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二、近現代文物鑒定方法

　　何建武 王鋒鈞 邰紫琳 王煥玲

　　近年來，隨著我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和民間收藏熱的升溫，近現代文物的價值正越來越受到各類文物收藏機構和收藏愛好者的關注。我國各級博物館曆來十分重視近現代文物的征集工作，許多專家學者在工作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鑒定經驗，並在鑒定方法上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在文物鑒定工作實踐中的體會，將近現代文物的鑒定方法作一簡述，謹供讀者參考。

　　近現代文物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產生的具有重要曆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實物。包括：近現代史上與重大曆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史料價值的重要史跡、實物、代表性建築；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重要的文獻、手稿和圖書資料；反映此期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等。

　　一、近現代文物的基本特點

　　（1）由於中國近現代社會生產的逐步發展和科技的日漸進步，社會物質產品迅速大量增加，近現代文物無論是數量、質地或功能都遠遠超出古代文物，其類別涉及到全部社會活動的方方麵麵，使得文物的內涵空前擴大。傳統的對古代文物的分類方法（按時代、質地、區域、功用、屬性、價值、來源、存在形態等）多不適用於近現代文物，從一些博物館的長期工作實踐來看，采用按用途對近現代文物進行分類的方法較為可行。按用途，其大致可分為文獻、手稿、印刷品、音像製品、武器裝備、徽章、證件、旗幟、印信等9個類別，這樣基本可以涵蓋反映社會發展（包括社會製度、經濟建設、科技、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生態、民族、宗教、國防等等）和對外關係（包括建交、聯合國工作、雙邊和多邊談判、重要國際會議、收回港、澳主權、劃定邊界、友好交往、互贈禮品）的各種近現代文物。

　　（2）同古代文物相比，近現代文物的曆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的區分更加明顯。就具體的某一件文物，更多的是體現某一種或兩種價值，而不像古代文物那樣三種價值常常結合得非常緊密。這是因為在近現代工業化、信息化影響下，社會分工更加細致，產品的社會目的性更加明確，因而常常體現出單一的社會價值。比如，古代的鼎，它既是禮器又是飪食器，還作為隨葬器和刑具。既有史料價值，又是高雅的古代藝術品，同時還是研究古代冶煉鑄造技術的實物，它的三種價值結合得非常緊密。而近現代文物則常常側重於其中的一種價值，其他的價值由於不重要而可以忽略。如朱德南昌起義時用的手槍，它的重要性在於這件文物的史證價值，而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就顯得不夠突出，也不是作為文物的它所要反映的主要內容。

　　（3）近現代文物同近現代史結合得非常緊密，對於反映近現代社會的進程起著史證的作用。它常常同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曆史事件或某一曆史人物密切相關，成為實物史料。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所用的發言稿，就是一件與新中國成立這一曆史性時刻直接相關的具史證作用的現代文物。較之於古代文物，近現代文物所起的史證作用更加具體、翔實。

　　二、近現代文物鑒定的基本方法

　　近現代文物鑒定同古代文物鑒定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揭示文物真實的內涵與價值。但近現代文物價值的鑒定更側重於它的史證性，這就要求必須緊緊圍繞史料和相關背景資料，深入調查研究，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準確把握其內在價值。

　　1.收集完整和確實的原始資料作為鑒定的直接依據

　　近現代文物距今相去不遠，有些文物的相關當事人尚且健在，通過這些當事人取得的第一手資料是最寶貴的，也是最為可靠的鑒定依據。但現今大多數近現代文物的有關當事人和參與者在世的已不多，如不及時對原始資料進行科學、係統的搜集，在不遠的將來就可能產生曆史物證上的缺環，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原始資料收集的內容包括：文物保存者與該件文物的關係；該件文物完整的流傳過程；有關人員提供的材料、訪問記錄或錄音資料，以及與該文物相關的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著錄或檔案資料等。

　　資料的搜集應遵循科學、客觀和完整的原則，這是做出正確鑒定結論的前提。主觀的、片麵的或錯誤的材料是造成錯誤鑒定的常見原因。為取得客觀、完整的原始材料，除了搜集保存者本人提供的情況和資料以外，還要深入調查研究，盡可能多地搜集其他知情者所知的情況，有時還要深入現場第一線，全麵了解文物背後的情況。對於通過調查所取得的資料，要加以篩選、整理和衡量，分清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並將可疑的材料認真複查、核實，然後將核實的主要材料加以綜合分析，理清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為確定正確的鑒定結論奠定基礎。

　　虛假的和沒有價值的近現代文物，在原始材料上所反映的內容必然曆史背景不清，沒有完整有序的流傳過程，提供的材料史實不符或前後矛盾。即便是真的近現代文物，如果缺乏科學完整的背景材料，或失去了有序的傳承過程，也就失去了近現代文物作為史證的重要意義和價值。脫離了其曆史內涵的近現代文物就會失去原有的曆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甚至會變成無用的廢品。如某一偉人所用的物品，失去翔實的原始材料作為佐證就無法說明任何問題，變得毫無價值。不明拍攝時間、地點的老照片，其曆史價值也會大大降低。

　　2.搜集文物本身的資料作為鑒定的輔助依據

　　對文物本身的檢查必須係統和全麵，盡可能地搜集可以作為鑒定依據的線索，尤其是文字類的材料。比如一些工業產品上有生產批號、產品編號、生產廠家，以及材質、加工方法、使用痕跡等均可作為鑒定的輔助依據。

　　3.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檢測結果作為鑒定的參考依據

　　近現代文物中有許多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種類千差萬別，有些已不能單純憑借專家個人的經驗來對文物進行鑒定。現代科學技術作為輔助手段在文物研究領域的應用已日益廣泛，如X射線熒光分析法、電子探針顯微分析法，甚至DNA檢測法都已應用在某些重要文物的鑒定上。但現代技術手段並不能完全替代傳統的鑒定方法，對於各種先進儀器設備所得出的分析結果，還必須結合文物本身和相關的其他資料，進行全麵綜合分析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對於鑒定標準的把握

　　同古代文物一樣，近現代文物隻有經過考證鑒定才能判明其價值，而鑒定則必須有一個標準。1987年文化部頒發《文物藏品定級標準》，要求全國各博物館將館藏文物按其價值區分為珍貴文物與一般文物，將珍貴文物分別定為一、二、三級，以利於保管、維護、研究和利用。2001年又對此標準作了修訂，重新頒布。由於文物的門類、年代、製式、材料（質地、成分）、造型、工藝、規格、性能、產地……以及物主的身份、地位、活動、背景、流傳經過等，千般萬種，千差萬別，有些方麵有可比性，有些方麵沒有可比性，情況非常複雜，因而期望有有一個“度量衡”式的標準，去準確地“對號入座”是不現實的。現行《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是一個有較大包容性的原則性標準，也就是一個相對通用的尺度。在鑒定工作實踐中，要根據文物的具體情況，經過反複的斟酌比較才能把握適度。

　　近現代文物鑒定工作中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第一、待鑒定近現代文物的幾個必備條件：

　　（1）經過認真嚴格的考證，確為原件、真品；

　　（2）物主及其身份明確，知名度高，文物與物主的主要活動密切相關；

　　（3）對反映全國性或地方性重大事件具有直接見證意義或重要佐證意義；

　　（4）在某一領域中具有開創性、裏程碑性、代表性的遺存物；

　　（5）確實、生動及有意義的形成經過和流傳經過；

　　（6）載有特殊意義的銘文、注記或圖案標誌；

　　（7）存世數量稀少。

　　近現代實物隻有至少具備以上第1、2點和3、4、5中的任一點，才具有文物的性質，方可考慮將其視作近現代文物進行級別鑒定。確認一級文物時，還必須具備第6、7點。

　　第二、將文物個性與通史大背景相結合

　　通史，既反映著曆史的縱向發展，即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遷、事物的演進，同時又反映著某一時期內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之間的橫向關係，是人類對曆史的全麵而係統的認識。從通史的角度著眼，才能對不同類型、不同時間、不同性質、不同功能的文物進行比較和鑒定。各種文物，也隻有放在通史的“天平”上，才能顯現出其內在的價值。

　　第三、曆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教育價值

　　按照文物界通常的看法，文物具有曆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近現代文物除具備這三種價值外，還有著特殊的教育價值，或者說社會教育價值。它既不等同於曆史價值，又不等同於藝術價值或科學價值，這應看作是近現代文物的一種新的價值內涵。

　　近現代文物大多與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曆史事件有關，反映著中華兒女前赴後繼、自強不息的鬥爭精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時期愛國誌士、革命先烈、領袖人物和英雄模範的遺物，對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有著強烈的感染力。如黃興在“三・二九起義”失敗後寫的絕筆書、鄂軍政府獎給何青雲先烈的“辛亥首義立功證書”、廣州起義時工人赤衛隊使用的鐵刀和紅布條等。這類文物在對社會公眾進行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中，有其獨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社會教育價值不是其他三種價值的延伸或派生，而是有著獨特意義的又一種價值。

　　第四、代表性、典型性、標誌性

　　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標誌性的文物當然是珍貴的，三者在概念上有些交叉和重疊，不必詳加區分。重要的是，所要鑒定的文物，是不是能夠反映某一事件的主要情節和基本內容，是不是能夠反映主人公在事件中的主要活動和曆史作用。如果是，那麽這件文物就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反之則不是。標誌性主要指重大曆史事件（或人物的重要經曆）開始的標誌、結束的標誌、勝利的標誌、失敗的標誌、轉折的標誌等，要特別注意那些帶有“第一”或開創意義、裏程碑意義的文物，如全國或本地的第一個政黨成立宣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第一次青年團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第一所新式學堂等，這些都是帶有標誌性的。

　　第五、文物不宜區分為正麵的或反麵的

　　許多年來，人們習慣上把在曆史上起積極、進步、革命作用的人物稱為“正麵人物”，把在曆史上起消極、退步、反動作用的人物稱為“反麵人物”。與此相對應，博物館界也把前者的遺物稱為“革命文物”（正麵文物），把後者的遺物稱為“反麵文物”。由於有了這種區分，人們對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文物的態度也就不同，對前者重視，對後者不那麽重視，甚至心存疑懼。有些在當地知名度很高的近、現代人物，隻因他不屬“革命”營壘，當地博物館就不注意或不收集他們的遺存物，造成某些近現代文物的空缺。許多知名人物在曆史上的作用是複雜的，褒貶不一，不能簡單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有很多著名人物是處於中間狀態的。即便是同一個人物，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也會有變化，有時起積極作用，有時起消極作用。類似像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人物，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文物本身而言，不管是哪個著名人物的遺存物，都是曆史的載體，都起著同樣的見證曆史的作用，不應區分為正麵的或反麵的。隻要它們對見證曆史事件有著直接的重要意義，換句話說，隻要它們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就應視為重要文物。如北洋軍閥絞殺李大釗的絞刑架，不論它是正麵文物還是反麵文物，其本身是當時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鎮壓中國革命的有力罪證，而被殺害者又是中共著名領袖李大釗，所以這件曆史見證物就可以定為一級文物。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南京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呈繳給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指揮刀，既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證，也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象征，既有反麵意義，又有正麵意義，這樣一件有重要標誌性的曆史遺物當然也應定為一級文物。

　　四、近現代文物鑒定與古代文物鑒定的異同

　　近年來近現代文物鑒定工作才剛剛起步，遠不能和古代文物鑒定相比。如何借鑒古代文物鑒定的豐富經驗，使兩者互相銜接，還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

　　兩者的共同點有：

　　（1）辨別真偽，剔除贗品

　　古代文物中的贗品，大多是由社會上的不法分子為牟利而偽造的，魚目混珠。近現代文物一般經濟價值不高，不法分子複製、販賣的活動不像古代文物那樣嚴重，但近年來也有逐漸增多的跡象。目前常見的偽冒近現代文物通常存在這樣幾種問題：用現代稱謂稱舊稱謂。有些文獻中把1929年以前的毛澤東稱毛主席；有些據稱是20年代的器物上印（刻）的廠名是50年代以後才有的。子虛烏有杜撰名稱。有些偽造者為使人確信某器物屬文物，於是在器物上印上、刻上實際並不存在的廠名之類的文字。使用廢棄的稱謂。在曆史的演進發展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稱謂被廢棄，同時又出現一些新的稱謂。辛亥革命後，“皇上”、“老爺”、“貝勒”等稱謂被廢，新出現“總統”、“先生”等稱謂。有些偽造的文獻中常把已廢棄的稱謂套在後人後事上。

　　（2）考察文物產生的年代、地點、當時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社會矛盾、重大事件等，作為鑒定文物的背景資料。

　　（3）查明物主及物主的身份和生平，作為確認文物價值的基本依據。

　　（4）審視文物的特征，如質地、銘文、注記、造型、工藝、功能、存世數量等，作為確認文物價值的直接依據。

　　兩者的不同點在於：

　　（1）古代文物以墓葬出土者居多，隻要認定其確係出土，文物的真實性就不成問題。曆代宮廷珍藏而傳世者，經過考證確係原件，文物價值的判定也就有了可靠依據。而近現代文物以傳世者居多，除要考察物主本身的資料外，還要側重考察文物的流傳經過，作為確認文物真實性和珍貴性的重要依據。流傳經過不清，不僅影響到對文物價值的判定，甚至還影響到文物的可信度。近現代文物的考證和鑒定，必須重視流傳經過這一環節，以防止“張冠李戴”。

　　（2）古代文物的曆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比較統一，許多文物珍品往往是三種價值的“三位一體”。而近現代文物的這些價值往往是分離的，其中很多有較高的曆史價值和一定的科學價值，但藝術價值不高，甚至完全談不到（如烈士遺物、工農起義使用的土造兵器、寫在樹皮或紙片上的秘密書信，質量低劣的器具等）。然而，近現代文物的社會教育價值很高，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社會教育資源，這是近現代文物鑒定中新的價值認定和價值取向。

　　（3）古代文物的價值較為外在。名貴器物因其質地好，造型美觀，工藝精良，使人一看而歎為觀止，鑒定時可對器物單獨給予評價，與人物或事件的關聯度可不作為主要因素考慮。而近現代文物的價值大多較為內在，靠直觀難以感受其真正價值，必須有較詳細的文字說明或口頭介紹，才能使人理解。其價值大小不取決於文物本身，而取決於文物所反映的人物事跡和曆史事件，而對這些人物或事件的評價，又往往受到某種政治氣候的影響。這就是說，近現代文物鑒定所要考慮的因素更多，更複雜。

　　（4）古代文物大多為器物，其精華部分基本上掌握在博物館和考古所手裏，較易摸清底數，鑒定文物時可互相參照，便於準確把握鑒定對象。而近現代文物門類品種太多，質地繁雜，不可勝數，舉凡近現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產品無所不包，收藏單位多而分散，博物館收藏的隻是極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精華的東西在檔案館（如重要的文獻、手稿等都由檔案館收藏）和文化係統以外的博物館和專業單位手裏，彼此缺乏溝通和參照，這些都增加了近現代文物鑒定的難度和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