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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5)
隨著革命形勢發展的要求，北平地下黨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盡快把黨的出版物和馬克思主義書籍送到進步青年手中，1931年在保定成立了黨的地下出版機構――北方人民出版社，並在北平設立分社。這個出版社的主要任務是印刷黨的一些重要文獻，重印已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編印一些有關的介紹性的書刊。北方人民出版社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卻出版了兩套叢書，凡是比較通俗而又為人民大眾所接受，可以半公開發行的，均列為《人民文化叢書》或《大眾文化叢書》，而把馬列著作、黨的文件、決議列為《左翼文化叢書》。
2.組織青年開展讀書活動
北方左翼文化運動與南方左翼文化運動有著顯然不同的特點，30年代的上海，聚集著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和文學工作者，他們通過大量的文學創作宣傳革命，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罪惡，喚起青年的覺醒。而北平的左翼盟員則多數是大、中學校的學生或青年教師，也有部分教授、記者、醫生、印刷工人和人力車夫。這些人發表過作品的不很多，所以在文壇上的影響也沒有中國左聯的老作家那麽大。但是，由於北方左聯中青年人較多，因而參加政治鬥爭的熱情非常高，為了啟發青年人的覺悟，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北平各學校中的左翼團體都組織了讀書會，利用學校裏藏書豐富的條件，引導青年學生閱讀馬列著作和進步的文學作品。當時，在學校中流傳的革命書籍主要有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的著作，如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進步學者的社會發展史講義；蘇聯普羅文學的作品，如《拓荒者》、《母親》、《鐵流》；中國留蘇學生或訪蘇記者歸國後寫的遊記、觀感，如瞿秋白的《新俄遊記》、《赤都心史》等。這些書給讀者打開了一個新天地，激發了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美好未來的向往和追求。
由於讀書活動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因此，各大中學校普遍建立了讀書會，如北大、師大、清華、燕大、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民國大學、匯文中學、北平師範學院、平大法商學院、師大女附中等校都先後成立了讀書會。匯文中學讀書會還在校黨支部的領導下，辦起了一個進行義務教育的匯文民眾學校，吸收匯文的職工和市民群眾學習，擴大了革命宣傳。當時，在北平各校的讀書會中，師範大學的Our讀書會最為著名。Our讀書會是20年代末，由一些在大革命失敗後失掉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成立這個讀書會的目的既是為了學習革命理論，開展革命宣傳活動，也是為了尋找黨的組織。因此，讀書會一成立就創辦了會刊《鏖爾》（Our的諧音）。由於刊物的政治色彩鮮明，剛出版一期就被政府查封、沒收。接著，又改名《轉換》，出版兩期後再次被查封，遂又改名《轉變》。Our讀書會的活動引起了北平地下黨的注意，1929年底，黨派人與Our讀書會取得聯係，許多青年同誌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或加入了黨。以後，讀書會的形式相繼在其它學校發展起來，一些師大畢業生還把Our讀書會的活動方式及組織形式帶到了保定、河南等地。
讀書會的教育性強，而且適合青年學生的特點，因此，各校的讀書會逐漸形成了左翼文化團體和黨團的外圍組織，很多青年就是通過讀革命書籍，認識到了救中國的惟一出路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很多人要求加入共產黨和青年團，並在鬥爭中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
3.參加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
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國思想理論界展開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及中國農村經濟性質問題的論戰。引起爭論的原因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蔣介石建立反動政權以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否發生變化。共產國際內部關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他們的爭論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影響。
大革命的失敗，促使人們對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問題重新加以探討，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道路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都以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為基礎。對此，共產黨的“八七”會議決議、“六大”決議，都作了正確的回答，肯定了中國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取消派則認為蔣介石政權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已取得勝利，中國的封建關係已無足輕重，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經濟中已占優勢，甚至占據統治地位，因此，中國革命的任務，對外主要是爭取關稅自主，對內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和富農。取消派還利用一些青年的幼稚、無知和偏激，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學校建立和發展組織，舉辦讀書會，宣傳、販賣托派的理論。
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圍繞著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的關係、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等問題展開，中心是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還是資本主義性質。正確一方的代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分析了自1840年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以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有最高的統治權，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封建的土地關係仍然在農村經濟中占據著優勢，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相互勾結，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封建的、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在整個中國經濟中占有優勢地位。所以，中國社會的性質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中國社會的性質又決定了當前的革命性質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革命。
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以及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的論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了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黨的理論工作者和進步教授大量翻譯馬恩原著。30年代被翻譯並出版的馬克思著作和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哲學之貧困》《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自然辯證法》《科學社會主義》《資本論》第一卷、《戰鬥唯物論》《叛徒考茨基》《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馬克思哲學底根本問題》《思想起源論》《財產之起源與進化》《辯證法的唯物論》《曆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入門》等等。北平文化界在同托派觀點的鬥爭中，主要是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幫助青年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對此，北平的進步教授發揮了比較大的作用，他們不僅著手於馬恩原著的翻譯工作，還在大學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史等課程以及舉辦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講座。30年代，曾在北平各大學從事過進步學術活動的著名教授有馬哲民、侯外廬、黃鬆齡、齊燕銘、李達、張友漁、楊秀峰、許德珩、呂振羽、吳承仕、範文瀾等。他們大多是北平左翼教聯的盟員，也有些人是中共地下黨員。“九一八”事變以後，教聯常組織這些進步教授到各學校講演，主要內容是講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破除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這些在學術界有很高地位的進步學者，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威信，隻要貼出舉辦講座的海報或傳出消息，課堂上總是擠得滿滿的，甚至連窗外、門外也擠滿了聽眾。
與托派的論戰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擴大了對共產黨的革命綱領的宣傳，許多進步學生通過這場論戰認清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從而了解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等問題。從自發的愛國主義者轉變成為自覺的革命戰士。
4.參加革命運動
北平各左翼團體不僅注重文學和理論方麵的研究和創作，尤其注重革命的運動，中共北平地下黨領導的活動，常常以左翼團體的名義發起。1931年，北方左聯成立不久，適逢11月7日的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左聯等群眾團體聯合發起，分別在清華、燕京、中國大學舉行了公開的講演會，紀念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的盛大節日，赴會者十分踴躍，僅中國大學會場就有1400人，講演的題目有《紀念十月與中國革命》《台灣革命與日本帝國主義》等。這些演講熱情地介紹了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憤怒地控訴了帝國主義及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暴行。講演的“鼓動力量非常之大；聽眾極為動容，情緒極為高漲”。會上，共產黨員公開散發傳單，號召“紀念十月革命”“擁護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爭取蘇維埃中國的勝利”。這次國民黨北平當局雖然派出偵緝隊三四十人，但見此情形，懾於眾怒難犯，未敢在會場上抓人。
1932年1月，胡也頻、柔石等五位左聯盟員在上海被捕，當時北平又風傳魯迅也被捕了。3月1日，由北方左聯發起，聯合社聯、普羅文學研究會、中國大學和北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北大新興文學研究會等團體，在法政大學一院召開了北平各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寫滿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政府”“打倒國民黨”“準備武裝暴動”“反對束縛青年的現有教育”等粉筆標語。大會決定成立北平全市魯迅等被捕後援會，後援會在各學校及社會上展開了營救魯迅的簽名活動，一時間，在北平文化界造成了很大的聲勢。魯迅被捕雖係誤傳，但由此而引起的鬥爭，仍給國民黨北平當局以有力的打擊。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中共中央關於滿洲事變宣言》的號召下，北平左翼團體積極投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他們組織了多種抗日團體，印發《反日宣傳工作大綱》、《平民識字課本》和《青年讀書會為滿洲事件宣言》等材料，向各階層民眾宜傳中共的抗日主張。許多左翼盟員還參加了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
1933年4月，由北平地下黨領導的公葬李大釗活動中，各左翼團體都參加了祭奠，左聯、社聯的成員幾乎全體參加並與北平文總等團體一起獻了花圈和挽聯。不久，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在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號召和組織下，北方左聯的許多盟員，如潘漠華、王誌文、李樹芬、黃遠征、金湛然、端木蕻良等，從北平前往張家口，參加了抗日同盟軍。潘漠華和王誌文還作為北平文總的代表，參加了華北民眾禦侮救亡會代表大會，並幫助起草了大會宣言等文件。左翼盟員在前線與日偽軍、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有些同誌在戰鬥中犧牲了生命。抗日同盟軍失敗以後，一部分經過戰火考驗的左翼盟員又回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繼續進行革命的文化活動。
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進行鬥爭
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懼和驚慌，反動政府一麵運用各種輿論工具大肆宣揚地主階級的封建文化，提倡尊孔讀經，向青年灌輸所謂“仁、義、禮、智、信”的封建道德，對青年進行黨化教育；另一方麵則運用獨裁手段對革命文化進行壓製和摧殘，實行大規模的文化“圍剿”。因此，革命文化隻好在同反革命專製的鬥爭中求發展。這種“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表現在：
第一，國民黨政府用反動的《出版法》，剝奪革命文學作品的出版自由。
1930年12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反動的《出版法》，對報紙、雜誌、書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出種種限製。規定：一切出版物均須交審，非經許可不得印刷或出版、發行，違反了《出版法》的規定就要處以罰款、扣壓、停止發行和判刑等。“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書刊、文章較多，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宣部又製定了《宣傳品審查標準》，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批評國民黨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對國民黨政府表示不滿的，一律嚴予禁止。1934年6月，國民黨中宣部又頒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圖書雜誌在付印前都必須將稿本送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不送審的要予以處分。經過檢查的新聞，有的蓋上“免登”的戳子，不準見報；有的隻準局部發表，其內容早已麵目全非；有的新聞則被改頭換麵，以假亂真。
為了對付國民黨的書報檢查機關，進步團體或出版社常常將原稿中革命或進步的內容刪去，待同意印刷後再補上去。但是，一旦當局發現，仍要追究，甚至封閉出版機構，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為出版馬恩著作和進步書籍而被查封的。
第二，查禁進步書刊，阻塞發行渠道。國民黨政府為了消滅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連續發布了一係列查禁進步刊物的通令、函件。1928年12月，國民黨政府命令取締各種小報、小冊子。
1932年8月30日，國民黨政府文官處又致函行政院，要求查禁北平的進步刊物《認識》《火星》《大眾文藝》《紅旗》《北方青年》《反帝特刊》《大眾周刊》《流星》《北平學生新聞》等十餘種。1933年3月，中國工農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軍事“圍剿”後，北平青年受到鼓舞，抗日呼聲很高，進步刊物屢禁屢現。國民黨政府極為恐慌，蔣介石派出嫡係部隊控製北方局勢，加緊對北平革命文化運動的鎮壓。同年9月，國民黨中宣部密令查禁《北平文化》，又叫囂要對左翼文化刊物“嚴加究辦，以遏亂萌”。並對印刷廠、書店進行嚴格檢查。這一年中被查禁的左翼文化刊物有《北平文化》《文化新聞》《今日》《華北青年》《科學新聞》《冰流》《文學雜誌》《文藝月報》《世界文化講座》等十餘種。國民黨當局還推行郵電檢查製度，在北平各郵局都設立了檢查員，發現郵遞的左翼書刊即行扣留，追查逮捕作者、編輯人員，查封書店和印刷所。在國民黨查禁的書目中，不僅內容帶革命性的要查禁，甚至連封麵印紅字的、作者是俄國人的也不準發行。
國民黨封鎖革命文化的手段雖然毒辣，但是，進步刊物的發行始終沒有停止。一種進步刊物被封禁了，換個刊名再出。當時，很多進步作品都采用偽裝封麵或用當時流行的消閑性小報的編排形式印刷，書店、郵局不能公開出售、郵寄，就拿到鬧市區的小書攤上去賣。當時，北平最熱鬧的西單商場、東安市場等地都有這種小書攤，既賣新舊書籍、報刊雜誌，又賣煙卷、火柴和郵票，國民黨檢查當局很難對付。
第三，逮捕、殺害革命文化戰士。為了消滅革命文化隊伍，國民黨當局常常動用警察、特務監視、探查左翼盟員的活動，甚至組織流氓、暴徒襲擊、搗毀進步的文化機構、報館、書店，投寄匿名恐嚇信，綁架和暗殺共產黨員作家和進步人士。1931年，國民黨政府又頒布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革命活動者處以死刑，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係或以文字、圖畫、演說等形式進行革命宣傳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圖畫、演說的宣傳並轉告他人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組織進步文化團體或集會或宣傳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者，也要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一個極其野蠻的絞殺革命、扼殺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恐怖法。根據這個恐怖法，國民黨當局肆意逮捕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青年。1933年，北方左聯負責人及其成員潘漠華、洪靈菲、劉尊祺、台靜農、孫席珍、穀萬川等先後被捕，有的還慘遭殺害。同年8月，由於叛徒出賣，北方左聯及其領導下的進步文化團體都遭到破壞。當時，僅報紙上公布的被捕者就達百人之多，至於那些被秘密綁架、殺害的，更不計其數。
反動當局除用以上手段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外，還用開書店，印刊物，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抵製革命文化。還有一批以國民黨特務為骨幹的法西斯“文人”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來反對革命文學，跟在他們後麵的是一批法西斯“文人”，標榜自己是超然獨立於社會階級鬥爭之外的“第三種人”，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鼓吹“為藝術而藝術”的陳詞濫調。對此，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和辛辣的嘲諷予以回擊。
1932年冬天，魯迅從上海來北平探親，北方左聯成員穀萬川、王誌文等以北平師範大學文藝研究社的名義，邀請魯迅到校講演。11月27日，魯迅在師大操場上，迎著狂風作了題為《再論“第三種人”》的演講，聞訊而來的聽眾達2000餘人。第二天，他又在中國大學作了《文藝與武力》的演說，加上在這之前的三次演講，魯迅在北平的短短七天裏，結合北平和全國文壇的狀況，共作了五次演講，在北平引起很大轟動。這些演講揭露了國民黨政府與禦用文人的腐朽墮落，指出用麻醉和武力都不可能消滅進步的、革命的文學。
在革命文化戰士的深刻批判和廣大人民的唾棄聲中，那些反動文人即使在主子指揮刀的保護下，也由於在讀者中沒有市場，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以筆討伐，以文為戰
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北平青年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段。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作為一種宣傳、教育青年的有力武器而緊密地配合了黨領導的政治鬥爭，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此，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形勢下，衝破了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開辟了鬥爭的第二戰場，打亂了敵人後方的統治秩序，牽製了敵人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
第二，在革命文化活動中，左翼盟員運用小說、散文、雜文、評論、戲劇、歌曲、集會等形式，廣泛宣傳抗日愛國的思想，宣傳共產黨的革命綱領；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並全中國的狼子野心，揭露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政策的危害；號召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共同挽救民族危機。這些宣傳活動，為革命高潮的出現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第三，眾多左翼文化團體的建立，團結、吸引了大批進步青年，又在一定意義上掩護了共產黨和青年團，保護了革命鬥爭的骨幹。同時，左翼文化團體的大量工作，也提高了青年進步活動的組織程度，保證了黨對群眾鬥爭的把握和領導。因此，左翼文化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為革命高潮的出現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第四，左翼文化運動擴大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幫助青年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提高了進步青年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加速了青年政治上的成熟。另外，廣大革命青年在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和左翼團體的組織工作中學到了從事實際工作的經驗，經受了鬥爭的鍛煉。因此，左翼文化運動的開展，又為革命高潮的出現提供了幹部方麵的準備。
北平左翼文化運動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由於李立三、王明兩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使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左的色彩。例如，忽視了左翼文化團體的性質，不了解這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所應有的廣泛性和群眾性的特點，而實行了關門主義，把一些具有民主傾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青年排斥於左翼團體之外，把左聯、社聯等搞成了圈子過於狹小、色彩過於鮮明的政治團體。在鬥爭方式上，北平左翼文化團體過多地采取了不足以反映文化團體特點的直接行動，上街遊行、寫標語、舉行飛行集會等等，暴露了革命力量，遭到反動當局的鎮壓，使左翼團體失去了公開活動的機會，甚至被完全打入地下。在左翼團體內部，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傾向鬥爭，使正確意見受到壓製。當時，有些同誌主張左聯盟員主要應該是運用文藝這個武器，采取公開合法的方式進行宣傳，而不是搞飛行集會和專門寫過左的粉筆標語口號。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這些既適應客觀形勢又符合革命需要的很有見地的意見，反倒被戴上“文化至上主義”的帽子加以批判。
2.組織青年開展讀書活動
北方左翼文化運動與南方左翼文化運動有著顯然不同的特點，30年代的上海，聚集著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和文學工作者，他們通過大量的文學創作宣傳革命，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罪惡，喚起青年的覺醒。而北平的左翼盟員則多數是大、中學校的學生或青年教師，也有部分教授、記者、醫生、印刷工人和人力車夫。這些人發表過作品的不很多，所以在文壇上的影響也沒有中國左聯的老作家那麽大。但是，由於北方左聯中青年人較多，因而參加政治鬥爭的熱情非常高，為了啟發青年人的覺悟，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北平各學校中的左翼團體都組織了讀書會，利用學校裏藏書豐富的條件，引導青年學生閱讀馬列著作和進步的文學作品。當時，在學校中流傳的革命書籍主要有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的著作，如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進步學者的社會發展史講義；蘇聯普羅文學的作品，如《拓荒者》、《母親》、《鐵流》；中國留蘇學生或訪蘇記者歸國後寫的遊記、觀感，如瞿秋白的《新俄遊記》、《赤都心史》等。這些書給讀者打開了一個新天地，激發了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美好未來的向往和追求。
由於讀書活動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因此，各大中學校普遍建立了讀書會，如北大、師大、清華、燕大、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民國大學、匯文中學、北平師範學院、平大法商學院、師大女附中等校都先後成立了讀書會。匯文中學讀書會還在校黨支部的領導下，辦起了一個進行義務教育的匯文民眾學校，吸收匯文的職工和市民群眾學習，擴大了革命宣傳。當時，在北平各校的讀書會中，師範大學的Our讀書會最為著名。Our讀書會是20年代末，由一些在大革命失敗後失掉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成立這個讀書會的目的既是為了學習革命理論，開展革命宣傳活動，也是為了尋找黨的組織。因此，讀書會一成立就創辦了會刊《鏖爾》（Our的諧音）。由於刊物的政治色彩鮮明，剛出版一期就被政府查封、沒收。接著，又改名《轉換》，出版兩期後再次被查封，遂又改名《轉變》。Our讀書會的活動引起了北平地下黨的注意，1929年底，黨派人與Our讀書會取得聯係，許多青年同誌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或加入了黨。以後，讀書會的形式相繼在其它學校發展起來，一些師大畢業生還把Our讀書會的活動方式及組織形式帶到了保定、河南等地。
讀書會的教育性強，而且適合青年學生的特點，因此，各校的讀書會逐漸形成了左翼文化團體和黨團的外圍組織，很多青年就是通過讀革命書籍，認識到了救中國的惟一出路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很多人要求加入共產黨和青年團，並在鬥爭中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
3.參加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
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國思想理論界展開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及中國農村經濟性質問題的論戰。引起爭論的原因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蔣介石建立反動政權以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否發生變化。共產國際內部關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他們的爭論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影響。
大革命的失敗，促使人們對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問題重新加以探討，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道路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都以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為基礎。對此，共產黨的“八七”會議決議、“六大”決議，都作了正確的回答，肯定了中國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取消派則認為蔣介石政權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已取得勝利，中國的封建關係已無足輕重，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經濟中已占優勢，甚至占據統治地位，因此，中國革命的任務，對外主要是爭取關稅自主，對內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和富農。取消派還利用一些青年的幼稚、無知和偏激，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學校建立和發展組織，舉辦讀書會，宣傳、販賣托派的理論。
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圍繞著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的關係、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等問題展開，中心是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還是資本主義性質。正確一方的代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分析了自1840年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以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有最高的統治權，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封建的土地關係仍然在農村經濟中占據著優勢，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相互勾結，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封建的、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在整個中國經濟中占有優勢地位。所以，中國社會的性質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中國社會的性質又決定了當前的革命性質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革命。
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以及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的論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了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黨的理論工作者和進步教授大量翻譯馬恩原著。30年代被翻譯並出版的馬克思著作和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哲學之貧困》《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自然辯證法》《科學社會主義》《資本論》第一卷、《戰鬥唯物論》《叛徒考茨基》《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馬克思哲學底根本問題》《思想起源論》《財產之起源與進化》《辯證法的唯物論》《曆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入門》等等。北平文化界在同托派觀點的鬥爭中，主要是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幫助青年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對此，北平的進步教授發揮了比較大的作用，他們不僅著手於馬恩原著的翻譯工作，還在大學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史等課程以及舉辦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講座。30年代，曾在北平各大學從事過進步學術活動的著名教授有馬哲民、侯外廬、黃鬆齡、齊燕銘、李達、張友漁、楊秀峰、許德珩、呂振羽、吳承仕、範文瀾等。他們大多是北平左翼教聯的盟員，也有些人是中共地下黨員。“九一八”事變以後，教聯常組織這些進步教授到各學校講演，主要內容是講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破除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這些在學術界有很高地位的進步學者，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威信，隻要貼出舉辦講座的海報或傳出消息，課堂上總是擠得滿滿的，甚至連窗外、門外也擠滿了聽眾。
與托派的論戰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擴大了對共產黨的革命綱領的宣傳，許多進步學生通過這場論戰認清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從而了解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等問題。從自發的愛國主義者轉變成為自覺的革命戰士。
4.參加革命運動
北平各左翼團體不僅注重文學和理論方麵的研究和創作，尤其注重革命的運動，中共北平地下黨領導的活動，常常以左翼團體的名義發起。1931年，北方左聯成立不久，適逢11月7日的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左聯等群眾團體聯合發起，分別在清華、燕京、中國大學舉行了公開的講演會，紀念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的盛大節日，赴會者十分踴躍，僅中國大學會場就有1400人，講演的題目有《紀念十月與中國革命》《台灣革命與日本帝國主義》等。這些演講熱情地介紹了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憤怒地控訴了帝國主義及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暴行。講演的“鼓動力量非常之大；聽眾極為動容，情緒極為高漲”。會上，共產黨員公開散發傳單，號召“紀念十月革命”“擁護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爭取蘇維埃中國的勝利”。這次國民黨北平當局雖然派出偵緝隊三四十人，但見此情形，懾於眾怒難犯，未敢在會場上抓人。
1932年1月，胡也頻、柔石等五位左聯盟員在上海被捕，當時北平又風傳魯迅也被捕了。3月1日，由北方左聯發起，聯合社聯、普羅文學研究會、中國大學和北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北大新興文學研究會等團體，在法政大學一院召開了北平各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寫滿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政府”“打倒國民黨”“準備武裝暴動”“反對束縛青年的現有教育”等粉筆標語。大會決定成立北平全市魯迅等被捕後援會，後援會在各學校及社會上展開了營救魯迅的簽名活動，一時間，在北平文化界造成了很大的聲勢。魯迅被捕雖係誤傳，但由此而引起的鬥爭，仍給國民黨北平當局以有力的打擊。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中共中央關於滿洲事變宣言》的號召下，北平左翼團體積極投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他們組織了多種抗日團體，印發《反日宣傳工作大綱》、《平民識字課本》和《青年讀書會為滿洲事件宣言》等材料，向各階層民眾宜傳中共的抗日主張。許多左翼盟員還參加了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
1933年4月，由北平地下黨領導的公葬李大釗活動中，各左翼團體都參加了祭奠，左聯、社聯的成員幾乎全體參加並與北平文總等團體一起獻了花圈和挽聯。不久，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在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號召和組織下，北方左聯的許多盟員，如潘漠華、王誌文、李樹芬、黃遠征、金湛然、端木蕻良等，從北平前往張家口，參加了抗日同盟軍。潘漠華和王誌文還作為北平文總的代表，參加了華北民眾禦侮救亡會代表大會，並幫助起草了大會宣言等文件。左翼盟員在前線與日偽軍、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有些同誌在戰鬥中犧牲了生命。抗日同盟軍失敗以後，一部分經過戰火考驗的左翼盟員又回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繼續進行革命的文化活動。
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進行鬥爭
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懼和驚慌，反動政府一麵運用各種輿論工具大肆宣揚地主階級的封建文化，提倡尊孔讀經，向青年灌輸所謂“仁、義、禮、智、信”的封建道德，對青年進行黨化教育；另一方麵則運用獨裁手段對革命文化進行壓製和摧殘，實行大規模的文化“圍剿”。因此，革命文化隻好在同反革命專製的鬥爭中求發展。這種“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表現在：
第一，國民黨政府用反動的《出版法》，剝奪革命文學作品的出版自由。
1930年12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反動的《出版法》，對報紙、雜誌、書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出種種限製。規定：一切出版物均須交審，非經許可不得印刷或出版、發行，違反了《出版法》的規定就要處以罰款、扣壓、停止發行和判刑等。“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書刊、文章較多，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宣部又製定了《宣傳品審查標準》，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批評國民黨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對國民黨政府表示不滿的，一律嚴予禁止。1934年6月，國民黨中宣部又頒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圖書雜誌在付印前都必須將稿本送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不送審的要予以處分。經過檢查的新聞，有的蓋上“免登”的戳子，不準見報；有的隻準局部發表，其內容早已麵目全非；有的新聞則被改頭換麵，以假亂真。
為了對付國民黨的書報檢查機關，進步團體或出版社常常將原稿中革命或進步的內容刪去，待同意印刷後再補上去。但是，一旦當局發現，仍要追究，甚至封閉出版機構，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為出版馬恩著作和進步書籍而被查封的。
第二，查禁進步書刊，阻塞發行渠道。國民黨政府為了消滅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連續發布了一係列查禁進步刊物的通令、函件。1928年12月，國民黨政府命令取締各種小報、小冊子。
1932年8月30日，國民黨政府文官處又致函行政院，要求查禁北平的進步刊物《認識》《火星》《大眾文藝》《紅旗》《北方青年》《反帝特刊》《大眾周刊》《流星》《北平學生新聞》等十餘種。1933年3月，中國工農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軍事“圍剿”後，北平青年受到鼓舞，抗日呼聲很高，進步刊物屢禁屢現。國民黨政府極為恐慌，蔣介石派出嫡係部隊控製北方局勢，加緊對北平革命文化運動的鎮壓。同年9月，國民黨中宣部密令查禁《北平文化》，又叫囂要對左翼文化刊物“嚴加究辦，以遏亂萌”。並對印刷廠、書店進行嚴格檢查。這一年中被查禁的左翼文化刊物有《北平文化》《文化新聞》《今日》《華北青年》《科學新聞》《冰流》《文學雜誌》《文藝月報》《世界文化講座》等十餘種。國民黨當局還推行郵電檢查製度，在北平各郵局都設立了檢查員，發現郵遞的左翼書刊即行扣留，追查逮捕作者、編輯人員，查封書店和印刷所。在國民黨查禁的書目中，不僅內容帶革命性的要查禁，甚至連封麵印紅字的、作者是俄國人的也不準發行。
國民黨封鎖革命文化的手段雖然毒辣，但是，進步刊物的發行始終沒有停止。一種進步刊物被封禁了，換個刊名再出。當時，很多進步作品都采用偽裝封麵或用當時流行的消閑性小報的編排形式印刷，書店、郵局不能公開出售、郵寄，就拿到鬧市區的小書攤上去賣。當時，北平最熱鬧的西單商場、東安市場等地都有這種小書攤，既賣新舊書籍、報刊雜誌，又賣煙卷、火柴和郵票，國民黨檢查當局很難對付。
第三，逮捕、殺害革命文化戰士。為了消滅革命文化隊伍，國民黨當局常常動用警察、特務監視、探查左翼盟員的活動，甚至組織流氓、暴徒襲擊、搗毀進步的文化機構、報館、書店，投寄匿名恐嚇信，綁架和暗殺共產黨員作家和進步人士。1931年，國民黨政府又頒布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革命活動者處以死刑，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係或以文字、圖畫、演說等形式進行革命宣傳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圖畫、演說的宣傳並轉告他人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組織進步文化團體或集會或宣傳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者，也要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一個極其野蠻的絞殺革命、扼殺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恐怖法。根據這個恐怖法，國民黨當局肆意逮捕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青年。1933年，北方左聯負責人及其成員潘漠華、洪靈菲、劉尊祺、台靜農、孫席珍、穀萬川等先後被捕，有的還慘遭殺害。同年8月，由於叛徒出賣，北方左聯及其領導下的進步文化團體都遭到破壞。當時，僅報紙上公布的被捕者就達百人之多，至於那些被秘密綁架、殺害的，更不計其數。
反動當局除用以上手段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外，還用開書店，印刊物，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抵製革命文化。還有一批以國民黨特務為骨幹的法西斯“文人”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來反對革命文學，跟在他們後麵的是一批法西斯“文人”，標榜自己是超然獨立於社會階級鬥爭之外的“第三種人”，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鼓吹“為藝術而藝術”的陳詞濫調。對此，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和辛辣的嘲諷予以回擊。
1932年冬天，魯迅從上海來北平探親，北方左聯成員穀萬川、王誌文等以北平師範大學文藝研究社的名義，邀請魯迅到校講演。11月27日，魯迅在師大操場上，迎著狂風作了題為《再論“第三種人”》的演講，聞訊而來的聽眾達2000餘人。第二天，他又在中國大學作了《文藝與武力》的演說，加上在這之前的三次演講，魯迅在北平的短短七天裏，結合北平和全國文壇的狀況，共作了五次演講，在北平引起很大轟動。這些演講揭露了國民黨政府與禦用文人的腐朽墮落，指出用麻醉和武力都不可能消滅進步的、革命的文學。
在革命文化戰士的深刻批判和廣大人民的唾棄聲中，那些反動文人即使在主子指揮刀的保護下，也由於在讀者中沒有市場，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以筆討伐，以文為戰
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北平青年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段。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作為一種宣傳、教育青年的有力武器而緊密地配合了黨領導的政治鬥爭，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此，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形勢下，衝破了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開辟了鬥爭的第二戰場，打亂了敵人後方的統治秩序，牽製了敵人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
第二，在革命文化活動中，左翼盟員運用小說、散文、雜文、評論、戲劇、歌曲、集會等形式，廣泛宣傳抗日愛國的思想，宣傳共產黨的革命綱領；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並全中國的狼子野心，揭露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政策的危害；號召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共同挽救民族危機。這些宣傳活動，為革命高潮的出現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第三，眾多左翼文化團體的建立，團結、吸引了大批進步青年，又在一定意義上掩護了共產黨和青年團，保護了革命鬥爭的骨幹。同時，左翼文化團體的大量工作，也提高了青年進步活動的組織程度，保證了黨對群眾鬥爭的把握和領導。因此，左翼文化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為革命高潮的出現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第四，左翼文化運動擴大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幫助青年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提高了進步青年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加速了青年政治上的成熟。另外，廣大革命青年在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和左翼團體的組織工作中學到了從事實際工作的經驗，經受了鬥爭的鍛煉。因此，左翼文化運動的開展，又為革命高潮的出現提供了幹部方麵的準備。
北平左翼文化運動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由於李立三、王明兩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使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左的色彩。例如，忽視了左翼文化團體的性質，不了解這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所應有的廣泛性和群眾性的特點，而實行了關門主義，把一些具有民主傾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青年排斥於左翼團體之外，把左聯、社聯等搞成了圈子過於狹小、色彩過於鮮明的政治團體。在鬥爭方式上，北平左翼文化團體過多地采取了不足以反映文化團體特點的直接行動，上街遊行、寫標語、舉行飛行集會等等，暴露了革命力量，遭到反動當局的鎮壓，使左翼團體失去了公開活動的機會，甚至被完全打入地下。在左翼團體內部，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傾向鬥爭，使正確意見受到壓製。當時，有些同誌主張左聯盟員主要應該是運用文藝這個武器，采取公開合法的方式進行宣傳，而不是搞飛行集會和專門寫過左的粉筆標語口號。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這些既適應客觀形勢又符合革命需要的很有見地的意見，反倒被戴上“文化至上主義”的帽子加以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