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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九一八震驚中外！一二九激蕩天安門(6)
盡管左傾錯誤給北平左翼文化運動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大革命文化戰士在鬥爭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終於以鍥而不舍的戰鬥精神衝破了國民黨政府的重重壓迫，戰勝了革命隊伍內部的錯誤傾向，迎來了革命鬥爭的滔天巨浪。這一過程，正如毛澤東同誌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特點時所說的：“這一時期，是一方麵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麵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農人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卻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
1935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的進一步擴張，中日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積蓄了多年的火山終於爆發了。12月9日，隨著北平愛國學生的第一聲怒吼，一場規模空前的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終於開始了。
第四節 抗日怒潮席卷中華，北平學生挑燈夜戰
日企圖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達到不費一槍一彈，占領華北的目的。
蔣介石宣稱：“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
真是“大難將至，民族將亡”！
青年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女一中學生會在學校禮堂組織了歌劇《茶花女》義演，門票收入全部捐給災區。
為了大聲喊出那多年積壓在心底的呼聲，不少人挑燈夜戰，通宵未眠。
華北危急，北平危急
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了整個東北之後，又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1933年，日軍先後攻陷山海關、熱河，突破了長城各口，玉田、通州也隨即陷落。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關東軍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的合法性，劃出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不僅為日軍控製華北大開方便之門，而且更加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以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為借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揚言如不接受其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動”。30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在河北省政府門前武裝示威，日本軍用飛機也在平、津兩地連日舉行低飛示威。國民黨政府懾於日寇的軍事壓力，派親日派將領何應欽與日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進行談判。何應欽根據蔣介石的旨意與梅津美治郎簽訂了賣國條約《何梅協定》。《協定》規定撤銷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和憲兵第三團，撤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和平、津兩市市長職務，撤銷北平軍分會政訓處，禁止河北省的反日運動等。
就在何、梅談判期間，日寇又在察北挑起事端。6月5日，四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潛入張北縣，被我當地軍官扣留。11日，日方以日軍被“恐嚇”為借口，向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提出對察哈爾省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再次威脅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又屈從日軍的要求，於27日派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了《秦土協定》。《協定》規定從“滿洲國”國境附近撤走宋哲元的29軍和察哈爾省內的排日機關。上述兩個賣國協定，使日本侵略者實際上控製了冀、察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初步實現其分離、控製華北的野心。
這時，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準備好足夠的武力占領華北，除采用軍事威脅迫使國民黨政府與之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外，還策動漢奸賣國賊和地痞流氓搞武裝暴亂，要求所謂華北五省（冀、察、晉、魯、綏）“自治運動”，企圖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達到不費一槍一彈，占領華北的目的。1935年6月27日，漢奸白堅武在日本特務的收買和指揮下，帶著中國流氓和日本浪人300餘人襲擊豐台火車站，奪得國民黨部隊鐵甲火車兩列。他們並策劃奪占北平，然後以“東亞同盟軍”的名義發表宣言，組織“自治政府”。但是叛亂很快被我駐軍擊潰，白堅武逃回天津。
9月24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提出了對華北的三點主張：
（一）把反滿分子徹底驅逐出華北；
（二）華北經濟圈獨立，使華北財政脫離南京政府的管轄；
（三）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日本內閣同時通過了《鼓勵華北自主案》和外、陸、海三相《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兩個方案。從此，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步子進一步加快了。
五天以後，日本侵略者指使河北省東部的香河、三河、寶坻、武清等縣的漢奸暴動，攻占香河縣城，他們以反對田畝賦稅為借口，召開所謂“國民自救會”，組織“縣政臨時維持會”，叫嚷要實行“自治”。這就是所謂香河事變。一個月後，在離北平40裏的通州，原國民黨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11月25日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聲明脫離國民黨政府。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關內扶植的第一個偽政權。日本飛機馬上為這幕“自治”醜劇散發“慶祝”傳單，並在天津大修兵營和軍用倉庫，為大舉進攻北平做準備。除此以外，在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等人的積極策應下，“華北民眾自治促進會”、“華北自治救國軍”等形形色色的傀儡組織紛紛出現，“華北自治運動”的醜劇愈演愈烈。日本侵略者還不斷威脅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迫其同意“華北自治”。
國民黨中央政府在日寇的武力麵前早已嚇得亡魂喪膽，其頭子蔣介石不僅派人與日寇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一係列賣國協定，屈從日本政府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即“華北自治”）的要求，於11月26日宣布撤銷北平軍分會，12月初又委派宋哲元和老牌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16人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而且在日寇“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幌子下，高叫“敦友睦鄰”，奉行不抵抗主義，並表示要“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6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布“邦交敦睦令”，規定：“凡是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7月7日，蔣介石反動當局就“《新生》事件”再次發布命令，稱“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須尊敬日本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從此，報紙刊物上再也看不到“抗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而代之以“抗議”和“××帝國主義”了。
這個時期，蔣介石反動政府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日妥協投降，對內殘酷鎮壓愛國運動。北平城內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北京大學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現代座談會等抗日團體相繼被取締，抗日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橫遭迫害。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動下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十分囂張，華北已是名存實亡。但是，蔣介石卻依然高嚷“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複興之路，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在蔣介石粉飾著堂而皇之的“救國”與“犧牲”言論的不抵抗政策下，北平城實際上已在日本侵略者的控製之中。北平近郊豐台火車站附近駐紮的日軍常在那裏騎馬演習，北平城門洞開、交通要道布滿了日軍崗哨，日軍坦克橫行街衢，飛機在北平上空自由通行，日本浪人在北平城內外開設鴉片煙館、白麵館、賭場、妓院，甚至鳴槍搶劫，汙辱中國婦女。日本政府還向北平各大學派了一些進行特務活動的所謂“日本留學生”。
北平國民黨當局，已在倉皇撤退，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團城的玉佛，一一裝箱南運。在前門火車站，黨國要人們攜帶金銀細軟和家眷爭相南逃。教育界吵嚷著準備上“最後一課”。東北大學要搬到西安，清華大學要遷到長沙。整個北平城，人心惶惶、謠諑紛紜：早上聽說下午日軍要進占北平城，下午又傳晚上來，真是“大難將至，民族將亡”！
目睹這個險象環生的局勢，北平各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們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密切注視著局勢的變化，準備為拯救民族危亡，為喚醒民眾而呐喊、戰鬥。
艱苦條件下的救亡活動
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猖狂進攻，蔣介石反動政府妥協投降，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1935年8月1日，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呼籲：“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這時，中央紅軍正在長征途中，10月到達陝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紅軍長征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推動了全國，首先是華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積蓄在人們心中的抗日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那些經曆了“九一八”抗日救亡運動戰鬥洗禮的愛國青年，看透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積極靠攏黨團組織，準備迎接新的抗日風暴。
北平自1933年以來，一直在國民黨憲兵三團的嚴密控製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一切救亡活動均受到殘酷鎮壓。直到1935年6月，憲兵三團撤離北平，宋哲元的29軍進駐北平後，形勢才稍有好轉。在這期間北平黨團組織連續遭到幾次大的破壞，許多黨團員被捕，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摧殘。留在城內的幾個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和到北平尋找黨的關係的黨員仍在堅持鬥爭，終於在1935年五六月間，設法找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來到北平，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王學明擔任工委書記，成員有彭濤、冷楚等。市工委指定穀景生擔任左聯、文總黨團書記，周小舟負責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工作。黨組織雖然恢複，黨員人數依然很少，力量也很薄弱。當時全市有組織關係的黨員僅十餘名，團員也不過20多人。
針對這種情況，河北省委指出：現在在北平直接組織抗日革命團體還很困難，也不宜對國民黨展開正麵進攻，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去揭露國民黨的賣國罪行，在公開的場合可以利用各種團體開展工作，以便掩護黨進行救亡活動。根據上級黨的指示精神，北平黨團組織決定充分運用和推動黨的外圍組織，開展救亡活動，擴大革命影響，壯大革命隊伍。
北平黨組織首先著重發展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經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等人出麵發起，於1934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此時北平分會約有七八十個會員。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一些大、中學校建立了武裝自衛會小組，湧現了一批武裝自衛會骨幹分子。如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蔣南翔、牛蔭冠、韋毓梅、吳承明、黃誠；北平師範大學的武尚仁、敖白楓（高錦明），北京大學的劉導生；東北大學的宋黎、關山複，中國大學的董毓華，女一中的郭桂英（郭明秋），鏡湖中學的孫敬文、劉傑等等。武裝自衛會團結了一批愛國進步學生，並在其中發展了一些黨員。
各大中學校裏還有一些愛國進步學生參加了左聯、社聯、語聯等團體的活動。此外，各校還建立了公開的群眾團體，如詩社、讀書會、世界語學會、新文字研究會等。在這些團體中，學生們熱烈討論著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如“國民黨為什麽不抵抗？為什麽不讓民眾抗日？”“當前國難重重，還能不能安心讀書？”“國家這麽黑暗，青年人該怎麽辦？”等等。一些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書籍和當時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機關刊物《火線》《北方紅旗》《實話報》等的傳播，起到了回答這些問題，提高青年思想認識，引導他們走上革命道路的作用。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利用其特殊條件，開展了一些宣傳抗日救亡的活動。燕京大學是一所美國教會學校，中國的文武官員、軍警憲特是不敢幹預的。因此，燕大學生會主席張兆麟、執行主席王汝梅（黃華）和委員陳翰伯、龔維航（龔澎）等人就利用這一條件，以個人名義發起組織時事座談會、東北問題研究會等，定期開會討論華北形勢和青年的任務等時事政治問題，參加者各有二三十人。他們還出版不署名的壁報，提出反獨裁、要民主；反賣國投降，要團結抗日的主張。與燕京大學毗鄰的清華大學，有著一層民主辦學的外衣。進步學生利用這一條件，通過《清華周刊》《清華副刊》，宣傳一些革命的道理和抗日救國的思想。清華大學進步教授楊秀峰、張申府等在課堂上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介紹蘇聯革命文學，啟發了學生們愛國、抗日救亡的思想覺悟，深受廣大學生的歡迎。
經過黨團組織及黨團員、進步學生的一係列艱苦工作，廣大青年學生從嚴酷的現實中，逐漸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執行的是違背人民意誌、違背民族利益的反動政策，隻有人民起來抗日救亡才是出路。
抓住時機，準備行動
1935年夏秋，河北、山東發生了黃河大水災，廣大農村、田廬被淹，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北平街頭也出現了無數災民。
中共河北省委在黨內刊物《火線》上，先後發表《論黃河災患與黨的任務》、《為黃河大水災告華北災民勞苦群眾書》等文件，號召群眾自己起來成立自救團體，同時指示中共北平市委領導群眾，開展水災賑濟活動。
根據河北省委的指示，8月間，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在西山一個法國人的別墅裏開會，參加者有彭濤、周小舟、姚克廣等，討論了關於籌備成立黃河水災賑濟團體的有關事宜。
9月29日，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在女一中宣告成立，女一中的吳閨箴被推選為臨時主席，清華大學姚克廣為記錄。會後女一中學生會主席郭明秋和同學到北平社會局立案，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
黃河水災賑濟會在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女一中、匯文中學、崇實中學、東北大學等大中學校中成立了分會，並將二三十個學校的學生組織，重新恢複或建立起來。各分會會員積極響應總會號召，通過組織義演等方式，為災民募款、募實物。女一中學生會在學校禮堂組織了歌劇《茶花女》義演，門票收入全部捐給災區。清華大學共募集了2000餘元白洋和大批衣物，師範大學在一周內募集了冬衣500餘件。隨後，師範大學學生杜潤生、清華學生牛蔭冠、東北大學學生王振乾、楊旭等作為各校學生代表，攜帶捐款、實物到河北、山東災區進行慰問活動。賑災活動的開展，使學生們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促進了各校的抗日救亡運動。
與此同時，黨的《八一宣言》和紅軍長征勝利的消息，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北平。市工委的彭濤、周小舟等人從英文版《莫斯科工人日報》和《共產國際工人通訊》上看到了《八一宣言》。北京飯店一樓，法國人辦的法文圖書館也出售載有《八一宣言》的英文版《共產國際通訊》，一些進步學生買到後，如獲至寶、秘密傳閱。黨的主張由於反映廣大人民的意誌，代表民族的利益，所以充分表達了廣大學生群眾的要求，也為他們今後的鬥爭指明了方向。彭濤、周小舟等人主張發動一次群眾運動，提出抗日救國的要求。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讚同。11月，中共河北省委決定撤銷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由李常青直接領導，穀峰（穀景生）任書記，成員有彭濤、周小舟。
在黃河水災賑濟會活動的基礎上，中共北平市臨委不失時機地把水災賑濟會組織轉變為北平學生聯合會，直接領導北平青年抗日救亡運動。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學生聯合會在女一中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選舉了北平學聯的領導機構：主席是郭明秋（女一中），秘書是姚克廣（清華大學），總交通是孫敬文（鏡湖中學），總糾察是鄒魯風（東北大學），交際是王汝梅（燕京大學）。北平學聯機關設在女一中。學聯黨團負責人為彭濤，由李常青直接領導。
這時，東北的形勢已非常嚴重，形形色色的傀儡組織紛紛成立，華北地區行將淪為日本的第二個“滿洲國”。11月下旬，學聯黨團的彭濤、周小舟、穀峰和學聯的郭明秋、姚克廣等人，針對當前的局勢和廣大群眾高漲的抗日熱情，多次在北平西城劈柴胡同附近的一個洋車廠裏秘密開會。大家一致認為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北平青年要有所行動，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一次抗日救國運動。
12月3日，北平學聯在女一中召開各校代表會議，通過了《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和《聯絡北平市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願》兩項議案。同日，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在全體學生大會上，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的決議，並聯絡各大中學校一起參加全市學生統一的請願行動。6日，北平15所大中學校又發出通電，請求政府討伐殷汝耕，宣布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動員全國人民對敵抵抗，切實開放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自由。
就在這時，國民黨政府為實現所謂“華北特殊化”，準備於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消息傳來，震驚了每一位愛國者。北平學聯黨團當機立斷，毅然決定在12月9日發動一次抗日救國學生運動。
12月7日，北平學聯在女一中又召開了各校代表會議，到會的有二十幾所學校的代表，代表們對是否請願遊行的問題展開了爭論。彭濤認為當前的形勢如遍地布滿了幹柴，一個火星，就會燃起熊熊大火；一個號召，群眾就會起來響應。他的分析得到大家的讚同。他又提出，在請願開始時，由那些進步勢力較強的學校首先上街，造成聲勢，然後到進步勢力較弱的學校呼口號，歡迎他們參加。他還建議，如果請願不成，當即轉為示威。會議還就請願的時間、路線、口號等做了具體的部署。會後，代表們懷著征戰前緊張而又激動的心情，將9日的行動計劃，帶回各自的學校。
凡是接到遊行通知的學校，再也平靜不了了。那些昨日還在為民族危亡而憂心忡忡的愛國學生，想到明天的統一行動，一個個既興奮又緊張，為了迎接這盼望已久的時刻，為了大聲喊出那多年積壓在心底的呼聲，不少人挑燈夜戰，通宵未眠，積極地忙碌著、準備著……
第五節 揭開曆史新篇章，古城再次發怒吼
1935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的進一步擴張，中日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積蓄了多年的火山終於爆發了。12月9日，隨著北平愛國學生的第一聲怒吼，一場規模空前的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終於開始了。
第四節 抗日怒潮席卷中華，北平學生挑燈夜戰
日企圖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達到不費一槍一彈，占領華北的目的。
蔣介石宣稱：“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
真是“大難將至，民族將亡”！
青年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女一中學生會在學校禮堂組織了歌劇《茶花女》義演，門票收入全部捐給災區。
為了大聲喊出那多年積壓在心底的呼聲，不少人挑燈夜戰，通宵未眠。
華北危急，北平危急
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了整個東北之後，又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1933年，日軍先後攻陷山海關、熱河，突破了長城各口，玉田、通州也隨即陷落。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關東軍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的合法性，劃出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不僅為日軍控製華北大開方便之門，而且更加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以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為借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揚言如不接受其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動”。30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在河北省政府門前武裝示威，日本軍用飛機也在平、津兩地連日舉行低飛示威。國民黨政府懾於日寇的軍事壓力，派親日派將領何應欽與日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進行談判。何應欽根據蔣介石的旨意與梅津美治郎簽訂了賣國條約《何梅協定》。《協定》規定撤銷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和憲兵第三團，撤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和平、津兩市市長職務，撤銷北平軍分會政訓處，禁止河北省的反日運動等。
就在何、梅談判期間，日寇又在察北挑起事端。6月5日，四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潛入張北縣，被我當地軍官扣留。11日，日方以日軍被“恐嚇”為借口，向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提出對察哈爾省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再次威脅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又屈從日軍的要求，於27日派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了《秦土協定》。《協定》規定從“滿洲國”國境附近撤走宋哲元的29軍和察哈爾省內的排日機關。上述兩個賣國協定，使日本侵略者實際上控製了冀、察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初步實現其分離、控製華北的野心。
這時，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準備好足夠的武力占領華北，除采用軍事威脅迫使國民黨政府與之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外，還策動漢奸賣國賊和地痞流氓搞武裝暴亂，要求所謂華北五省（冀、察、晉、魯、綏）“自治運動”，企圖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達到不費一槍一彈，占領華北的目的。1935年6月27日，漢奸白堅武在日本特務的收買和指揮下，帶著中國流氓和日本浪人300餘人襲擊豐台火車站，奪得國民黨部隊鐵甲火車兩列。他們並策劃奪占北平，然後以“東亞同盟軍”的名義發表宣言，組織“自治政府”。但是叛亂很快被我駐軍擊潰，白堅武逃回天津。
9月24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提出了對華北的三點主張：
（一）把反滿分子徹底驅逐出華北；
（二）華北經濟圈獨立，使華北財政脫離南京政府的管轄；
（三）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日本內閣同時通過了《鼓勵華北自主案》和外、陸、海三相《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兩個方案。從此，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步子進一步加快了。
五天以後，日本侵略者指使河北省東部的香河、三河、寶坻、武清等縣的漢奸暴動，攻占香河縣城，他們以反對田畝賦稅為借口，召開所謂“國民自救會”，組織“縣政臨時維持會”，叫嚷要實行“自治”。這就是所謂香河事變。一個月後，在離北平40裏的通州，原國民黨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11月25日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聲明脫離國民黨政府。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關內扶植的第一個偽政權。日本飛機馬上為這幕“自治”醜劇散發“慶祝”傳單，並在天津大修兵營和軍用倉庫，為大舉進攻北平做準備。除此以外，在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等人的積極策應下，“華北民眾自治促進會”、“華北自治救國軍”等形形色色的傀儡組織紛紛出現，“華北自治運動”的醜劇愈演愈烈。日本侵略者還不斷威脅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迫其同意“華北自治”。
國民黨中央政府在日寇的武力麵前早已嚇得亡魂喪膽，其頭子蔣介石不僅派人與日寇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一係列賣國協定，屈從日本政府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即“華北自治”）的要求，於11月26日宣布撤銷北平軍分會，12月初又委派宋哲元和老牌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16人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而且在日寇“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幌子下，高叫“敦友睦鄰”，奉行不抵抗主義，並表示要“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6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布“邦交敦睦令”，規定：“凡是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7月7日，蔣介石反動當局就“《新生》事件”再次發布命令，稱“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須尊敬日本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從此，報紙刊物上再也看不到“抗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而代之以“抗議”和“××帝國主義”了。
這個時期，蔣介石反動政府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日妥協投降，對內殘酷鎮壓愛國運動。北平城內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北京大學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現代座談會等抗日團體相繼被取締，抗日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橫遭迫害。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動下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十分囂張，華北已是名存實亡。但是，蔣介石卻依然高嚷“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複興之路，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在蔣介石粉飾著堂而皇之的“救國”與“犧牲”言論的不抵抗政策下，北平城實際上已在日本侵略者的控製之中。北平近郊豐台火車站附近駐紮的日軍常在那裏騎馬演習，北平城門洞開、交通要道布滿了日軍崗哨，日軍坦克橫行街衢，飛機在北平上空自由通行，日本浪人在北平城內外開設鴉片煙館、白麵館、賭場、妓院，甚至鳴槍搶劫，汙辱中國婦女。日本政府還向北平各大學派了一些進行特務活動的所謂“日本留學生”。
北平國民黨當局，已在倉皇撤退，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團城的玉佛，一一裝箱南運。在前門火車站，黨國要人們攜帶金銀細軟和家眷爭相南逃。教育界吵嚷著準備上“最後一課”。東北大學要搬到西安，清華大學要遷到長沙。整個北平城，人心惶惶、謠諑紛紜：早上聽說下午日軍要進占北平城，下午又傳晚上來，真是“大難將至，民族將亡”！
目睹這個險象環生的局勢，北平各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們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密切注視著局勢的變化，準備為拯救民族危亡，為喚醒民眾而呐喊、戰鬥。
艱苦條件下的救亡活動
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猖狂進攻，蔣介石反動政府妥協投降，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1935年8月1日，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呼籲：“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這時，中央紅軍正在長征途中，10月到達陝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紅軍長征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推動了全國，首先是華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積蓄在人們心中的抗日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那些經曆了“九一八”抗日救亡運動戰鬥洗禮的愛國青年，看透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積極靠攏黨團組織，準備迎接新的抗日風暴。
北平自1933年以來，一直在國民黨憲兵三團的嚴密控製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一切救亡活動均受到殘酷鎮壓。直到1935年6月，憲兵三團撤離北平，宋哲元的29軍進駐北平後，形勢才稍有好轉。在這期間北平黨團組織連續遭到幾次大的破壞，許多黨團員被捕，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摧殘。留在城內的幾個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和到北平尋找黨的關係的黨員仍在堅持鬥爭，終於在1935年五六月間，設法找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來到北平，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王學明擔任工委書記，成員有彭濤、冷楚等。市工委指定穀景生擔任左聯、文總黨團書記，周小舟負責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工作。黨組織雖然恢複，黨員人數依然很少，力量也很薄弱。當時全市有組織關係的黨員僅十餘名，團員也不過20多人。
針對這種情況，河北省委指出：現在在北平直接組織抗日革命團體還很困難，也不宜對國民黨展開正麵進攻，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去揭露國民黨的賣國罪行，在公開的場合可以利用各種團體開展工作，以便掩護黨進行救亡活動。根據上級黨的指示精神，北平黨團組織決定充分運用和推動黨的外圍組織，開展救亡活動，擴大革命影響，壯大革命隊伍。
北平黨組織首先著重發展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經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等人出麵發起，於1934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此時北平分會約有七八十個會員。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一些大、中學校建立了武裝自衛會小組，湧現了一批武裝自衛會骨幹分子。如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蔣南翔、牛蔭冠、韋毓梅、吳承明、黃誠；北平師範大學的武尚仁、敖白楓（高錦明），北京大學的劉導生；東北大學的宋黎、關山複，中國大學的董毓華，女一中的郭桂英（郭明秋），鏡湖中學的孫敬文、劉傑等等。武裝自衛會團結了一批愛國進步學生，並在其中發展了一些黨員。
各大中學校裏還有一些愛國進步學生參加了左聯、社聯、語聯等團體的活動。此外，各校還建立了公開的群眾團體，如詩社、讀書會、世界語學會、新文字研究會等。在這些團體中，學生們熱烈討論著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如“國民黨為什麽不抵抗？為什麽不讓民眾抗日？”“當前國難重重，還能不能安心讀書？”“國家這麽黑暗，青年人該怎麽辦？”等等。一些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書籍和當時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機關刊物《火線》《北方紅旗》《實話報》等的傳播，起到了回答這些問題，提高青年思想認識，引導他們走上革命道路的作用。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利用其特殊條件，開展了一些宣傳抗日救亡的活動。燕京大學是一所美國教會學校，中國的文武官員、軍警憲特是不敢幹預的。因此，燕大學生會主席張兆麟、執行主席王汝梅（黃華）和委員陳翰伯、龔維航（龔澎）等人就利用這一條件，以個人名義發起組織時事座談會、東北問題研究會等，定期開會討論華北形勢和青年的任務等時事政治問題，參加者各有二三十人。他們還出版不署名的壁報，提出反獨裁、要民主；反賣國投降，要團結抗日的主張。與燕京大學毗鄰的清華大學，有著一層民主辦學的外衣。進步學生利用這一條件，通過《清華周刊》《清華副刊》，宣傳一些革命的道理和抗日救國的思想。清華大學進步教授楊秀峰、張申府等在課堂上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介紹蘇聯革命文學，啟發了學生們愛國、抗日救亡的思想覺悟，深受廣大學生的歡迎。
經過黨團組織及黨團員、進步學生的一係列艱苦工作，廣大青年學生從嚴酷的現實中，逐漸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執行的是違背人民意誌、違背民族利益的反動政策，隻有人民起來抗日救亡才是出路。
抓住時機，準備行動
1935年夏秋，河北、山東發生了黃河大水災，廣大農村、田廬被淹，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北平街頭也出現了無數災民。
中共河北省委在黨內刊物《火線》上，先後發表《論黃河災患與黨的任務》、《為黃河大水災告華北災民勞苦群眾書》等文件，號召群眾自己起來成立自救團體，同時指示中共北平市委領導群眾，開展水災賑濟活動。
根據河北省委的指示，8月間，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在西山一個法國人的別墅裏開會，參加者有彭濤、周小舟、姚克廣等，討論了關於籌備成立黃河水災賑濟團體的有關事宜。
9月29日，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在女一中宣告成立，女一中的吳閨箴被推選為臨時主席，清華大學姚克廣為記錄。會後女一中學生會主席郭明秋和同學到北平社會局立案，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
黃河水災賑濟會在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女一中、匯文中學、崇實中學、東北大學等大中學校中成立了分會，並將二三十個學校的學生組織，重新恢複或建立起來。各分會會員積極響應總會號召，通過組織義演等方式，為災民募款、募實物。女一中學生會在學校禮堂組織了歌劇《茶花女》義演，門票收入全部捐給災區。清華大學共募集了2000餘元白洋和大批衣物，師範大學在一周內募集了冬衣500餘件。隨後，師範大學學生杜潤生、清華學生牛蔭冠、東北大學學生王振乾、楊旭等作為各校學生代表，攜帶捐款、實物到河北、山東災區進行慰問活動。賑災活動的開展，使學生們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促進了各校的抗日救亡運動。
與此同時，黨的《八一宣言》和紅軍長征勝利的消息，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北平。市工委的彭濤、周小舟等人從英文版《莫斯科工人日報》和《共產國際工人通訊》上看到了《八一宣言》。北京飯店一樓，法國人辦的法文圖書館也出售載有《八一宣言》的英文版《共產國際通訊》，一些進步學生買到後，如獲至寶、秘密傳閱。黨的主張由於反映廣大人民的意誌，代表民族的利益，所以充分表達了廣大學生群眾的要求，也為他們今後的鬥爭指明了方向。彭濤、周小舟等人主張發動一次群眾運動，提出抗日救國的要求。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讚同。11月，中共河北省委決定撤銷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由李常青直接領導，穀峰（穀景生）任書記，成員有彭濤、周小舟。
在黃河水災賑濟會活動的基礎上，中共北平市臨委不失時機地把水災賑濟會組織轉變為北平學生聯合會，直接領導北平青年抗日救亡運動。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學生聯合會在女一中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選舉了北平學聯的領導機構：主席是郭明秋（女一中），秘書是姚克廣（清華大學），總交通是孫敬文（鏡湖中學），總糾察是鄒魯風（東北大學），交際是王汝梅（燕京大學）。北平學聯機關設在女一中。學聯黨團負責人為彭濤，由李常青直接領導。
這時，東北的形勢已非常嚴重，形形色色的傀儡組織紛紛成立，華北地區行將淪為日本的第二個“滿洲國”。11月下旬，學聯黨團的彭濤、周小舟、穀峰和學聯的郭明秋、姚克廣等人，針對當前的局勢和廣大群眾高漲的抗日熱情，多次在北平西城劈柴胡同附近的一個洋車廠裏秘密開會。大家一致認為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北平青年要有所行動，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一次抗日救國運動。
12月3日，北平學聯在女一中召開各校代表會議，通過了《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和《聯絡北平市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願》兩項議案。同日，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在全體學生大會上，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的決議，並聯絡各大中學校一起參加全市學生統一的請願行動。6日，北平15所大中學校又發出通電，請求政府討伐殷汝耕，宣布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動員全國人民對敵抵抗，切實開放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自由。
就在這時，國民黨政府為實現所謂“華北特殊化”，準備於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消息傳來，震驚了每一位愛國者。北平學聯黨團當機立斷，毅然決定在12月9日發動一次抗日救國學生運動。
12月7日，北平學聯在女一中又召開了各校代表會議，到會的有二十幾所學校的代表，代表們對是否請願遊行的問題展開了爭論。彭濤認為當前的形勢如遍地布滿了幹柴，一個火星，就會燃起熊熊大火；一個號召，群眾就會起來響應。他的分析得到大家的讚同。他又提出，在請願開始時，由那些進步勢力較強的學校首先上街，造成聲勢，然後到進步勢力較弱的學校呼口號，歡迎他們參加。他還建議，如果請願不成，當即轉為示威。會議還就請願的時間、路線、口號等做了具體的部署。會後，代表們懷著征戰前緊張而又激動的心情，將9日的行動計劃，帶回各自的學校。
凡是接到遊行通知的學校，再也平靜不了了。那些昨日還在為民族危亡而憂心忡忡的愛國學生，想到明天的統一行動，一個個既興奮又緊張，為了迎接這盼望已久的時刻，為了大聲喊出那多年積壓在心底的呼聲，不少人挑燈夜戰，通宵未眠，積極地忙碌著、準備著……
第五節 揭開曆史新篇章，古城再次發怒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