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2、佛教信仰

佛教有小乘大乘之分，二者的主要差異是：小乘追求自我解脫，把個人灰身滅智、成就佛果作為最高境界，而大乘則宣揚大路朝天，無量眾生菩提涅槃即可成佛，把慈航普度、建立佛國淨土作為終端目標。當佛教傳入初時，中國已經是一個有著高度發達的儒學思想文化根柢的國家，其崇尚大一統、標舉中庸的特點是極適宜大乘佛教的傳播的。因而，當這一西教東漸，最初敞開佛的大慈大悲的胸懷，顯示出教人脫苦、普度眾生的趣旨時，已決定了它必將與苦難深重的中國婦女結下不解之緣。

這一不解之緣的結成還在於虛構的彼岸世界的男女平等與現實世界所形成的對照。這方麵不論小乘大乘倒是皆“視平等如一真地”（《四十二章經》）的，一致認為在脫離苦海，度世成佛上人人平等。佛教一再指出，人生的本質是“苦”，人生所處的世界也是“苦”。為什麽會“苦”呢？因為有“生”。生是苦的開端，生命是苦的載體。“生”是由身、口、意“三業”決定的，眾生根據所造業的善惡不同而在六道（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中輪回。而“無明”（不諳佛理）則是造業的原因，如果根絕貪欲，消除迷惑，皈依佛教，便能超脫人生無邊的苦海，達到涅槃的境界。在通往佛國淨土的道路上無論善男子還是善女子，若肯舍妄斷惑，就是妓女出家，佛也歡迎！

但是，這裏所說的平等隻是在成佛問題上的權利和機會平等，在怎樣成佛問題上卻是有明顯差別的。男子可以直接步入佛國，但在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卻“無有婦人女人”，佛稱“欲來生我國中者，即作男子”（《大阿彌陀經》）。就是說，女子不可以直接躋身佛國，隻有在輪回中先轉為男身，才能信佛證果。“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四十二章經》），必須通過各種努力，行善是一條共同的道路，此外還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如逢六月六，“諸叢林各以藏經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嫗為翻經會，謂翻經十次，他生可轉男身”（《清嘉錄》卷六）。看來在慈航普度的津口，女子的處境是十分窘迫的，佛雖大慈大悲，但還是以女性在現實世界中的卑微地位作了果報的參照。

盡管如此，“人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外銷？”道路雖然迂回坎坷，但在慈航的舟筏上還是擠滿了試圖脫苦的女性。據梁寶唱《比丘尼傳》，我國內地最早出家成為比丘尼（俗稱尼姑）的是西晉的淨檢。淨檢俗姓仲，名令儀，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官宦出身。出家前她就極善穎悟，頗富才華。當時有沙門法始在洛陽宮城西門立寺，淨檢常去聽他說法，心得日累，遂成大悟。她向法始表示願意拜他為師，出家為尼。法始說：“西域有男女二眾，此土其法未具。”實際上法始對比丘與比丘尼的不同戒法也未了徹。當時僧、尼戒傳入中土還沒有係統完備，如果有疑惑還隻能問學於外來僧人，於是淨檢便去找沙門智山請教益，智山向她講解戒法，淨檢後即出家從智山為沙彌尼。當時與她一起出家的還有二十四人，她們在宮城西門立竹林寺，拜淨檢為師一起修行。東晉鹹康（335-342）年間，《僧祇尼羯磨》及戒本譯出，淨檢等四人在外僧曇摩羯多所建的戒壇受具足戒，成為我國比丘尼的始祖（《比丘尼傳·淨檢尼傳》）。從此，比丘尼隊伍滾雪球似地壯大起來，淨檢弟子安令首，博覽群籍，思致淵深，曾造五寺，廣授門徒，從她出家的女子前後就有二百多人。

早期的比丘尼中不乏聰穎睿智者，在那個崇尚飄逸高寄、講究言談風度的時代，這些風塵外物本已令人肅然起敬，才情卓爾、學問精通、談鋒敏銳者更能贏得加倍的尊重，甚至得到朝廷的重視，能夠參與政治活動。如比丘尼僧基，為了抗拒婚姻，誓不應聘，出家為尼後“淨持戒範，精進習經”，頗負盛名，傳稱“樞機最密，善高事議，康皇帝雅相崇禮”，連褚皇後也為她建立延興寺廣授弟子。另有妙音，自幼出家，居於建康，“博學內外，善為文章”，受到朝廷敬重。她經常與孝武帝及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朝廷學士等談論文章，聲名日隆，其寺院常“門有車馬，日百餘兩”，朝廷人事變動，有時妙音竟能進言。在孝武帝難以定奪王恭與殷仲堪二人誰補荊州刺史之缺時，詢於妙音，妙音私心傾向於殷，隨即稱譽殷“意慮深遠，荊楚所須”，這隻言片語果然成全了他（《比丘尼傳·妙音傳》）。宗教在曆史上從不放棄一切機會向政治滲透，這本身是宗教深入、擴展的標誌。比丘尼在誕生之初開了“女僧參政”的風氣，為佛教發展推波助瀾。

南朝倡佛，各代寺院、僧尼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二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千零五十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三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雖然其中尼眾到底有多少尚不詳，但從宋初獅子國（今斯裏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為師，為尼眾受戒，同受者即數百人一事可以看出，比丘尼隊伍在急劇膨脹。

隋唐兩代佛教空前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文化成熟時期的一個富有力度的有機部分。在這兩代，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個與尼姑有密切關係的皇帝。一是隋文帝楊堅。他生於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寺，由尼姑智仙“躬自撫養”至十三歲方始回家。二是武則天。則天十四歲時因美容被太宗召入宮，立為才人。後太宗崩，則天出宮居感業寺為尼。一次高宗遊寺見之，複召入宮，拜昭儀。由於他們曾身入佛寺尼庵，深受佛教熏陶、浸淫，對佛教有很深的親和之情，執政後大弘佛法固然對佛教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保護、推進作用，而他們的經曆本身就包含了比丘尼價值觀念，也必然促進尼庵繁立，尼眾壯大。唐代至玄宗時天下尼寺已有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眾已達五萬零五百七十六人之巨，這與兩代帝王推崇佛教、親和僧尼不無一定的關係。

唐代處於權力中心的婦女往往把利用佛教和僧尼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如武則天指使沙門懷義、法明翻譯《大雲經》，宣揚“佛授月光天子常壽女，說當於支那國作女主”的宗教預言，以證明武氏以周代唐符合佛意。法藏投其所好，在講述《新華嚴經》時再三說她當女皇乃順於佛旨，則天登基後也投桃報李，在《華嚴經》譯出時大力支持新譯本的宣傳並親自為新譯本作序。則天少女太平公主與胡僧惠範常通私情，奏為聖善寺主。玄宗即位，公主畏懼，專與惠範陰謀亂政之計，氣得玄宗決意要淘汰僧眾尼眾（《舊唐書·太平公主傳》）、《舊唐書·五行誌》）。但是，大批中下層婦女卻是在現實生活中痛苦紆鬱無以解脫時才走向佛門。其中有出家為尼者，還有更多的是“在家居士”。如貞觀中滄州饒安縣令侯君妻劉夫人在丈夫死後守節無依，“常思八正之因，主意竹園，複想一乘之業。為此修營佛像，造作經文，罄竭家資”。貞元中蜀州金堤府張暈府君夫人姚氏“孀居毀容，回心入道……轉《法華經》，欲終千部”，看來是想皓首窮經，了此殘生了。在古代社會，多少守節孀婦的清淚都化作了青燈古佛前繚繞的香煙。許多深悟法門的婦女雖未出家，但也行如尼戒，死後也不遵合皃之俗，或獨葬或火燼。

唐代以後，佛教持續發展。一般信徒都注重修持，所以禪宗、淨土宗廣為流行，而這二宗都是主張人人皆可成佛。因而，禪、淨之風越勁，佛也就越接近了婦人女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觀音菩薩本為男相，唐代以後竟全然以女性麵貌出現了。明代博學廣識的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中專門考述過這一現象，雲：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此前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雲婦人服。李廌、董至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偽。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蘇。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音像》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偽為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

觀音菩薩由男相轉為女相，是長期以來“閨閣多崇奉”使然，也是佛教接近婦人女子的一個漂亮的姿態。正是在這一風氣之下更多的婦女心向佛門，甚至有的一門婦女皆信奉佛教，蘇軾一家是很典型的。其母程氏習佛，家有十八羅漢像，禮之虔誠至極。夫人王氏好佛，臨死時還有遺言，令其子繪阿彌陀佛像供奉叢林。後納愛妾朝雲也學佛，早年拜於泗上比丘義衝門下，後與蘇軾一起到惠州，經常念佛，在生命彌留之際，還堅持誦經。蘇軾製銘有雲：“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蘇軾一家的情景是整個社會婦女尚佛的縮影。

從總的趨勢看，佛教在唐代以後走向民間、走向婦女的過程中世俗化的傾向越來越強了，理學倫理觀念滲入佛學，產生出大量的專供婦女研習的經卷，如《占察善惡業報經》、《善女人經》、《嫉妒新婦經》等等，在這些經卷中充斥著“三從”、“四德”，其中不守貞節、不孝、悍妒的婦女都會罰入地獄，這種世俗的倫理目的大大淡化出家為尼的意義——在尼庵裏是無所孝、無所守的——拓寬了居家禮佛積善的道路。加之明初出身於和尚的太祖整頓冒濫的僧尼隊伍，規定每三年發度牒一次，並加考試，不通經典者淘汰，男子非年達四十歲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準出家（《明史·職官誌》三），這在客觀上對女子出家和出家的女子都有了更大的限製和壓力，一般女子也就更樂意居家悅禪修持而省卻那份度牒之難、麵壁誦經之苦了。這樣，僧眾和尼眾之數相差越來越大，至清初由朝廷統計，全國僧眾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眾隻有八千六百一十五人了。

然而應該說明，無論何時皈依佛教的都隻能是俗眾中的一小部分，而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其影響在社會上的覆蓋麵卻極大。正如宋代陳淳所雲：“佛氏之說，雖深山窮穀中婦人女子皆為之惑，有淪肌洽髓，牢不可破者”（《北溪字義》卷下）。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廟神膜拜。在我國廣大地區，無論城市或鄉村、山區或平原，漢族集居地或少數民族集居地，都建有佛寺。魏晉以後，各朝京師都曾經佛寺林立。梁武帝時，僅建康（今南京）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後代富貴人家還有興建家廟之風，如《紅樓夢》中因王熙鳳弄權而有名的鐵檻寺就是賈家的家廟。在這些公私寺廟中，到處都有婦女點燃的嫋嫋香火。她們最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有太多的無法實現的願望，特別需要大慈大悲的佛的保佑，因而廟拜最勤。不妨以《清嘉錄》記載的蘇州風俗為例：新年，“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遊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婦女暗數羅漢，卜年庚之順逆”；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保安康。或供長幡雲‘求子得子’。既生小兒，則於觀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長壽”，“婦女自二月朔持齋，至是日止，俗呼‘觀音素’”；四月八日佛誕生日，“僧尼香花燈燭，置銅佛於水盆，婦女爭舍錢財，曰‘浴佛’”；六月六日，“僧人集村嫗為翻經會”；八月八日為八字娘娘生日，北寺中“香火甚盛，進香者多老年婦人，預日編麥草為綻式，實竹籮中，上書某門某氏姓氏，是日焚化殿庭”，以期來世可轉男身而豐足。十二月八日，婦女們“以菜果入米煮粥，謂之‘臘八粥’，或有饋自僧尼者，名曰‘佛粥’”。在北方則以四時廟會吸引婦女，“凡會日，男女雜遝入廟，名曰‘拜香’，甚有躬效刑囚以杖畫地，一步一拜者，俗情佞佛，一至於此”。誌誠證果，香火長燃，至今各地仍有眾多的婦女充當“信女”，不辭山高，不辭路遙，佛寺有處便燒香頂禮，供奉果品，布施錢財，許願還願，以對佛的虔誠和迷信達到心靈的超度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