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五、等級鮮明的墓葬製度

1.原始先民的墓葬

墓葬是安置屍體的固定設施，是人的最終歸宿。

墓葬的曆史遠比人類的曆史年輕，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經曆了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的演變過程，並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製度。

古代墓葬是現實社會的移植和縮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的喪葬習俗，從各方麵再現了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

在遙遠的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是怎樣安置死者的？墓葬設施如何？古書中透露出了一點微弱的信息。《孟子·滕文公》說：

蓋上世嚐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麵目，蓋歸反□癢而掩之。

孟老夫子認為，上古之民可能是不埋葬死者的，把屍體隨意丟棄在山野溝壑就算了事。後來人們看到棄置的屍體被狐狸吞食，遭蚊蠅吸吮，於心不忍，遂將屍體掩埋，因而出現了墓葬。《周易·係辭下》雲：“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意思是說：遠古時代的墓葬非常簡單，用柴草將死者掩埋於荒野，不起墳丘，地麵上不留任何標誌，亦無喪禮可言。

上麵的看法出自晚世文獻，屬於後人的傳說，其中不乏推測之辭。實際上，當時人們對遠古先民的葬埋情況並不十分清楚，基本上處於茫然無所知的狀態。本世紀以來，隨著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我國原始社會的喪葬之謎被逐漸揭開，露出了它本來的麵目。

考古發掘表明，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已經有了埋葬死者的習俗。在山頂洞人居住的洞穴下層深處，三具屍骨佩戴著骨製裝飾品，身旁放有石製生產工具，骨架周圍用紅色的赤鐵礦粉撒成圓圈。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墓葬形式，距今約一萬八千年。

約在五六千年以前，黃河流域的原始居民步入了母係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創造出星羅棋布的仰韶文化。截至目前，已發現的仰韶文化墓葬在兩千座以上，為了解我國母係氏族社會的喪葬習俗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這一時期的墓葬製度主要有以下特點：

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原始人相信靈魂不死，完全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安排鬼魂世界。氏族成員生前聚族而居，過著集體勞動、共同消費的原始共產製生活，死後也要埋葬在一起，像生前一樣繼續生活在氏族大家庭中。氏族墓地通常在居住區的邊緣地帶，是原始村落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墓葬頗為簡單。通常是在地下挖一方形或長方形的土坑墓壙，除多人合葬墓外，規模一般不大，僅能容屍而已。地麵上“不封不樹”，沒有封土，無標記可尋。

葬式多樣。成年人的墓葬多為一坑一屍的單人葬，有的則實行多人集體合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還有俯身葬、屈肢葬、二次葬等。未成年的兒童主要采用甕棺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中，眾多屍骨的頭部每每朝著同一方向，說明當時存在著死後回歸故土或在另一世界共同生活的信念。

墓內有隨葬品。為了保證死者在另外一個世界安居樂業，下葬時經常將其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埋入墓內。隨葬品以陶質器皿最為普遍，其次是石、骨製作的生產工具，裝飾品也時有發現。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隨葬品的多寡差別不大，這是氏族成員生前社會經濟地位平等的反映。個別女性和老年男性有厚葬的現象，可能與原始社會崇拜女性和尊敬老人的風尚有關。

距今約四千年，我國南北各地的母係氏族公社相繼完成了向父係氏族公社的過渡。隨著社會形態的演進，墓葬製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氏族公共墓地雖依舊存在，但出現了一些與氏族製的平等原則相背離的因素。墓葬已有大小之分，隨葬品亦多寡懸殊。多數人墓坑狹小，無任何葬具，隨葬品寥寥無幾，有的竟空無一物；少數人墓壙寬闊，使用木質的棺槨葬具，隨葬品多而精美，與前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反映出氏族內部貧富分化的現象比較嚴重，氏族成員間原有的平等關係已不複存在，出現了高低貴賤的等級差別。

在合葬墓中，夫妻合葬、父子合葬的現象比較普遍。在有些地方還發現了年輕女奴為男主人殉葬的現象。

鬼魂世界每每是現實社會的再現。氏族社會分崩離析、文明社會即將誕生的種種征兆，多方麵地體現在這一時期的墓葬製度和埋葬習俗上。人們向古老的原始社會告別，朝著階級社會的門檻邁進。

2.帝王陵墓

帝王陵墓是階級社會的產物，與曆史上的帝王製度相始終。曆代帝王高居社會之巔，主宰天下，他們死後的葬身之所也頗為與眾不同，無不顯示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征。

商代以前的帝王陵墓迄今尚未發現。現存的所謂炎帝陵、黃帝陵、帝嚳陵、太昊陵、堯陵、舜陵等上古帝陵，多是後人為了追念他們的功德而修建的。這些陵墓一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和相當規模的陵園建築，與“不封不樹”的上古葬製相去甚遠，也證明其無疑是出於後人的想象。上述帝王屬於傳說時代的英雄人物，曆史上是否確有其人尚難斷定，其陵墓之所在就更是無從談起了。因此，將現存的這些帝陵作為憑吊中華民族遠古祖先的象征性場所，則無可非議；但如果將其視為上古帝王的確切葬地，那就未免失之草率了。

河南安陽殷墟是“盤庚遷殷”以後的商代都城，商朝後期的王陵多集中在這裏，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在殷墟的王陵區出土了十餘座商王陵墓。這些王陵的形製、結構、規模雖不盡相同，但都包括墓道、墓室和槨室等幾部分，就其形製而言，有“亞”字形和“中”字形之分，前者的墓室有四條墓道，後者有兩條墓道。墓主隻有商王一人，尚未發現夫妻合葬的情況。墓底正中有一長方形的小坑，位置正好在商王屍體腰部的下麵，稱為“腰坑”，坑內埋一殉人或狗。在商王陵墓中，人殉和厚葬的現象極為嚴重，其殘酷和奢侈的程度令人吃驚。有的王陵旁還有車馬坑，裏麵埋有真車活馬和趕車的馭手，供商王在另外一個世界上田獵巡遊使用。

周天子的陵墓目前還沒有發現。曆史上盛傳的所謂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坐落在今陝西鹹陽以北的畢原上，二陵相距不遠，有巨大的封土堆，形似山丘。經古今學者考辨，“周王陵”之說是出於後人的張冠李戴，陵墓的主人實際上是戰國時期的秦惠文王和秦武王。

西周諸侯國君的大墓同商代的王陵很相似。有的設兩條墓道，呈“中”字形；有的僅一條墓道，呈“甲”字形。墓底仍有腰坑，車馬坑也很普遍。與商代不同的是，這時已有夫妻合葬的現象，夫妻分別埋葬在兩個相互緊靠的墓坑中，即所謂的“異穴合葬”。墓內隨葬品仍以各種青銅禮器為主。和商代相比，禮器中的酒具明顯減少，可能與周朝嚴禁酗酒的背景有關。在隨葬的青銅禮器中，鼎和□最為重要，是顯示死者身份的標誌。周代禮製規定：天子用九鼎八□，諸侯七鼎六□，卿大夫五鼎四□，士三鼎二□，有嚴格的等級製度。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王墓屢有發現，其中以秦公陵園、曾侯乙墓和中山王墓較為典型。

秦公陵園是春秋至戰國中期秦國國君的墓地，位於陝西鳳翔縣西南的秦都雍城遺址。陵園布局有一定的規製，已發現十六座大墓，其中十四座是雙墓道的“中”字形墓，兩座是單墓道的“甲”字形墓，每座大墓的旁邊都有一個車馬坑。已發掘的一號大墓是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先秦古墓。據墓內的石磬文字判斷，墓主人可能是在位長達四十年（前576-前536）之久的秦景公。

曾侯乙墓在湖北隨州市西郊。墓的平麵呈多邊形，無墓道。墓室四周及槨頂充填木炭達六萬多公斤，上麵鋪有一層石板，與《呂氏春秋·節喪》所說的“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的築墓方法相吻合，目的是為了防潮和加固墓室。墓內隨葬品多達一萬餘件，除九鼎八□等青銅禮器外，最具特色的是各式樂器，有編鍾、編磬、鼓、瑟、琴、排簫、篪等。這批樂器有的仍能敲打彈奏，音色典雅悅耳，堪稱稀世珍寶。以大量的樂器隨葬，說明墓主人對音樂有特殊的愛好，死後仍不釋舊愛，將宮廷樂隊搬到地下，供其享樂。據銅器銘文記載，墓主人是戰國早期曾國的君主，名乙。曾國在史書中不見記載，是東周時期江漢地區的一個三流小諸侯國，依附於楚國。

中山王墓位於河北平山縣城北的靈山下，這裏是戰國晚期的王陵區。從已發掘的兩座王陵來看，墓表都有夯築的高大封土，上麵建有用於祭祀的享堂。墓室為“中”字形，規模宏大。兩墓的隨葬品多達一萬九千餘件，以金碧輝煌的青銅禮器為大宗，有許多精美的藝術珍品。墓內出土了一塊兆域圖銅版，版麵上用金銀鑲錯著陵園平麵圖，包括三座大墓和兩座小墓的名稱、尺寸及中山王的一段詔令，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築規劃設計圖，證明周代帝王有專門的機構為其設計建造陵園。

殷周時期的帝王陵墓“不封不樹”，沒有墳丘。西漢學者劉向曾說：“殷湯無葬處，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於畢……皆無丘壟之處”（《漢書·劉向傳》）。東漢崔實也說：“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政論》）。從考古發掘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墳丘墓的出現，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戰國時期已很普遍，“丘壟必巨”成為帝王陵墓的一個顯著特點。上麵介紹的中山王墓，地麵上就有高大的墳丘。

戰國以前，無論死者的身份如何，墓葬統稱之為“墓”。君王的墓葬稱“陵”，是從戰國中期開始的，首先出現於趙、秦等國。《史記·趙世家》說，趙肅侯十五年（前335）“起壽陵”。這是曆史上君王之墓稱陵的最早記載。秦國稱陵是從秦惠文王（卒於前311）的“公陵”開始的。古人早已注意到了這一變化，如南宋呂祖謙在《大事記解題》中說：“《秦紀》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然則名王者之兆域為陵，其出於戰國之際乎？”

戰國中期以後稱君王之墓為陵，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封建君王是當時社會上身份等級最高的特權人物，生前淩駕於萬民之上，死後也要將墳墓修建得巨大無比。時人常常把高大的墳墓比做山陵，因而很自然地就將國王的高墳巨塚稱之為“陵”了。其次，戰國人每每用山陵比喻國王，把國王去世隱諱地稱為“山陵崩”。如呂不韋對秦王後之弟陽泉君說：“王之春秋高，一旦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戰國策·秦策五》）。高誘注雲：“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國王生前預築墳墓時，為了避免不吉利，不稱之為“墓”，也隱諱地稱為“陵”或“壽陵”。

秦代又將皇帝的墳墓稱為“山”，漢代複稱“陵”。《水經注·渭水》雲：“秦名天子塚曰山，漢曰陵。”千古一帝秦始皇將自己的墳墓建造在盛產金玉、風景秀麗的驪山之麓，並借用驪山的美名作為墳墓的名稱。在秦始皇陵園內出土的銅器銘文和陶文說明，始皇陵原名為“麗山”或“麗山園”。

秦始皇陵園的布局是按照國都鹹陽城設計的，有內外兩重城垣，呈南北狹長的“回”字形。內外城垣都有城門，外城四角有警衛的角樓。陵墓有巨大的封土堆，呈方形覆鬥式，矗立於內城西南部。將陵墓安置在陵園西端，是有一定講究的。古人以西方為尊，“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王充《論衡·四諱》）。陵墓的方位體現了以西南隅為尊長之處的古代禮俗。陵園坐西朝東，在東方正中設有大道和東門闕，東門大道相當於後世陵園的“神道”，是整個陵園的主要通道。在外城東門大道北側，設置了三個規模宏大的兵馬俑坑，排列成東向的雄偉軍陣，以威鎮東方。

始皇陵的封土下麵有安放棺柩的地宮，這座地下宮殿修築得十分深邃牢固，極盡富麗堂皇。《史記·秦始皇本紀》對地宮的情形有這樣的描述：

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

始皇陵地宮及其周圍的設施究竟如何，由於未曾全麵發掘，至今仍是一個難解之謎。

秦漢帝陵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陵旁設“寢”，創立了陵寢製度。最早論述陵寢製度起源的是東漢學者蔡邕，《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蔡邕《獨斷》雲：

宗廟之製，古者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製“廟”以象朝，後製“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幾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

蔡邕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古代帝王的宗廟是按照其生前居住的宮殿設計的，宮殿分為前朝後寢兩大部分，“朝”是帝王處理政務和會見臣下的辦公場所，“寢”是帝王與後妃起居飲食之地。帝王死後的宗廟亦如法修建，前麵的“廟”象征生前辦公的朝，安放帝王的神主（牌位），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後麵的“寢”則象征生前起居的寢，安放衣冠、幾杖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古代祭祀先王的儀式多在宗廟中舉行，而不是在墓地舉行。到了秦始皇時期，開始將宗廟中的寢移置於墓側，漢承秦製，陵旁起寢的陵寢製度隨之確立。

秦漢時代之所以要在陵旁建寢，是因為人們迷信死者的靈魂就藏在陵內的墓室中，在陵墓的頂上或邊側起寢，以便於死者的靈魂就近飲食起居。在始皇陵西側的建築遺址中，出土了兩件刻有“麗山□官”字樣的陶壺，“□”與“飼”通，“麗山□官”即“麗山飼官”，是麗山園中供奉飲食的官吏。說明陵墓西側當年曾建有供奉始皇靈魂飲食的陵寢設施。在始皇陵封土西側還發現兩乘銅人駕馭的銅車馬，即由駟馬安車和駟馬高車組成的兩輛鑾輿。其大小約為真人真馬的一半，製作精巧，裝飾華麗。將如此貴重的交通工具擺放在陵寢附近，是為了供始皇的靈魂出行乘坐之用，使其像生前一樣巡遊天下。

西漢十一個皇帝的陵墓，沿襲了先秦時期“先王之葬居中，以左右為昭穆”（《周禮·塚人》）的“族墓”製度。從武帝開始，陵墓的布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武帝的茂陵遠離祖陵，位於鹹陽原的最西南端。武帝以後的諸帝陵雜亂無章地建在茂陵以東和安陵以西的區域之間，不再按照“左昭右穆”的傳統禮製排列。標誌著重視宗族關係的“族墓”製的破壞和以皇帝為中心的墓製的確立，反映了以突出皇權為特征的中央集權封建政治體製的進一步加強，是社會政治製度的變革在喪葬領域裏的體現。

除文帝的霸陵是依山鑿建的崖墓不起墳丘外，西漢的帝陵都有用夯土築成的覆鬥狀墳丘，其高度和範圍有一定的規製。《關中記》雲：“漢帝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武帝在位日久，處在皇權登峰造極的西漢盛世，因而茂陵的規模也比其他帝陵宏大，在西漢諸陵中獨占鼇頭。漢帝陵園以墳丘為中心，周圍築有城垣，平麵呈正方形，四麵各開一門，稱為“司馬門”，門外立雙闕。皇後與皇帝合葬，同塋而不同陵。後陵一般在帝陵的東麵，陵園和墳丘都較帝陵為小，隻有呂後的墳丘幾乎與劉邦的長陵同大，這與她生前臨朝稱製、行使皇權的至尊地位有關。

臣僚陪葬帝陵，是漢代喪葬製度的一大特點，帝陵附近都有許多文臣武將的陪葬墓。在西漢帝陵中，長陵陪葬墓的數量最多，唐代詩人劉彥謙《長陵詩》雲：“長陵高闕此安劉，附葬累累盡列侯。”至今尚存陪葬墓七十餘座。跟隨劉邦南征北戰的開國元勳如蕭何、曹參、張良、周勃等人，死後都陪葬長陵。武帝時期抗擊匈奴的名將衛青、霍去病及諸多重臣，也被安葬在茂陵附近。陪葬墓的墳丘比帝後陵要小得多，規模不盡一致，視其生前地位的高低而定。陪葬墓的位置通常在帝陵的東麵，是按照“尊長在西，卑幼在東”的禮俗安排的，體現了“主尊臣卑”的封建思想。

漢代重視守塚的風俗，創立了在帝陵附近建置陵縣的製度。漢初，高祖劉邦曾下令派民戶二十家為秦始皇守塚，為楚王陳勝等各派十家守塚。高祖十年（前197），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在櫟陽城內設萬年縣，開因陵設縣之先河。但正式設置陵縣則始於漢高祖的長陵，此後遂成定製。漢元帝以前的諸帝，即位後就開始修築陵墓，同時徙民實陵邑，至皇帝死後葬入陵墓，陵邑即成為陵縣，以陵名稱之。陵縣是專為皇帝守陵而建置的，縣內設有陵令、屬官、寢廟令、園長、門吏等職官，負責管理陵園，歲時祭祀。

西漢的陵縣有相當的規模。武帝的茂陵縣有“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二百七十七”（《漢書·地理誌》），戶口之多居諸陵縣之冠，所轄人口也超過一般縣邑。陵縣內的住戶是從全國各地遷徙來的，他們並非一般的編戶齊民，大都具有特殊的身份。據史書記載，徙民實陵的主要對象是：丞相、禦史大夫、將軍等現職高級官員；寵臣、公主、外戚；吏二千石，包括九聊、郡太守等；六國舊貴族的後裔，尤以齊國田氏人數為多，在陵縣中勢力也最大；關東富商豪強；群盜及倡優樂人等。這些人或位居高官，或家資巨萬，或奇才異能，他們雲集於長安周圍的陵縣，名義上是為皇帝守陵，實則為非為歹，尋歡作樂，使陵區附近成了熱鬧非凡的花花世界。班固在《西京賦》中曾這樣描述陵縣的繁盛景象：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造七遷，充奉陵邑。

漢元帝即位以後，廢除了帝陵設縣的製度。他認為“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勞民傷財，於國無益，於民無利。遂於永光四年（前40）詔告天下：“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漢書·元帝紀》）明令不再設置陵縣，並將原屬太常管轄的諸陵縣劃歸三輔，使其成為普通的縣邑，不再具有供奉山陵的特殊功能。

西漢的陵寢製度承襲秦代，但也有一些新的變化。和秦代一樣，諸帝陵園內設有供奉墓主靈魂的“寢”。《三輔黃圖》雲：“高園（即高祖陵園），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於寢，以象休息閑晏之處也。”說明陵上的寢如同宮殿中的寢一樣，有正寢和便殿之分。正寢是墓主靈魂日常起居飲食之所，擺放著座位（稱神座）、床、被褥、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應有盡有。每天由宮女在寢內像侍奉活著的君主一樣照料靈魂，早晨起來後整理被枕，預備好盥洗水和梳妝用具，一日四次按時進獻食物。便殿附設於正寢的邊側，供墓主靈魂在此娛樂休息。與秦代不同的是，西漢將已故皇帝的宗廟建造在陵園外附近的地方，即“陵旁立廟”。宗廟和陵寢之間設有一條通道，叫做“衣冠所出遊道”，或簡稱“衣冠道”。每月在宗廟裏舉行祭祀典禮時，將皇帝生前穿戴的衣冠從陵寢中搬出，沿“衣冠道”送到宗廟裏去遊曆一番，象征著皇帝的靈魂享受祭祀，這種儀式稱之為“月一遊衣冠”。當衣冠出遊時，有車騎之眾護送，群臣前呼後擁，場麵頗為壯觀。

東漢的十二座帝陵，除漢獻帝的禪陵在山陽（今河南焦作）外，其餘的都在洛陽附近。從明帝顯節陵開始，陵園四周不築垣牆，改用“行馬”（一種臨時性的用竹木做的屏籬），寢殿和管理陵園的官府吏舍在陵園的東側。和西漢一樣，東漢帝陵附近也有很多大臣陪葬墓。

以朝拜祭祀為主要內容的陵寢製度，是東漢時期確立的。明帝以前，每逢元旦佳節，公卿百官、皇親國戚及地方郡吏，都要聚會到京師朝廷，舉行朝賀皇帝的儀式，稱為“元會儀”。光武帝劉秀死後葬於原陵，其子明帝在即位的第二年舉行元旦朝賀禮，鼓樂齊鳴，群臣朝拜，好不熱鬧。此時此刻，明帝想起死去的父親再也看不到這樣盛大的典禮，於心不忍，為表達對先帝的孝敬之情，乃親自率領公卿百官將“元會儀”搬到原陵舉行，向陵寢中的光武神座行朝拜和祭祀之禮，從地方郡國趕來的上計吏也依次向神座匯報各地的糧食價格、百姓疾苦、風土民情等事項，使先帝的在天之靈明察國之大事。這種儀式稱之為“上陵禮”。與此同時，明帝還將原來每年十一月在宗廟中進行的最主要的“酎祭禮”也移到陵寢，按照上陵禮的儀式在陵寢舉行。此後，在朝廷的祭禮中，上陵禮的地位大大提高，宗廟的地位則明顯降低。上陵禮的推行，使宗廟失去了往日祭祖的重要作用。鑒於這種情況，明帝又對宗廟製度進行了重大改革，他在臨終時立下遺詔，主張廢除西漢“陵旁立廟”的製度，取消為每個祖先各建一廟的舊製，把許多祖先的神主集中在一個祖廟裏，實行“同堂異室”的供奉辦法。

上陵禮的場麵宏大，參加的人員很多，原有的陵寢設施和規模隨著禮製的改革也要重新改造和擴大，以適應上陵禮的需要。上陵禮推行以後，陵寢設施的最大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擴大寢殿，以便在此舉行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禮；一是增設懸掛大鍾的鍾虡（即鍾架）。過去隻有朝廷和宗廟中設置行禮用的大鍾，如西漢長安城內的高祖廟“有鍾十枚，可受十石，撞之聲聞百裏”（《三輔黃圖》）。東漢在陵寢舉行上陵禮和飲酎禮，以鳴鍾奏樂作為開始的信號，“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續漢書·禮儀誌》）。這樣，陵寢就要像原來的宗廟那樣，在大殿附近設置鍾虡，懸掛巨鍾，以備行禮之用。東漢的皇帝陵園都建有規模宏大的寢殿（或石殿）和鍾虡，成為陵寢中的主要建築。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政局的分裂割據，強悍好戰的北方少數部族乘機入主中原，烽火不熄，戰亂迭起，政權的更替像走馬燈一樣你來我往，改朝換代頗為頻繁。在這種長期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中，盜墓之風甚囂塵上，埋金藏玉的帝王陵墓成了盜墓者“光顧”的重點對象。封建帝王為了逃脫死後陵毀屍棄的厄運，不得不對傳統的陵寢製度加以改革。

魏武帝曹操死後葬於高陵，不起墳丘，不建寢殿，地表不留痕跡。關於曹操的陵塚，曆史上有許多奇傳異聞，據說他為了預防死後陵墓被盜，設下了七十二座“疑塚”。真真假假，亂人耳目。

魏文帝曹丕出於防盜的考慮，生前就下詔留下遺言：“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三國誌·文帝紀》）。廢除了秦漢以來的陵寢製度。文帝還將這份遺詔藏之宗廟，昭示後代不得更改。

西晉是一個短命王朝，曆四帝五十二年。其陵墓建置基本上沿襲魏製，依山為陵，葬埋從簡。晉惠帝於永平元年（291）“詔子弟及百官不得謁陵”（《晉書·惠帝紀》），取消了東漢創立的上陵禮。

東晉南渡，帝陵皆在建康（今南京）。南朝諸陵或在建康，或在丹陽。東晉和南朝的陵園製度有以下特點：陵墓大多依山而建，在山上開鑿長坑為墓室，然後填土夯平，一般都有墳丘，但不很顯著；墓室均為單室，室前建甬道，內設雙重石門，陵前順山勢開設很長的神道，兩側立有石刻，如石獸、石柱、石碑等；由於受風水相墓術的影響，陵園的方向無一定規律，依山川形勢而定。

六朝陵墓的石刻頗具特色，其造型設計和雕刻技藝在漢代石雕的基礎上由粗簡向精細發展，在我國古代石雕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東晉南朝苟安江左，朝代輪番更替，軍閥混戰此起彼伏，帝王陵園和千姿百態的石雕藝術珍品多毀於戰火，隻留下劫後之餘的淒涼景象。

北方十六國時期，入居中原地區的匈奴、羯、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君主，為了對付盜墓者，沿用他們本民族的舊俗，大多采用“潛埋”的方式，不起墳丘，不建陵園，葬所嚴加保密。後趙皇帝石勒死後，“夜瘞山穀，莫知其所”（《晉書·石勒載記》）。南燕皇帝慕容德屍體裝殮後，乘夜深人靜之際將棺柩抬出城門，“潛葬山穀”，神不知鬼不覺，第二天人們才知道皇帝已經安葬，其葬地已無人知曉，與石勒的葬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北魏統一北方後，帝王陵寢製度也隨之有所創新。北魏建築大規模的陵園，是從文明皇後馮氏開始的。她出身於漢族，先後以皇太後和太皇太後的身份兩度臨朝稱製，執政達二十五年之久。她協助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改革內政，並創立了一套鮮卑族文化、漢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結合的陵寢製度。馮太後的永固陵，一方麵承襲鮮卑族“鑿石為祖宗之廟”的舊俗；另一方麵又采用東漢以來在陵前建築石殿、石闕、石獸、石碑的方式；同時結合佛教的信仰，在陵園內設置佛寺、齋室，將佛教文化引入陵寢製度。永固陵的設施，標誌著北魏開始恢複久已荒廢的陵寢製度和上陵的典禮。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在北邙山為自己營建長陵，並規定內遷的鮮卑人死後必須葬在長陵附近，這無疑是沿襲了鮮卑族傳統的族葬習俗，與漢代帝陵以臣僚陪葬的製度顯然有別。北魏的上陵禮也和東漢不同，東漢在每年的正月、八月定期舉行上陵禮，北魏皇帝則逢改元、親政等國之大事時上陵拜謁，帶有向先帝神靈請示匯報的意思，當源於鮮卑族的原始禮俗。總之，北魏的陵寢製度包含有多種文化因素，體現了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特點。

唐代的帝陵除昭宗陵和哀帝陵分別在河南澠池和山東菏澤外，其餘十八座陵墓集中分布在陝西關中地區，統稱“關中十八陵”。唐陵的建造采取兩種形式：絕大部分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的“依山為陵”之製，在天然山峰的中部開鑿墓室，“上摩煙霄，崗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昭陵圖記》）；少數則繼承秦漢時期“積土為陵”的築陵方法，平地起墳，有高大的封土堆。在唐帝十八陵中，依山為陵者有十五座，積土為陵者僅三座。

陵園規模宏大，是唐代帝陵的突出特點。據宋敏求《長安誌》記載，昭陵和貞陵周回一百二十裏，乾陵八十裏，泰陵七十六裏，其餘諸陵也多在四十裏以上。陵園的布局自乾陵開始形成定製。玄宮（墓室）在山腰南麓，坐北向南，居高臨下，是全陵的主體建築。四周建有內外雙重城垣，內城是陵墓的圍牆，也叫“神牆”，四麵各開一門：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青龍，西曰白虎，朱雀門是陵園的正門。朱雀門外辟有筆直的神道，兩側排列著造型各異的石刻群。在陵園的南半部，分布著眾多的皇室貴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昭陵陪葬墓的數量居諸陵之首，有二百餘座。

唐十八陵石刻群堪稱中國古代石雕藝術的寶庫，數量之多和雕刻之精遠遠超出以前的陵墓石刻。雕刻手法既有圓雕，也有線雕和浮雕；題材多樣，造型各異，有拄劍守陵的武士，高鼻深目的域外異族首領，千姿百態的奇獸異鳥以及記功述德的華表碑石等。在豐富多彩的唐陵石刻群中，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別具風韻。昭陵六駿是當年李世民南征北戰時騎乘的六匹戰馬，名曰“颯露紫”、“拳毛□”、“白蹄烏”、“特勤□”、“青騅”、“什伐赤”，伴隨李世民出生入死，深得主人喜愛。李世民當了皇帝後，為了紀念和表彰六駿的功勞，命工匠依其形態製成石雕，置於昭陵玄武門內東西兩廡。相傳六駿諸形出自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之手，雕刻藝術家們運用高超的技藝將其浮雕在高約一點五米、寬二米的石屏上，石屏上角有唐太宗自題的四言讚美詩，概括六駿的功勳，由書法巨匠歐陽詢書寫。昭陵六駿是在皇帝的禦旨下由諸多名家集體創作的，畫、雕、書均冠絕一時，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唐陵的陵寢結構不同於前代。東漢的陵寢建在一個地方，形成一組整體建築，供奉墓主靈魂和上陵祭祀等儀式同在其中進行。唐陵則把陵寢分割開來，分建於三處，即神遊殿、獻殿和下宮。神遊殿建在玄宮（即墓室）的門頂上，供靈魂遊樂之用，相當於漢代寢旁的便殿；獻殿也叫寢殿，是上陵朝拜或舉行重要祭獻典禮場所，建在陵墓前麵的朱雀門以內，規模較大，相當於東漢的寢殿或石殿；下宮也叫寢宮，是供墓主靈魂飲食起居和守陵的宮人、官吏居住的，建在陵墓南部偏西約五公裏處的地方。將陵寢分建於不同的地方，分別適應了上陵朝拜祭祀和日常供奉飲食起居生活的需要，突出了上陵典禮的重要性。

北宋的帝陵集中分布在河南鞏縣境內。除徽宗和欽宗被金人擄往北地死於他鄉外，北宋的七位皇帝以及被尊為“宣祖”的太宗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陵墓均在這裏。

宋陵沒有繼承“依山為陵”的唐製，都是在平地營建的，地麵上起有封土堆。宋代取消了漢唐以來皇帝生前預築壽陵的辦法，皇帝駕崩後才開始營建陵墓，全部工程要在七個月之內完成。宋代禮製規定：皇帝死後七月必須安葬，如果在此期限內沒有下葬，神主就不能送進太廟供奉。由於營建的時間短促，宋陵的規模遠不及唐陵宏偉。

北宋的八座帝陵依同一製度建造，布局規整。陵台位於陵園中心，呈梯形；台下是安放棺柩的地宮，用石條砌築；陵台四周有正方形的神牆環繞，每麵正中開門，四角有夯築闕台，上建樓觀亭閣。陵域內除帝陵外，還有祔葬的皇後陵以及皇室貴族和當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母後臨朝聽政，在北宋曆史上不乏其例，皇後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皇室葬製上。陵區內共有二十一座後陵，均單獨起陵，陵園建製與帝陵同，隻是規模略遜於帝陵，這是前代皇後未曾享受過的特殊禮遇。

宋陵的石刻頗引人注目。石刻群置於陵前神道兩側，諸陵石刻的種類、數量和排列順序大致相同。沿神道由北向南依次為雄獅、宮人、武士、文臣、客使、羊、虎、仗馬及控馬官、角端、瑞禽、象及馴象人，最南端是一對望柱。僅列於帝、後陵前的石刻就有五百五十多件，加上陪葬的親王、大臣墓，整個陵區內的石刻總數當在千件以上。這些石刻形象多樣，造型渾厚，表現手法細膩，集中反映了北宋石雕藝術的風貌。

在陵寢設施上，北宋基本上沿襲了唐代的製度，有上宮和下宮之分。上宮即唐陵的獻殿，亦稱寢殿，為上陵朝拜之處，建在陵台之前、南神門（即司馬門）以內。下宮也叫寢宮，供奉墓主靈魂，建在陵墓的北方偏西處，唐代的寢宮則建在陵墓的南方偏西處，兩者有所不同。皇帝上陵朝拜時，既到上宮行奠獻禮，又到下宮供奉，但所用的祭品和儀式有別：“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陪位”（《宋史·禮誌》）。上宮的供品和儀式要比下宮隆重，說明北宋皇室是很重視上陵之禮的。據李牧《宋朝事實》卷一三記載，作為供奉先帝亡靈的下宮，其設施大致是這樣的：正殿安放龍□（輕便的柩車）、禦座；影殿設禦容（皇帝的遺像）；車幄置神帛（招魂用具）和皇帝生前穿戴的服飾；齋殿旁是守陵宮人的居處和陵使的官署，附近設有供奉飲食和浣洗的“南廚”、“浣濯院”等機構。

南宋為北宋亡國之餘建立的偏安王朝，因北方的祖宗陵園淪陷，朝廷遂在距都城不遠的紹興另擇陵地，將已故皇帝淺埋於此，稱為“攢宮”，意為攢集梓宮之處，準備將來收複失地後遷回祖塋，重建陵墓。南宋的九個皇帝除末代三帝外，其餘均葬於紹興。陵園建築大體沿襲北宋舊製，但規模遠遜於鞏縣宋陵，既無高大的陵台，神道兩側也未置石刻。陵寢設施仿宋製建上宮、下宮，亦屬權宜之策，無多創新。南宋王朝腐敗無能，偏安一隅，不思進取，以國破山河碎的結局而告終。諸帝遺骨不但未能如願以償地返歸祖塋，反而在亡國不久就遭到強人的浩劫淩辱，陵園毀於一旦。

兩宋時期，北方地區相繼出現了幾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們分別是契丹族的遼、黨項族的西夏和女真族的金。這些異族首領稱王稱帝，雄踞北國，與宋朝抗衡爭鬥。其陵墓在保持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同時，也吸收了漢族喪葬文化的因素，體現出民族融合的特點。

遼代的開國皇帝遼太祖的陵墓位於內蒙古巴林左旗，號祖陵。據《遼史》和《竊備錄》記載，祖陵的地麵建築十分宏麗，陵園內有很多殿堂設施。明殿依山鑿建，殿南有膳堂，以備日常祭祀供享；明殿的東麵是聖蹤殿，內豎碑石，記太祖創業之功及遊獵之事。與宋陵相仿，陵前列置石刻群，形象有人物和瑞獸等。朝廷每逢大事，皇帝即率臣僚上陵朝拜，祭奠祈禱。遼代的另外一處陵園坐落在巴林右旗，內有聖宗、興宗、道宗三位皇帝與其皇後的陵墓。據調查發掘，陵園地麵設陵門、參道和享殿等。地下是帶墓道的墓室，用磚砌築，分前、中、後三室，前室和後室又各在兩側設耳室，各室平麵為圓形，頂部隆起呈半球狀。墓道和墓室的壁麵上布滿彩繪壁畫，題材有臣僚、侍衛、樂隊、鞍馬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圖等。從墓室的形狀和壁畫的內容來看，遼代的陵墓是仿照皇帝生前以牙帳為居處的行宮建造的，帶有濃鬱的遊牧民族風格。

西夏王陵區位於寧夏銀川市西約二十五公裏的賀蘭山東麓。陵區範圍東西約四公裏，南北約十公裏，內有九座帝陵和七十餘座陪葬墓。由於西夏與宋朝交往頻繁，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不僅“設官之製多與宋同”（《嘉靖寧夏新誌》卷二），帝王陵墓也基本“仿鞏縣宋陵而作”（《宋史·夏國傳》）。神宗李遵頊的陵墓已被發掘，其陵園布置大致是這樣的：陵園的正南立雙闕，闕間辟有神道，雙闕以北的神道兩側各豎一座碑亭，亭北是外神牆、月城和內城。月城在內城之南，城內神道兩側立石象生；內城呈長方形，四角建角樓，每麵正中各開一門，南門有三個門洞，門內為獻殿。安葬靈柩的地宮在內城西北隅，地麵上有塔式靈台，不難看出，西夏王陵雖然是仿照宋陵設計建造的，但還是表現出了一些與宋陵不同的特點。

金代帝陵在北京西郊大房山。《金史·海陵王紀》載：“貞元三年（1155）三月，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陵區原有規模宏偉的陵園建築群，氣勢非凡。明代末年，清人起兵東北，節節逼近關內，嚴重危及明王朝的統治。因清是金人的後代，曾名國號為“後金”，明末統治者聽信風水先生的謬說，於天啟元年（1621）將金陵搗毀，企圖以挖掘祖墳的所謂“厭勝之術”遏製清人，維持大明江山。金陵經多次毀壞，其原貌早已麵目全非，陵區地麵上僅能看到劫後之餘的琉璃瓦片、漢白玉石殘碑及石人、石馬等遺物。

元朝的葬俗比較特殊，沿襲蒙古族傳統的潛埋方式，皇帝死後實行“秘葬”，不起陵丘，葬地罕為人知。如元憲宗蒙哥在征戰途中死於合州（今四川合川），諸王大臣用毛驢將其遺體運回漠北安葬，為了保密，護衛士卒沿途“見人輒殺”，被殺的無辜者竟達二萬餘人。史書記載，元朝皇帝的陵墓集中在漠北一個名叫“起輦穀”的地方，《曆代陵寢備考》雲：“起輦穀在漠北，元諸帝皆從葬於此，不加築為陵，無陵名。”其具體地點何在，史書語焉不詳，後人眾說紛紜，成為曆史上一個懸而未解的疑案。至於元朝帝陵的規製，就更是無從知曉了。需要說明的是，位於今內蒙古伊金霍落旗的成吉思汗陵，並非成吉思汗的確切葬地，而是後人為祭奠這位立下豐功偉績的“一代天驕”而重新修建的紀念性陵園。

明代帝陵共有三處，即安徽鳳陽的皇陵、南京的孝陵和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朱元璋稱帝的第二年下詔，將他的老家鳳陽定為“中都”，仿京師之製營造城池宮闕，並在其父母原來的墳墓上修建皇陵，曆時十年始告竣工。皇陵的規製承襲北宋的帝陵，陵園內有城池、殿閣、廳堂等建築群和大批精湛的石刻藝術品。朱元璋在位時曾多次回鳳陽拜祭皇陵，大學士胡廣在《陪駕祀皇陵》詩中描繪了祭陵的隆重場麵：

聖立春巡日，

皇陵曉祀時。

千宮陪玉輦，

萬旗擁龍旗。

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的獨龍阜玩珠峰下。紫金山巍峨峻秀，氣勢非凡，被古人譽為“虎踞龍盤”之地。相傳朱元璋登基不久，曾與大臣劉基、徐達、常遇春、湯和商議選擇陵址，君臣五人將各自選中的風水寶地先寫在紙條上，聚會時一齊從袍袖中拿出紙條相對，結果不約而同地都寫著“獨龍阜玩珠峰”，遂定陵址於此。孝陵的陵園四周有長達二十公裏的垣牆環繞，園內主要建築自北向南依次為寶城、明樓、具服殿、宰牲殿、左右廡、享殿、文武方門、神功聖德碑、大金門、神烈山碑、下馬坊等。神道兩旁列置石刻，計有文臣武將各四尊、華表二座、石獸二十四隻。這些石刻技法簡樸，形態稍嫌呆滯，但給人以靜謐肅穆之感，是明初石雕藝術的代表作。孝陵的建製和布局頗多創新，對明清帝陵的格局有重要影響。

明成祖朱棣將國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後，選定今昌平縣北的天壽山南麓作為陵地。自成祖朱棣以下，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均建於此，形成一個總的陵園，統稱“明十三陵”。陵區範圍約四十平方公裏，四周因山勢築設圍牆。陵區南端中部有大紅門，是整個陵園的總大門，門前有石牌坊、下馬碑，門內有神道通往各陵。入門不遠的神道中央立“長陵神功聖德碑”，由碑亭向北，神道兩側依次列置望柱、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武將、文臣等石刻，石人石獸均用整塊白石雕刻而成，各陵之前不再另立石刻。各陵的規模大小不一，但形製和布局大體相同。陵園布局以長陵為例：全部建築共有三進院落，第一進有陵門、神庫、神廚、碑亭；第二進有□恩門、□恩殿（享殿）等，“□恩”是祭陵感恩受福的意思，□恩殿麵闊九間，與明朝皇宮（今故宮）內最大的奉天殿（清代改稱太和殿）規模相同；第三進院落有內紅門、石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樓等，方城之後是圓形墳丘，稱為“寶頂”，下麵就是放置靈柩的地宮。從已經發掘的定陵來看，地宮的形製類似宮殿，由前、中、後、左、右五間殿堂組成，全部用巨石砌築，堅固嚴密，高大寬敞，皇帝和皇後的棺槨安放在後殿的石棺床上。

明代的陵寢製度與前代有明顯的不同，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其一，陵丘由方形改為圓形“寶頂”。其二，取消寢宮的建築，擴大祭殿的設施，同時也相應地廢除了留居宮人侍奉墓主靈魂起居飲食的傳統舊製。顧炎武在記述這一變化時說：“明代之製，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日知錄》卷一五）。其三，陵園的圍牆由方形改為長方形，園內建築分成三個院落。上述改革是從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開始的，營建十三陵時以此作為定製。

清朝除末代皇帝溥儀沒有建陵外，其他九位皇帝都有宏偉壯觀的陵寢。陵區分布在兩處，即東陵和西陵。東陵位於河北遵化的昌瑞山下，占地麵積約二千五百平方公裏，分為前圈和後龍兩個部分，前圈是陵園建築區，內有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鹹豐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和一百五十多座皇室貴族的墳墓；後龍是綠化區，林木蔥鬱，與紅牆黃瓦的陵園建築交相輝映。西陵在河北易縣的泰寧山下，方圓約八百平方公裏，陵區內有帝陵四座，即雍正的泰陵、嘉慶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緒的崇陵，此外還有四十餘座皇室貴族的墓葬。

清帝的陵寢設施基本上仿效明製，陵園建築亦有三進院落，所不同的是：第一進院落取消了神庫和神廚，設東西朝房，祭祀時在此供奉果物茶點；第二進院落的□恩殿改稱“隆恩殿”，東西配殿在祭祀時用做念經的場所。另外，寶頂的形狀由明代的圓形改為前方後圓形。

清代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東陵和西陵也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園。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數千年之久的帝王製度，埋葬帝王的陵墓也隨之退出了曆史舞台。

3.貴族官僚與平民墓葬

除高高在上的帝王之外，貴族官僚和普通平民是構成階級社會的基本階層，他們生前的社會地位不同，死後的墓葬形式也千差萬別。

由於文獻資料的缺乏，夏代的社會麵貌目前還不十分清楚。分布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帶的二裏頭文化中，墓葬有大、小之分，大型墓壙穴寬闊，使用漆棺，以精美的青銅玉石禮器隨葬；小型墓土坑狹窄，僅可容屍，沒有葬具，隨葬品也隻有簡單粗糙的陶器。此外，不少屍體有人為致死的明顯痕跡，被隨意丟棄在垃圾坑裏。這些墓主人生前當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因而死後的待遇也相差懸殊。

商朝的貴族墓葬在殷墟等地多有發現。這類墓葬有很長的墓道、寬敞的墓室和頗為講究的棺槨葬具；墓內埋有殉葬的奴隸；墓底均帶腰坑；隨葬品豐富而精美，以成組的青銅禮器為主，各種形態的玉石雕刻品也頗引人注目。大貴族的墓旁還往往設置車馬坑。

平民墓的規模遠不及貴族墓，不僅沒有墓道，墓坑也小得可憐。葬具一般為木棺，有的僅用草席裹屍。墓內用狗殉葬的現象比較普遍，埋在腰坑或墓穴的填土中，狗的脖子上還每每係帶一枚銅鈴。隨葬品以陶器為主，多是死者生前使用的生活器皿。不少成年男子的墓中隨葬青銅兵器，表明其生前當過士卒。殷墟的平民墓集中在同一墓地，排列有一定的規律，這種現象說明：商代的平民有嚴密的宗族組織，他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則葬入宗族墓地，實行合族而葬的族葬製度。

西周的墓製承襲商代。貴族大墓常常帶有墓道，棺槨有嚴格的等級，隨葬成套的青銅禮器。平民小墓的規製也基本上同於商代。

周代設有專管墓地的機構和職官。據《周禮》記載，貴族的墓地稱為“公墓”，由“塚人”管理；平民的墓地稱為“邦墓”，由“墓大夫”掌管。各類墓地事先都經過規劃設計，有嚴格的製度。在貴族墓地中，“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周禮·塚人》）。生前有功者，其墓葬居前，以示褒獎；戰死者“投諸塋外”，不得埋入公墓，因其戰敗無勇，不能享受與正常死亡者同等的待遇，以示懲罰。平民死後實行嚴格的族葬製度，墓大夫的職責之一就是“令國民族葬”，並負責處理侵占墓地的不規行為。

商周時代的各類墓葬都沒有墳丘。中原地區出現墳丘式墓葬，約始於春秋晚期，正當孔子在世的時候。《禮記·檀弓上》記孔子雲：

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這段話是孔子針對自己父母的墳墓而講的，意思是說：在孔子之前的古代，墓上是沒有封土的，孔子要周遊列國，奔波於四方，為了便於日後識別父母的墳墓所在，就在墓上築起了四尺高的封土堆，作為標記。同書記載，孔子曾對其門徒子夏說，他在各地親眼看到了幾種形狀不同的墳丘，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築的高堂一樣；有的狹長而高，狀若堤防；有的四方廣闊而兩旁向上尖削，如同覆蓋的大屋頂；有的狹長而上尖，就像斧子的刃部，也頗類似於馬鬣，謂之“馬鬣封”，孔子對這種形狀的墳丘比較欣賞。考古發掘也證實，春秋晚期確實出現了墳丘很高大的墓，如河南固始的一座公元前五世紀中葉的宋國墓，墳丘高達七米，直徑五十五米。說明“不封不樹”的傳統墓製已經改變。到了戰國時代，各地普遍流行墳丘式的墓葬，“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呂氏春秋·安死》）。不僅墓表堆起封土，而且還種上了樹木。

墓表築墳丘和植樹，開始是為了辨識墓葬的位置，後來變成顯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標誌。奴隸社會實行的是宗族墓葬製，死者的等級差別主要表現在地下墓室之中，諸如墓室的形製大小、棺槨的規格和隨葬品的組合等。隨著封建集權政體的建立和新的爵位等級製度的確立，新的墳墓等級製度也逐漸形成，其特點是在講究地下墓室等級的同時，更重視地上墳丘外觀的等級。《周禮·塚人》雲：“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依據死者生前的爵位確定墳丘的高度和樹木的數量。秦國在商鞅變法時規定：“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商君書·境內》）。用種樹的多少標誌墳墓的等級。《呂氏春秋·孟冬季》雲：“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通過墳丘的大小高低表現墓主人身份的貴賤等級。

隨著墳丘墓的普及和發展，墓葬的名稱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過去，各類墓葬統謂之“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稱謂。戰國時代，墓葬的名稱出現了“陵”、“塚”、“墳”、“丘”等多種別稱。“陵”的原意是山陵，這時用做帝王墓葬的專稱。“塚”原指高起的山頂，“塚，腫也，象山頂之腫起也”（《釋名·釋喪製》）。用塚來稱呼墓葬，是因為它有山狀的土堆。“墳”的原意是高起的土堆，“土之高者曰墳”（《禮記·檀弓上》鄭玄注）。“丘”指土丘，“丘，象丘形也”（《釋名·釋喪製》）。用墳和丘作為墓葬的別稱，也是因為這時的墓葬有封土堆的緣故。

秦始皇死後，少子胡亥在宦官趙高的操縱下，通過“矯詔”的手段登上帝位。為了掩蓋肮髒的政治陰謀，維係靠權術獲得的權力，秦二世胡亥與趙高“誅大臣及諸公子”（《史記·秦始皇本紀》），大肆殺戮臣僚和皇室宗親。這些死於非命的秦代貴族，有的被作為殉葬者埋在秦始皇陵附近。考古工作者在始皇陵園的東部偏南處發現了十七座殉葬墓，從已發掘的八座來看，墓的形製分土坑豎穴和土坑洞室兩種，均帶有斜坡墓道，葬具為一棺一槨。墓主有男有女，屍骨零亂，表明大部分是被支解後埋葬的。從死者的年齡、屍骨狀況及隨葬物中刻有“少府”字樣的宮廷用品推測，可能是被秦二世處死的公子、公主，還有秦始皇原來的某些近臣。這些政治犧牲品的墳墓簡單，葬埋草率，與他們生前的貴族地位極不相稱。

秦代低級官吏和無爵庶民的墓葬多有發現，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這批墓葬均為小型土坑木槨墓，有長方形的墓坑，不帶墓道，隨葬品以漆器居多，其次是竹木器、陶器、鐵器、銅器和文書工具。其中四號墓出土木牘兩件，上有墨書文字，內容是兩名士卒於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寫給親人的家信，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家信實物。

西漢的皇親國戚和朝廷文武重臣死後，大都陪葬帝陵，這是皇上給予他們的特殊禮遇，以示君臣永不分離，一般貴族是享受不到此等殊榮的。這類陪葬墓在漢帝陵園中比比皆是，墳墓的大小和排列位置根據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和與皇帝關係的親疏而定。

漢墓一般都有封土堆，墳丘的高低仍然是死者身份等級的重要標誌。漢代的法律明文規定：“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周禮·塚人》鄭玄注引《漢律》）。史書中對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墳丘的規定高度沒有記載，據清代學者孔廣森研究，其高度分別為：關內侯三丈五尺，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的官吏三丈，一千石到比六百石二丈五尺，四百石到二百石二丈，庶人墳高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為差”，即自上至下以五尺遞減。（《周禮鄭注蒙案》）諸侯王的墳丘高於列侯，大致在五丈到八丈之間。《漢律》還規定，如果私自營建高墳大塚，僭越了法定的塚製，要受到法律的懲罰。東漢明帝時，桑民□陽侯因墳塚“過製”，被處以“髡削”之刑。（《潛夫論·浮侈》）盡管如此，奢侈逾製者在當時仍不乏其人。

漢代墓葬的等級不僅表現在墳丘的高低大小上，同時還表現在墳丘的形狀上。皇帝的陵墓為正方形或長方形覆鬥式，高級貴族和大官僚的墳墓多呈正方形。墳丘以方形為貴，可能是繼承了戰國時代的製度。

在封建社會，皇帝和貴族官僚的墓前每每立置石刻群，這種習俗是從漢代開始的。保存到今天的墓前石刻群中，以西漢霍去病墓前的一組石刻為最早。霍去病是漢武帝時代抗擊匈奴的著名將領，屢建奇功，死時年僅二十四歲，陪葬茂陵。為了表彰霍去病的赫赫戰功，武帝令將其墓塚建成象征戰勝匈奴的地點——祁連山的形狀，並在墓前豎石誌功，“塚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史記·霍去病列傳》索隱）。現存石刻十四件，形象有馬踏匈奴、力士抱熊、怪獸食羊、胡人、臥馬、臥虎、臥象、臥牛、臥豬、魚、龜、蛙等，造型渾厚古樸，是我國早期石雕藝術的代表作。東漢時期，許多貴族和各級官吏的墓前都豎立石刻，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曾經看到，曹操之父曹嵩的墓地上“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水經注·陰溝水》）。漢靈帝時的太尉橋玄墓前有高大的石柱、羊、虎、馬、駱駝。（《水經注·睢水》）長水校尉蔡瑁“塚前刻石為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製作甚工”（《水經注·沔水》）。桂陽太守趙越墓“有石柱、石牛、羊、虎”（《水經注·清水》）。安邑縣長尹儉的墓前立石柱、石獅、石羊等。（《水經注·滍水》）這些石刻的大小、數量、種類不盡相同，其作用已不屬表功性質，而是墓主等級地位的標誌。

漢墓的墓室形製和內部構造富於變化，種類很多，常見的有木槨墓、土洞墓、空心磚墓、磚室墓、石室墓和崖墓等。木槨墓的墓室一般是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坑內築木槨，規模較大者常常設有墓道，墓主多為貴族和官僚。土洞墓又稱洞式墓，墓室是橫穴土洞，構造簡單，規模不大，小地主和平民階層多使用這種墓。空心磚墓是在橫穴土洞內用空心磚砌築墓室，墓主多為中小地主。磚室墓的墓室用小型長方磚砌築，墓的大小不一，貴族和大官僚的磚室墓規模宏大，按照他們生前居住的府第設計墓內布局。石室墓的墓室用石料構築，規模很大，墓主多屬貴族官僚。崖墓是在山崖或岩層中開鑿墓室，結構堅固，墓主多是一些達官貴人。在上述各類墓葬中，流行最廣的是土洞墓和磚室墓。

高官顯貴和地方豪強還常常用壁畫、畫像石、畫像磚裝飾墓室。有的在墓室四壁繪製彩畫；有的在墓石上雕刻畫像；有的在墓磚上模印圖畫。這種習俗興起於西漢晚期，盛行於東漢。畫麵題材多樣，內容豐富，可歸納為以下幾類：（1）反映墓主莊園經濟活動的場麵，如農耕、采桑、放牧、射獵、紡織、釀造等；（2）顯示墓主的仕宦經曆和身份，如車騎出行、任職治所、幕府、屬吏、講學授經等；（3）表現墓主生前的豪華生活，如樓閣、宅院、糧倉、庖廚、宴飲、樂舞百戲等；（4）忠孝節義的曆史故事，如忠臣孝子、節婦烈女、古代聖賢等；（5）神話故事，如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媧、仙禽神獸等；（6）祥瑞圖，如麒麟、芝草、神鼎等；（7）天象圖，主要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宿和雲氣等；（8）圖案花紋。這些絢麗多姿的圖畫，從各個方麵生動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風貌，是了解漢代風俗和繪畫藝術的寶貴資料。

漢人崇尚厚葬，因而墳墓中的隨葬品比前代更為複雜和多樣化。隨葬品的種類有食物、衣物、器皿、生活用具、裝飾品、武器、書籍、錢幣、印章等。有的富貴人家還將死者帶入墳墓的各種物品的名稱和數量書寫在竹簡編成的簿冊或長方形的木版上，埋入墓內，這種記錄隨葬品的清單稱為“遺策”或“□方”。西漢前期，貴族官僚主要是以實用的貴重器物隨葬；西漢中期以後此風大變，盛行用陶製的糧倉、灶廚、水井、樓閣庭院、牲畜圈欄、田地、車船等模型和家畜家禽俑隨葬，貴重的實用物品則日漸減少。這種現象說明，隨著漢代莊園經濟的發展，達官貴人對隨葬品的觀念有了顯著的改變。他們認為，將莊園中的全部動產和不動產都製作成象征性的陶質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數量有限的貴重器物顯得更有意義，更能全麵展示他們所擁有的財富。用陶質明器取代實用器物隨葬，是古代葬俗的一次重大變革。

東漢墓還常常埋有“買地券”和“鎮墓瓶”。買地券是購買墓地的契約，多刻在長條狀的鉛版上，是一種象征性的證券，將其置於墓內，使死者對墓地的“所有權”不被侵犯。這顯然是將現實社會中的土地買賣關係移植到了鬼魂世界。鎮墓瓶用陶土燒製而成，瓶上有朱書文字，其作用在於使活人家宅安寧，使死者塚墓穩定；以“天帝使者”的名義為活人解罪，為死者祈福，安慰並約束亡靈。鎮墓瓶的出現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道教巫術有關，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製度基本承襲漢代。貴族官僚一般使用磚室墓，和漢墓相比，墓室的平麵布局趨於簡化，麵積縮小，但細部結構和設施卻有一些新的變化，使其更像現實生活中的居室。有的大墓模仿貴族官僚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隧道頂部洞開天井，直通地麵。天井愈多，愈顯得門多宅深，院落重重。

供死者使用的隨葬品主要是陶瓷製作的飲食器皿和日常生活用具，常見的有杯、盤、碗、果盒、熏爐、唾盂、虎子（便壺）等。與過去不同的是，隨葬品中瓷器的數量激增，南方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與當時製瓷手工業的發展和瓷器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廣泛使用有直接關係。貴族階層用陶俑隨葬的現象依然普遍，俑的形象有男女侍者、步卒、文吏、武弁及吹鼓手等，組成墓主人生前出行時顯示威嚴的儀仗隊。漢末至魏晉，達官貴人喜乘牛車，他們將這種癖好也帶進了墳墓，常用陶製的牛車模型隨葬，並以牛車為中心與陶俑組成儀仗行列。

約從西晉開始，墳墓中經常放置陶製的“鎮墓獸”，其作用是驅祟避邪，使死者免遭惡魔野鬼的侵害。為死者驅祟避邪的習俗由來已久，《風俗通》雲：在周代，地下有一種名叫“罔象”的惡魔，喜食死人肝腦，人莫能禁，惟有“方相氏”可以製服它。死者下葬之際，方相氏先入墓壙，驅除罔象；人們還將方相氏的形象立於墓側，以保護死者。除方相氏外，罔象還畏懼虎和柏樹，墓旁置石獸和種植柏樹的習俗即由此而來。與此相似的說法是：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獲一怪獸，其狀若羊，此人欲將其獻給官府，途中遇見兩位童子，童子告訴他：這種怪獸名“癅”，常在地下吞噬死人腦髓，如果將它殺掉，用柏樹的東南枝捶其首，地下的死者就可以安然無恙了。從此以後，人們就在墓地廣植柏樹。（《封氏聞見記》）這兩個故事說明，驅祟避邪的習俗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其方法亦多種多樣。秦漢以後的鎮墓獸蓋源於此。西晉的鎮墓獸往往隻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狀；北魏時則成雙成對，作臥伏狀或蹲坐狀。南朝貴族墓前多放置獅子、麒麟、天祿等石刻神獸，或鎮墓避邪，或取意祥瑞。

隋代流行以土洞為墓室，貴族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後，土洞墓已降為低級官吏或平民使用。唐代對各級官僚墳塋的占地麵積和墓塚的高度有明確規定，據唐人杜佑《通典》記載：一品至五品官的墓地依次為方九十步、八十步、七十步、六十步和五十步，墳高依次為一丈八尺、一丈六尺、一丈四尺、一丈二尺和九尺；六品以下墓方二十步，墳高七尺。墓闊和塚高與官品的高低成正比，等級昭然。

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唐代貴族官僚的大墓均采用斜坡式墓道，接近墓室的部分有一段很長的隧道，隧道頂部開天井，兩壁設龕。天井和壁龕的數量與墓主的爵位官品相聯係，爵位官品愈高，則天井和壁龕愈多。一般官僚的墓室多為單室，二品以上高官的墓室除主室外還設有簡單的前室。從初唐到盛唐，貴族官僚墓普遍繪有壁畫，構圖和布局有一定的規製，通常是在墓道前部兩壁繪青龍、白虎，墓室頂部繪日月星辰，四壁繪鞍馬、駱駝、牛車、列戟、步騎儀衛、屬吏、男女侍者和樂舞伎等，形象地再現了墓主生前的奢華生活情景。

隋唐墓中的隨葬品以陶俑為主。俑的形象多為出行時的儀衛隊列和家居時的奴婢侍者，樂舞俑、遊嬉俑、人身獸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種動物模型也比較普遍。約從武周開始，陶器多施彩釉，釉色以黃、白、綠三彩為主，色澤豔麗，造型精美，今人稱之為“唐三彩”，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唐人篤信佛教，取材於佛教世界的天王俑取代了傳統的武士俑，鎮守在墓門兩側，怒目圓睜，腳踩伏獸鬼怪，揚臂揮拳，頗具威嚴。鎮墓獸則演變為頭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獸，麵目猙獰可怖。

宋代北方地區的墓葬，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種仿木建築結構的磚室墓。墓內多用壁畫和磚雕裝飾，畫麵的內容主要是表現墓主生前居室和日常生活，以夫婦飲酒作樂的“開芳宴”圖最為常見，還有宣揚封建禮教的孝子故事圖等。北宋末年，豐富多彩的雜劇表演圖也被移植於墓室磚雕上，使死者在冥冥九泉之下繼續享受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樂趣。江南地區仍然流行傳統的豎穴土坑墓和簡單的長方形磚室墓，與北方有別。宋墓的隨葬品以瓷器和漆器為大宗，其中不乏製作精美的藝術珍品。

元墓略同於宋墓。仿木建築的磚室墓在元代已接近尾聲，結構日趨簡單，壁畫和磚雕的內容亦無創新之作；豎穴土坑墓和長方形磚室墓仍廣泛流行。

在封建社會日落西山的明、清時代，墓葬仍有嚴格的等級製度。如明代禮製規定：公侯塋地方一百步，墳高二丈；一品至七品官的塋地依次為方九十步、八十步、七十步、六十步、五十步、四十步、三十步，墳高依次為一丈八尺、一丈六尺、一丈四尺、一丈二尺、一丈、八尺、六尺；庶人墓方九步，墳高沒有規定，當低於六尺。此外，公侯至五品以上的官吏墓地還設有圍牆，其高度亦有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