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三、考古新發現與《�冠子》研究

　　孫福喜

　　20世紀初，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與清王朝內閣大庫檔案的公開，使中國曆史的研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王國維先生倡導的以地下之資料印證地上之資料的二重證據法，使中國的古史研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而使考古學在傳入中國之初，就與曆史學結為孿生姐妹。考古新發現對於曆史研究往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麵它能驗證曆史文獻記載的正確與否；另一方麵還能補充文獻中沒有記載的一些內容。因而有人把考古與文獻比作曆史研究中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形象又貼切。無數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一次又一次的考古新發現，往往引發了一係列的學術爭論，不斷改變和更新著人們的認識，推進著曆史研究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學術界對《�冠子》一書的研究曆程的變化，也堪稱這一論點的一個重要證據，這不僅是因為，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引發了學人們對先秦子書《�冠子》研究的熱潮，也解決了《�冠子》的真偽問題。而且，此後其它一係列的考古新發現，不但再一次印證了《�冠子》中的有關記載，還使學人們在對考古資料與《�冠子》的比較研究中，進一步認識到了《�冠子》的學術地位與其在科技史上的價值。從而也改變了這部著作的命運。

　　一

　　先秦子書《�冠子》，是中國古代黃老學術思想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研究成果，但自唐代柳宗元將它斥為偽書以後，曆代學者的述評也多從此說，使《�冠子》長期以來受到冷遇，偽書之說幾成公論。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帛書《黃帝四經》出土後，唐蘭、李學勤先生經深入研究，發現帛書《黃帝四經》與《�冠子》等傳世的古文獻，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處，從而使這部古文獻，又重新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中外學者針對《�冠子》是否偽書等問題展開了一係列討論。截至目前，國內學者發表了近10篇專題論文，另有近10餘種論著涉及到《�冠子》。國外的漢學家們也紛紛寫文、著書對《�冠子》進行研究。

　　1974年，李學勤先生以淩襄為筆名，率先發表了《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一文，指出帛書中有與《�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1975年，唐蘭先生又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一文中，詳列了帛書《黃帝四經》與《�冠子》17處相同或相似的文句。同年龍晦先生也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書探源》一文中，指出帛書《黃帝四經・稱》與《�冠子・博選》篇有大段大段的文句相同，且從音韻學的角度指出《�冠子》、《文子》、《淮南子》與帛書《黃帝四經》都是楚人的作品。1979年，李學勤先生又在為出訪澳大利亞準備的文稿《新發現簡帛與秦漢文化史》中，指出“幾批簡帛古書的發現和研究，意外地給一些長期被人們否定拋棄的傳世書籍，帶來了曙光。一個例子是《尉繚子》，另一個例子是《�冠子》。”“現在我們雖然沒有發現《�冠子》，但是馬王堆帛書《黃帝書》和《伊尹・九主》等篇，有好多語句同《�冠子》類似”，“可以看出，《�冠子》確實是戰國晚年楚國人的著作”。從此，學人們對《�冠子》這部近代以來幾乎被公認為偽書的先秦古籍有了新的認識。

　　1980年，張岱年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也對《�冠子》做了述評，第一次在現代人著的學術史類著作中，對《�冠子》作了較詳細的述評。1983年，李學勤先生又發表了《馬王堆帛書與〈�冠子〉》一文，專門論述了《�冠子》與馬王堆“帛書作為整體所反映的思想傾向相一致”等，使我們對�冠子其人、其書、其思想流派與影響，都有了全新的認識。

　　總之，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給《�冠子》一書帶來了生機，李學勤等先生通過深入研究，使《�冠子》是偽書這一流傳甚遠的觀點基本被駁倒。

　　二

　　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史表明，古代天文學在伴隨著先民們祭祀慶典和生產實踐產生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還充當著政治統治的工具，在社會活動中是備受重視的。但，由於像戰國時代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等這類早期天文學著作的佚失，我們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狀況，長期以來缺乏比較係統的認識。因而對中國古代的一些社會政治發展問題，特別是天文學思想與思維邏輯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的影響缺乏科學的認識與理解。從而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古代曆史的科學完整的認識。隨著20世紀田野考古學的興起，特別是30年代以來，一次次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我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尤其是天文、曆法史的認識有了巨大的進步。通過比較研究，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了《�冠子》一書的科學價值，及其蘊含的有關中國古代曆史的知識。

　　具體而言，使我們對《�冠子》一書的價值與內容產生重新認識的考古資料主要有：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天象》、《四時》、《月忌》，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黃帝四經》等，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漆箱天文圖，銀雀山漢簡《陰陽五行時令占候》，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八角廓漢簡，雙古堆漢簡，張家山漢簡《日書》，河南濮陽西水坡M45青龍白虎蚌圖，河北宣化天慶六年（1116年）遼墓拱頂星圖，遼寧牛河梁積石塚群遺跡，大河村新石器時代彩陶上的天文圖像，殷墟卜辭中“星”與日食、月食的記錄等等。

　　考古新發現也為研究中國古代的天學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將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結合起來，作係統深入的對照比較，無疑是研究古代天學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通過對一些重大考古發現，與《�冠子》一書中的天文資料進行對比，可進一步認識《�冠子》一書的思想和學術內涵，從而對中國古代的天學思想有更加明晰的認識和了解。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了戰國時的曾侯乙墓。據墓中的銅器銘文，可確定為公元前433年或稍後的墓葬。在墓東室出土的5件衣箱中，有一件拱形蓋麵上，一端畫青龍，一端畫白虎，中部畫一象征北鬥的大鬥字，圍繞北鬥書寫二十八宿名稱。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記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稱，並有北鬥、四象與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實物資料。在該天文圖像上，一個巨大的“鬥”字寫在畫麵中央，明顯地突出了北鬥的重要地位，這是符合我國古代天文學傳統特點的。北鬥七星之所以引起我國古代人的注意，不隻因為它在天空的位置顯著，還由於它的鬥柄圍繞天極的周日旋轉（地球自轉的反映），可以指示夜間的時間早晚，猶如白天可以利用太陽的方向來定時間一樣。更重要的是，北鬥七星在圍繞北天極的周年旋轉（地球公轉的反映），可以指示暑往寒來季節的變化。所以《�冠子・環流第五》說：“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這說明�冠子不但對北鬥七星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作用非常了解，而且能把北鬥與四象、四方結合起來，看作一個整體。如《�冠子・天權第十七》就說“招搖（即鬥之柄端，主指者）在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而我國古代四象是與二十八宿緊密聯係的。

　　我國古代在觀象授曆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對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星）的運行及位置作係統觀測，繞天一周選取二十八個星座作為觀測標誌，叫作二十八宿。在我國古代的文字記載中，很早就有了屬於以後的二十八宿的星座名稱，如殷墟卜辭、《詩經》、《周禮》中都可見到，但沒有二十八宿的具體名稱。一般認為：可信的最早記載二十八宿具體宿名的，是成書於公元前239年的《呂氏春秋》，二十八宿分作四象到漢代成書的《淮南子》和《史記》中才有記載。曾侯乙墓天文圖的出現，改變了這一認識，這一發現告訴人們，早在公元前433年以前，我國古人即有了二十八宿的具體名稱了。不僅有係統的二十八宿名稱，而且還將二十八宿平均分作七組，分別與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青、紅、白、黑四種顏色，以及龍、鳥（朱雀）、虎、玄武幾種動物相配，稱作四象。曾侯乙墓的漆箱蓋上雖隻繪了青龍和白虎的圖案，缺少朱雀和玄武，但青龍、白虎所處的位置是與四象的劃分基本一致的。《�冠子・天權第十七》則將四象作了具體的記載，並把它與四時、北鬥運行的狀況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了。這就明確地把四象、二十八宿與春、夏、秋、冬四季的運動變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從而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開創了把四象、二十八宿與四季變化相聯係的思維方式與認知理論，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思想。

　　曾侯乙墓天文圖的發現印證了《�冠子》中的天學記載，《�冠子》中的天學資料與曾侯乙墓天文圖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曾侯乙墓天文圖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特別是天文學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與作用，那麽，《�冠子》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是否應占有相應的位置呢？至少從文獻角度看，《�冠子》將過去認為的四象說出現於漢代著作《淮南子》和《史記》的觀點向前推至了戰國末期。

　　1993年冬，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的《太一生水》，是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郭店一號墓的年代，據發掘者推斷，在戰國中期偏晚。而郭店楚簡的年代下限應略早於這個年代。《太一生水》是郭店楚簡中的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時期所稱的“道”，該文主要論述了“太一”與天、地、四時、陰陽等的關係。堪稱中國古代出現得較早的宇宙生成論文獻。《�冠子》中不但有“太一”，而且有較豐富的宇宙生成論資料。我們通過比較可發現：《太一生水》與《�冠子》中的“天則第四”、“環流第五”、“度萬第八”、“泰鴻第十”“泰錄第十一”、“天權第十七”等篇，都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句、詞語。《太一生水》中的許多觀點與《�冠子》如出一轍。此外，《�冠子》強調“太一”為萬物的根據等，將《太一生水》的思想進一步加以豐富發展。

　　1973年考古發現的長沙馬王堆楚帛書，除《黃帝四經》外，還有《五星占》和《天文氣象雜占》。天文史專家認為，這是世界上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天文書。

　　在《�冠子》的宇宙一體論觀中，道與天、地、人相通，以天道推衍人事，而人事一定要遵循天道的自然觀，與帛書《黃帝四經》很相同，《�冠子》中的好多段落，都是對《黃帝四經》的演繹或發揮。《五星占》包括兩部分，前麵是占文，後麵是五星的位置。這件帛書中多處記載與《�冠子》的記述完全一樣。與《五星占》同出的另一種天文書是《天文氣象雜占》。書上用朱墨兩色繪有雲、蜃、氣、暈、虹、恒星、彗星等各種天象圖約250幅，還有由圖像名稱、解釋、占文構成的簡短文字說明。這是一種典型的利用天象來占驗災異變故、戰爭勝敗的星占學專書。

　　星占學著作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偽科學著作。而在這部書中繪有29幅頭朝下、尾朝上，由彗核、彗發和彗尾組成的彗星圖。這幅圖被天文學史專家認為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彗星圖。這說明，早期的星占學著作也是寶貴的科技史書籍，其中孕含著許多科學的天文學知識，我們絕不能因為某些書籍含有星占學內容，而否定它的科學價值。同樣，我們不能因為《�冠子》是一部借天文、曆法知識來說明社會政治、軍事變化的政治建議書，而否定其在天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五幅大型帛畫的內容，據郭沫若先生的觀點描繪的是“天上、人間、地下”，這與《�冠子》及其他中國古代書籍講究的天、地、人合一的三才論思想也是相合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長沙馬王堆帛書與《�冠子》的主題思想是相符合的，它們對天文、曆法知識記錄的目的都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這也說明：古代的占星術是需要以一定的科學的天文學知識為基礎的。《�冠子》之所以會構成一個天人合一的政治建議書體係，與它以陰陽五行說和宇宙一體觀為基礎是分不開的。

　　另一種帛書是1942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一座戰國中晚期之際的木槨墓中，被盜掘發現的，這件帛書早已流落到國外，現存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經李學勤先生的深入研究，認為該帛書分三篇內容，“三篇的次序是《四時》、《天象》、《月忌》”。經比較研究發現，帛書《四時》關於宇宙的生成、構成觀與《�冠子》是很相似的。《�冠子》一書的最大特點與基本結構，是以天道推衍人事，希圖勸統治者因天道而治天下，建立起符合天道的“理想國”，這與帛書《天象》的觀點、結構幾乎是一脈相承的。帛書《月忌》作為一種講時令禁忌的書，涉及的內容有出師、侵伐、會諸侯等國家大事，也有嫁娶、築室、畜生等民間日常行事。而《�冠子》也大講特講，隨著時節的推移變遷，自然界在物候上的表征，以及君主應如何施行適當的政令，以及違反天時時會出現怎樣的災異。可見，帛書《月忌》是一種適用範圍更廣的民間數術書，而《�冠子》是一部帶有明顯的數術色彩，以天文星占學知識為基礎的政治建議書。

　　總之《，�冠子》一書中所敘述的宇宙生成觀、構成觀，及北鬥、四象、二十八宿相連，天、地萬物宇宙一體，以及以天、地、人相合，推天道以衍人事為政治服務的天學思想，在天文考古資料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和補充說明。可見：《�冠子》中的天文、曆法學知識是可信的。《�冠子》的天學觀是戰國時代中國傳統天學觀的一種較為具體的反映。通過研究《�冠子》，不僅可使我國天文學史研究中一些文獻知識的可信性與時代性，得到進一步的證實或推斷，而且可以使我們對戰國時代的趙國和其他有關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解，是我們對中國古代的天學思想與思維方式有更全麵的認識。因而它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與學術史上都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與地位。考古新發現對《�冠子》一書研究的深化，堪稱考古學促進中國學術史研究深化的一個重要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