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謝子長與陝甘邊、陝北紅軍的創建

　　center梁嚴冰

　　center（延安大學）

　　近代以來，陝北人民在陝北這片黃土地上創造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業績，陝北蘇區和紅軍就是經過長期艱難曲折的鬥爭發展起來的。1935年月2月以前，陝北存在著地域上隔絕但又互相聯係、密不可分的兩個蘇區、兩個黨組織和兩支紅軍一是陝甘邊蘇區，設有陝甘邊特委，擁有一支紅軍，即紅26軍；一是陝北蘇區，設有陝北特委，也擁有一支紅軍，即紅27軍。1935年2月5曰，中共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在安定（今子長）周家嶮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實現了陝甘邊和陝北兩支紅軍和遊擊隊的統一領導。這兩支紅軍在劉誌丹、謝子長的統一指揮下，開辟了大片革命根據地，使陝北成為中共中央經過長征後最終完成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和日後北上抗日的出發點，不僅如此，陝北根據地還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唯一經曆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革命根據地，因此陝甘邊、陝北紅軍的創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曆史地位。學術界對陝甘寧邊區史和延安時期的研究，無論是通史性著作還是專題論文都十分豐富，但對中央紅軍到來之前的陝甘邊、陝北紅軍創建及革命根據地情況的研究卻相對薄弱，本文意在通過對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邊、陝北紅軍創建的考察，為中國工農紅軍的產生、艱難曲折的發展壯大，以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史提供一觀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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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北京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當時，陝西籍旅京學生李子洲、魏野疇等人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並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影響和指導下，認真、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假期回鄉後，他們又廣泛而熱情地宣傳五四運動的內容、性質和意義，使陝北這一相對偏僻的地方，不但比較早地接觸到了馬克思的主義，而且很快傳播開來。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在陝北各地積極創建黨團組織，擴大革命影響，並領導開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後，陝北黨組織和全國一樣，進入了創建紅軍、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新時期，革命武裝也由建立紅軍遊擊隊進而形成大規模的正規紅軍。

　　當時，陝北的榆林中學和綏德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簡稱綏德四師）是我黨在陝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這兩個學校之所以成為陝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與杜斌丞和李子洲有極大的關係。在1923年前，榆林中學是陝北23縣唯一的一所中學，可謂陝北最高學府，從1923年起，校長杜斌丞先後從北京、天津等地聘請思想進步、學識淵博的魏野疇、李子洲等來校任教。這些人來榆中後，“大膽改革，宣傳民主思想，號召學生講民主，反封建；講科學，反迷信；宣傳新思想，反對舊思想……傳播馬列主義，講述革命道理”。使榆林中學的麵貌開始改觀，風氣變得活躍起來，培養了劉誌丹、謝子長等一批思想進步、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骨幹，這些人以後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陝甘邊、陝北紅軍的創建和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李維漢後來回憶：“我們黨在陝北出了兩個領袖人物，一個是劉誌丹，一個是謝子長。他們是井岡山道路在陝西的代表。”

　　1924年春，受中共北方區委派遣和杜斌丞的邀請，李子洲到榆林中學任教，同年7月，李子洲又被推舉為綏德第四師範學校校長，李到綏德四師後從各地聘請了一批學界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來校辦學，並經常給學生講授《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淺說》等馬列著作，在學校教師還與學生一起研究《共產主義ABC》等黨的重要理論和有關時局的主張，還采用學生講演、時事報告會、討論會等各種形式，對學生進行革命教育。綏德四師在李子洲等人教育和影響下，廣大學生的政治眼界大為開闊，激發了他們對祖國前途、民族命運的關心，同時也鼓舞他們投入到火熱的革命運動中去。

　　由於馬克思主義在榆林中學和綏德四師的傳播，使陝北這個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再一次充滿了生機和希望。故而清澗、佳縣、安定、米脂、神木、府穀、吳堡、橫山、保安、安邊、定邊等地的青年紛紛到榆林中學和綏德四師求學，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一批初步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先進分子逐漸成長起來，並開始建立黨團組織。1924年冬，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蔭等在綏德四師建立起黨小組，當年12月，又成立了團支部。之後，1925年初，瓦窯堡軍隊團支部在三連建立，史唯然任書記。1926年初，謝子長（時任石謙部第12連連長）與李象九又在安定縣成立了中共安定縣特別支部，陝北其他地方如定邊在1926年2月成立了黨支部，延安在1925年秋冬建立了團支部，1926年下半年成立了黨的支部，安邊也於1926年10月成立了黨支部。這樣，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黨團組織在陝北逐漸建立起來，並積極開展革命運動，當時，陝北的學生運動在李子洲等人的領導下如火如荼，謝子長領導的安定縣農民運動，從1927年2月起，逐漸擴展到陝北各縣，先後拘禁和審判了大土豪宋運昌、李耀輝、王伯陽等，當眾燒毀文契，宣布廢除苛捐雜稅，貧苦農民無不拍手稱快，讚譽謝子長為“謝青天”。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的力量不斷壯大。1927年2月，中共陝甘區委成立，統一領導陝西、甘肅兩省的工作和革命鬥爭。到1927年5月前後，陝西地區黨組織發展到7個地委、37個特支、黨員2177人，甘肅地區有特支4個，黨員30名。陝北、陝甘地區的革命潮流與全國一樣正日益高漲的時候，蔣介石公然背叛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是，該年6月前後，中共陝甘區委對時局即將發生的大轉折已經有所預感，並且出席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張含輝等人又帶回了武漢方麵形勢變化的情況，於是，陝西黨組織對當時形勢變化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並及時采取了有效措施，故在全國白色恐怖的局麵下，“陝北黨組織並沒有受到摧殘”，“黨的主觀力量在全省範圍陝北要算最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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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9月上旬，李子洲（1927年7月下旬，李赴武漢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攜帶八七會議文件和中央關於陝西工作的指示從武漢回到西安，9月26日晚到27日晚，中共陝西省委（7月11日，陝甘區委改組為陝西省委）第一政擴大會議在西安紅埠街9號秘密舉行，會議聽取了李子洲傳達的八七會議精神、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及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決議案等。省委在會議上特別強調要加強軍事工作，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是黨在陝西的特別任務”，並進一步提出了“黨到農村去”，“黨到軍隊中去”的口號，同時指出“黨應該掌握武裝力董，組織革命的兵變，對黨員進行軍事教育，積極準備武裝起義”。根據會議精神，陝西黨組織在1927年10月和1928年夏發動和領導了西北地區著名的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卻沉重地打擊了西北反動統治階級凶惡氣焰，深刻地培養和教育了一大批幹部，使他們懂得：“（甲）軍隊必須與農民結合，單有武器沒有農民不行，單有農民沒有武器也不行。（乙）必須依靠鄉村並進行遊擊戰爭，打陣地戰不行，在城市要道不行。（丙）必須有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盲動主義不行”。劉誌丹、謝子長等並沒有因暫時的失敗而屈服，他們認真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再接再厲，回到陝甘邊界和陝北地區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整頓地方黨組織。但此時，陝北特委負責人楊國棟懾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主張隻做點宣傳工作，不搞武裝鬥爭，甚至荒謬地提出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劉誌丹、謝子長和其他特委一起，同這種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鬥爭，並根據陝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派大批黨團員打入軍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的決議，從1929年到1931年，劉誌丹、謝子長等利用各種關係，先後打入陝甘邊界一些軍閥部隊和社團進行兵運活動。劉誌丹於1929年夏秋，打入陝北軍閥張庭芝部隊：1930年春，又打入駐甘騎兵第4師蘇雨生部隊任16團副團長。陝北特委同時派張秀山、賀晉平、張東皎、高鵬飛等一大批黨團員相繼進入蘇部工作，並秘密建立了黨的軍委。隨後，劉誌丹、謝子長等又同陝北打入地方軍閥譚世霖部隊活動。1930年夏，劉誌丹、謝子長等隨譚部駐防慶陽、吳起交界的二道川，準備利用機會舉行起義，不意突遭襲擊而失敗。這種在特定的環境下發展革命武裝的做法，當然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策略原則的，但並不是根本辦法，正像劉誌丹後來總結的：“利用軍閥是暫時的，利用軍閥的公開名義是搞不成的，準備好了條件，我們就單出去搞”。謝子長也認為：“搞革命武裝，依靠在舊軍隊裏的合法地位招兵買馬是不行的……還要靠走井岡山的道路。要發動群眾，搞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用從敵人手裏奪來的武器武裝工農，建立和逐漸壯大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基於此認識，1930年8月中旬，劉誌丹和謝子長等一同回到綏德參加陝北特委第五次擴大會議，研究如何在陝北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陝北特委“編製遊擊隊，立刻開始遊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同時，古田會議決議、《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獻傳到陝北，對陝北、陝甘邊紅軍的建立和發展遊擊戰爭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1930年12月，經陝北特委批準，劉善忠和高朗亭等集資買槍，在橫山、綏德、清澗、吳堡、延川、安定、米脂等縣積極進行秘密串聯，設立秘密聯絡站點，為發動遊擊戰爭奠定了可靠的群眾基礎。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9月22日，中共中央號召組織群眾性反帝運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全國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10月下旬，劉誌丹領導的革命隊伍在甘肅省合水縣靈錦廟同楊重遠、閻紅彥、師祝傑率領的晉西遊擊隊、陝北遊擊隊部分勝利匯合，是年冬，根據形勢的發展該部隊改稱西北反帝同盟軍，下轄兩個支隊，謝子長任總指揮，劉誌丹任副總指揮，1932年2月，根據陝西省委的意見，反帝同盟軍在甘肅正寧縣三家原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陝甘遊擊隊成立後，在陝甘邊界積極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與國民黨軍閥血戰數十次，戰無不勝，擴大了紅軍，隊伍迅速發展到1500餘人，並且“幫助正寧、山水、淳化農民建立革命委員會，組織赤衛隊，幫助三原、富平、彬州、禮泉、宜君、中部等數十縣工農分配豪紳地主的糧食財產數百萬……推進了西北革命迅速向前發展”，加之當時陝甘邊地區發生連年災荒，搶糧、分糧鬥爭遍及各地，民變、民暴此起彼伏，形成了日益高漲的群眾鬥爭潮流。根據陝甘邊地區出現的有利革命形勢，中共中央適應形勢的發展研究了陝西特別是陝甘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適時地向中共陝西省委提出了兩項互相聯係的重要戰略，即創建陝甘邊新蘇區和紅26軍。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陝甘遊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決議》分析了陝西形勢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在鬥爭中“日益壯大起來”的實際情況，向陝西省委提出了“在積極地開展當地的遊擊運動中，創立新的紅軍隊伍及陝甘蘇維埃區”的任務，中央決定，按紅軍編製法，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責成陝西省委從自己的常委中選出一人去擔任二十六軍政委”，中央要求，在陝甘紅軍遊擊隊的區域中，必須立即徹底執行“組織和領導農民群眾起來沒收一切地主紳士、祠堂廟宇及幫助反革命的富農的土地”，“徹底的摧毀當地反革命的政權機關，組織蘇維埃的政權機關”，以建立鞏固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1932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開展遊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決議》進一步強調要把紅26軍“鍛煉成為強有力的紅軍，鞏固與發展陝甘蘇區”。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給陝西省發出《指示信》，重申中央關於創立正式紅軍和陝甘邊新蘇區的決定，要求“陝西黨必須十倍、百倍的加強這一工作”，“立刻成立紅軍一團”，“開始有計劃的遊擊運動”。根據黨中央的上述決議和指示，中共陝西省委相應地通過決議並發出指示，具體部署創建陝甘邊新蘇區和組建紅二十八軍的工作，1932年6月1目，中共陝西省委通過了《關於創建陝甘邊新蘇區與遊擊隊的工作決議——接受中央（關於陝甘邊遊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決議》指出：“創造新蘇區與開展遊擊戰爭運動”是“陝西全黨的一個中心任務”，決定在陝甘邊地區組建農人遊擊隊，開展遊擊運動，進行土地革命，“在各地的遊擊運動中抽出一部分最精銳的部隊編成一團”，緊接著，1932年8月25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全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八一指示和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精神，通過了《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創造陝甘邊新蘇區及紅二十六軍決議案》，進一步提出，“必須按照現在遊擊隊的力量，立刻編成紅軍一團，在最近期間，實現編製一師的任務”。《決議》還指出：“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是執行以上任務最主要的中心”，為了加強邊區工作，“立刻成立陝甘邊特委，旬邑、淳化地方黨部由邊特去領導”。根據省委會議和《決議》精神，陝西省委負責人杜衡於12月24日在宜君縣轉角鎮召開軍人大會，宣布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邊遊擊隊正式改編為紅軍26軍第2團（當時隻有一個團），王世泰任團長，杜衡任軍團兩級政委。

　　紅26軍正式成立後，即在照金地區遊擊隊的緊密配合下，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實施以革命武裝開辟陝甘邊新蘇區的計劃。在開辟根據地過程中，盡管杜衡一度在政治上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但紅26軍在省委的領導下，排除幹擾，曆經艱難險阻，開創了大塊根據地，到1933年上半年逐漸形成以薛家寨為中心，東達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黃花山，北起斷頭川、王家溝，南到老牛坡、桃渠原，橫跨耀縣、淳化、旬邑三縣邊界的照金革命武裝割據區域，麵積約5000平方裏。

　　在陝甘邊革命形勢勝利發展和紅26軍組建的同時，陝北紅軍遊擊隊的組建也進入了迅猛分展時期。基於前麵提到的高朗亭和劉善忠等人在陝北各地秘密活動串聯，有了相當群眾基礎，1932年3月，經陝北特委批準，中共延川縣委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延川遊擊隊，隊長劉善忠，政委高朗亭，活動於延川、延長、清澗、安定、綏德一帶，4月18日夜，遊擊隊在200餘農民配合下，襲擊延川永坪鎮，全殲守鎮團民，繳槍17支。戰後，延川遊擊隊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西北先鋒隊，隨後又於10月1日，陝北特委決定將先鋒隊稱號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第9支隊。這是陝北特委領導的第一支紅軍遊擊隊，一支隊成立之後，積極開展群眾工作，打擊土豪劣紳，影響很大，轟動陝北，《大公報》聲稱“陝北綏德、清澗南部發現百餘赤匪，為首者劉法（善）忠，高朗亭是也”。1933年4月7日，陝北特委又將一支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一支隊，陝北遊擊隊成立後。得到陝甘遊擊隊和劉誌丹的很大幫助，先後派史法直、強龍光、高鵬飛等人到陝北遊擊隊，並贈送了槍子彈藥，使部隊戰鬥力大大加強。到6月，一支隊發展到4個分隊，80餘人槍。一支隊的建立與發展，說明了在陝北創建紅軍和開展遊擊戰爭的條件已基本成熟，於是1933年7月23日，中共陝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在佳縣高起家窪召開，此次會議是陝北革命鬥爭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是陝北遊擊戰爭由組織準備轉向全麵發動，由秘密活動轉向公開武裝鬥爭的轉折點。會議一致認為“陝北具備了開展遊擊戰爭的條件”，決定進一步組建工農紅軍，開展遊擊戰爭，擴大和鞏固陝北紅軍第一支隊及其根據地延安、延川、安定、清澗等地區。此外，在清澗地區組建第二支隊，在神（木）府（穀）地區組建第三支隊。其他地區也要創造條件，盡快地組建遊擊隊和開創根據地。會後，根據會議精神，1933年8月5日，崔田民等在清澗王家山組建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第2支隊，11月7日，高朗亭、馬萬裏等在神木縣鬆樹峰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第3支隊。這樣，陝北紅軍遊擊隊開辟了神府（神木和府穀）、綏清（綏德和清澗）及安定三個戰略區域，陝北遊擊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大的發展時期，加之此時謝子長於1932年底去上海中央局“受訓”後，也於1934年1月回到陝北，並被中共中央北方代表任命為駐西北軍事特派員，這使陝北的紅軍遊擊隊戰士更加信心倍增，他們奔走相告：“老謝回來了，有辦法了”所經地區的人民“爭來歡迎‘謝青天’”。謝子長回到陝北，給敵人以很大震動，也鼓舞了人民群眾革命鬥誌，陝北紅軍的勢力進一步壯大。1934年2月4日，陝北特委在佳縣宣布組建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第四支隊，緊接著，3月8日，在綏德縣的蘇家圪坨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第五支隊，鑒於紅軍遊擊隊不斷發展壯大的形勢，陝北特委於1934年4月4日，在佳縣南區神堂溝召開了黨團委擴大會議，決定在條件成熟時組建陝北紅軍遊擊隊總指揮部，到年底擴編紅軍一個師。於是，7月8日，在安定縣楊道峁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謝子長任總指揮。總指揮部成立後，謝子長等人率紅軍遊擊隊第1、2、5支隊、赤衛隊、少先隊600餘人，一舉攻入安定縣城，打開監獄營救出許多被捕同誌和紅軍遊擊隊員家屬，繳槍數十枝。之後，陝北特委又於1934年7月10日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特務隊，負責保衛陝北特委機關的安全和籌款集資等任務，佳縣縣委又組建了第6支隊，7月15日，安定縣又成立了陝北紅軍第8支隊。這些遊擊隊成立後，都積極參加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對陝北各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鬥爭。

　　為了進一步擴大陝北根據地、陝甘邊根據地和加強兩支紅軍聯係，謝子長等決定率陝北紅軍遊擊隊第1、2、5支隊和赤衛隊200餘人南下，7月25日到達南梁與紅26軍42師會合。謝子長、劉誌丹等老戰友重逢，敘舊言歡。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和紅42師召開了歡迎大會，還邀請陝北遊擊隊參觀了荔園堡的紅軍軍政幹部學校，介紹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權和部隊生活管理經驗，搞了戰術演習，並派人到陝北遊擊隊講解中華工農民主政府頒布的《土地法》在陝甘邊區的執行情況。陝北紅軍遊擊隊總指揮部派人慰問了紅42師和陝甘邊遊擊隊的傷病員，並介紹了陝北遊擊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兄弟部隊之間互相交流經驗，互相學習，氣氛甚為熱烈。劉誌丹還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贈送給陝北紅軍遊擊隊一批武器，對陝北遊擊隊支援很大。

　　7月28日，謝子長帶領陝北紅軍遊擊隊參加了陝甘邊特委在閻家窪於召開的紅26軍和陝北遊擊隊幹部擴大會議，在此次會議上，推舉謝子長為紅26軍42師政委。會後，謝子長率紅26軍3團返回陝北，先後在安定、綏德、清澗、橫山等縣連打勝仗，粉碎了陝北軍閥井嶽秀部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8月26日，謝子長在清澗河口戰役中不幸負傷。10月，中共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視員黃瀚來陝北，統一陝北、陝甘兩個地區的武裝力量及改編陝北遊擊隊。遵照北方代表指示，1935年1月30日，陝北各路紅軍遊擊隊正式改編為紅27軍84師（後改為81師，師長先後為楊琪、賀晉年，政委張達誌），下轄1、2、3團。不久，流動於米脂、佳縣、吳堡地區的第6、第15支隊合編起來，組成獨立第5團。因紅3團流動於神府地區，不能與主力師會合，於是將其編為神府獨立團，將獨立第5團改為紅3團，納入84師建製。至此，陝北擁有一個師的主力紅軍，又有一個正規獨立團，幾十個遊擊支隊。這樣，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從能對付敵人的地方武裝和以排連為單位的正規軍，發展到可以對抗整營整團的敵軍了。

　　根據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壯大，1935年2月5日，中共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在安定周家嶮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惠子俊任書記）和西北軍事委員會，委員會書記謝子長（一說劉誌丹）統一領導陝甘邊和陝北兩支紅軍和兩塊根據地，並成功地粉碎了國民黨對陝北的第二次“圍剿”。在第二次反“圍剿”中，先後解放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等6座縣城，開辟了甘泉、富縣、宜君、定邊、靖邊，環縣等遊擊區，實現了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的統一，並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政治形勢。這樣，根據地的人口達到100萬，根據地的範圍發展到東起黃河，西至環江，南到淳耀，北至長城的廣大地區，並在20多個縣建立了革命政權。遊擊區擴大到陝西和隴東的30個縣，其中陝西25縣，即府穀、神木、米脂、佳縣、綏德、吳堡、橫山、靖邊、定邊、保安、安塞、清澗、延川、延長、延安、甘泉、宜川、富縣、中部、宜君、同官、耀縣、旬邑、淳化：隴東5縣，即正寧、寧縣、合水、慶陽、環縣。革命武裝力量更加壯大，之後陝甘邊、陝北紅軍的廣泛出擊，不僅吸引了數師敵軍，有力配合了中央紅軍北上的軍事行動，而且這個碩果僅存的根據地，也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的落腳點。

　　@@小結

　　總之，陝甘邊和陝北紅軍的創建經曆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分散到統一、由建立紅軍遊擊隊進而形成大規模的正規紅軍。同時，兩支紅軍在創建過程中密切聯係、互相配合、互相支援，逐漸把兩個蘇區連成一片，創造了大片革命根據地，到“1935年中，蘇維埃控製了陝西和甘肅22個縣；紅二十六，二十七軍總計5000人”，並“在劉誌丹指揮下，可以用無線電與西部和南部的紅軍主力部隊直接聯係。當南方的紅軍開始從閩贛根據地撤出後，這些陝西山裏人大大加強自己。”為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後最終落腳陝北，完成偉大的戰略轉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誌丹與陝甘地區的兵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