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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30)
北伐軍最初的作戰計劃是：首先以主力攻打兩湖，消滅直係軍閥吳佩孚；然後再集中力量進攻盤踞在東南五省的孫傳芳，最後向北方挺進，與奉係軍閥張作霖決戰。由於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和北伐軍廣大將士的英勇作戰，加之蘇俄的援助，北伐軍自1926年7月誓師之後，進展迅速，8月間便占領了湖南，9、10月間又先後攻占了漢口、武昌，將吳佩孚的精銳部隊大部消滅。11月間，北伐軍的作戰重心東移，在江西擊敗了孫傳芳的主力，然後繼續向江蘇、浙江、上海一帶挺進。
北伐戰爭的興起和發展，使1926年下半年的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北伐軍的衝擊下，北洋軍閥的幾個主要集團，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打擊。其中，直係吳佩孚所受打擊最重，孫傳芳次之。隻有張作霖為首的奉係軍閥集團，因地處北方，尚未與北伐軍直接對陣。
但是，整個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對奉張集團的衝擊也很大。在張作霖看來，1926年下半年的形勢劇變，既有憂也有喜。憂的是，“赤化”勢力迅速蔓延，且如此“囂張”，“反赤”勢力卻不堪一擊，一個個敗下陣來。喜的是，“反赤”勢力，如吳佩孚集團、孫傳芳集團既是他的同夥，又是他的競爭對手，他們已一個個被削弱。
正是在這種憂喜交加的複雜心情支配下，善於鑽營的張作霖，開始采取應變之策，企圖趨利避害。
9月7日，也就是吳佩孚兵敗，從漢口逃出的第二天，張作霖在奉天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討論奉係在當時形勢下的行動方針。會上，因看法不同，發生了爭論。張宗昌、褚玉璞等力主奉軍應“南下討赤”，首先以“援吳”的名義，乘吳佩孚之危，奪取京漢線與河南，然後反攻武漢，打退北伐軍的進攻。張作相、吳俊升等表示反對。他們主張在北方固守，以逸待勞，不要主動出擊。張作霖本人則傾向於第一種意見，讚成“南下討赤”。他認為這是一舉兩得之策，既可擴大奉係的地盤，又可阻北伐軍北上。會議遂按張作霖的旨意，作出了“南下討赤”的決定。
不料，吳佩孚對張作霖的心思洞若觀火。因此，當張作霖致電吳佩孚，告之奉軍將南下“援吳”時，吳佩孚雖已焦頭爛額，卻拒絕奉張南下的建議。他複電說，他還有十萬雄師，可獨立反攻武漢，無須勞駕奉軍，隻求張作霖能在餉械方麵予以接濟。此外，也許是為了不過分激怒張作霖，吳佩孚決定放棄他對北京政府的控製權。他對張作霖說，中央政治悉聽奉方全權主持。實際上，吳佩孚此時已無力顧及北京政府了，此舉不過是給張作霖送個順水人情罷了。
張作霖“假途滅虢”的把戲雖然沒有耍成，卻也並非毫無所得。既然吳佩孚明確表示不再管北京政府的事，張作霖也就不再客氣，立即采取行動，將北京政府的控製權全部收歸己有。
首先，張作霖迫使擔任北京衛戍司令的直係大將王懷慶下台，命奉係將領於珍取而代之。接著，又唆使奉魯軍以“索餉”為名，逼迫杜錫王圭內閣辭職，讓外交總長顧維鈞出麵組閣。然後，張作霖又命令奉魯軍奪取京漢路北段，占領原被吳佩孚控製的保定、大名。
在連連得手之後，10月11日，張作霖從奉天南下到了天津，住進蔡園。他此次離開奉天老巢，移住天津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就近控製北京政府，為自己從後台走向前台作準備；二是根據國內形勢的新變化，尋求新的對策。
此時，在國內政局演變過程中，又出現幾個新的動向。一是年初被迫出國的馮玉祥，已從蘇聯回來，東山再起，重新就任國民軍總司令。9月15日，他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北伐戰爭的聲勢因此更加浩大。二是繼吳佩孚兵敗兩湖、逃往河南之後，孫傳芳也敗於江西，所部主力幾被全殲，他本人在逃回南京後已有與奉魯軍合作之意。三是長期盤踞於山西的地方軍閥閻錫山，也因南方北伐深感受到威脅，也表示要同奉係聯合，抵抗北伐軍。
這就使張作霖產生了以奉係為主，聯合各派軍閥共同“反赤”的設想。這樣做，一來可以壯大“反赤”陣營的聲勢，更好地對付南方北伐軍；二來也可乘機抬高他本人和奉係集團的地位，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張作霖決定召開有奉、魯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並邀請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派代表參加，共商聯合“反赤”大計。
11月14日，會議在天津蔡園開幕。會上，張作霖一再聲稱，他本人並無野心，也不想當總統，隻是想把北洋各派團結起來，聯合孫、吳兩帥，共同“反赤”。與會者對共同“反赤”無異議，但對具體做法卻意見不一。張宗昌等人再一次提出，兵貴神速，應盡快派奉、魯軍南下，援助吳佩孚、孫傳芳兩帥，張作霖支持此議。但吳佩孚的代表遲雲鵬卻表示反對。他說，吳大帥命他赴津，不是來請援兵，隻是來請求張大帥接濟餉械的。孫傳芳的代表楊文愷也說，孫大帥的意思和吳大帥一樣。剃頭挑子一頭熱，會議陷入了僵局。
然而，此時孫傳芳突然親自來到天津，給會議帶來了轉機。
自從孫傳芳在1925年10月間發動浙奉戰爭，從奉係手中奪取了蘇、皖、滬的地盤之後，與張作霖一直處於敵對狀態。南方的北伐開始後，孫傳芳首當其衝。起初，他十分自信，認為憑著他的五省聯軍，抵擋北伐軍沒有問題。但吳佩孚一敗，兔死狐悲，孫傳芳的自信心便大打折扣。為預留後路，孫傳芳開始改變態度，決定同張作霖改善關係。大敵當前，張作霖深感北洋係團結的重要，也不念舊惡，對孫傳芳表示諒解。張作霖還主動派孫傳芳的舊日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向孫傳芳轉達他希望各派聯合，共同“反赤”之意。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孫傳芳也複電張作霖，說：“願追隨左右，共挽頹局。”張作霖接電後，進一步表態，勉勵孫傳芳說：“玉帥新挫，武漢已失。東南半壁，全賴我兄支柱，討赤素誌，貫徹始終。弟以大局為重，微嫌小隙，早赴東流。倘有所需，敢不黽勉。”孫傳芳見張作霖如此大度，趕緊派代表到濟南與張宗昌、張學良密談，同奉係簽訂了合作“意向書”。
不過，孫傳芳對張作霖仍存有戒心，擔心奉係會乘南下援助之機，將他的地盤占為己有。因此，他一方麵與張作霖重歸於好，一方麵也像吳佩孚一樣，拒絕奉、魯軍南下，隻求張作霖在餉械方麵予以支持。但孫傳芳錯誤估計了形勢。占領武漢後，北伐軍立即轉兵江西。不到一個月，就把孫傳芳在江西的主力擊潰。孫傳芳雖親自赴九江督師，也於事無補。江西一敗，孫傳芳雖然還占有江、浙、皖、滬等省區，但元氣已經大傷。北伐軍攻勢銳利，孫傳芳自知繼續獨立抵抗北伐軍已不可能，故不得不重新考慮借重外力的幫助。
江西戰役之初，孫傳芳一度寄希望於孫、吳、段三派的聯合。他曾邀請吳佩孚、段祺瑞派代表到南京，舉行三派秘密會議。不料，會議一開始，吳佩孚的代表熊炳奇就同段祺瑞的代表靳雲鵬互相攻訐，激烈爭吵起來。孫傳芳一看，吳、段積怨太深，實難撮合，便放棄原先結盟的打算，轉而決定投靠張作霖。尤其是江西戰場上失敗，使孫傳芳清楚地看到自己無實力與北伐軍抗爭，地盤早晚是別人的。與其把地盤丟給北伐軍，不如主動讓給奉、魯軍。既然如此，孫傳芳就不再為奉張謀奪地盤而憂心了。為能迅速和奉張協商共同對敵的辦法，孫傳芳決定親自北上，麵見張作霖。
1926年11月18日深夜，孫傳芳帶著兩名衛士，身著便服登上了由浦口北上的普通客車，抵天津車站後便直奔張作霖的行轅――蔡園。
此時，蔡園的軍事會議仍在進行之中，張作霖正在會上聽發言。忽然，一名衛兵進來向張作霖報告說：“大帥，門外有人求見！”說完，就把一張名片遞給張作霖。張作霖一看名片，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很高興地問：“當真是孫大帥嗎？他帶了多少人來？”衛士答道：“是孫大帥，隻帶來兩個人，都穿便衣。”聽完衛士的答複，張作霖“騰”地站起來，大聲說道：“有種！膽子不小！快請他進來，快請他進來！”
不一會，孫傳芳便走了進來。他一見到張作霖，首先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以愧疚的口氣說道：“對不起大帥！”張作霖則一邊點頭回禮，一邊微笑著說：“過去的事不要提了，督帥一路辛苦。”說完，便請孫傳芳坐下休息、敘談。
第二天，一度雄踞東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微服登門向張作霖乞降的消息便刊登在京、津各大報上，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在蔡園軍事會議上，孫傳芳表示“反赤”的力量必須聯合起來。他建議建立統一的軍事組織，並推舉張作霖為總司令。他的建議立即得到奉係將領的讚同，他們齊聲稱讚孫傳芳：“爽快！”張作霖也未料到孫傳芳如此主動，大喜過望。一番謙讓後，他說，此事還要致電吳佩孚、閻錫山，征求一下他們的意見。吳佩孚和閻錫山的反應卻很冷淡。
盡管如此，天津蔡園會議還是根據孫傳芳的建議，決定成立統一的軍事組織，並定名為“安國軍”。會議還決定，立即派張宗昌所部魯軍沿津浦線南下，援助孫傳芳，另派奉軍沿京漢線南下，援助吳佩孚。會後，魯軍即奉命出發，11月27日，先頭部隊開抵南京。
蔡園會議後，在奉天留守的楊宇霆奉命到天津。鑒於前一年奉軍南下因戰線太長，被動挨打的教訓，楊宇霆認為奉、魯分兩路南進過於冒險，勸張作霖重新考慮。張作霖遂命令已到南京的魯軍撤回浦口，布防於孫傳芳軍已經撤走的津浦路沿線，江南的軍事仍由孫軍負責。
安國軍的組織很快照原計劃成立。11月29日，經孫傳芳、張宗昌兩人帶頭“勸進”，以直、魯、豫、蘇、皖、贛、浙、閩、陝、晉、察、熱、綏、吉、黑十五省區共同通電推戴的形式，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
12月1日，張作霖在蔡園舉行了安國軍總司令的就職儀式。這一天，蔡園內外懸燈結彩，好不熱鬧。各方賓客紛紛前來，向張作霖表示祝賀。接著，張作霖身著大禮服，手戴白手套，站在香案前，開始祭天。香案上紅燭高照，擺滿瓜果梨桃各式供品，文武官員則分立在香案兩側，氣氛甚是肅穆。“安國軍”秘書長首先宣讀了《告天文》，其內容無非是向天神祈禱，希望天神保佑安國軍和十五省的百姓太太平平，萬事吉祥。然後，張作霖手捧斟滿了酒的金爵，準備跪下灑酒祀天。不料，忙中出錯，手中的金爵滑落，咣啷一聲跌落地下。在場的官員大驚。因為照迷信的說法，金爵落地，是一個不祥之兆。張作霖雖很尷尬，卻很鎮靜，接過重新斟滿酒的金爵後還說了一句解嘲的話：“上天別急，我張作霖有的是酒給諸位神靈喝。”此事傳到社會上後，很多人都說，看來奉張的壽命不長了。這雖是迷信之語，卻也反映了民眾內心的看法。
就職儀式結束後，張作霖便開始以安國軍總司令的身份發號施令。首先，他發表了一份宣言，聲稱：“吾人不愛國則已，若愛國非崇信聖道不可；吾人不愛身則已，若愛身非消滅赤化不可。”接著，任命孫傳芳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蘇、皖、贛、浙、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直、魯聯軍總司令，楊宇霆為安國軍總參議。
安國軍雖然成立，張作霖也當上了安國軍總司令。名稱倒確實好聽，但事實證明，張作霖和他的安國軍所幹的，並非安國之事，仍是禍國的勾當。
楊宇霆等人奉令擬定所謂的“討赤安國”之策。楊宇霆所獻計策是：仍由孫傳芳所部在長江一線與北伐軍作戰，張宗昌的魯軍暫不過江，隻在江北做孫傳芳的後盾；派韓麟春率所部奉軍由京漢線南下援助吳佩孚；在包綏方麵，則派熱河湯玉麟部、察哈爾高維嶽部協助閻錫山的晉軍，防範馮玉祥的國民軍；由張學良負責警備北京、天津，吳俊升、張作相負責鞏固東三省的後方基地；張作霖本人則坐鎮京、津，策應各方。這個計劃的要旨，是將奉軍主力擺在後方，先讓吳佩孚、孫傳芳打頭陣，待吳、孫覆滅後，奉軍主力再出動與蔣介石、馮玉祥的北伐軍決戰，以擊破其疲憊之師。張作霖認為，照此計劃，“決戰之期，最多為一月，最後勝利自然歸我奉方，占取豫、陝、鄂、贛、蘇、皖、浙、閩易如反掌。今川、黔等省舊派將領正與我奉方接洽聯絡，屆時正可會同川、黔各省進而規複湘、粵，則統一中國亦易如反掌也。”
張作霖的如意算盤看上去打得不錯，可這一切都建立在他對奉係軍事力量的過分自信上。
1926年12月27日，張作霖再次在以“黃土鋪地”的隆重儀式迎接下進入北京。此次進京，張作霖是想從後台跑到前台，以“總統”或“大元帥”的名義“主政”。可楊宇霆認為，軍事上勝負未定，奉係在北京立足未穩，當“元首”的時機尚不成熟，勸張作霖不要過早行事，以免惹起各方的反感。張作霖認為此話有理，便暫時收起當“元首”的念頭。可他心猶不甘地對楊宇霆等人說：“我終究非幹他一下不可！”
張作霖還對顧維鈞內閣心存芥蒂，故進京後，想讓靳雲鵬出麵另組新閣。楊宇霆也不讚成，他覺得，目前奉係實際上已完全控製北京政權，不管誰組閣，都不能不為奉係服務，因此不必在形式上計較。如果都換上奉係的核心人物，反於國內外的觀瞻不利，激化矛盾。再說，顧維鈞雖為吳佩孚所推薦，然此時他也很識時務，正與奉係拉關係，甚至與張學良結成了盟兄弟，對奉係並無不利之處。楊宇霆這麽一分析，張作霖欣然放棄原議，僅將原內閣稍加改組。果如楊宇霆所說，改組後的顧維鈞內閣於1927年1月12日正式成立後，實際上成了專為奉係籌措軍餉和辦理外交事務的附屬機關，政府的決策大權完全操在張作霖的手中。為了便於張作霖獨攬大權，他在安國軍司令部裏另外成立了政治、財政、外交三個“討論會”，作為谘詢機構。梁士詒、曾毓雋被聘為政治討論會的正、副會長，曹汝霖、葉恭綽為財政討論會的正、副會長，孫寶琦、陸宗輿則當了外交討論會的正、副會長。
此外，為了爭取列強各國對奉係政權的支持，張作霖到北京的第四天，即1926年12月30日，便親自出馬到東交民巷拜訪各國公使，向列強表明其堅決反對“赤化”和尊重現存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態度。次日，各國公使也相約到順承王府回訪張作霖，以表示列強對奉係政權和張作霖本人的幕後作用的默認。
在北京初步站穩腳跟之後，張作霖即按照既定的計劃，以“討赤”為名，向南方進軍。他對吳佩孚一再拒絕奉、魯軍南下已不耐煩，決定不再理睬吳佩孚的反對。1927年2月8日，張作霖為進兵河南發表了一份通電，一方麵批評吳佩孚阻擋安國軍“討赤”，貽誤軍機；另一方麵宣示奉、魯軍進兵河南，反攻武漢的決心。
與此同時，張作霖的兩路軍隊也開始向河南進攻。一路由奉軍第三、四方麵軍的四個軍組成，在軍團長張學良和副軍團長韓麟春的指揮下，分別從北京、冀南一帶出發，沿京漢鐵路直撲鄭州，並於3月初進抵黃河北岸；另一路為直魯聯軍褚玉璞部第七方麵軍，由東向西，沿隴海路向開封推進。
奉軍進兵河南，使吳佩孚大為惱火。吳佩孚立即致電張作霖，要求他命令奉軍停止行動，並發牢騷說：“彰德進兵，未有一言見告。防軍繳械，官吏被驅，謂為合作所宜，真是鞭笞天下。”張作霖反唇相譏，指責吳佩孚“責人則明，責己則暗”。吳佩孚阻止無效，同時又嗅出了北伐軍內部已出現裂縫，便密令所部全力抵抗奉、魯軍對河南的入侵。他在2月15日的密電中說：“餘素主討赤，近悉蔣中正總司令正在清共，自可同情革命，另圖對策。而奉軍節節南進，假援助討赤為名，實則另有所用。汝等盡可迎擊。”當時，吳佩孚手下尚有近20萬兵力，雖說大多是殘兵敗將，但真打起來，仍可抵擋一陣。
豈料禍不單行，就在奉、魯軍進兵河南之時，馮玉祥所部國民軍也在陝西發起攻勢，其先頭部隊已進抵潼關，正由西向東進攻河南。吳佩孚兩麵受敵，支持不住，不得不宣布下野，逃離鄭州。2月22日，直魯軍褚玉璞部隊占領開封。3月17日，奉軍張學良部也渡過黃河，占領鄭州。隨後，奉軍又繼續南下，進抵上蔡、西平一線，直接與北伐軍唐生智部對陣。
當吳佩孚在奉、魯軍和國民軍的兩麵夾攻下麵臨徹底覆滅時，在東南一帶作戰的孫傳芳再一次被北伐軍打得大敗。3月下旬，北伐軍先後占領了上海、南京。孫傳芳被迫率殘部，連同南下增援的直魯軍，全部撤退到長江以北。
1927年3月底，北洋軍閥的三大派中，吳佩孚部已完全覆沒，孫傳芳部不但丟掉了所有的地盤，所部兵力亦消耗殆盡，實際上也一蹶不振，剩下的，就隻有張作霖的奉係了。
此時，張作霖的奉係通過對吳佩孚、孫傳芳地盤的接管，勢力範圍有了很大擴展，直、魯、豫三省，蘇、皖兩省北部，京、津地區，熱、察兩區和東北三省，均在奉張的控製之下。張作霖妄圖以此為基地，進而實現他的“安國”夢。
第十三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七）
過一過“元首”癮
對張作霖來說，南方國民革命軍與北方國民軍的聯合及其勢力的壯大，對奉軍剛占領、尚不穩定的半壁江山，威脅極大。更重要的是，此時雖已到了張作霖預想中的南北決戰時期，但在決戰中，奉係能否取勝，張作霖卻心中無數。因此，對南方革命軍究竟應采取何種對策，奉係內部出現了分歧。
以楊宇霆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南北妥協”，認為：如果南北雙方都能排斥共產主義，則南北妥協並非絕不可能。張作霖的法律顧問趙欣伯讚成楊宇霆的意見，他在年初的一次公開談話中說：“現在南北兩方並無感情之衝突，除共產主義而外，現在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隻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北方未嚐不可與之合作。即在蔣介石方麵，亦嚐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赤化，並謂近來對於共產運動抑製甚力，決不令其蔓延。查其語意，似亦願與北方合作。且就實際言之，南方欲以武力吞並北方各省，固絕對為不可能；即北方欲討滅南方，一時恐亦難辦到。”楊宇霆本人也曾對記者發表公開談話，強調說明實現南北妥協的條件：“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在楊宇霆等人看來，南北雙方誰也不可能吃掉誰，勢必走向妥協。
北伐戰爭的興起和發展，使1926年下半年的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北伐軍的衝擊下，北洋軍閥的幾個主要集團，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打擊。其中，直係吳佩孚所受打擊最重，孫傳芳次之。隻有張作霖為首的奉係軍閥集團，因地處北方，尚未與北伐軍直接對陣。
但是，整個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對奉張集團的衝擊也很大。在張作霖看來，1926年下半年的形勢劇變，既有憂也有喜。憂的是，“赤化”勢力迅速蔓延，且如此“囂張”，“反赤”勢力卻不堪一擊，一個個敗下陣來。喜的是，“反赤”勢力，如吳佩孚集團、孫傳芳集團既是他的同夥，又是他的競爭對手，他們已一個個被削弱。
正是在這種憂喜交加的複雜心情支配下，善於鑽營的張作霖，開始采取應變之策，企圖趨利避害。
9月7日，也就是吳佩孚兵敗，從漢口逃出的第二天，張作霖在奉天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討論奉係在當時形勢下的行動方針。會上，因看法不同，發生了爭論。張宗昌、褚玉璞等力主奉軍應“南下討赤”，首先以“援吳”的名義，乘吳佩孚之危，奪取京漢線與河南，然後反攻武漢，打退北伐軍的進攻。張作相、吳俊升等表示反對。他們主張在北方固守，以逸待勞，不要主動出擊。張作霖本人則傾向於第一種意見，讚成“南下討赤”。他認為這是一舉兩得之策，既可擴大奉係的地盤，又可阻北伐軍北上。會議遂按張作霖的旨意，作出了“南下討赤”的決定。
不料，吳佩孚對張作霖的心思洞若觀火。因此，當張作霖致電吳佩孚，告之奉軍將南下“援吳”時，吳佩孚雖已焦頭爛額，卻拒絕奉張南下的建議。他複電說，他還有十萬雄師，可獨立反攻武漢，無須勞駕奉軍，隻求張作霖能在餉械方麵予以接濟。此外，也許是為了不過分激怒張作霖，吳佩孚決定放棄他對北京政府的控製權。他對張作霖說，中央政治悉聽奉方全權主持。實際上，吳佩孚此時已無力顧及北京政府了，此舉不過是給張作霖送個順水人情罷了。
張作霖“假途滅虢”的把戲雖然沒有耍成，卻也並非毫無所得。既然吳佩孚明確表示不再管北京政府的事，張作霖也就不再客氣，立即采取行動，將北京政府的控製權全部收歸己有。
首先，張作霖迫使擔任北京衛戍司令的直係大將王懷慶下台，命奉係將領於珍取而代之。接著，又唆使奉魯軍以“索餉”為名，逼迫杜錫王圭內閣辭職，讓外交總長顧維鈞出麵組閣。然後，張作霖又命令奉魯軍奪取京漢路北段，占領原被吳佩孚控製的保定、大名。
在連連得手之後，10月11日，張作霖從奉天南下到了天津，住進蔡園。他此次離開奉天老巢，移住天津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就近控製北京政府，為自己從後台走向前台作準備；二是根據國內形勢的新變化，尋求新的對策。
此時，在國內政局演變過程中，又出現幾個新的動向。一是年初被迫出國的馮玉祥，已從蘇聯回來，東山再起，重新就任國民軍總司令。9月15日，他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北伐戰爭的聲勢因此更加浩大。二是繼吳佩孚兵敗兩湖、逃往河南之後，孫傳芳也敗於江西，所部主力幾被全殲，他本人在逃回南京後已有與奉魯軍合作之意。三是長期盤踞於山西的地方軍閥閻錫山，也因南方北伐深感受到威脅，也表示要同奉係聯合，抵抗北伐軍。
這就使張作霖產生了以奉係為主，聯合各派軍閥共同“反赤”的設想。這樣做，一來可以壯大“反赤”陣營的聲勢，更好地對付南方北伐軍；二來也可乘機抬高他本人和奉係集團的地位，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張作霖決定召開有奉、魯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並邀請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派代表參加，共商聯合“反赤”大計。
11月14日，會議在天津蔡園開幕。會上，張作霖一再聲稱，他本人並無野心，也不想當總統，隻是想把北洋各派團結起來，聯合孫、吳兩帥，共同“反赤”。與會者對共同“反赤”無異議，但對具體做法卻意見不一。張宗昌等人再一次提出，兵貴神速，應盡快派奉、魯軍南下，援助吳佩孚、孫傳芳兩帥，張作霖支持此議。但吳佩孚的代表遲雲鵬卻表示反對。他說，吳大帥命他赴津，不是來請援兵，隻是來請求張大帥接濟餉械的。孫傳芳的代表楊文愷也說，孫大帥的意思和吳大帥一樣。剃頭挑子一頭熱，會議陷入了僵局。
然而，此時孫傳芳突然親自來到天津，給會議帶來了轉機。
自從孫傳芳在1925年10月間發動浙奉戰爭，從奉係手中奪取了蘇、皖、滬的地盤之後，與張作霖一直處於敵對狀態。南方的北伐開始後，孫傳芳首當其衝。起初，他十分自信，認為憑著他的五省聯軍，抵擋北伐軍沒有問題。但吳佩孚一敗，兔死狐悲，孫傳芳的自信心便大打折扣。為預留後路，孫傳芳開始改變態度，決定同張作霖改善關係。大敵當前，張作霖深感北洋係團結的重要，也不念舊惡，對孫傳芳表示諒解。張作霖還主動派孫傳芳的舊日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向孫傳芳轉達他希望各派聯合，共同“反赤”之意。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孫傳芳也複電張作霖，說：“願追隨左右，共挽頹局。”張作霖接電後，進一步表態，勉勵孫傳芳說：“玉帥新挫，武漢已失。東南半壁，全賴我兄支柱，討赤素誌，貫徹始終。弟以大局為重，微嫌小隙，早赴東流。倘有所需，敢不黽勉。”孫傳芳見張作霖如此大度，趕緊派代表到濟南與張宗昌、張學良密談，同奉係簽訂了合作“意向書”。
不過，孫傳芳對張作霖仍存有戒心，擔心奉係會乘南下援助之機，將他的地盤占為己有。因此，他一方麵與張作霖重歸於好，一方麵也像吳佩孚一樣，拒絕奉、魯軍南下，隻求張作霖在餉械方麵予以支持。但孫傳芳錯誤估計了形勢。占領武漢後，北伐軍立即轉兵江西。不到一個月，就把孫傳芳在江西的主力擊潰。孫傳芳雖親自赴九江督師，也於事無補。江西一敗，孫傳芳雖然還占有江、浙、皖、滬等省區，但元氣已經大傷。北伐軍攻勢銳利，孫傳芳自知繼續獨立抵抗北伐軍已不可能，故不得不重新考慮借重外力的幫助。
江西戰役之初，孫傳芳一度寄希望於孫、吳、段三派的聯合。他曾邀請吳佩孚、段祺瑞派代表到南京，舉行三派秘密會議。不料，會議一開始，吳佩孚的代表熊炳奇就同段祺瑞的代表靳雲鵬互相攻訐，激烈爭吵起來。孫傳芳一看，吳、段積怨太深，實難撮合，便放棄原先結盟的打算，轉而決定投靠張作霖。尤其是江西戰場上失敗，使孫傳芳清楚地看到自己無實力與北伐軍抗爭，地盤早晚是別人的。與其把地盤丟給北伐軍，不如主動讓給奉、魯軍。既然如此，孫傳芳就不再為奉張謀奪地盤而憂心了。為能迅速和奉張協商共同對敵的辦法，孫傳芳決定親自北上，麵見張作霖。
1926年11月18日深夜，孫傳芳帶著兩名衛士，身著便服登上了由浦口北上的普通客車，抵天津車站後便直奔張作霖的行轅――蔡園。
此時，蔡園的軍事會議仍在進行之中，張作霖正在會上聽發言。忽然，一名衛兵進來向張作霖報告說：“大帥，門外有人求見！”說完，就把一張名片遞給張作霖。張作霖一看名片，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很高興地問：“當真是孫大帥嗎？他帶了多少人來？”衛士答道：“是孫大帥，隻帶來兩個人，都穿便衣。”聽完衛士的答複，張作霖“騰”地站起來，大聲說道：“有種！膽子不小！快請他進來，快請他進來！”
不一會，孫傳芳便走了進來。他一見到張作霖，首先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以愧疚的口氣說道：“對不起大帥！”張作霖則一邊點頭回禮，一邊微笑著說：“過去的事不要提了，督帥一路辛苦。”說完，便請孫傳芳坐下休息、敘談。
第二天，一度雄踞東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微服登門向張作霖乞降的消息便刊登在京、津各大報上，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在蔡園軍事會議上，孫傳芳表示“反赤”的力量必須聯合起來。他建議建立統一的軍事組織，並推舉張作霖為總司令。他的建議立即得到奉係將領的讚同，他們齊聲稱讚孫傳芳：“爽快！”張作霖也未料到孫傳芳如此主動，大喜過望。一番謙讓後，他說，此事還要致電吳佩孚、閻錫山，征求一下他們的意見。吳佩孚和閻錫山的反應卻很冷淡。
盡管如此，天津蔡園會議還是根據孫傳芳的建議，決定成立統一的軍事組織，並定名為“安國軍”。會議還決定，立即派張宗昌所部魯軍沿津浦線南下，援助孫傳芳，另派奉軍沿京漢線南下，援助吳佩孚。會後，魯軍即奉命出發，11月27日，先頭部隊開抵南京。
蔡園會議後，在奉天留守的楊宇霆奉命到天津。鑒於前一年奉軍南下因戰線太長，被動挨打的教訓，楊宇霆認為奉、魯分兩路南進過於冒險，勸張作霖重新考慮。張作霖遂命令已到南京的魯軍撤回浦口，布防於孫傳芳軍已經撤走的津浦路沿線，江南的軍事仍由孫軍負責。
安國軍的組織很快照原計劃成立。11月29日，經孫傳芳、張宗昌兩人帶頭“勸進”，以直、魯、豫、蘇、皖、贛、浙、閩、陝、晉、察、熱、綏、吉、黑十五省區共同通電推戴的形式，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
12月1日，張作霖在蔡園舉行了安國軍總司令的就職儀式。這一天，蔡園內外懸燈結彩，好不熱鬧。各方賓客紛紛前來，向張作霖表示祝賀。接著，張作霖身著大禮服，手戴白手套，站在香案前，開始祭天。香案上紅燭高照，擺滿瓜果梨桃各式供品，文武官員則分立在香案兩側，氣氛甚是肅穆。“安國軍”秘書長首先宣讀了《告天文》，其內容無非是向天神祈禱，希望天神保佑安國軍和十五省的百姓太太平平，萬事吉祥。然後，張作霖手捧斟滿了酒的金爵，準備跪下灑酒祀天。不料，忙中出錯，手中的金爵滑落，咣啷一聲跌落地下。在場的官員大驚。因為照迷信的說法，金爵落地，是一個不祥之兆。張作霖雖很尷尬，卻很鎮靜，接過重新斟滿酒的金爵後還說了一句解嘲的話：“上天別急，我張作霖有的是酒給諸位神靈喝。”此事傳到社會上後，很多人都說，看來奉張的壽命不長了。這雖是迷信之語，卻也反映了民眾內心的看法。
就職儀式結束後，張作霖便開始以安國軍總司令的身份發號施令。首先，他發表了一份宣言，聲稱：“吾人不愛國則已，若愛國非崇信聖道不可；吾人不愛身則已，若愛身非消滅赤化不可。”接著，任命孫傳芳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蘇、皖、贛、浙、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直、魯聯軍總司令，楊宇霆為安國軍總參議。
安國軍雖然成立，張作霖也當上了安國軍總司令。名稱倒確實好聽，但事實證明，張作霖和他的安國軍所幹的，並非安國之事，仍是禍國的勾當。
楊宇霆等人奉令擬定所謂的“討赤安國”之策。楊宇霆所獻計策是：仍由孫傳芳所部在長江一線與北伐軍作戰，張宗昌的魯軍暫不過江，隻在江北做孫傳芳的後盾；派韓麟春率所部奉軍由京漢線南下援助吳佩孚；在包綏方麵，則派熱河湯玉麟部、察哈爾高維嶽部協助閻錫山的晉軍，防範馮玉祥的國民軍；由張學良負責警備北京、天津，吳俊升、張作相負責鞏固東三省的後方基地；張作霖本人則坐鎮京、津，策應各方。這個計劃的要旨，是將奉軍主力擺在後方，先讓吳佩孚、孫傳芳打頭陣，待吳、孫覆滅後，奉軍主力再出動與蔣介石、馮玉祥的北伐軍決戰，以擊破其疲憊之師。張作霖認為，照此計劃，“決戰之期，最多為一月，最後勝利自然歸我奉方，占取豫、陝、鄂、贛、蘇、皖、浙、閩易如反掌。今川、黔等省舊派將領正與我奉方接洽聯絡，屆時正可會同川、黔各省進而規複湘、粵，則統一中國亦易如反掌也。”
張作霖的如意算盤看上去打得不錯，可這一切都建立在他對奉係軍事力量的過分自信上。
1926年12月27日，張作霖再次在以“黃土鋪地”的隆重儀式迎接下進入北京。此次進京，張作霖是想從後台跑到前台，以“總統”或“大元帥”的名義“主政”。可楊宇霆認為，軍事上勝負未定，奉係在北京立足未穩，當“元首”的時機尚不成熟，勸張作霖不要過早行事，以免惹起各方的反感。張作霖認為此話有理，便暫時收起當“元首”的念頭。可他心猶不甘地對楊宇霆等人說：“我終究非幹他一下不可！”
張作霖還對顧維鈞內閣心存芥蒂，故進京後，想讓靳雲鵬出麵另組新閣。楊宇霆也不讚成，他覺得，目前奉係實際上已完全控製北京政權，不管誰組閣，都不能不為奉係服務，因此不必在形式上計較。如果都換上奉係的核心人物，反於國內外的觀瞻不利，激化矛盾。再說，顧維鈞雖為吳佩孚所推薦，然此時他也很識時務，正與奉係拉關係，甚至與張學良結成了盟兄弟，對奉係並無不利之處。楊宇霆這麽一分析，張作霖欣然放棄原議，僅將原內閣稍加改組。果如楊宇霆所說，改組後的顧維鈞內閣於1927年1月12日正式成立後，實際上成了專為奉係籌措軍餉和辦理外交事務的附屬機關，政府的決策大權完全操在張作霖的手中。為了便於張作霖獨攬大權，他在安國軍司令部裏另外成立了政治、財政、外交三個“討論會”，作為谘詢機構。梁士詒、曾毓雋被聘為政治討論會的正、副會長，曹汝霖、葉恭綽為財政討論會的正、副會長，孫寶琦、陸宗輿則當了外交討論會的正、副會長。
此外，為了爭取列強各國對奉係政權的支持，張作霖到北京的第四天，即1926年12月30日，便親自出馬到東交民巷拜訪各國公使，向列強表明其堅決反對“赤化”和尊重現存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態度。次日，各國公使也相約到順承王府回訪張作霖，以表示列強對奉係政權和張作霖本人的幕後作用的默認。
在北京初步站穩腳跟之後，張作霖即按照既定的計劃，以“討赤”為名，向南方進軍。他對吳佩孚一再拒絕奉、魯軍南下已不耐煩，決定不再理睬吳佩孚的反對。1927年2月8日，張作霖為進兵河南發表了一份通電，一方麵批評吳佩孚阻擋安國軍“討赤”，貽誤軍機；另一方麵宣示奉、魯軍進兵河南，反攻武漢的決心。
與此同時，張作霖的兩路軍隊也開始向河南進攻。一路由奉軍第三、四方麵軍的四個軍組成，在軍團長張學良和副軍團長韓麟春的指揮下，分別從北京、冀南一帶出發，沿京漢鐵路直撲鄭州，並於3月初進抵黃河北岸；另一路為直魯聯軍褚玉璞部第七方麵軍，由東向西，沿隴海路向開封推進。
奉軍進兵河南，使吳佩孚大為惱火。吳佩孚立即致電張作霖，要求他命令奉軍停止行動，並發牢騷說：“彰德進兵，未有一言見告。防軍繳械，官吏被驅，謂為合作所宜，真是鞭笞天下。”張作霖反唇相譏，指責吳佩孚“責人則明，責己則暗”。吳佩孚阻止無效，同時又嗅出了北伐軍內部已出現裂縫，便密令所部全力抵抗奉、魯軍對河南的入侵。他在2月15日的密電中說：“餘素主討赤，近悉蔣中正總司令正在清共，自可同情革命，另圖對策。而奉軍節節南進，假援助討赤為名，實則另有所用。汝等盡可迎擊。”當時，吳佩孚手下尚有近20萬兵力，雖說大多是殘兵敗將，但真打起來，仍可抵擋一陣。
豈料禍不單行，就在奉、魯軍進兵河南之時，馮玉祥所部國民軍也在陝西發起攻勢，其先頭部隊已進抵潼關，正由西向東進攻河南。吳佩孚兩麵受敵，支持不住，不得不宣布下野，逃離鄭州。2月22日，直魯軍褚玉璞部隊占領開封。3月17日，奉軍張學良部也渡過黃河，占領鄭州。隨後，奉軍又繼續南下，進抵上蔡、西平一線，直接與北伐軍唐生智部對陣。
當吳佩孚在奉、魯軍和國民軍的兩麵夾攻下麵臨徹底覆滅時，在東南一帶作戰的孫傳芳再一次被北伐軍打得大敗。3月下旬，北伐軍先後占領了上海、南京。孫傳芳被迫率殘部，連同南下增援的直魯軍，全部撤退到長江以北。
1927年3月底，北洋軍閥的三大派中，吳佩孚部已完全覆沒，孫傳芳部不但丟掉了所有的地盤，所部兵力亦消耗殆盡，實際上也一蹶不振，剩下的，就隻有張作霖的奉係了。
此時，張作霖的奉係通過對吳佩孚、孫傳芳地盤的接管，勢力範圍有了很大擴展，直、魯、豫三省，蘇、皖兩省北部，京、津地區，熱、察兩區和東北三省，均在奉張的控製之下。張作霖妄圖以此為基地，進而實現他的“安國”夢。
第十三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七）
過一過“元首”癮
對張作霖來說，南方國民革命軍與北方國民軍的聯合及其勢力的壯大，對奉軍剛占領、尚不穩定的半壁江山，威脅極大。更重要的是，此時雖已到了張作霖預想中的南北決戰時期，但在決戰中，奉係能否取勝，張作霖卻心中無數。因此，對南方革命軍究竟應采取何種對策，奉係內部出現了分歧。
以楊宇霆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南北妥協”，認為：如果南北雙方都能排斥共產主義，則南北妥協並非絕不可能。張作霖的法律顧問趙欣伯讚成楊宇霆的意見，他在年初的一次公開談話中說：“現在南北兩方並無感情之衝突，除共產主義而外，現在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隻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北方未嚐不可與之合作。即在蔣介石方麵，亦嚐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赤化，並謂近來對於共產運動抑製甚力，決不令其蔓延。查其語意，似亦願與北方合作。且就實際言之，南方欲以武力吞並北方各省，固絕對為不可能；即北方欲討滅南方，一時恐亦難辦到。”楊宇霆本人也曾對記者發表公開談話，強調說明實現南北妥協的條件：“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在楊宇霆等人看來，南北雙方誰也不可能吃掉誰，勢必走向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