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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 睡獅怒醒盧溝橋！鐵蹄踐踏天安門(1)
第一節 憑空啟釁侵宛平，暴雨電閃盧溝橋（一）
在這座人造的山脊上，幾乎是每個中國人都能讀出兩個字：長城。
狼的哲學永遠是：哪裏有肉哪裏的地盤就歸屬它。
土肥原笑裏藏刀，不時地以狂言威脅，秦德純氣得臉色發灰，當場吐血。
宋哲元留給許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這“光頭、胡須”，有的時候頭上還扣一頂瓜皮帽。
日軍的飛機像蝗蟲一樣每天在北平上空掠過。
華北大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睜開了憤怒的眼睛，直視著強盜手中的酒杯。
凶鷙之鷹與和平之鴿交替地出現在“佐滕外交”上。
兩個國籍的兩支隊伍真刀真槍地對峙在正陽街上。
日寇踏進長城
在這座人造的山脊上，幾乎是每個中國人都能讀出兩個字：長城。
長城，現在成了國人值得驕傲的曆史風景線，當初築造它的人付出的血汗已被歲月的風雨吸幹，孟薑女的哭聲也被飛來飛去的鳥雀銜得無蹤無影。
長城，深遠而含蓄地屹立在蒼茫遙遠的荒野，創造了光榮而驕傲的業績，也經曆了難以啟齒的屈辱。它總是高昂著頭，對於中華大地經受的光榮和屈辱，它都可以作曆史的見證人。
日本鬼子將中國民眾的鮮血濺在古老的長城上。
那是本世紀30年代初，日本強盜在東北三省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扶植起偽滿洲國後，吆喝起騎兵隊緊靠著長城的北側，揮耍著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耀武揚威地殺向中國內地。這些矮個頭的惡人從牙縫裏擠出了貪婪的囈語：長城是“滿洲國”的國界！
狼的哲學永遠是：哪裏有肉哪裏的地盤就歸屬它。
他們幻想侵吞長城，還有長城以南的大片中國的國土。
辦法隻有一個：憑空製造事端。這一天，山海關日本鐵路守備隊兵營內冷不丁地爆響了兩枚手榴彈。雖然威力不算大，也沒傷人，卻把日軍的“仇恨”給炸起來了。硝煙還沒散去，守備隊隊長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戰前動員，要求他的隊伍對投擲手榴彈的中國軍隊隨時做好還擊的準備。隨之，他們就蠻橫地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山海關。
中國駐軍理所當然地予以拒絕。
其實，兩枚手榴彈就是落合甚九朗指派他的部下投擲的。他們在演戲。
有了這個借口，日軍於第二天、第三天，便發瘋似的在空軍、海軍的配合下，突然襲擊山海關，向長城推進。很快，熱河省失陷……
中國駐軍奮起還擊。
29軍的士兵們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憤怒的彈片裹著硝煙、塵土，擰成巨大的氣浪，把日本兵衝擊得連滾帶爬。
長城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禦過殘暴的匈奴和曆代侵略者的冒犯。當然，也有過失敗，那也是悲壯的故事。
數千名日寇的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長城腳下的山坡上。烏鴉呱呱地叫著，啄屍。
被擊敗了的日軍像隻怒狗，他們全線出擊，反撲。
1933年3月10日這一天，絕對應該把它雕刻在長城的最顯眼處。國恥也是一口警鍾，提醒國人不要忘記它：這一天日軍的鐵蹄踏進了長城。
這塊國土上的悲傷太多，也許這一次是不可遏製的悲傷。
山海關和嘉峪關古樓上的結著鏽痕的風鈴同時搖響，鈴聲悠悠遠去，又慢慢歸來。幾分淒涼，幾分無奈。
莊稼人用皺皺的手指撫摸著犁杖上的彈洞，眼裏噴著火，心裏滴著血。
長城不可能是日軍的行軍終點。
秦皇島、北戴河、撫寧、遷安、盧龍、昌黎、密雲、薊縣、唐山等地相繼失守。日軍逼近平津，對北平形成三麵包圍。他們要使華北門戶洞開，滲透和分裂華北――當年的華北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兩市。這塊總麵積為101萬多平方公裏、人口8300多萬的地盤，在日本軍閥眼中無疑是一塊不尋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們一個重大的侵略步驟。
日本帝國張著帶血的大口，顫動著要吞噬整個中國。
三個賣國“協定”
士兵和民眾在浴血抗敵，有人卻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濕了蟈蟈翅膀的時候，田野的莊稼苗枯萎癱在地裏。
《塘沽協定》簽訂了；
《何梅協定》簽訂了；
《秦土協定》簽訂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遠鄙棄那些彎曲著脊梁在協定書上摁下手印的臭名。
今天，每個炎黃子孫回憶起國人中滋生的那些跪著求生的罪孽時，心中堵滿無法形容無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須如實曝光。
國恥也是教科書。
《塘沽協定》規定：
（一）中國軍隊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一線；
（二）日本軍為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觀察，中國方麵對之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隊業已遵守時，即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撤歸至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之後發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這樣的條件許諾吸血成癖的強盜的人，還有半點中國人的骨氣嗎？劊子手正用刺刀攪殺著中國同胞的五髒六腑，拿著中國版圖作抵押的人，為什麽就不想想中國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凍，卻要說成日曬。連做人的起碼良心都沒有了。
曆史老人拍攝下了當時在塘沽談判時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開門揖盜的鏡頭――日方首席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晃動著那顆圓圓的小腦袋仰視著天空，無視中國代表的存在。他不落座，一隻腳蹬著凳子，首先拋出早已印好的停戰協定草案，居高臨下地說：
“這是我們最後的方案，也是經過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們務必在一個半小時以內作出答複。你們的明白嗎？不得超過一個半小時要回答我們。”
中方首席代表是國民黨參謀本部廳長熊斌，他接過“草案”，幾乎將眼睛蹭到紙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後又細看一遍，這才小心翼翼地說了話，他希望增加一項內容：
“如果在停戰區內發現妨礙治安的武裝組織，我們考慮還是歸中國處理為好，貴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誤會。”
看來他很會斟字酌句，“誤會”這是個很得體的詞了，傷不著對方，自己也不會太丟臉。岡村寧次不像熊斌先生那麽“文明”，他這時才將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說：
“你的中國代表應該的明白，隻能有‘諾’或‘否’的答複，不允許對協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許的，明白嗎？”
熊斌沒有“諾”也沒有“否”，隻是失神似的先是坐著後來站起來，心緒不定地在屋裏獨自走著。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責任重大，不能輕易地承諾日軍的無理要求，他的身後是億萬民眾那期望的目光。
岡村寧次根本不允許對方輕鬆，逼近一步，說：
“隻給你最後十分鍾，必須現在而且就在中國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態度。”
熊斌無路可退了，無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簽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協定》。這個協定使中國放棄了長城各口，實際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既成事實，對日本來說，“合法”地把熱河省並入了偽滿領土。
長城―這是東三省通向華北的最後一道屏障，現在被日寇打開了。這樣，貪婪的日本帝國拿著侵略華北的“特許證”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幹一番他們想幹的事了。
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中國人民包括國民黨政府內部為數不少的愛國誌士的強烈反對是情理之中的事，孫科、羅文幹等人指責簽約者使中國的主權蒙受了嚴重的損害。
問題還在於那些引狼入室的人執迷不悟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接著相繼簽訂的《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又使貪得無厭的日寇達到了控製察哈爾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秦德純――土肥原賢二，這兩個人“土洋結合”孕育出了《秦土協定》。
按照日本人的邏輯，這個協定的出現是因為中方執行《塘沽協定》不力而得到的“懲罰”。可是，駁不倒的事實是：真正應該受懲罰的是肆意踐踏中華神聖國土的強盜。
誰來守衛國土？
《秦土協定》中的秦指的是第29軍副軍長、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秦係華北軍政界的一個實力派人物，他從陸軍小學讀書一直讀到陸軍大學，受到過完整的軍事教育，兵學知識的底子深厚，有相當的文學素質。說起秦君，恐怕還有一點是人們公認的，這就是：他處事圓通，八麵玲瓏，早年效力於直係孫傳芳、靳雲鄂軍中，後來又投奔於馮玉祥麾下。秦德純絕對是一個人精精，他輪流依附著自己的主子，卻始終與敵對的直、奉軍閥及南京方麵都保持著融洽的關係。這實在不易。當然，秦君之主要長處是才思敏捷，富於謀略，是個難得的文武兼備的將才。要不宋哲元出任29軍軍長後為什麽要請他來當參謀長，以後又提升為副軍長呢？
《秦土協定》中另一個人“土”指的是惡名四揚的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此人是日本陸軍中頭號“中國通”，西方的報紙都稱他是“東方的勞倫斯”。他1883年生於日本岡山縣一個農民家裏，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時曾與岡村寧次、阪垣征四郎及中國軍閥閻錫山是同學，畢業後不久就參加了日俄戰爭。戰後進入培養高級軍官的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受到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係統教育，成為日本法西斯軍的骨幹。1913年他以參謀的身份任本部部員日本駐華特務頭子阪西利八郎中將的輔佐官，在北平的阪西公館開始了他30多年的侵華特務生涯。
土肥原練就了一口地道中國話，還能說四種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長袍馬褂，甚至加入了中國的幫會。這不僅使他了解了中國的政治、曆史和風土人情，而且對中國政界的內幕、官場的陋習、政府的人事問題和各派間的明爭暗鬥也掌握了不少。惡魔一樣的土肥原在中國從事間謀活動中淋漓盡致地導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惡活劇：
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他參與了為奉軍製定作戰計劃幕後活動；
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他支持奉軍，支持馮玉祥停止銀行兌換，使吳佩孚的紙幣作廢，促其垮台；
炸斃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後操縱者之一；
他策動石友三與閻錫山、韓複榘結成反蔣驅張同盟，把張軍長牽製在關內，使東北的防務出現空虛，為日本在東北施展陰謀創造條件；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他參與了策劃；
他通過威逼利誘，將溥儀劫持到東北，從而完成了炮製偽滿洲國的陰謀活動。
土肥原對島國功勞卓著，深得主子的讚賞。他的職務、軍銜幾年內“三級跳”，接二連三地被提升為大佐、少將、中將、大將。真正的紅得發紫。
1945年9月13日，他被聯合國軍司令官以戰犯嫌疑逮捕，關押在橫濱刑務所。1946年5月3日開始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予以審訊，1948年11月12日被判處絞刑，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刑務所執行。
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麵目》一文中，惟妙惟肖地描寫了土肥原賢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國挑起各種爭端，從各種挑釁事件中牟利。在所有這一切陰謀詭計、阿諛討好和凶相畢露的威脅聲中，日本方麵有一個小人物始終在活躍地上竄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無論在什麽地方，隻要有他沾邊，哪怕是寫上幾個字，作上一番鼓動，就注定要出亂子……他搞這一套的功夫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了，他在中國各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而不勝的，借此而為侵略者鋪平道路。”
這就是土肥原賢二的本質。
1935年4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合夥製定了“華北自治運動”計劃，交給土肥原具體執行，此時他是關東軍特務機關長。
惡棍再次行凶作惡的機會到了。他興致勃勃地從偽滿洲國啟程，來到了北平。
於是，《秦土協定》應運而生。
這個協定是由“張北事件”引出來的――
這年6月5日，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四名沒有護照的日本人，在從多倫到張家口途中，經過察哈爾省阿巴嗄旗時，拒絕接受29軍132師守衛城門的士兵檢查，要強行通過，衛兵拔刀將其攔住，扣留。29軍軍長兼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後，於6日將四個日本軍人釋放。
6月11日下午，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就此事向察哈爾省提出強烈抗議，認為中國的士兵恐嚇、侮辱了日本軍官。他們惟恐事態不能擴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將此事向關東軍司令部作了報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長春召見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密謀至深夜炮製了《對宋哲元交涉要領》，要點有：29軍撤至長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機關；宋哲元應向日方道歉，處罰“張北事件”的負責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實“要領”的各條款，限令他在兩周內辦妥。
土肥原兩腳一並，向司令官許諾：“是，沒問題。”
這個大特務很會造輿論，在“要領”未正式出籠前，他在北平四處活動，遊說，聲稱：“關東軍不會輕看這次‘張北事件’的，我們會提最大要求，讓宋主席去職，要132師調開，當然也要懲辦肇事人員的。”土肥原進行了這番要挾後，轉而來了點軟的：如果中國政府能自動答應這些要求，關東軍將會好說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軟硬兼施的放風吹進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調開我，甚至處分我，宋某絕對服從；如果是日本要罷免我，宋某堅決抗議。”
土肥原的要挾和宋哲元的憤怒，蔣委員長是否聽到，無從查實。但是何應欽、汪精衛聽見是肯定無疑的，他們無法顧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脅，因而便向蔣介石建議，“主動”將宋哲元罷免。汪精衛的邏輯是：“與其我們受人壓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動去為之。”
就這樣，“要領”還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純暫時代理。土肥原便轉而與秦德純進行交涉，談判。《秦土協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純的住所誕生。那天，秦、土兩人的談判一直持續到淩晨一點多鍾。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條款比南次郎的“要領”還要苛刻，秦德純婉轉駁斥，試圖拒絕。由於他的據理力爭，雙方相持不下。土肥原笑裏藏刀，不時地以狂言威脅，秦氣得臉色發青，當場吐血。最終秦根據國民黨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簽訂了《秦土協定》。其內容為：
（一）對“張北事件”表示遺憾，將負責人員免職；
（二）撤銷排日機關；
（三）尊重日方在察哈爾省的正當行為；
（四）第29軍撤出昌平、延慶、大村堡以東地區及獨石口至張家口長城線以北地區；
（五）自6月23日起兩周內撤退完畢。秦德純還同意日本在察哈爾省設置機場，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不阻止日本在內蒙策動德王“自治”等等。
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聯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長的鬆本重治先生，在《戰前華北風雲錄》一書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聯合’的無線收發報室通知我說，由北平分社拍來了重要電報，內容為土肥原少將陪同駐北平武官高橋及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拜訪了在北平的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要求宋哲元第29軍全部撤出長城線以北的察哈爾省，秦德純當即口頭承認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麵要求簽訂正式協定，秦德純說需要南京政府的同意，請求延期幾日。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這便是土肥原？秦德純協定……結果，鄰接‘滿洲國’西南邊境的地區‘安泰’了。相反，在中國國內，從5月末開始，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裏，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爾省，因此，抗日風潮頓時高漲起來，輿論嚴厲譴責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兆銘的罪責。汪兆銘也許是過於勞累，老毛病膽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進了上海法租界的諾爾醫院。”
汪兆銘即汪精衛。
《秦土協定》簽字不久，秦德純被正式任命為察省主席，接著又調任北平市市長。
《秦土協定》生效後，29軍部分移駐河北。
在東三省、熱河省被日寇占領以後，現在，察哈爾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這個貪得無厭的太陽帝國滿足了嗎？不！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侵吞整個中國。
自然他們非常明白，肥肉隻能一口一口地吃，滲透、掠奪，分而治之，以達到整體占有。下一個目標：奪取平津、河北、乃至華北實現“自治”。
一朵被風吹散了的雲，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與《秦土協定》同時出籠的、由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國民黨政府何應欽簽的《何梅協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實現其罪惡目的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資源豐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這樣落入了日本帝國的魔爪下。
《何梅協定》的內容有：取消河北省內一切國民黨部；第51軍撤退；中央軍全部離開河北省境；國民黨政府通令全國，禁止排日活動。
有個扣子需要解開：日寇為什麽要把51軍趕出河北省卻讓29軍從察哈爾省移駐河北呢？
在這座人造的山脊上，幾乎是每個中國人都能讀出兩個字：長城。
狼的哲學永遠是：哪裏有肉哪裏的地盤就歸屬它。
土肥原笑裏藏刀，不時地以狂言威脅，秦德純氣得臉色發灰，當場吐血。
宋哲元留給許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這“光頭、胡須”，有的時候頭上還扣一頂瓜皮帽。
日軍的飛機像蝗蟲一樣每天在北平上空掠過。
華北大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睜開了憤怒的眼睛，直視著強盜手中的酒杯。
凶鷙之鷹與和平之鴿交替地出現在“佐滕外交”上。
兩個國籍的兩支隊伍真刀真槍地對峙在正陽街上。
日寇踏進長城
在這座人造的山脊上，幾乎是每個中國人都能讀出兩個字：長城。
長城，現在成了國人值得驕傲的曆史風景線，當初築造它的人付出的血汗已被歲月的風雨吸幹，孟薑女的哭聲也被飛來飛去的鳥雀銜得無蹤無影。
長城，深遠而含蓄地屹立在蒼茫遙遠的荒野，創造了光榮而驕傲的業績，也經曆了難以啟齒的屈辱。它總是高昂著頭，對於中華大地經受的光榮和屈辱，它都可以作曆史的見證人。
日本鬼子將中國民眾的鮮血濺在古老的長城上。
那是本世紀30年代初，日本強盜在東北三省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扶植起偽滿洲國後，吆喝起騎兵隊緊靠著長城的北側，揮耍著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耀武揚威地殺向中國內地。這些矮個頭的惡人從牙縫裏擠出了貪婪的囈語：長城是“滿洲國”的國界！
狼的哲學永遠是：哪裏有肉哪裏的地盤就歸屬它。
他們幻想侵吞長城，還有長城以南的大片中國的國土。
辦法隻有一個：憑空製造事端。這一天，山海關日本鐵路守備隊兵營內冷不丁地爆響了兩枚手榴彈。雖然威力不算大，也沒傷人，卻把日軍的“仇恨”給炸起來了。硝煙還沒散去，守備隊隊長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戰前動員，要求他的隊伍對投擲手榴彈的中國軍隊隨時做好還擊的準備。隨之，他們就蠻橫地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山海關。
中國駐軍理所當然地予以拒絕。
其實，兩枚手榴彈就是落合甚九朗指派他的部下投擲的。他們在演戲。
有了這個借口，日軍於第二天、第三天，便發瘋似的在空軍、海軍的配合下，突然襲擊山海關，向長城推進。很快，熱河省失陷……
中國駐軍奮起還擊。
29軍的士兵們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憤怒的彈片裹著硝煙、塵土，擰成巨大的氣浪，把日本兵衝擊得連滾帶爬。
長城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禦過殘暴的匈奴和曆代侵略者的冒犯。當然，也有過失敗，那也是悲壯的故事。
數千名日寇的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長城腳下的山坡上。烏鴉呱呱地叫著，啄屍。
被擊敗了的日軍像隻怒狗，他們全線出擊，反撲。
1933年3月10日這一天，絕對應該把它雕刻在長城的最顯眼處。國恥也是一口警鍾，提醒國人不要忘記它：這一天日軍的鐵蹄踏進了長城。
這塊國土上的悲傷太多，也許這一次是不可遏製的悲傷。
山海關和嘉峪關古樓上的結著鏽痕的風鈴同時搖響，鈴聲悠悠遠去，又慢慢歸來。幾分淒涼，幾分無奈。
莊稼人用皺皺的手指撫摸著犁杖上的彈洞，眼裏噴著火，心裏滴著血。
長城不可能是日軍的行軍終點。
秦皇島、北戴河、撫寧、遷安、盧龍、昌黎、密雲、薊縣、唐山等地相繼失守。日軍逼近平津，對北平形成三麵包圍。他們要使華北門戶洞開，滲透和分裂華北――當年的華北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兩市。這塊總麵積為101萬多平方公裏、人口8300多萬的地盤，在日本軍閥眼中無疑是一塊不尋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們一個重大的侵略步驟。
日本帝國張著帶血的大口，顫動著要吞噬整個中國。
三個賣國“協定”
士兵和民眾在浴血抗敵，有人卻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濕了蟈蟈翅膀的時候，田野的莊稼苗枯萎癱在地裏。
《塘沽協定》簽訂了；
《何梅協定》簽訂了；
《秦土協定》簽訂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遠鄙棄那些彎曲著脊梁在協定書上摁下手印的臭名。
今天，每個炎黃子孫回憶起國人中滋生的那些跪著求生的罪孽時，心中堵滿無法形容無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須如實曝光。
國恥也是教科書。
《塘沽協定》規定：
（一）中國軍隊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一線；
（二）日本軍為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觀察，中國方麵對之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隊業已遵守時，即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撤歸至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之後發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這樣的條件許諾吸血成癖的強盜的人，還有半點中國人的骨氣嗎？劊子手正用刺刀攪殺著中國同胞的五髒六腑，拿著中國版圖作抵押的人，為什麽就不想想中國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凍，卻要說成日曬。連做人的起碼良心都沒有了。
曆史老人拍攝下了當時在塘沽談判時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開門揖盜的鏡頭――日方首席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晃動著那顆圓圓的小腦袋仰視著天空，無視中國代表的存在。他不落座，一隻腳蹬著凳子，首先拋出早已印好的停戰協定草案，居高臨下地說：
“這是我們最後的方案，也是經過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們務必在一個半小時以內作出答複。你們的明白嗎？不得超過一個半小時要回答我們。”
中方首席代表是國民黨參謀本部廳長熊斌，他接過“草案”，幾乎將眼睛蹭到紙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後又細看一遍，這才小心翼翼地說了話，他希望增加一項內容：
“如果在停戰區內發現妨礙治安的武裝組織，我們考慮還是歸中國處理為好，貴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誤會。”
看來他很會斟字酌句，“誤會”這是個很得體的詞了，傷不著對方，自己也不會太丟臉。岡村寧次不像熊斌先生那麽“文明”，他這時才將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說：
“你的中國代表應該的明白，隻能有‘諾’或‘否’的答複，不允許對協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許的，明白嗎？”
熊斌沒有“諾”也沒有“否”，隻是失神似的先是坐著後來站起來，心緒不定地在屋裏獨自走著。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責任重大，不能輕易地承諾日軍的無理要求，他的身後是億萬民眾那期望的目光。
岡村寧次根本不允許對方輕鬆，逼近一步，說：
“隻給你最後十分鍾，必須現在而且就在中國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態度。”
熊斌無路可退了，無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簽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協定》。這個協定使中國放棄了長城各口，實際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既成事實，對日本來說，“合法”地把熱河省並入了偽滿領土。
長城―這是東三省通向華北的最後一道屏障，現在被日寇打開了。這樣，貪婪的日本帝國拿著侵略華北的“特許證”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幹一番他們想幹的事了。
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中國人民包括國民黨政府內部為數不少的愛國誌士的強烈反對是情理之中的事，孫科、羅文幹等人指責簽約者使中國的主權蒙受了嚴重的損害。
問題還在於那些引狼入室的人執迷不悟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接著相繼簽訂的《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又使貪得無厭的日寇達到了控製察哈爾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秦德純――土肥原賢二，這兩個人“土洋結合”孕育出了《秦土協定》。
按照日本人的邏輯，這個協定的出現是因為中方執行《塘沽協定》不力而得到的“懲罰”。可是，駁不倒的事實是：真正應該受懲罰的是肆意踐踏中華神聖國土的強盜。
誰來守衛國土？
《秦土協定》中的秦指的是第29軍副軍長、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秦係華北軍政界的一個實力派人物，他從陸軍小學讀書一直讀到陸軍大學，受到過完整的軍事教育，兵學知識的底子深厚，有相當的文學素質。說起秦君，恐怕還有一點是人們公認的，這就是：他處事圓通，八麵玲瓏，早年效力於直係孫傳芳、靳雲鄂軍中，後來又投奔於馮玉祥麾下。秦德純絕對是一個人精精，他輪流依附著自己的主子，卻始終與敵對的直、奉軍閥及南京方麵都保持著融洽的關係。這實在不易。當然，秦君之主要長處是才思敏捷，富於謀略，是個難得的文武兼備的將才。要不宋哲元出任29軍軍長後為什麽要請他來當參謀長，以後又提升為副軍長呢？
《秦土協定》中另一個人“土”指的是惡名四揚的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此人是日本陸軍中頭號“中國通”，西方的報紙都稱他是“東方的勞倫斯”。他1883年生於日本岡山縣一個農民家裏，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時曾與岡村寧次、阪垣征四郎及中國軍閥閻錫山是同學，畢業後不久就參加了日俄戰爭。戰後進入培養高級軍官的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受到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係統教育，成為日本法西斯軍的骨幹。1913年他以參謀的身份任本部部員日本駐華特務頭子阪西利八郎中將的輔佐官，在北平的阪西公館開始了他30多年的侵華特務生涯。
土肥原練就了一口地道中國話，還能說四種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長袍馬褂，甚至加入了中國的幫會。這不僅使他了解了中國的政治、曆史和風土人情，而且對中國政界的內幕、官場的陋習、政府的人事問題和各派間的明爭暗鬥也掌握了不少。惡魔一樣的土肥原在中國從事間謀活動中淋漓盡致地導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惡活劇：
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他參與了為奉軍製定作戰計劃幕後活動；
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他支持奉軍，支持馮玉祥停止銀行兌換，使吳佩孚的紙幣作廢，促其垮台；
炸斃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後操縱者之一；
他策動石友三與閻錫山、韓複榘結成反蔣驅張同盟，把張軍長牽製在關內，使東北的防務出現空虛，為日本在東北施展陰謀創造條件；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他參與了策劃；
他通過威逼利誘，將溥儀劫持到東北，從而完成了炮製偽滿洲國的陰謀活動。
土肥原對島國功勞卓著，深得主子的讚賞。他的職務、軍銜幾年內“三級跳”，接二連三地被提升為大佐、少將、中將、大將。真正的紅得發紫。
1945年9月13日，他被聯合國軍司令官以戰犯嫌疑逮捕，關押在橫濱刑務所。1946年5月3日開始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予以審訊，1948年11月12日被判處絞刑，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刑務所執行。
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麵目》一文中，惟妙惟肖地描寫了土肥原賢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國挑起各種爭端，從各種挑釁事件中牟利。在所有這一切陰謀詭計、阿諛討好和凶相畢露的威脅聲中，日本方麵有一個小人物始終在活躍地上竄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無論在什麽地方，隻要有他沾邊，哪怕是寫上幾個字，作上一番鼓動，就注定要出亂子……他搞這一套的功夫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了，他在中國各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而不勝的，借此而為侵略者鋪平道路。”
這就是土肥原賢二的本質。
1935年4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合夥製定了“華北自治運動”計劃，交給土肥原具體執行，此時他是關東軍特務機關長。
惡棍再次行凶作惡的機會到了。他興致勃勃地從偽滿洲國啟程，來到了北平。
於是，《秦土協定》應運而生。
這個協定是由“張北事件”引出來的――
這年6月5日，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四名沒有護照的日本人，在從多倫到張家口途中，經過察哈爾省阿巴嗄旗時，拒絕接受29軍132師守衛城門的士兵檢查，要強行通過，衛兵拔刀將其攔住，扣留。29軍軍長兼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後，於6日將四個日本軍人釋放。
6月11日下午，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就此事向察哈爾省提出強烈抗議，認為中國的士兵恐嚇、侮辱了日本軍官。他們惟恐事態不能擴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將此事向關東軍司令部作了報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長春召見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密謀至深夜炮製了《對宋哲元交涉要領》，要點有：29軍撤至長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機關；宋哲元應向日方道歉，處罰“張北事件”的負責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實“要領”的各條款，限令他在兩周內辦妥。
土肥原兩腳一並，向司令官許諾：“是，沒問題。”
這個大特務很會造輿論，在“要領”未正式出籠前，他在北平四處活動，遊說，聲稱：“關東軍不會輕看這次‘張北事件’的，我們會提最大要求，讓宋主席去職，要132師調開，當然也要懲辦肇事人員的。”土肥原進行了這番要挾後，轉而來了點軟的：如果中國政府能自動答應這些要求，關東軍將會好說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軟硬兼施的放風吹進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調開我，甚至處分我，宋某絕對服從；如果是日本要罷免我，宋某堅決抗議。”
土肥原的要挾和宋哲元的憤怒，蔣委員長是否聽到，無從查實。但是何應欽、汪精衛聽見是肯定無疑的，他們無法顧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脅，因而便向蔣介石建議，“主動”將宋哲元罷免。汪精衛的邏輯是：“與其我們受人壓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動去為之。”
就這樣，“要領”還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純暫時代理。土肥原便轉而與秦德純進行交涉，談判。《秦土協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純的住所誕生。那天，秦、土兩人的談判一直持續到淩晨一點多鍾。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條款比南次郎的“要領”還要苛刻，秦德純婉轉駁斥，試圖拒絕。由於他的據理力爭，雙方相持不下。土肥原笑裏藏刀，不時地以狂言威脅，秦氣得臉色發青，當場吐血。最終秦根據國民黨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簽訂了《秦土協定》。其內容為：
（一）對“張北事件”表示遺憾，將負責人員免職；
（二）撤銷排日機關；
（三）尊重日方在察哈爾省的正當行為；
（四）第29軍撤出昌平、延慶、大村堡以東地區及獨石口至張家口長城線以北地區；
（五）自6月23日起兩周內撤退完畢。秦德純還同意日本在察哈爾省設置機場，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不阻止日本在內蒙策動德王“自治”等等。
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聯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長的鬆本重治先生，在《戰前華北風雲錄》一書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聯合’的無線收發報室通知我說，由北平分社拍來了重要電報，內容為土肥原少將陪同駐北平武官高橋及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拜訪了在北平的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要求宋哲元第29軍全部撤出長城線以北的察哈爾省，秦德純當即口頭承認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麵要求簽訂正式協定，秦德純說需要南京政府的同意，請求延期幾日。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這便是土肥原？秦德純協定……結果，鄰接‘滿洲國’西南邊境的地區‘安泰’了。相反，在中國國內，從5月末開始，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裏，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爾省，因此，抗日風潮頓時高漲起來，輿論嚴厲譴責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兆銘的罪責。汪兆銘也許是過於勞累，老毛病膽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進了上海法租界的諾爾醫院。”
汪兆銘即汪精衛。
《秦土協定》簽字不久，秦德純被正式任命為察省主席，接著又調任北平市市長。
《秦土協定》生效後，29軍部分移駐河北。
在東三省、熱河省被日寇占領以後，現在，察哈爾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這個貪得無厭的太陽帝國滿足了嗎？不！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侵吞整個中國。
自然他們非常明白，肥肉隻能一口一口地吃，滲透、掠奪，分而治之，以達到整體占有。下一個目標：奪取平津、河北、乃至華北實現“自治”。
一朵被風吹散了的雲，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與《秦土協定》同時出籠的、由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國民黨政府何應欽簽的《何梅協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實現其罪惡目的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資源豐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這樣落入了日本帝國的魔爪下。
《何梅協定》的內容有：取消河北省內一切國民黨部；第51軍撤退；中央軍全部離開河北省境；國民黨政府通令全國，禁止排日活動。
有個扣子需要解開：日寇為什麽要把51軍趕出河北省卻讓29軍從察哈爾省移駐河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