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四、蓋棺論定的諡法

古代帝王和高級官僚及其他有身份的人死後，依照他們生前的事跡行為和品德評定一個稱號，以概括其一生的功過是非，這個稱號叫做“諡”或“諡號”。諡法即評定諡號的原則和方法。

諡法始於西周。《逸周書·諡法解》雲：“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製諡敘法。”周公旦和太公望為周初開國大臣，相傳諡法是由他們兩人創立的。秦統一後，諡法被廢。秦始皇初並天下，與群臣議定典章，製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認為死後議諡是對死者的不恭，失君臣、父子之義，遂下令廢除了西周以來的諡法製度。漢興，重新恢複諡法並立為定製，曆代均沿襲不改，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一項重要的禮製。

諡號是用一些特定的字來表達的，有百餘種之多，常見的如文、武、成、康、昭、穆、宣、平、景、桓、莊、厲、幽、煬、哀等。諡號的含義有褒貶之分，以表達對死者的褒揚、貶斥或哀矜。同一諡號往往兼容多種相近之義，如“文”的含義有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學勤好問、慈惠愛民、忠信接禮等，“武”之義包括威強敵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安民立政等，凡具有上述品德之一者即可諡“文”或“武”。諡有“善諡”與“惡諡”之別，善者莫大於文、武，如曆史上功德赫赫的周文王、周武王、漢武帝等賢君強帝之諡；惡者莫過於厲、煬，如臭名昭著的周厲王、隋煬帝等昏君暴帝之諡。少年夭折或受製於人的幼帝，每每諡以殤、哀，以表哀矜之情，如漢殤帝、唐哀帝等短祚之君。“聞其諡，知其行”（《禮記·樂記》），根據一個人死後的諡號，可大致推知其生前的作為。

周代諡法僅限於天子、諸侯、卿大夫等貴族階層，一般平民死後是沒有諡號的。天子之諡由臣下議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以為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白虎通》）。諸侯的諡號由本國的卿大夫擬議，然後上報王室審核，天子派代表在葬禮上宣布。《通典》記其製雲：“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諡之。”卿大夫的諡號由禮官“太史”和“小史”具體掌管，“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通典》）。

諡號一般在人死之後議定，但也有生前定諡的特殊事例。春秋時期，衛國發生內亂，衛靈公被迫流亡異國他鄉，後得到大臣北宮喜和析朱□的鼎力相助，返國重新執政。衛靈公為報答他們的勤政之功，分別贈賜善諡“貞子”、“成子”，以示褒獎，而這兩位大臣得諡時尚健在於世。（《左傳》昭公二十年）此外還有死者生前自定諡號者，如楚共王臨終之際，深感在位期間的所作所為有辱社稷，自請定惡諡“靈”或“厲”，以示罪己。大臣感其自謙，遂以善諡“共”予之。（《左傳》襄公十三年）

周代貴族的諡號通常為一字，偶爾使用二字，也有多至三字者。《禮記·檀弓下》記載，衛國大臣公叔文子卒，其子請國君擬定父諡，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製，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公叔文子一生功勳卓著，兼有貞、惠、文三種美德，一字之諡不足以概括其功德，故賜予三字之諡。這種諡例在當時頗為少見，屬特殊情況。

漢製，皇帝及列侯以上貴族皆有諡。除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兩位開國皇帝外，其餘諸帝的諡號均帶“孝”字，如漢武帝諡“孝武”、漢文帝諡“孝文”等。在漢代皇帝中，高祖劉邦的諡號比較特殊。傳統的諡號並無“高”字，劉邦駕崩後群臣議諡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宜以“高”為其諡，尊號“高皇帝”（《漢書·高帝紀》）。貴族大臣之諡多為一字，功德顯赫者則賜二字之諡，如蕭何諡“文忠”、張良諡“文成”、霍去病諡“景桓”、霍光諡“宣成”等。

漢魏六朝時期，諡法的基本原則是“生有爵，死有諡”，主要依據死者生前的官爵定諡。達官貴人的諡號後常常附以王、公、侯、伯、子等爵稱，如王琳諡“忠武王”、王宏諡“文昭公”、柳慶遠諡“忠惠侯”、劉善明諡“烈伯”、沈君理諡“敬子”等，諡號皆與爵位並稱，保留了周代諡法的一些特點。

按照傳統的禮製，貴族和高級官僚才有資格享用諡號，且須經朝廷議定頒賜。但從漢代開始，社會上一些有名望的人死後，其子弟和門生故吏常常不經過朝廷而私自議定諡號，“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的現象時有發生。東漢碩儒夏恭博學多藝，名揚天下，“講授門徒常千餘人”，年四十九卒，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後漢書·文苑列傳》）。名士朱穆父子俱獲私諡，“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複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後漢書·朱穆傳》）。漢末名士陳寔德高望重，天下稱頌，朝野鹹服，年八十四卒於家，全國各地前往吊唁致哀者達三萬餘人，“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後漢書·陳寔傳》）。東漢以後，私諡蔚然成風，獲諡者多是品德高尚的文人才子或不齒功名利祿的著名隱士。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早年為官，後因不滿官場腐敗棄職歸隱，陶醉於大自然之中，寫下了《桃花源記》等不朽名作，死後時人諡之“靖節徵士”，以彰其德。南朝著名隱士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求誌，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跡，諡曰貞節處士”（《梁書·劉歊傳》）。私諡不同於朝廷頒賜的諡號，它是由民間人士自行議定的，代表了民間對某人的評價，因而在社會上頗受推崇。

唐代以後的諡法有嚴格的製度，皇帝和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死後有諡。皇帝的諡號由朝臣會同禮官共同議定，昭告天下，著於史冊。約從唐武則天開始，常常將皇帝的諡號鐫刻在璽印之上，稱為“諡寶”，安葬時隨靈柩一起埋入陵墓。在已發掘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和明神宗的定陵中，曾發現過這種諡寶的實物。大臣封贈諡號的程序比較複雜，各代的製度不盡相同。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員死後，先由死者的故吏錄其行狀，申報尚書省審核，尚書省審畢移送太常博士，博士官依此為根據擬議諡號，再將初擬的諡號報尚書省審議，最後上奏皇帝，由聖上欽定頒賜。宋代由尚書省、太常禮院會同博士擬議亡故大臣諡號，上奏皇帝欽定。明代文武大臣之諡，由吏部、兵部、禮部會同翰林院議定，具體程序是：吏部、兵部考錄其一生實跡，禮部據此將其品行定為上、中、下三等，送翰林院擬諡，請旨頒賜。清代對諡法猶為重視，內閣掌管大臣封諡。先由內閣典籍依亡臣品行擬八諡或六諡以上，內閣閣臣從中選擇三至四個諡號，進呈聖上禦覽，欽定其一。

古代諡法除依據死者生前的爵位、官品封賜諡號外，還有所謂的“特賜諡”。即某人生前雖無爵位或官品低微，不具備贈諡的資格，但如果有特殊的功德，經皇帝特許恩準，朝廷可破例贈賜諡號。特賜諡始於六朝時期，獲諡者多是一些名望超群的在野人士。南朝道教思想家、醫學家陶弘景，早年在齊朝為官，梁滅齊後隱居山野，梁武帝多次禮聘堅辭不出，朝廷每有大事輒遣使入山谘詢求教，時人譽為“山中宰相”，終年八十高壽，朝廷特諡“貞白先生”。與陶弘景同時代的文史大家裴子野，德才兼備，精通詩賦，長於撰史，提倡“勸善懲惡”的為文原則，頗受時人推崇，死後朝廷特賜諡號“貞子”。

特賜諡不依常法，有違古禮，但它能起到籠絡人心的作用，因而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首肯和重視。宋代禮製明確規定，雖無官爵，然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者，亦可特贈美諡。（《宋史·禮誌》）明代諡禮雲：“若品官未高而侍從有勞，或死勤事特恩賜諡者，不拘常例”（《明會要》卷一九）。清代嚴守古禮，官至尚書大學士方可獲諡，國史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名位稍卑，例不得諡”。曾有大臣上疏，請“不必拘定品級”贈賜特諡，“以鼓忠義之氣”，朝廷因循舊製，沒有采納。（《池北偶談》）六朝以來的特諡禮俗至清代終被取消。特賜諡不同於私諡，兩者雖然都具有褒獎在野名流和忠義之士的特點，但前者是經過朝廷恩準的，代表了官方對某人的評價，其性質同於依據常法的正諡。

古代還有追贈諡號的現象。追諡大致有以下三種情況：

其一，有些布衣出身的帝王，早年家貧身賤，父母亡故時尚未發跡，自然與顯示尊榮的諡號無緣。現在黃袍加身，君臨天下，想起長眠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不能與自己同享富貴，委實愧對祖先，無奈天命有常，回生無術。為報答嚴父慈母的養育之恩，遂大肆擴建祖塋，隆禮追贈先考先妣尊號美諡，以表孝子之心，榮宗耀祖。如漢高祖劉邦即位時，其母已命歸黃泉多年，追贈以“昭靈夫人”的美諡。（《漢書·高帝紀》）

其二，少數功勳卓著的大臣，不僅本人榮獲美諡，其先祖也每每被追贈諡號。如明朝開國元勳常遇春，隨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戰，為創建明朝立下了汗馬功勞。洪武初年常遇春暴卒軍旅，諡“開平王”，並追贈其曾祖諡“莊簡”、祖諡“安穆”、父諡“靖懿”。常遇春因功高而被聖上諡及三代，自唐宋以來未之有也，殊榮空前。（《明會要》卷二〇）

其三，一些命運不佳的文臣武將，死後依官品理應封諡，但由於政敵作梗等原因而未能獲得諡號，含恨入土。數年乃至數十年後，時過境遷，政局變化，後嗣君臣念其舊功，乃平反昭雪，追贈美諡，以告慰在天冤魂。此類情況曆史上屢見不鮮，茲不贅舉。

諡法是對帝王和貴族官僚一生行為的總結和概括，具有蓋棺論定的性質。《逸周書·諡法解》雲：

諡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帝王有明君、昏君，為臣有忠臣、奸臣，諡號因而亦有美、惡之分。古人議定諡號“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嚐專著其美而諱其惡”（《陔餘叢考》卷一六），遵循一定的道德規範，一般說來是比較公允的。古代君臣的諡號雖以美諡居多，但辱受惡諡的昏君奸臣也不乏其人。然而，有些人一生並非清白如玉，亦非惡貫滿盈，而是有功有過，功過參半。對這類人如何評定諡號呢？通常是予之兩個字的“複諡”，一美一惡，美表其功，惡懲其過。東晉大將謝石官至都督，屢立戰功；然性好貪財，聚斂無厭。謝石死後朝廷議諡，禮官曰：“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墨襄公。”帝從其議，遂以“墨襄”為諡。（《晉書·謝石傳》）北朝大臣鄭義卒，尚書上奏議諡：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諡鄭義“文靈”。（《北史·鄭義傳》）魏晉至隋唐時期此類諡號屢屢見諸史籍，如魏於忠諡“武醜”、楊炎諡“平厲”、陳執中諡“榮靈”等。一個人的諡號兼有美惡二義，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其一生功過作一分為二的評價，可謂公允。

然而，古人的諡號並非完全與死者生前的行為相稱，名實不符乃至顛倒是非的情況時有發生。唐初權臣封倫為人奸詐，陽奉陰違。他為了顯示節儉，穿粗衣，居陋舍；私下卻四處索取賄賂。政治上更是兩麵三刀，暗地裏勸唐高祖李淵早立太子，挾製太宗，並鼓動太子李建成謀刺太宗；當高祖議立太子時，表麵上卻竭力勸阻。太宗為其所惑，視為心腹，賞賜累萬。貞觀元年（627）倫卒，追贈“司空”，賜美諡“明”。十七年後東窗事發，罪暴身後，太宗下詔奪封倫司空之贈，改諡為“繆”，以彰其惡。（《舊唐書·封倫傳》）五代後周齊王憲，身為賢王而冤死，加惡諡“煬”，後人為之鳴屈不迭。南宋奸臣秦檜，賣國求榮，死後居然獲美諡“忠獻”，五十多年後才改為惡諡“繆醜”。清朝諡法與前代不同，諡號多溢美之詞。清人趙翼雲：“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諡，而其人之賢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應贈諡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諡，其人必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諡自有褒無貶也”（《陔餘叢考》卷一六）。由此可知，清代諡法的特點是著美諱惡，大臣諡號有褒無貶，無公允可言。

作為喪葬禮製的諡法，之所以能在中國沿襲數千年之久，受到曆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諡法是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重要手段。曆代統治者對諡法的適用範圍作了嚴格的等級規定，諡號向來被視為帝王將相的專利，中小官吏和平民百姓是沒有資格享用的（私諡和特賜諡例外）。貴族官僚生前以爵位、品秩標識等級，死後則用諡號顯示尊榮。諡號與爵稱、官品一樣，都是體現貴族官僚身份的重要標誌，所不同的隻是生死有別罷了。

其次，諡法具有揚善抑惡的社會功能。古代諡法的基本原則是“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一個人諡號的臧否主要取決於他生前的所作所為，善有善諡，惡有惡諡。同時，諡號又是蓋棺論定的，“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無論生前有多大的權勢，也無法幹預後人對自己的評議。多行善政，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就會以美諡垂名青史；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將被惡諡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憑後人唾罵。因此，諡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封建禮教色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約束上層統治者的行為、懲戒貪官汙吏的積極效果，這一點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