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民族精英　黨員楷模

　　center熊美傑

　　center（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20世紀30年代中期，紅軍東征，時任28軍軍長的劉誌丹在前線指揮戰鬥中，不幸壯烈犧牲，年僅33歲。劉誌丹為中國革命奮鬥終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毛澤東讚譽他“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在他誕辰90周年之際，江澤民曾題詞“學習劉誌丹同誌的革命精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和高尚情操，對於實踐“三個代表”的思想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出生入死創建革命根據地和紅軍

　　劉誌丹早年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特別是在共產黨員、老師魏野疇、李子洲等人的教育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榆林中學讀書時就參與領導了進步學生運動，成為當地著名的學生領袖，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受組織委派奔赴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學習，比較係統地掌握了軍事知識和技能，為以後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1926年10月黃埔軍校畢業後，劉誌丹被黨組織派往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曾任第4路軍黨代表兼政治處長。他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和縝密的工作參與了對國民軍的政治改造。四一二政變後，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在其軍隊中進行“清黨”，將劉誌丹等共產黨員扣押於開封，威逼他們宣誓脫離共產黨，否則要“查明槍決”。劉誌丹等毫不畏懼，斷然拒絕，後設法輾轉河南、湖北等地，機智脫險，被黨組織派回陝西。

　　1928年5月，他與唐澍等人領導了渭華起義，在距國民黨反動政治中心西安約80公裏的渭南、華縣地區，建立了工農革命軍和50多個鄉、村的蘇維埃政權，領導群眾打土豪、分財物，惡霸、豪紳被鏟除，農民革命熱情空前高漲。這次起義雖然堅持了兩個多月失敗了，但卻在西北地區開創了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先例。

　　8月，中共陝西省委派劉誌丹回到陝北，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參與特委的領導工作以後，他在陝甘邊境全力從事兵運工作。

　　1929年春，劉誌丹回到家鄉保安縣，他和王子宜、曹力如一起，利用地方紳士與縣民團的矛盾，巧妙周旋，奪取了縣民團的領導權，劉誌丹當上團總，在民團中建立黨組織，整頓紀律，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把一個為國民黨政權效勞賣力的反動團夥，改造成為黨所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

　　1930年春，劉誌丹動員大批黨員先後打人陝北高誌清、楊庚武部，寧夏蘇雨生、甘肅譚世麟等軍閥部隊，從事兵運工作。他利用在蘇、譚部隊任營長、副團長的合法身份，組建學兵隊，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進行軍事訓練，為黨培養積蓄了一批軍事幹部。

　　1931年3月，劉誌丹奉命任蘇雨生部團長，駐旬邑職田鎮，後來準備起義時，不料被當地豪紳告發，劉誌丹被捕，囚禁彬縣。他“雖受鐐鎖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誌的工作，毫無懼怠”。旋經黨組織營救獲釋。出獄後，又以軍閥陳珪璋部第11旅旅長的名義繼續從事兵運。此間，又遭叛匪扣押，後經好友相助營救，得以脫險。

　　同年9月，劉誌丹偕馬錫五等先後到達南梁地區，將分散活動在合水、慶陽山區的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等三支武裝集合整編建立了南梁遊擊隊。10月下旬與閻紅彥等領導的陝北遊擊支隊會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不久，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這支部隊在陝甘邊境和陝北、關中一些地區東西闖蕩，南北馳騁，進行遊擊戰爭，開展土地革命運動。

　　劉誌丹總結汲取了渭華起義和陝西曆次起義失敗的教訓，決心建立革命根據地。他說：“沒有堅強的黨的組織和群眾基礎，單純的軍事行動是一定不會勝利的”，“一個革命軍隊沒有根據地就如同一個人沒有家一樣，難免處於困境”。他認為要到偏遠的梢林山區，不隻建一個根據地，而應同時在鄰近地區建立幾個，以便有回旋的餘地。

　　1932年秋，劉誌丹在照金北麵的金剛廟見到了習仲勳，他對習仲勳說：“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好照金根據地的開辟工作。”誌丹走後，還特意留下了特務隊，由習仲勳領導指揮。習仲勳積極開展遊擊運動，做深入細致的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遊擊隊，在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

　　12月24日，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26軍第2團。1933年6月，紅2團在“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下，南下失敗。劉誌丹輾轉深山老林，受盡凍餓勞累，全身患瘡疾，疲憊不堪。經王世泰、吳岱峰等的救助和地下黨的掩護，幾經風險，曆遭磨難，於中秋節回到照金根據地的薛家寨。11月，包家寨會議後，恢複了26軍並成立了42師，劉誌丹先後任參謀長、師長。根據劉誌丹的意見，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橋山一帶，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廣泛開展遊擊戰爭，開辟了以慶陽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計劃建立以安定為中心的第一路、以南梁為中心的第二路和以照金為中心的第三路遊擊區。

　　1934年2月至6月，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調兵對陝甘邊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紅42師在劉誌丹的指揮下，巧妙部署，奮力抗擊，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5月，陝北軍閥井嶽秀的86師由各縣民團配合，對陝北根據地“圍剿”，在謝子長率領下，紅42師第3團及陝北遊擊隊，英勇作戰，分割圍殲，粉碎了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

　　1935年初，蔣介石調集陝、甘、寧、晉4省軍閥部隊約4萬人，對陝北、陝甘邊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2月5日，中共陝北特委和中共陝甘邊特委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任軍委主席（一說謝子長），統一領導兩塊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經過5個月艱苦卓絕的反“圍剿”鬥爭，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等6座縣城。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人，遊擊隊發展到4000人，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保存下來的唯一的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的落腳點和抗日的出發點。

　　@@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政策

　　劉誌丹善於從革命的實踐中體會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把它的普遍真理用於西北革命的具體實踐，解決革命中的實際問題。

　　1929年秋，劉誌丹主持陝北特委工作，針對當時陝北黨內一些人主張隻依靠少數人拚命，不顧一切地蠻幹的思想，在榆林開會時說：“我們要運用各種辦法團結民眾，團結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軍政官員、紳士、老先生，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做工作，爭取他們，我們才有基礎，站住腳。”他不但說服大家爭取群眾，建立革命武裝，而且身體力行。當時宜川後九天山寨和黃龍山有千餘人的土匪武裝，其中周維祺股力量較大，賈德功、梁占魁、郭寶珊等都是山上的名人，有的還和劉誌丹、謝子長相識。他倆決定派人捎信多次聯係，經過反複的工作，周維祺帶領100多人到保安三道川來參加革命起義，郭寶珊帶300多人來參加革命軍隊。誌丹通過時任國民黨暫編第13師旅長的老同學劉保堂的關係結識了第13師師長陳珪璋。陳見誌丹才略出眾，氣度不凡，要求他作自己的高級參議，並與誌丹結拜為兄弟，劉誌丹利用陳的名義拉起了一個旅的隊伍，從事兵運工作。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革命，1930年春，劉誌丹經人介紹加入了時在陝甘寧地區有很大勢力的哥老會，利用合法身份爭取大爺夥、兄弟夥走革命的道路。在他的教育影響下，該地區哥老會的頭領積極擁護共產黨的主張，踴躍參加革命。保安縣的哥老會大爺馬錫五帶領數百名成員參加了革命，5年後，馬錫五當了陝甘寧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子長縣哥老會的龍頭大爺李仲英率部參加革命，以後當了紅29軍軍長。爭取過來的哥老會大批成員，在劉誌丹創建革命武裝力量時，主動捐獻槍支彈藥，籌糧籌款，有的動員兄弟夥參加紅軍遊擊隊，有的養護紅軍傷病員、當偵察員等，對革命做出很大貢獻。後來毛澤東在向全國哥老會發出的《宣言》中讚揚說：“劉誌丹等諸同誌，他們不獨是紅軍的領袖，並且是哥老會中的模範。”幾年來，他在舊軍隊中培養成長起來的韓練成、牛化東、郭寶珊等後來都成為人民軍隊中的將領。

　　劉誌丹常說，在白色恐怖嚴重，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硬拚是要吃虧的，必須實事求是地決定紅軍的作戰任務。1933年初，“左”傾錯誤執行者排擠了劉誌丹的領導，提出“一鼓作氣地消滅根據地周圍的豪紳地主武裝”，極力主張紅2團攻打廟灣民團。劉誌丹根據當時軍情民心主張暫時不打廟灣，他分析說，廟灣團丁多是亡命之徒，占據險要的地勢，我們暫時無力吃掉它；團總夏老麽與遊擊隊保持一定的聯係，幫我們買過物資和彈藥。如果硬打，會給紅軍活動帶來困難，給根據地老百姓帶來危害。“左”傾錯誤執行者一意孤行，結果惹得附近民團聯合起來同紅軍作戰，後又錯誤地燒了香山寺，上千名和尚也成了對頭，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小。5月，“左”傾錯誤執行者又提出紅軍南下渭華一帶，建立新的根據地，劉誌丹堅決反對，他說“渭華起義失敗後，那裏的群眾受到極大摧殘，且地處交通要道，距敵人統治中心較近。我們費盡心機，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紅軍脫離根據地，就是自己毀滅自己。”“左”傾錯誤執行者不但不聽，反誣劉誌丹是“老右傾機會主義”，最終導致南下失敗。

　　1935年初，紅軍在消滅對綏（德）、清（澗）蘇區危害較大的定仙墕之敵時，總攻即將開始，誌丹發現敵人據點土圍子非常高，工事堅固，周圍地形開闊不易隱蔽，便當機立斷，停止進攻。決定另選敵之據點，消滅守敵。當時指戰員和群眾很不理解，議論紛紛，要求按原定計劃執行。誌丹一方麵指示張達誌向大家作解釋，一方麵安排新的部署。第二天拂曉，誌丹率部向臨近的張家圪台守敵發起猛攻，不到兩個小時全殲守敵，群情振奮，稱誌丹用兵如神。

　　劉誌丹經常教育根據地的同誌說：“我們辦事一要方向對，二要合情合理。”他在領導群眾分田中，主張要打擊土豪劣紳，沒有罪惡的地主可以不鬥爭，還分給一份田；就是在鬥爭有罪惡的大地主時，也主張不搞過激行動，一般不從肉體上消滅，富農大都不動。對於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隻要本人願意革命，一律吸收。一次，部隊到了安定縣（今子長縣）一個村莊，有個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學生楊成森，要求參加紅軍，管人事的同誌不願接收。誌丹知道後說：“個人出身不能選擇，但走什麽路是可以選擇的，他既願意革命，就應該接收。”楊成森入伍後表現很好，全國解放後任民政部部長助理。

　　由於受敵人“共產黨要鏟除商人”的反動宣傳，邊區根據地內沒有商店和集市了。劉誌丹要求和白區有關係的同誌去請商人來，製定出保護工商業的政策，親自給商人講解宣傳。商店開門營業了，市場恢複了，邊區的山貨土特產運出去，人民急需的生活用品從外邊運進來，方便了群眾，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地處晉陝兩省的交通要衝羅峪口鎮，平時市場繁榮，東征時，新上任的鎮蘇維埃政府主席，不懂黨的政策，隨便沒收了一些商店的貨物，引起了工商業者的恐懼和不滿。誌丹知道後，對這位鎮政府主席進行了批評教育，並親自逐個登門向商人賠禮道歉，歸還被沒收的貨物，商店恢複營業，群眾反映很好。

　　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和“左”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清除的時期，劉誌丹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政策，竟被顛倒成為“罪狀”。在陝北“肅反”中被逮捕囚禁。

　　曾參加審查錯誤肅反五人“黨務委員會”成員王首道後來回憶說：“所謂誌丹執行‘富農路線’是指他在土改中對地主不搞肉體消滅，給富農以生活出路；所謂‘梢山主義’是指他堅持農村割據，開展遊擊戰，不攻打大城市；所謂‘投降主義’是指他在統戰工作中團結國民黨中的愛國人士等等。顯然，這些‘罪狀’，隻能證明劉誌丹等同誌堅持了正確的路線。”

　　@@顧全大局忠實履行黨的宗旨

　　中央曾經指出：“劉誌丹同誌是一個一向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領袖人物”，這個評價準確地揭示了劉誌丹精神境界的特點和人格魅力的源泉。

　　1932年6月，陝甘遊擊隊在韓城地區作戰失利，部隊轉移到正寧一帶休整。當時有人提出：“願南下的跟我們走，願北上的跟劉誌丹走。”遊擊隊麵臨分裂的危險。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由於劉誌丹、閻紅彥對指戰員們的耐心說服和堅決反對，“分家”未成事實，挽救了黨領導的成立不久的武裝力量。

　　當年冬，根據中央指示，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這時“左”傾錯誤的執行者、中共陝西省委常委杜衡來到紅軍，無端指責劉、謝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並撤了他倆的職。謝子長被送到上海“受訓”，劉誌丹雖被留在部隊，但不給分配領導工作。誌丹含冤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他一方麵申明大義據理力爭，一方麵服從命令維護團結，並積極支持協助紅2團團長王世泰的工作，並指揮部隊在三原、淳化、耀縣等地進行遊擊戰爭，為創建照金革命根據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劉誌丹雖遠處西北一隅，但心係全黨，關心全局。紅25軍長征到達陝北時，他積極動員群眾熱情接待，要求紅26軍廣大指戰員和地方遊擊隊做好團結工作，一再號召大家向紅25軍學習。當他得知黨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紅軍長征北上陝北時，立即建議紅15軍團南下接應。他曾多次遭受錯誤路線和宗派活動以“整軍”、“反右”、“肅反”等名目下進行的打擊，但他始終能從黨和革命利益出發，忍辱負重，從不計較個人恩怨。1935年9月，劉誌丹為粉碎敵人對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在前線指揮作戰，取得了勞山戰鬥的勝利，為反“圍剿”的全麵勝利奠定了基礎。這時“左”傾錯誤的執行者設計將他騙離前線，途中，誌丹遇見給前方送信的通信員，通信員將信交給了他，他拆開一看，原來是一份保衛局逮捕紅26軍和紅27軍一些領導人的名單，他是被捕的第一名。誌丹看後，泰然自若，遂將信退給通信員送交前方領導。為了顧全大局，他毫不考慮個人安危，隻是擔心這樣搞“肅反”會把西北這塊根據地葬送掉。他本來打算回瓦窯堡向有關領導當麵申述理由，製止錯誤肅反。可是他一回到瓦窯堡，不容分說，就被逮捕。囚禁期間飽受重鐐酷刑、淩辱摧殘。黨中央到達陝北後，糾正了錯誤“肅反”，劉誌丹、習仲勳、馬文瑞等一大批西北根據地領導被釋放。當時曾被關押的許多同誌不滿錯誤“肅反”，要求嚴懲“左”傾錯誤的主要執行者。劉誌丹向這些同誌解釋說：“問題總算弄清了，大家不要再記前仇，應該想大局，想團結，再不要提這回事了。”

　　劉誌丹無限熱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他在入黨時說：“要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作為個人來說，就是奮鬥到死。”從此，他把一切獻給了黨。他宣傳教育群眾，喚醒民眾的覺悟，起來鬧革命。他帶領組織起來的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打開反動政府的糧倉，救濟苦難饑民。他帶領軍隊積極開展遊擊活動，擴充力量，建立為人民謀利益的革命政權。他終生為了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領導的軍隊，紀律嚴明，從不擾民。每到一處他總要部隊把老百姓的村莊院落打掃得幹幹淨淨，吃了飯，碗要洗淨放整齊，水缸擔滿。吃了老百姓的糧，要統計出米多少，麵多少，開出條據把錢放在碗裏。一次紅84師的一個團打土豪時，一位戰士私自拿了兩件婦女的服裝，他立即召開全團大會批評，並給予處分。這些細小的做法戳穿了反動派對紅軍的誣蔑，贏得了人民的信賴。

　　家鄉的群眾常說劉誌丹是個公而忘私，不知有家的人。1934年2月，誌丹帶領紅軍住在保安縣劉家砭，這裏距他家隻有5裏路，但他沒有回去。為了解決革命經費問題，劉誌丹勸父親變賣了家中的土地、牲畜等一切能夠變賣的東西，毀家紓難。敵人抄了他的家，把房子也燒了，大人小孩四處流浪，誌丹知道這件事後，沒有對任何人講。當部隊的一些同誌聽到後要派紅軍去營救，誌丹不讓去，說打擊敵人對根據地“圍剿”更重要。

　　他像一團烈火，無論到哪裏，都能把廣大幹部、群眾吸引到自己的周圍，形成戰鬥的集體。他關心愛護幹部戰士，情同手足，無論誰家裏有了困難，他都盡力幫助。他作風民主，和善可親，虛心聽取大家意見，從來不以總指揮、師長、軍長而自居。

　　誌丹一生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革命本色，隻知吃苦，不圖享受。他犧牲後戰友們清點他的遺物，除了衣袋裏幾份黨內文件和6支香煙外，其他一無所有。

　　劉誌丹無限熱愛人民，人民忠心擁戴自己的領袖。1936年3月下旬，紅28軍進入神府地區，有不少老百姓從遠道趕來，要親眼看一看劉誌丹。有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從人群中擠到劉誌丹麵前，拉著劉誌丹，從頭上摸到腳下，又從腳下摸到頭上，激動地說：“好哇，好哇……你真是咱們老百姓的好人啊！”

　　“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劉誌丹來是清官，他帶領人民上橫山，一心鬧共產……”這首高亢淳樸，感情真摯，發自群眾內心的民歌，至今還留傳在長城內外，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