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楷模

　　center李慶東　垡弘　楊曉武

　　center（陝西行政學院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的精髓，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精華，因此，一個真正的中共黨員必然會自覺堅持實事求是。劉誌丹就是這樣的一個共產黨人。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的艱苦鬥爭中，他始終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敢於同黨內“左”右傾錯誤展開堅決鬥爭，捍衛黨的正確路線。實踐證明，他不愧是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楷模。

　　@@出路何在？

　　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先後出現了三次對中國革命造成嚴重損失的“左”傾錯誤，其中尤以王明（陳紹禹）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最為嚴重。

　　當時，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黨內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以毛澤東、方誌敏等人為首的馬列主義者主張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卻主張走奪取大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道路。

　　那麽，中國革命的出路何在呢？這不能不引起劉誌丹的深思。

　　早在1927年秋天，劉誌丹就開始思索中國革命的出路問題。有一次，他對王子宜等人說：這次大革命失敗，除了蔣介石、汪精衛背信棄義，還有我們黨內有些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不讓搞武裝，對國民黨一味退讓，眼睜睜看著國民黨反動派拿屠刀來割我們的頭。

　　於是，劉誌丹決心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決策，搞武裝起義，用革命的武裝戰勝反革命的武裝。1928年5月，他與唐澍等人領導的渭華起義，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西北以革命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的一次偉大嚐試。這次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卻點燃了西北大地革命的星星之火。

　　從1929年春開始，劉誌丹將注意力主要放在兵運方麵，試圖從舊軍隊中培育革命武裝。數年內，他先後在陝甘邊界領導了六次“兵變”，但均以失敗告終。

　　隨後，劉誌丹又將精力集中在創建人民武裝上。1931年9月，他在橋山山脈中段的子午嶺建立了黨在西北掌握的較早一支人民武裝——南梁遊擊隊。10月，他率領這支遊擊隊與閻紅彥等人領導的陝北遊擊支隊在甘肅合水縣林錦廟一帶勝利會師，並肩展開遊擊戰爭。

　　1932年1月初，根據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南梁遊擊隊和陝北遊擊支隊在甘肅正寧縣柴橋子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又奉命在該縣三嘉塬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此後，在劉誌丹等人領導下，陝甘遊擊隊轉戰陝甘邊境，屢挫敵軍，不斷擴大遊擊區域，並一度占領陝西旬邑縣城。

　　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劉誌丹逐步認識到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他經常對指戰員們講：一個革命軍隊沒有根據地就如同一個人沒有家一樣，就難免處於困境，甚至要遭到失敗。他認為，在陝甘革命力量暫時弱小的情況下，革命根據地隻能建立在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山區，我們要成功非靠山不可。

　　7月初，劉誌丹在照金根據地對習仲勳推心置腹地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由此可見，他認定的革命道路，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井岡山道路。

　　然而，劉誌丹的這一理論和實踐，卻遭到了執行王明“左”傾錯誤的某些領導人的排斥和打擊。

　　7月23日，為了落實《中共臨時中央關於開展遊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中共陝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到陝甘遊擊隊擔任政委。當時，陝甘遊擊隊因奉省委命令東進韓城作戰失利，剛剛返回甘肅寧縣麻子掌一帶休整，而陝甘敵人又在策劃新的進攻，形勢十分嚴峻。但是，李艮卻無視這一客觀事實，要求劉誌丹等人20天之內在五頃原完成分配土地和建立根據地兩項任務。

　　五頃原村位於甘肅正寧縣城附近的湫頭原北端，全村僅10多戶人、500多畝土地，屬於敵我拉鋸地區，群眾尚未充分發動起來。因北，劉誌丹和閻紅彥等人據理力爭，認為五頃原不具備分配土地和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應該暫緩執行這一決議。然而，李艮不僅斷然否決了他們的意見，而且還給他們扣上“右傾分子”、“梢山路線”、“逃跑主義”等帽子，強令立即執行。

　　正當陝甘遊擊隊在五頃原分配土地、建立政權之時，陝甘敵人卻乘機對遊擊隊發動了“圍剿”。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李艮先下令遊擊隊主動進攻王郎坡，失利後又提出“死守五頃原，不讓敵人鐵蹄踏進五頃原一寸土地”的口號，接著又下令遊擊隊圍攻正寧縣城並占領交通要道，與敵人打硬仗。結果，遊擊隊三戰俱敗，被迫撤退到旬邑縣馬欄鎮，人數也由400多減員到200多。

　　在馬欄鎮，劉誌丹等指戰員對李艮的“左”傾軍事冒險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迫使李承認了自己的錯誤。8月中旬，李艮返回西安，向省委匯報工作。

　　9月中旬，遊擊隊奔襲保安縣城失利，部隊減員嚴重，敵軍又步步緊逼，劉誌丹等人決定將陝甘遊擊隊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於是，劉誌丹率領70多人轉移到甘肅的慶陽合水一帶開展遊擊戰爭。

　　@@南下之爭

　　中共陝西省委某些領導雖批評了李艮的指揮失誤，但並未糾正他執行的“左”傾錯誤。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臨時中央北方會議和“八一”批示精神，並商定陝西開辟蘇區和建立正規紅軍工作。在這次會議上，省委某些領導人指責劉誌丹等人執行“富農路線”，犯了“上山逃跑”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必須開展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同時，他們又錯誤地估計了西北地區的革命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通過了一個貫徹王明“左”傾錯誤的《陝西省委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創造陝甘邊新蘇區及紅26軍決議》，要求陝甘遊擊隊立即“在新勝利中創造陝甘邊新蘇區，成立英勇的紅26軍，以燃起北方蘇維埃的火把”。

　　會後，中共陝西省委派杜衡赴陝甘邊境巡視陝甘遊擊隊工作。杜精於權術和詭辯，思想意識極壞，是黨內著名的“左”派人物。他考察的結論是：領導人思想右傾，遊擊隊成分複雜，“隻有肅清這種錯誤，黨的路線才能有保障”。

　　根據杜衡這一歪曲事實的考察結論，中共陝西省委先後兩次派杜衡赴陝甘邊根據地執行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任務。

　　第一次在1932年12月上旬。省委派杜衡到遊擊隊駐地，將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26軍（暫轄一個團即紅2團），並在渭北一帶開展遊擊戰爭。不久，遊擊隊在宜君縣焦家坪和淳化縣鐵王鎮兩戰兩勝，殲滅民團100多人，初步開辟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在此情況下，杜衡被勝利衝昏頭腦，“左”傾麵目迅速暴露，主張紅2團今後應立足打大仗、打硬仗。他拒絕了劉誌丹等人繼續開展遊擊戰爭的正確意見，命令紅2團主力先硬攻廟灣民團，後又死守芋園陣地。結果使紅2團蒙受重大損失，不得不突出重圍轉赴外線作戰。

　　第二次在1933年4月下旬。杜衡以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的身份返回照金根據地，繼續推行“左”傾冒險錯誤。當時，由於陝甘數千敵軍四麵圍攻，王世泰、劉誌丹等又率紅2團主力跳出包圍圈轉戰於旬邑、寧縣和宜君等縣，根據地的鬥爭十分艱苦。在此情況下，杜衡又由極“左”變為極右，極力主張放棄照金南下另謀出路。

　　劉誌丹等人與杜衡的南下之爭，就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展開的。

　　5月25日，劉誌丹率領紅2團擺脫敵軍圍攻後返回照金北梁休整。6月17日，為了商討紅2團的下一步行動，中共陝甘邊特委和紅2團黨委在北梁召開了聯席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圍繞紅2團今後動向問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以杜衡等人為一方，主張南下渭華創建根據地。他們的理由主要是照金周圍敵人力量大，群眾基礎差，部隊天天跑著打遊擊，根據地很難擴大。而渭華地區情況正好相反，故紅2團應立即南下渭華地區，開辟渭（南）、華（縣）、藍（田）、洛（南）新蘇區。

　　以劉誌丹、金理科（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等人為一方，主張繼續堅持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他們認為，隻要依托橋山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和土地革命，就可以不斷鞏固和發展陝甘邊根據地。劉誌丹明確指出：“渭華暴動失敗後，那裏的群眾受到極大摧殘，有失敗情緒。我們費盡心血，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隻要我們堅持創造和發展陝甘邊蘇區，形勢是會好轉的！紅軍脫離根據地，就是自己毀滅自己。”

　　然而，杜衡不僅拒絕了劉誌丹等人的正確意見，而且還給他們扣上“一貫右傾”等大帽子，強行通過了南下決定。

　　從某種意義上講，南下之爭是一場是否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爭論。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革命者堅持從陝甘客觀實際出發，努力將馬列主義理論與陝甘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因地製宜地製定自己的戰略和策略。因此，他們的意見不僅可行，而且也符合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而以杜衡等人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卻從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出發，單憑主觀願望或想像辦事，認為革命形勢好轉時便急於求成，大搞“左”傾冒險主義，看到革命形勢逆轉時又驚慌失措，迅速滑向右傾逃跑主義。他們的這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與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背道而馳的。

　　6月20日，在杜衡等人的指揮下，劉誌丹、王世泰等人忍痛放棄照金蘇區，率領紅2團主力踏上了南下渭華地區的悲壯曆程。22日，當紅2團行至三原縣寇家莊時，杜衡突然提出要回西安向省委匯報，匆匆將政委一職交汪鋒代理，7月，杜在西安被捕後叛變。

　　劉誌丹等人率領紅2團渡過渭河進入西（安）藍（田）地區後，不斷遭到敵人正規軍和民團的圍追堵截。7月中旬，紅2團在藍田張家坪一帶陷入陝西警備第3旅唐嗣桐部和地方民團的重圍，在付出重大傷亡後才轉入秦嶺山中分散活動。

　　10月4日，劉誌丹、王世泰和汪鋒等人曆盡千辛萬苦返回照金根據地。在此前後，紅2團的30多名黨員骨幹曆盡劫難勝利歸來。

　　這場災難更加堅定了劉誌丹走井岡山道路的決心。為此，他立即按照毛澤東的紅色政權理論和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決議精神，積極整頓軍隊，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努力恢複和發展照金蘇區。

　　11月3日，在劉誌丹的建議下，中共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合水縣包家寨召開了聯席會議。包家寨會議是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政軍領導核心運用毛澤東的紅色政權理論解決陝甘革命具體問題的一次會議，是在中共陝西省委機關被破壞後獨立自主決定自己方針政策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初步清算了李艮、杜衡等人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倡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恢複紅26軍番號，先建立42師，開辟以慶陽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並在南梁、關中和陝北建立三路互相呼應的遊擊總指揮部，借以拓展我軍回旋餘地，進而將三地連成一片。

　　包家寨會議後，在劉誌丹等人領導下，陝甘革命力量邁入了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新時期。

　　@@“肅反”前後

　　1934年至1935年是陝甘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大發展的時期。

　　1934年2月25日，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正式形成，它包括以華池、保安為中心的陝甘14個縣的部分地區，與此同時，紅42師和第2、第3路遊擊總指揮部也有了較大發展。

　　1935年5月，在劉誌丹等人的正確領導下，紅26軍和27軍於赤源縣白廟岔勝利會師。在三路遊擊隊的大力配台下，兩支主力紅軍並肩作戰，先後勝利粉碎陝甘敵人的兩次大規模“圍剿”和多次圍攻，殲敵近萬人，初步將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建成了比較統一鞏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

　　截至1935年6月底，西北革命根據地先後在陝甘20多個縣成立了工農民主政權，並將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擁有正規紅軍5000多人、地方遊擊隊4000多人。

　　然而，這一大好形勢卻差點斷送在幾個執行“左”傾錯誤的人手中。1935年秋末冬初發生在陝北的那場“肅反”就是他們幾個秉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進行的一場拙劣表演。

　　1935年7月中旬，正當劉誌丹等人率領主力紅軍準備粉碎陝甘晉敵人第三次“圍剿”的關鍵時刻，中共臨時中央駐北方代表派人在延川縣永坪鎮召開西北工委會議。會議錯誤地估計了西北革命形勢，從而提出了在陝北推行“進攻路線”的主張。在政治上，要求陝北的黨組織和紅軍立即完成連接陝南、四川、青海、甘肅和新疆的任務；在軍事上，則提出了“全麵出擊”和“不讓敵人蹂躪蘇區一寸土地”等口號，並命令紅26軍迅速攻打瓦窯堡和延安等城市。

　　劉誌丹出席了這次會議，並對推行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有力抵製。他認為，上述主張和口號都是錯誤的，完全脫離了西北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和敵人陳兵15萬“圍剿”的客觀事實。當前，我們應以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鞏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為主要任務，而我軍的戰術仍然應是遊擊戰和帶遊擊戰性質的運動戰。

　　永坪會議後，根據敵情我情的特點，劉誌丹等人製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決定先打敵人力量較弱的東線晉軍，再打武器差的北線陝軍，然後打擊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的南線東北軍，借以徹底粉碎敵人的這次“圍剿”。

　　然而，劉誌丹的這一正確意見和決策，卻未得到采納。

　　8月上旬，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員指示紅軍北上攻打神（木）、府（穀）。在這一指示受到劉誌丹等人抵製後，於下旬在文安驛召開的前總會議上，他重申永坪會議“左”傾冒險主張和口號，大反所謂的“取消主義”，並給劉誌丹等人戴上“右傾取消主義分子”等大帽子，這就為爾後的“肅反”製造了輿論，埋下了伏筆。

　　9月16日，劉誌丹等人率領紅26、27軍與徐海東、程子華等人率領的紅25軍在永坪鎮勝利會師（不久奉命改編為紅15軍團，以徐為軍團長，程為政委，劉為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同日，根據中共臨時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指示，組成中央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翌日，在永坪召開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陝省委和西北紅軍、紅25軍主要幹部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組建中共陝甘晉省委，對西北軍委進行了改組，免去了惠子俊的西北工委書記和劉誌丹的西北軍委主席職務。黨政軍的這一重要人事變動，又為爾後的“肅反”造成了組織基礎。

　　10月2日，在徐海東、劉誌丹等人指揮下，紅15軍團采取“圍點打援”戰術，在勞山殲滅東北軍110師師直屬隊和兩個團共3700多人，擊斃師長何立中等，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初戰勝利。

　　正當我軍乘勝出擊擴大戰果之時，西北代表團和陝甘晉省委中執行“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卻搞起了親痛仇快的“肅反”運動：他們以“右傾分子”、“白軍軍官”和“反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劉誌丹、惠子俊和習仲勳等30多名陝甘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並殘酷地殺害了200多名紅軍和地方幹部。

　　在關押期間，西北軍委保衛局執行錯誤“肅反”的負責人對劉誌丹等人大搞逼供信，甚至以活埋相威脅，逼迫他們承認自己的所謂“罪行”，借以證明“左”傾路線的正確和“肅反”運動的必要。在生死考驗關頭，劉誌丹仍然堅持實事求是。他對被關押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反複叮嚀：“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雲總遮不住太陽。”

　　就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危急關頭，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來到陝北。10月19日，毛澤東等人進駐吳起，聞知“肅反”一事後，便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接著，中央成立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負責審查西北蘇區的“肅反”工作，並派王首道、劉向三和賈拓夫等人飛馬趕赴瓦窯堡，接管了戴季英控製的西北軍委保衛局。11月7日，張聞天等帶領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立即釋放了劉誌丹、高崗、習仲勳等一大批幹部。毛澤東、周恩來等接見了劉誌丹。毛澤東親切地安慰劉誌丹說：“你和陝北的同誌們受委屈了！”劉誌丹激動地向毛表示：“中央來了，今後一切事就好辦了。”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聯名簽發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書，任命劉誌丹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由周恩來兼任）和瓦窯堡市警備司令。不久，又任命劉誌丹擔任紅軍北路軍總指揮和紅28軍軍長等職（1936年4月，又任西北軍委委員）。

　　劉誌丹雖蒙受不白之冤，但卻能正確對待。在11月底的平反會上，劉誌丹在嚴肅地批評了“肅反”運動的錯誤後又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不要認為我們做的什麽事都是正確的，我們也有錯誤。當然，我們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沒有右傾錯誤或其他錯誤，我們要冷靜地回頭想一想。”

　　不僅如此，劉誌丹還經常勸說受過迫害的同誌要實事求是地對待這件事。12月後，劉誌丹曾先後找張策、王世泰和習仲勳等人談話，勸勉他們“要顧全大局，聽從中央安排，讓中央在以後的實際工作和戰爭中考驗我們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吧”。

　　劉誌丹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1936年3月底，他襟懷坦蕩地率領紅28軍渡河東征，轉戰晉西北以打通北上抗日道路，直至4月14日在指揮攻占中陽縣三交鎮（今屬柳林縣）戰鬥中不幸左胸中彈犧牲。

　　@@曆史啟示

　　我們認為，對劉誌丹的最好紀念，就是認真反思曆史，努力繼承和發揚他身體力行的實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和作風，在新時期爭做實事求是的模範，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而英勇奮鬥。

　　從實事求是的角度講，劉誌丹留給我們的曆史啟示主要有以下四點。

　　1.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馬列主義的精髓，努力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

　　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的過程中，劉誌丹就是這樣做的。

　　建國後，習仲勳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明確指出：當年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陝北黨政軍領導核心的最可貴之處，是在與中央中斷聯係的情況下，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善於把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同陝甘的實際相結合，正確地估量敵情我情，按照客觀情況去決定自己的政策，獨立地處理重大問題，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獨創，為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作出重大貢獻。應該說，這一評價是基本符合曆史事實的，它抓住了劉誌丹實事求是精神的精華和他對革命的最大貢獻。

　　大革命失敗後，劉誌丹堅持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陝甘邊的革命實際相結合，決心走井岡山道路。他提出以橋山為依托創建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一係列政策和策略，並與“左”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鬥爭，從而使西北根據地由小變大，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成為黨中央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的出發點。他的這一理論和實踐，不僅完全符合馬列主義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而且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2.堅持實事求是要付出一定代價，有時甚至要冒殺頭的危險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曆史上，因創立和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而遭受排斥打擊的現象屢見不鮮。毛澤東、鄧小平、方誌敏等人都多次受到過“左”右傾錯誤的排斥打擊，而死在“左”傾錯誤執行者和“肅反”屠刀下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其數當以萬計。

　　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的奮鬥過程中，劉誌丹因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先後遭受執行“左”傾路線的李艮、杜衡等人的排斥打擊。特別是錯誤“肅反”中，他與30多位黨政軍領導幹部被非法關押，200多名紅軍營以上軍官和縣以上地方幹部被秘密殺害，成為中共黨史上一件有名的冤假錯案。

　　上述情況表明，堅持實事求是並非易事，必然要付出一定代價，有時甚至要冒殺頭的危險。因此，隻有具有超人勇氣和膽略的人，才能做到為真理挺身而出。

　　3.正確對待犯“左”右傾錯誤的同誌，要立足於幫教而不能一棍子打死

　　黨中央和毛澤東一貫認為，對待曆史上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誌，我們應該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以便一方麵徹底了解我黨曆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另一方麵。能夠團結一切同誌，共同工作。

　　在對待犯“左”傾錯誤的人時，劉誌丹就采取了這種正確的態度和做法。在平反會上，他一方麵指出：“這次肅反是錯誤的”；另一方麵，他則對犯錯誤的人采取了寬容的態度，他說，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平反後，當有些受迫害者因一時想不通要求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控告犯錯誤的人時，他便耐心地勸解說：不要著急麽，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會分清是非，作出正確的結論。

　　上述事實說明，劉誌丹的態度和做法是正確的。這種立足幫教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和做法，是值得我們肯定和敬佩的。

　　4.今後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時，仍需反“左”防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今天，當年那場“肅反”運動的是非曲直雖已畫上句號，但圍繞是否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鬥爭並未結束。建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黨政軍領導幹部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事實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氣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重申反“左”防右問題。1981年3月27日，他在同軍隊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指出：要想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就必須“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曆史證明，隻有既反對落後於現實的右的傾向，又反對超越現實的“左”的傾向，才能真正堅持黨的思想路線。

　　現在，我們已經在黨的領導下開始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鬥爭。我們相信，隻要以劉誌丹等真正的共產黨人為榜樣，自覺反“左”防右，努力貫徹執行黨的思想路線，就一定能夠奪取建設小康社會的全麵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