委定期印刷的《士兵的話》以及《告士兵書》、《告全國同胞書》等宣傳品，舉行反軍閥戰爭運動周、擁護蘇維埃運動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等宣傳活動，定期舉行形勢報告會，宣傳紅軍打勝仗的消息。提出各種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如“反對開到前線去”，“不給軍閥當炮灰”。通過這些活動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提高了國民黨士兵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認識。

　　3.為陝甘地區黨的軍事統戰工作奠定了基礎

　　劉誌丹等人所開展的兵運工作，使一些國民黨軍隊官兵加深了對共產黨和紅軍的了解，開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為以後中共軍事統戰工作在西北地區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劉誌丹曾經說過，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劉誌丹借助兵運工作在國民黨軍隊中，發展了一些黨員，結交了許多愛國軍官，如韓練成、牛化東、左協中、曹又參等，後來他們先後率部起義，成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劉誌丹在國民黨甘軍陳珪璋部開展兵運工作時，與該部旅長劉保堂交朋友。在劉誌丹影響下，一直為黨工作，在抗戰時期被國民黨暗殺，在劉保堂部許多進步軍官及其子女後來都參加了革命。國民黨第17路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段時間內，不與紅軍為敵，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而且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與八路軍並肩作戰，不搞摩擦的友軍，最後整個部隊於1945年起義。

　　4.為中國共產黨鍛煉和培養了一批軍事、政治骨幹

　　參加兵運工作的許多共產黨員，後來大多成為西北紅軍領導人，如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勳、馬文瑞、王世泰、張秀山、賀晉年等，為紅26軍、紅27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以及以後的革命戰爭與人民軍隊建設做出了傑出貢獻。

　　兵運工作的目的，是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發展革命武裝，符合馬克思主義策略原則，但這不是根本的辦法，正如劉誌丹指出：“利用軍閥是暫時的，利用軍閥的公開名義是搞不成的，準備好了條件，我們就單獨出去搞。”所以，盡管劉誌丹等積極努力，兵運工作取得了相當成績，但除西華池兵變外，陝甘地區的兵運工作沒有達到建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創建紅軍的預期目標，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受“左”傾路線幹擾，實行“要兵不要官”的策略。為了實現瓦解敵軍的目的，除了在士兵中開展工作外，還必須與在國民黨軍隊上層開展工作結合起來，利用國民黨軍隊上層之間的矛盾和國民黨地方軍閥及雜牌軍隊與國民黨中央蔣介石的矛盾，爭取某些國民黨軍隊以擴大革命力量。這方麵，劉誌丹等人進行的兵運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由於當時的中央推行“左”傾路線，特別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實行“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把統一戰線的建立限定在下層群眾範圍內，在兵運工作中提出“要兵不要官”的口號，排斥爭取國民黨軍隊上層軍官的策略，使黨在陝甘地區的兵運工作困難重重。

　　第二，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麵尚未形成。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由於陝甘地區革命力量較為薄弱，還沒有一支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存在，也沒有來得及開展土地革命，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劉誌丹等從事兵運工作的同誌，雖然掌握了一些部隊，但彼此之間缺乏聯絡和配合，先後失敗。後來劉誌丹在總結了兵運工作的經驗後指出：“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逐步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