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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12)
25日晚，清華大學的一些右派分子衝到救國會辦公室搗亂，他們叫嚷說：“擁護西安事變”“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兩個口號“不通”，聲稱“政府還要繼續討伐！”接著就翻箱倒櫃，搶劫救國會文件，搜查救國會負責人和民先隊員宿舍。然後，把文件、《清華周刊》和其他救亡書刊，搬到操場上，付之一炬。民先隊和進步學生聞訊，由楊學誠帶頭，跑步趕到操場。右派學生顧慮寡不敵眾，被嚇跑了。學校當局也乘機尋找各種借口，明令解散清華救國會，《清華周刊》也在寒假被勒令停刊了。
師範大學的反動勢力在這一時期表現得更為囂張。12月26日，他們在楊立奎、熊夢飛的策劃下，在師大風雨操場舉行所謂“慶祝”蔣介石“脫險”的集會。會上，楊立奎、熊夢飛等人相繼講話，大捧蔣介石，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最後決議：
一、通電慰問蔣介石；
二、查辦民族解放先鋒隊；
三、取消綏遠後援會；
四、請求政府處決沈鈞儒等七人。該校反動學生在楊、熊等人指揮下，組織了一個所謂“武力清共團”，專門毆打進步學生。
東北大學學生分成兩派，少數學生借故另行組織所謂“文法學院同學會”“正、義團”，到處張貼反動牆報、標語。北大少數右派學生指責北大學生會為少數人所把持，不能代表全體同學公意，聲言要組織一個“非常學生會”。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也有一部分學生發表書麵聲明，攻擊“北平學生聯合救國會為一般人所懷疑”，說什麽“學生團體乃聯絡感情、切磋學問之組織，不應妄談政治，亂發主張”，並退出學生會，另組織一個“良心社”。中國大學、朝陽學院等也有同樣事件發生。
麵對國民黨特務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學聯和民先組織各校進步同學，同他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和醜惡表演，以及蔣介石雖然接受了張、楊的八項主張，其鎮壓和破壞革命運動的政策卻絲毫沒有改變的事實，使黨內外廣大進步青年非常憤慨，同時又懷有無限的憂慮。
為了進一步宣傳共產黨逼蔣抗日的方針，將廣大愛國學生的思想認識提高到黨的方針政策上來，必須使大家認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義。因此，劉少奇於1937年1月15日在《火線》第69期上發表了《西安事變的意義及其以後形勢》，文章指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以成為全國大局好轉之關鍵。”“西安事變，不獨沒有引起中國大規模的內戰，使抗日戰爭推遲，而且可以使中國內戰停止，全國的抗日戰爭提早。”與此同時，北方局再次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市委和學委負責人開會，傳達和宣傳黨的指示。隨後，學委負責人又分別召集大學幹事會和中學部負責人開會，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要求他們回校做學生的思想工作。
在統一了黨內的思想認識之後，北方局和劉少奇要求平津的黨員去說服各方麵的人士，特別是廣大進步學生，使他們擁護黨的主張，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圍。為此，黨通過民先隊和學聯在各校組織了許多有關當前形勢、方針政策和國家前途的討論會、座談會，引導大家對“蔣介石該不該殺”的問題發表意見。經過討論使大家認識到如果殺蔣介石，就會為親日派製造內戰提供口實，造成兩敗俱傷，使日本帝國主義坐收漁翁之利；放了他，則有利於逼蔣停止內戰，使全國一致抗日的局麵早日實現。
北平民先隊部於1937年1月，印發了《目前形勢的分析》。該文詳細分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政治形勢，提出了民先隊目前的政治主張：
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二、要求國民黨中央軍立即集中綏遠抗日；
三、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民眾運動，保障愛國自由。
廣大青年學生在黨組織、學聯、民先的幫助、教育下，認清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重大意義，消除了疑慮，在黨的領導下，開始了新的鬥爭。
統一學運，端正思想
1937年1月4日，受反動當局操縱的北平市“新學聯”在師大教理學院粉墨登場，並拋出了《平市“新學生會”成立宣言》。“新學聯”是由國民黨一手炮製的禦用團體，由北平學生中的幾個特務外圍組織――複興社、誠社、中華社、中社中的反動分子所控製。參加這個組織的，除誌成中學代表是學生會的代表外，其餘都是各校的少數右派學生代表。報紙稱這個“學生團體”為“新學聯”。
“新學聯”成立後，國民黨中訓部曾明令他們設法將學生組織“統一”在“新學聯”名下。其基本做法是充實“新學聯”，消滅舊學聯（北平學聯）。“同時對於傾向中央之教授與學生多與之發生密切聯係，其灰色分子應多方設法聯絡，務求其無形中改變態度，則學運組織統一有不期然而然矣。”可見，“新學聯”成立的目的，在於分化瓦解抗日救亡力量，與黨領導的北平學聯分庭抗禮，並取而代之，從而將學生愛國運動納入國民黨反動派的軌道。“新學聯”在成立宣言中，攻擊北平學聯“犯了欺騙陷害熱誠愛國青年的行為，露出別有陰謀附和叛逆的證據！”說什麽北平學聯“受民先操縱，而民先已受張、楊收買”。這時，由張學良陪同回到南京的蔣介石並不甘心履行聯共抗日的條件。他首先將張學良送交軍事委員會處置，隨後繼續調兵遣將，進逼西安，同時加緊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破壞，以助長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
中共北平學委分析了形勢的發展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了防止抗日救亡運動的分裂，爭取早日實現全民抗日，在學生中提出了“統一學運”的主張，號召建立統一的學聯及學生會，更廣泛地團結群眾，共同救亡。
北平學聯和民先在黨的指示下，本著極大限度地爭取團結廣大學生群眾、共同救亡的目的，開始了反對分裂、爭取學運統一的鬥爭。並把學聯綱領改為：
（1）抗日救國；
（2）擁護政府和平統一及團結禦侮的國策；
（3）協助政府辦理一切社會公益事業。
北平學聯在與“新學聯”的鬥爭中，首先嚴正指出“新學聯”的分裂行為是有害於學生愛國運動的，並在《為團結同學鞏固組織告全市同學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進行的分裂學生工作，卻正是親恨仇快的工作，中了敵人分裂中國的詭計”，“這不但是救亡運動的損傷，而且將永為遺憾地成為北平學生運動曆史的不幸。”其次，北平學聯向“新學聯”及廣大師生表示了團結合作的誠意，並提出用民主的方式改組及恢複學生會，爭取學生運動的重新統一。2月28日，北平學聯發表了《再度呼籲學運統一宣言》，開誠布公地對過去存在的缺點和錯誤進行了檢討和自我批評，並果斷地提出“願在抗日救國、健全學生生活的旗幟下，進行合並”。與此同時，北平學聯決定再次爭取自己的公開合法地位，更大範圍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初開學時，經過與校方的說理鬥爭，各學校學生自治會開始了重新選舉。選舉中，“新學聯”利用金錢賄賂，請吃飯、看電影、聽戲等辦法進行拉攏。凡接受賄賂的，都要把選舉證留下，由右派學生代填被選舉人。但是，接受這種賄賂的人很少，右派學生在選舉中終於失敗。這樣，各校學生自治會通過公開選舉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為統一學運創造了前提條件。4月，北平學聯再次致信“新學聯”，建議兩個學聯同時撤銷，由各校學生會代表重新組織學聯。同時，派出代表與“新學聯”談判。“新學聯”麵對北平學聯符合民主程序的建議，驚慌失措，遲遲不予答複。他們在一次與北平學聯代表的辯論中，理屈詞窮地說：“你們有你們的主張，我們有我們的主張，你們幹你們的，我們幹我們的。”北平學聯代表問他們：“你們的主張是什麽，你們要幹什麽？”“新學聯”代表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事後，“新學聯”竟以“北平學聯未在政府立案”為由，拒絕了北平學聯的建議。
為了團結廣大中間群眾，統一學運，學委還根據廣大青年的特點、興趣和愛好，及時地作出決定，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福利工作，以便推動抗日救國工作的開展。當時把這種工作方式叫做“生活路線”。1937年春，學聯組織了兩次規模很大、包括全市各大中學校學生參加的春季旅行活動。第一次去香山，參加的有3000多人，並邀請了很多藝術學院的師生來演出。其中崔嵬和張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很受大家的歡迎。每次演出後，崔嵬的藤箱子裏的錢總是滿滿的，他們馬上把這些錢交給學聯。第二次去溫泉，參加的有5000餘人，這次除演出雜技、組織歌唱、遊藝外，還演出了臨時排練的揭露非法審訊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的話劇《開庭》，反響非常強烈。最後，觀眾一致提出通電全國，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釋放上海救國會領袖和一切政治犯。在這些活動中，民先隊員們有意識地接近中間群眾，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從而消除了誤會，增進了友誼。
除此以外，北平學聯和民先也注意用各種紀念日來教育、團結群眾。3月8日國際婦女節，北平大學女院和東北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女學生百餘人，到圓明園聯合組織紀念活動。3月12日，北平各校學生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在香山碧雲寺中山先生衣冠塚前舉行公祭，有500人參加，老同盟會會員李錫九應邀到會講演。大會通過了三項決議：
（一）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並通電全國請求一致主張；
（二）通電全國，擁護中央收回領事裁判權；
（三）請中央切實遵照總理遺教，重擬國民大會選舉法。
北平學聯和“新學聯”的鬥爭發展到1937年的“五四”，更趨於激化。這天，北平學聯原定在師範大學舉行紀念大會，後來，了解到“新學聯”也要開紀念會，於是就與“新學聯”商定在師範大學聯合舉行。北平學聯的這一決定得到了社會輿論的讚揚和同情。這天下午，北平學聯的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入場，秩序井然地在師大操場坐下。大會開始後不久，早有準備的誌成中學校長吳葆三帶著一群童子軍趕到，他們手拿棍棒，瘋狂地向學聯代表打來。台上的國民黨教授陶希聖、楊立奎、熊夢飛等人，鼓動暴徒猛打。北平學聯的代表們不願傷害童子軍，便一麵進行自衛，一麵保護著台上的其他代表撤離會場。代表們來到平大法商學院後繼續開會。一部分進步教授在會上講了話，支持學聯的鬥爭。這次鬥爭，學聯方麵由於沒有準備，有30餘人受傷。
會後，北平學聯出版小冊子，並利用合法鬥爭的手段向法院起訴，進一步揭露“新學聯”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可恥行徑。反動教授參與毆打進步學生事件，本已引起教育界和全市人民的極大憤慨，而反動教授楊立奎又以維護舊禮教自命，通電攻擊進步教授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更激起文化界的義憤，他本人也因此名聲掃地。“五四”紀念會事件後，廣大中間學生認清了“新學聯”的真麵目，重新團結在北平學聯周圍。從此，“新學聯”陷於空前孤立的狀態，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最後的準備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被迫部分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標誌著國共兩黨停止內戰，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實現。在學生運動中，由於正確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工作也獲得了極大的開展。這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王芸生於1936年12月底-1937年5月，在《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報刊上連續發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侈談抗日應以國民黨為中心。他提出：“我們目前的路線是團結建國，其方式是以國民黨為中心”，並把北方青年運動出現的分裂歸咎於共產黨的“標語口號所遺留下來的惰性作用”，勸誘學生“不要為那五彩繽紛的標語口號所迷惑”，妄圖阻止愛國學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正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勸誘北方青年離開戰鬥時，黨內持“無條件統一論”的右派分子徐芸書等人也出來與之呼應。他們在《國聞周報》上公開發表了《論共產黨問題》《北方青年的回響》等文章，聲稱：“中共對於民眾運動中的‘左’傾宗派，不能不負實際責任。”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蘇維埃的政治係統的獨立”，“徹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政策的路上來”。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掀起的這股逆流，絲毫也阻擋不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劉少奇、凱豐等同誌先後發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論左派》《“聯合抗日”與“團結建國”》《我們所望於北方青年者》等文章，從理論上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與建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等問題，幫助廣大黨員、青年提高認識，自覺地肅清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彭真還到清華大學找有關黨員幹部談形勢、講政策，分析黨同徐芸書等人分歧的實質。彭真又親自找徐芸書談話，對他進行嚴肅的批評和幫助，但他拒絕接受。其後徐因堅持錯誤，被開除黨籍。由於黨的及時教育，廣大黨員認識到右傾投降主義者實質上是國民黨的應聲蟲和俘虜，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反改良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勝利，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潔和鞏固了黨的隊伍，使右傾投降主義剛一露頭、還沒有蔓延開來時，就受到駁斥，使改良主義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一二？九”運動沿著黨所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
1937年上半年，中國上空已是戰雲密布。日本侵略者調兵遣將，不僅加強了華北駐屯軍的數量，在古北口建築炮台，也重兵於北寧線一帶，而且把大批軍艦開到青島、上海及長江各口岸。日本帝國主義一麵加緊準備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一麵又裝出和緩的姿態以掩蓋真相。日本外相佐藤高唱“和平外交”，提出“經濟提攜”和“文化提攜”。他還公開出麵拉攏蔣介石，詭稱要改變過去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協助中國的統一與複興。蔣介石這時仍對日本帝國主義抱有極大的幻想，熱望調整中日國交。同時，他繼續堅持獨裁統治，對內繼續鎮壓人民群眾的抗日運動。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一部分學生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看不到危機將至，反而唱起了“中日矛盾下降”“華北可以苟安”的論調。同時，一些學生對國民黨政府既聲稱與共產黨合作，又鎮壓民眾運動很不理解，思想上很是苦悶。黨為了鞏固和平、實現民主、準備抗戰這三統一的任務，首先加強了對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和形勢政策的教育。黨在民先隊中普遍召開座談會、討論會，討論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及學生運動的任務等問題。通過激烈的爭論，廣大民先隊員認識到，中日大戰已迫在眉睫，所謂“中日提攜”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宣傳，是日本帝國主義麻痹中國人民的策略。因此，我們必須加緊準備。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民先隊員們認識到，要積極爭取政治上的民主，這是鞏固和平、實現抗戰的關鍵，那些隻要抗日、不要爭取民主的思想是錯誤的，它將斷送抗日救亡運動的光明前途。
很多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黨通過民先隊和學聯，多次舉辦時事討論會、政治報告會、座談會，還向同學們推薦、介紹進步書籍和刊物。許多同學經過這些學習提高了認識。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期間，北平學聯發起組織“華北學生請願獻旗團”，到南京敦促蔣介石實現民主、實現抗日的諾言。獻旗團代表了陝西、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山東六省和北平、天津、太原、濟南、青島、西安、張家口七市的學生群眾。雖然獻旗團遭到軟禁，但沿途聯絡了南方的學生，擴大和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一時期，黨在學生群眾中做了一些備戰工作，特別注意對廣大學生進行軍事教育。為了加強訓練，民先總隊部設武裝部，民先隊設軍事幹事和武裝幹事從事這項工作。黨還派來了袁也烈、朱明兩同誌擔任軍事教官，幫助學生學習軍事知識，掌握軍事技術。學聯武裝部還專門組織了遊擊訓練班，並印發遊擊戰術綱要，領導學生學習遊擊戰的理論。在遊擊戰演習中，黨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在北風凜冽的嚴冬，學生們到紅山口舉行雪地行軍，在炎熱的夏天，到西山舉行野營。
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俞啟威、民先總隊長雷駿隨、清華黨支部書記楊學誠、師範大學黨支部書記林一山等前往參加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並就北平學生代表提出的問題，作了詳盡的解釋。這次會後，中央還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華北黨的中心任務就是準備抗戰。劉少奇特別強調，抗日戰爭即將到來，華北的同誌要準備脫下長衫，拿起武器，開展遊擊戰爭。朱德還特意囑咐王震帶北平代表到橋兒溝附近山裏練習打槍。北平學生代表們帶著老一輩同誌的殷切期望，滿懷信心地離開延安，回到北平傳達黨中央的重要指示。
暑假裏，民先和學聯組織了廣大愛國學生深入到工農兵中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學生們組織了許多小組到西山一帶的農村進行宣傳。他們演出的活報劇和救亡歌曲感動了周圍的群眾，許多人流下了熱淚。29軍的官兵更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廣大的黨員、民先隊員、進步學生為迎接抗日戰爭的到來，積極地做著各種準備工作。
“一二？九”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從1935年12月9日到1937年“七七”事變，經曆了19個月的時間。這次運動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繼承了“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在黨的領導下，衝破了國民黨政府的長期黑暗統治，喚起了全國人民的覺醒，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一二？九”運動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抗戰動員運動，它預示了民族革命風暴的來臨，揭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序幕。
“一二？九”運動代表了青年學生運動的正確方向，“一二？九”運動的實踐證明：孤立的與廣大人民群眾隔絕的學生運動是不能獲得勝利的，更不能在反動統治下長期堅持下去。革命的知識分子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與廣大的工農群眾相結合，將青年學生這支革命的方麵軍與工農群眾的革命主力軍相結合，才能匯集成強大的革命洪流，這是青年運動惟一正確的道路。
“一二？九”運動正確地體現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和爭取了各界抗日愛國力量，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促進了29軍在盧溝橋事變中，奮起抗戰。在鬥爭中，學聯和民先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逐漸克服了左、右傾思想的影響，初步掌握了將秘密鬥爭與公開、合法的鬥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團結群眾、保存實力、打擊敵人的鬥爭策略，保證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為中國學生運動走向成熟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
“一二？九”運動中湧現出的大批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學習革命理論、參加革命實踐、與廣大工農相結合、與全國人民相結合的過程中，從愛國主義者鍛煉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這是“一二？九”運動的重要成果。“一二？九”運動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事業造就和準備了大批幹部。
毛澤東同誌高度評價了“一二？九”運動，對它作出了正確的曆史性結論。他指出：
“‘一二？九’運動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一二？九’是偉大的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推動了‘七七’抗戰。‘一二？九’是抗戰動員的運動，是準備思想和幹部的運動，是動員全民族的運動。”
（摘自《一二？九運動紀實》）
師範大學的反動勢力在這一時期表現得更為囂張。12月26日，他們在楊立奎、熊夢飛的策劃下，在師大風雨操場舉行所謂“慶祝”蔣介石“脫險”的集會。會上，楊立奎、熊夢飛等人相繼講話，大捧蔣介石，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最後決議：
一、通電慰問蔣介石；
二、查辦民族解放先鋒隊；
三、取消綏遠後援會；
四、請求政府處決沈鈞儒等七人。該校反動學生在楊、熊等人指揮下，組織了一個所謂“武力清共團”，專門毆打進步學生。
東北大學學生分成兩派，少數學生借故另行組織所謂“文法學院同學會”“正、義團”，到處張貼反動牆報、標語。北大少數右派學生指責北大學生會為少數人所把持，不能代表全體同學公意，聲言要組織一個“非常學生會”。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也有一部分學生發表書麵聲明，攻擊“北平學生聯合救國會為一般人所懷疑”，說什麽“學生團體乃聯絡感情、切磋學問之組織，不應妄談政治，亂發主張”，並退出學生會，另組織一個“良心社”。中國大學、朝陽學院等也有同樣事件發生。
麵對國民黨特務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學聯和民先組織各校進步同學，同他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和醜惡表演，以及蔣介石雖然接受了張、楊的八項主張，其鎮壓和破壞革命運動的政策卻絲毫沒有改變的事實，使黨內外廣大進步青年非常憤慨，同時又懷有無限的憂慮。
為了進一步宣傳共產黨逼蔣抗日的方針，將廣大愛國學生的思想認識提高到黨的方針政策上來，必須使大家認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義。因此，劉少奇於1937年1月15日在《火線》第69期上發表了《西安事變的意義及其以後形勢》，文章指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以成為全國大局好轉之關鍵。”“西安事變，不獨沒有引起中國大規模的內戰，使抗日戰爭推遲，而且可以使中國內戰停止，全國的抗日戰爭提早。”與此同時，北方局再次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市委和學委負責人開會，傳達和宣傳黨的指示。隨後，學委負責人又分別召集大學幹事會和中學部負責人開會，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要求他們回校做學生的思想工作。
在統一了黨內的思想認識之後，北方局和劉少奇要求平津的黨員去說服各方麵的人士，特別是廣大進步學生，使他們擁護黨的主張，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圍。為此，黨通過民先隊和學聯在各校組織了許多有關當前形勢、方針政策和國家前途的討論會、座談會，引導大家對“蔣介石該不該殺”的問題發表意見。經過討論使大家認識到如果殺蔣介石，就會為親日派製造內戰提供口實，造成兩敗俱傷，使日本帝國主義坐收漁翁之利；放了他，則有利於逼蔣停止內戰，使全國一致抗日的局麵早日實現。
北平民先隊部於1937年1月，印發了《目前形勢的分析》。該文詳細分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政治形勢，提出了民先隊目前的政治主張：
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二、要求國民黨中央軍立即集中綏遠抗日；
三、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民眾運動，保障愛國自由。
廣大青年學生在黨組織、學聯、民先的幫助、教育下，認清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重大意義，消除了疑慮，在黨的領導下，開始了新的鬥爭。
統一學運，端正思想
1937年1月4日，受反動當局操縱的北平市“新學聯”在師大教理學院粉墨登場，並拋出了《平市“新學生會”成立宣言》。“新學聯”是由國民黨一手炮製的禦用團體，由北平學生中的幾個特務外圍組織――複興社、誠社、中華社、中社中的反動分子所控製。參加這個組織的，除誌成中學代表是學生會的代表外，其餘都是各校的少數右派學生代表。報紙稱這個“學生團體”為“新學聯”。
“新學聯”成立後，國民黨中訓部曾明令他們設法將學生組織“統一”在“新學聯”名下。其基本做法是充實“新學聯”，消滅舊學聯（北平學聯）。“同時對於傾向中央之教授與學生多與之發生密切聯係，其灰色分子應多方設法聯絡，務求其無形中改變態度，則學運組織統一有不期然而然矣。”可見，“新學聯”成立的目的，在於分化瓦解抗日救亡力量，與黨領導的北平學聯分庭抗禮，並取而代之，從而將學生愛國運動納入國民黨反動派的軌道。“新學聯”在成立宣言中，攻擊北平學聯“犯了欺騙陷害熱誠愛國青年的行為，露出別有陰謀附和叛逆的證據！”說什麽北平學聯“受民先操縱，而民先已受張、楊收買”。這時，由張學良陪同回到南京的蔣介石並不甘心履行聯共抗日的條件。他首先將張學良送交軍事委員會處置，隨後繼續調兵遣將，進逼西安，同時加緊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破壞，以助長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
中共北平學委分析了形勢的發展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了防止抗日救亡運動的分裂，爭取早日實現全民抗日，在學生中提出了“統一學運”的主張，號召建立統一的學聯及學生會，更廣泛地團結群眾，共同救亡。
北平學聯和民先在黨的指示下，本著極大限度地爭取團結廣大學生群眾、共同救亡的目的，開始了反對分裂、爭取學運統一的鬥爭。並把學聯綱領改為：
（1）抗日救國；
（2）擁護政府和平統一及團結禦侮的國策；
（3）協助政府辦理一切社會公益事業。
北平學聯在與“新學聯”的鬥爭中，首先嚴正指出“新學聯”的分裂行為是有害於學生愛國運動的，並在《為團結同學鞏固組織告全市同學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進行的分裂學生工作，卻正是親恨仇快的工作，中了敵人分裂中國的詭計”，“這不但是救亡運動的損傷，而且將永為遺憾地成為北平學生運動曆史的不幸。”其次，北平學聯向“新學聯”及廣大師生表示了團結合作的誠意，並提出用民主的方式改組及恢複學生會，爭取學生運動的重新統一。2月28日，北平學聯發表了《再度呼籲學運統一宣言》，開誠布公地對過去存在的缺點和錯誤進行了檢討和自我批評，並果斷地提出“願在抗日救國、健全學生生活的旗幟下，進行合並”。與此同時，北平學聯決定再次爭取自己的公開合法地位，更大範圍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初開學時，經過與校方的說理鬥爭，各學校學生自治會開始了重新選舉。選舉中，“新學聯”利用金錢賄賂，請吃飯、看電影、聽戲等辦法進行拉攏。凡接受賄賂的，都要把選舉證留下，由右派學生代填被選舉人。但是，接受這種賄賂的人很少，右派學生在選舉中終於失敗。這樣，各校學生自治會通過公開選舉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為統一學運創造了前提條件。4月，北平學聯再次致信“新學聯”，建議兩個學聯同時撤銷，由各校學生會代表重新組織學聯。同時，派出代表與“新學聯”談判。“新學聯”麵對北平學聯符合民主程序的建議，驚慌失措，遲遲不予答複。他們在一次與北平學聯代表的辯論中，理屈詞窮地說：“你們有你們的主張，我們有我們的主張，你們幹你們的，我們幹我們的。”北平學聯代表問他們：“你們的主張是什麽，你們要幹什麽？”“新學聯”代表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事後，“新學聯”竟以“北平學聯未在政府立案”為由，拒絕了北平學聯的建議。
為了團結廣大中間群眾，統一學運，學委還根據廣大青年的特點、興趣和愛好，及時地作出決定，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福利工作，以便推動抗日救國工作的開展。當時把這種工作方式叫做“生活路線”。1937年春，學聯組織了兩次規模很大、包括全市各大中學校學生參加的春季旅行活動。第一次去香山，參加的有3000多人，並邀請了很多藝術學院的師生來演出。其中崔嵬和張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很受大家的歡迎。每次演出後，崔嵬的藤箱子裏的錢總是滿滿的，他們馬上把這些錢交給學聯。第二次去溫泉，參加的有5000餘人，這次除演出雜技、組織歌唱、遊藝外，還演出了臨時排練的揭露非法審訊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的話劇《開庭》，反響非常強烈。最後，觀眾一致提出通電全國，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釋放上海救國會領袖和一切政治犯。在這些活動中，民先隊員們有意識地接近中間群眾，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從而消除了誤會，增進了友誼。
除此以外，北平學聯和民先也注意用各種紀念日來教育、團結群眾。3月8日國際婦女節，北平大學女院和東北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女學生百餘人，到圓明園聯合組織紀念活動。3月12日，北平各校學生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在香山碧雲寺中山先生衣冠塚前舉行公祭，有500人參加，老同盟會會員李錫九應邀到會講演。大會通過了三項決議：
（一）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並通電全國請求一致主張；
（二）通電全國，擁護中央收回領事裁判權；
（三）請中央切實遵照總理遺教，重擬國民大會選舉法。
北平學聯和“新學聯”的鬥爭發展到1937年的“五四”，更趨於激化。這天，北平學聯原定在師範大學舉行紀念大會，後來，了解到“新學聯”也要開紀念會，於是就與“新學聯”商定在師範大學聯合舉行。北平學聯的這一決定得到了社會輿論的讚揚和同情。這天下午，北平學聯的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入場，秩序井然地在師大操場坐下。大會開始後不久，早有準備的誌成中學校長吳葆三帶著一群童子軍趕到，他們手拿棍棒，瘋狂地向學聯代表打來。台上的國民黨教授陶希聖、楊立奎、熊夢飛等人，鼓動暴徒猛打。北平學聯的代表們不願傷害童子軍，便一麵進行自衛，一麵保護著台上的其他代表撤離會場。代表們來到平大法商學院後繼續開會。一部分進步教授在會上講了話，支持學聯的鬥爭。這次鬥爭，學聯方麵由於沒有準備，有30餘人受傷。
會後，北平學聯出版小冊子，並利用合法鬥爭的手段向法院起訴，進一步揭露“新學聯”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可恥行徑。反動教授參與毆打進步學生事件，本已引起教育界和全市人民的極大憤慨，而反動教授楊立奎又以維護舊禮教自命，通電攻擊進步教授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更激起文化界的義憤，他本人也因此名聲掃地。“五四”紀念會事件後，廣大中間學生認清了“新學聯”的真麵目，重新團結在北平學聯周圍。從此，“新學聯”陷於空前孤立的狀態，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最後的準備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被迫部分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標誌著國共兩黨停止內戰，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實現。在學生運動中，由於正確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工作也獲得了極大的開展。這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王芸生於1936年12月底-1937年5月，在《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報刊上連續發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侈談抗日應以國民黨為中心。他提出：“我們目前的路線是團結建國，其方式是以國民黨為中心”，並把北方青年運動出現的分裂歸咎於共產黨的“標語口號所遺留下來的惰性作用”，勸誘學生“不要為那五彩繽紛的標語口號所迷惑”，妄圖阻止愛國學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正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勸誘北方青年離開戰鬥時，黨內持“無條件統一論”的右派分子徐芸書等人也出來與之呼應。他們在《國聞周報》上公開發表了《論共產黨問題》《北方青年的回響》等文章，聲稱：“中共對於民眾運動中的‘左’傾宗派，不能不負實際責任。”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蘇維埃的政治係統的獨立”，“徹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政策的路上來”。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掀起的這股逆流，絲毫也阻擋不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劉少奇、凱豐等同誌先後發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論左派》《“聯合抗日”與“團結建國”》《我們所望於北方青年者》等文章，從理論上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與建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等問題，幫助廣大黨員、青年提高認識，自覺地肅清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彭真還到清華大學找有關黨員幹部談形勢、講政策，分析黨同徐芸書等人分歧的實質。彭真又親自找徐芸書談話，對他進行嚴肅的批評和幫助，但他拒絕接受。其後徐因堅持錯誤，被開除黨籍。由於黨的及時教育，廣大黨員認識到右傾投降主義者實質上是國民黨的應聲蟲和俘虜，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反改良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勝利，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潔和鞏固了黨的隊伍，使右傾投降主義剛一露頭、還沒有蔓延開來時，就受到駁斥，使改良主義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一二？九”運動沿著黨所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
1937年上半年，中國上空已是戰雲密布。日本侵略者調兵遣將，不僅加強了華北駐屯軍的數量，在古北口建築炮台，也重兵於北寧線一帶，而且把大批軍艦開到青島、上海及長江各口岸。日本帝國主義一麵加緊準備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一麵又裝出和緩的姿態以掩蓋真相。日本外相佐藤高唱“和平外交”，提出“經濟提攜”和“文化提攜”。他還公開出麵拉攏蔣介石，詭稱要改變過去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協助中國的統一與複興。蔣介石這時仍對日本帝國主義抱有極大的幻想，熱望調整中日國交。同時，他繼續堅持獨裁統治，對內繼續鎮壓人民群眾的抗日運動。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一部分學生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看不到危機將至，反而唱起了“中日矛盾下降”“華北可以苟安”的論調。同時，一些學生對國民黨政府既聲稱與共產黨合作，又鎮壓民眾運動很不理解，思想上很是苦悶。黨為了鞏固和平、實現民主、準備抗戰這三統一的任務，首先加強了對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和形勢政策的教育。黨在民先隊中普遍召開座談會、討論會，討論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及學生運動的任務等問題。通過激烈的爭論，廣大民先隊員認識到，中日大戰已迫在眉睫，所謂“中日提攜”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宣傳，是日本帝國主義麻痹中國人民的策略。因此，我們必須加緊準備。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民先隊員們認識到，要積極爭取政治上的民主，這是鞏固和平、實現抗戰的關鍵，那些隻要抗日、不要爭取民主的思想是錯誤的，它將斷送抗日救亡運動的光明前途。
很多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黨通過民先隊和學聯，多次舉辦時事討論會、政治報告會、座談會，還向同學們推薦、介紹進步書籍和刊物。許多同學經過這些學習提高了認識。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期間，北平學聯發起組織“華北學生請願獻旗團”，到南京敦促蔣介石實現民主、實現抗日的諾言。獻旗團代表了陝西、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山東六省和北平、天津、太原、濟南、青島、西安、張家口七市的學生群眾。雖然獻旗團遭到軟禁，但沿途聯絡了南方的學生，擴大和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一時期，黨在學生群眾中做了一些備戰工作，特別注意對廣大學生進行軍事教育。為了加強訓練，民先總隊部設武裝部，民先隊設軍事幹事和武裝幹事從事這項工作。黨還派來了袁也烈、朱明兩同誌擔任軍事教官，幫助學生學習軍事知識，掌握軍事技術。學聯武裝部還專門組織了遊擊訓練班，並印發遊擊戰術綱要，領導學生學習遊擊戰的理論。在遊擊戰演習中，黨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在北風凜冽的嚴冬，學生們到紅山口舉行雪地行軍，在炎熱的夏天，到西山舉行野營。
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俞啟威、民先總隊長雷駿隨、清華黨支部書記楊學誠、師範大學黨支部書記林一山等前往參加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並就北平學生代表提出的問題，作了詳盡的解釋。這次會後，中央還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華北黨的中心任務就是準備抗戰。劉少奇特別強調，抗日戰爭即將到來，華北的同誌要準備脫下長衫，拿起武器，開展遊擊戰爭。朱德還特意囑咐王震帶北平代表到橋兒溝附近山裏練習打槍。北平學生代表們帶著老一輩同誌的殷切期望，滿懷信心地離開延安，回到北平傳達黨中央的重要指示。
暑假裏，民先和學聯組織了廣大愛國學生深入到工農兵中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學生們組織了許多小組到西山一帶的農村進行宣傳。他們演出的活報劇和救亡歌曲感動了周圍的群眾，許多人流下了熱淚。29軍的官兵更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廣大的黨員、民先隊員、進步學生為迎接抗日戰爭的到來，積極地做著各種準備工作。
“一二？九”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從1935年12月9日到1937年“七七”事變，經曆了19個月的時間。這次運動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繼承了“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在黨的領導下，衝破了國民黨政府的長期黑暗統治，喚起了全國人民的覺醒，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一二？九”運動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抗戰動員運動，它預示了民族革命風暴的來臨，揭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序幕。
“一二？九”運動代表了青年學生運動的正確方向，“一二？九”運動的實踐證明：孤立的與廣大人民群眾隔絕的學生運動是不能獲得勝利的，更不能在反動統治下長期堅持下去。革命的知識分子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與廣大的工農群眾相結合，將青年學生這支革命的方麵軍與工農群眾的革命主力軍相結合，才能匯集成強大的革命洪流，這是青年運動惟一正確的道路。
“一二？九”運動正確地體現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和爭取了各界抗日愛國力量，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促進了29軍在盧溝橋事變中，奮起抗戰。在鬥爭中，學聯和民先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逐漸克服了左、右傾思想的影響，初步掌握了將秘密鬥爭與公開、合法的鬥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團結群眾、保存實力、打擊敵人的鬥爭策略，保證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為中國學生運動走向成熟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
“一二？九”運動中湧現出的大批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學習革命理論、參加革命實踐、與廣大工農相結合、與全國人民相結合的過程中，從愛國主義者鍛煉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這是“一二？九”運動的重要成果。“一二？九”運動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事業造就和準備了大批幹部。
毛澤東同誌高度評價了“一二？九”運動，對它作出了正確的曆史性結論。他指出：
“‘一二？九’運動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一二？九’是偉大的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推動了‘七七’抗戰。‘一二？九’是抗戰動員的運動，是準備思想和幹部的運動，是動員全民族的運動。”
（摘自《一二？九運動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