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二）
> 第62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9)
第62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9)
王永江多次力諫張作霖，盡可能不要卷入關內事務、以戰爭去擴張地盤。他說：“我們何必去參加內戰呢？我們修明內政，把東北治理好，富強起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用去打，他們自然就來投我們，地盤可以不擴自張，何必急在一時呢？”王永江知道楊宇霆是個主戰派，且對張作霖的影響很大，故又寫信給楊宇霆說：“現在潮流新起，日重文化。此後以中國人與中國人鬥，勝者不足榮，敗者不足辱，且適以騰笑別國，雖據全勝，亦不過取列強於一嗤，不足於稱豪於一時，反足以貽害國家而已。”懇切希望楊宇霆能影響張作霖改弦更張，“發展民治，縮小軍備，導中國裁兵統一之先聲，固三省長治久安之大計”。
但張作霖從未滿足於做一個“東北王”，不管王永江怎樣地苦口婆心，張作霖都不肯放棄對關內事務的卷入。有時候，為了撫慰一下王永江，尤其是在他處境困難需要王永江支持時，在表麵上他也會答應采納王永江的意見，但那純屬口是心非的敷衍之舉。一轉臉，他就會將自己的允諾拋到九霄雲外。這樣的把戲，在郭鬆齡倒戈事件發生前後，張作霖又耍弄了一次，結果導致王永江負氣以筆杆子倒戈。
“當郭鬆齡舉兵進軍奉天時，張作霖為了爭取王永江等一批奉天文官的支持，維護他岌岌可危的統治地位，曾明確許諾，今後一定要縮減軍隊，厲行節約，開發邊疆，整頓財政，實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三省經濟方麵來。王永江也一如既往繼續支持張作霖，出謀劃策，幫助他渡過了難關。郭鬆齡被擊敗後，張作霖也一度表現出誠心履行允諾”的姿態，讓王永江等人提出改革的方案。王永江以為張作霖真的接受了以前的教訓，便認真地提出：首先必須縮減軍事開支，將東三省兵工廠每年高達2300萬元的支出壓縮到它的十分之四，將奉軍正規軍現有的十幾個師縮減到三四個師。王永江還建議：由張作霖個人特支的每年高達1000萬元的費用，應全部取消。如果實現這樣的方案，奉天的財政狀況將大為好轉，但奉軍也將因此喪失入關發動進攻戰的能力，隻能在東三省進行防禦。這也正是王永江想達到的目的，正如他在該方案中所說：“從現在起，我們要拋棄那種過分依賴武器的舊觀念，必須努力維護東三省的安全並使工業複蘇，以此來設法改善連年戰爭所造成的貧困，此後不問與我們無關的中國其他地區的事務。”
軍隊本是包括張作霖在內的所有軍閥的命根子，是軍閥統治賴以存在的基礎，依靠軍隊向關內擴張，更是張作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宿願。因此，王永江苦心孤詣擬定的方案，再次被張作霖束之高閣。
發覺又一次受騙上當，王永江再也無法忍受了。1926年2月19日，即在奉軍重新占領山海關之後一個月，王永江以養病為名，離職回到金州老家。像郭鬆齡一樣，王永江想以此舉迫使張作霖改弦更張，隻是他所采取的方式與郭鬆齡不同。
王永江理財能力堪稱一絕，張作霖少不了這條臂膀。他派人到金州勸慰王永江，恭請王永江及早回任，但卻沒有對王永江提出的改革方案作任何表示。王永江見張作霖不肯回心轉意，心灰意懶，決定辭職。3月2日，他派自己的兒子到奉天麵見張作霖，轉交自己的“辭呈”。王永江在“辭呈”中首先回顧說：“竊永江從將軍治奉，將十年於茲矣。初本期舉實業、教育、吏治、交通、屯墾諸大端，逐漸發展，兼經營東蒙，以為利用厚生根本之圖。”接著，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張作霖一再挑起戰端，“知進不知退”，“輕內而重外，忽近而圖遠，將自投入荊棘之中，而納人民於水火之內也”。最後，他進一步談及辭職的原因，寫道：“今金融為軍事牽動，竟出常軌之外，而戰事又無時可息，則數年所期望之大改，必無所資以進行可知也。”在如此形勢之下，即使“永江在職，不過等於腦滿腸肥之一大官而已，無益於桑梓人民，並無裨於將軍也”。“如其進而違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門，倘將來時局變換，有可以實修內政之時，苟餘年未盡，尚可勉效馳驅，今非其時，務請開去本兼各職，另簡賢能。”
張作霖看到辭呈後，即複電挽留，但仍閉口不談王永江所提的批評。王永江見張作霖毫無悔改之意，又於3月5日給張作霖寫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辭職理由，並再次希望張作霖改弦更張。他寫道：“永江前請辭職，非畏時局之難，亦別無難言之隱。惟前鑒所謂實事：交通、屯墾、教育、吏治諸大端，皆非財政莫舉，而財政尤非金融穩固莫辦。今日關於軍事之繁費，皆不論有無，隨便向官銀號支取，是以金融紊濫，財政亦無從整理。”“若將軍能幡然變計，以兵足自衛為度，而將兵工廠縮小一半，改營生產事業，汰糧秣廠之冗費，去駢枝之機關，節用以養民，停發鈔票以救金融，均度支以興庶，永江雖竭駑鈍，死而後已，其又何辭！否則，永江不忍視將軍之投入荊棘，人民之陷於水火，惟有匿跡銷聲，不問世事而已。”可見，王永江並非真想辭職，如果張作霖采納他的意見，他是願意返任，為奉係效力的。
但是，王永江的要求是張作霖決不能答應的。他後來雖然又派張學良、吳俊升和東北官銀號總辦彭賢專程到金州勸駕，想給足王永江麵子，可王永江仍不願從命。
對張作霖來說，王永江的辭職無疑是一種不祥之兆。它表明，他和奉係集團的路已快走到盡頭了。就連王永江這樣的能人，都已感覺到技窮力竭，誰還能有什麽回天之術呢？
王永江辭職後，張作霖曾先後任命莫德惠和劉尚波代理奉天省長。他們的才能遠不及王永江，在財政上自然毫無建樹。張作霖一意孤行，繼續窮兵黷武，而東三省的財政狀況則繼續惡化，直至最後崩潰。
“反赤”是條死胡同
張作霖雖然為王永江的辭職而怏怏不快，可耳邊似乎也清靜了許多，仍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內戰之中。他的下一個目標，首先是要擊敗國民軍，至少要將國民軍從京、津地區趕走，然後重新控製北京政權。
張作霖自成為“東北王”以來，一直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他除了空談“救國、救民”外，從未正式宣布過政治主張。張作霖處事待人，隻以是否對自己和本集團有利為準則，如果要談什麽“主義”的話，他奉行的就是“封建主義”和“實用主義”。但是，隨著民主主義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逐漸深入人心，隨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張作霖漸漸感到，他和奉係集團提不出吸引人的“主義”和“思想”，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因此，他也開始談論起“主義”來，甚至異想天開地要補充“三民主義”，提出一個所謂的“四民主義”，即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後，再增加一個“民德主義”。可是，由於人們對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毫無興趣，他自己也並不重視，故所謂的“四民主義”根本兜售不出去。以後，張作霖自己不再提什麽新的“主義”了，但卻對三民主義妄加評論，肆意攻擊，尤其反對共產主義。他曾對一個日本記者說：“三民主義之範圍，極為廣泛。研究至於極點，或亦與共產主義相同，抑與共產主義相近，固不可知。惟若三民主義真以國利民福為宗旨，則予亦自讚成。若徒以國利民福為假麵具，而實質上仍行共產主義，則予輩固將竭力以聲討排斥也。”像其他封建軍閥一樣，張作霖利用一般百姓對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的不甚了解，將其統統歸結為“赤化”，並給所謂的“赤化”加上各種罪名，如“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等，借以恐嚇百姓，蠱惑人心。正是在“反赤”這一口號下，張作霖實現了與吳佩孚的聯合，發動了反對國民軍的戰爭，迫使國民軍不斷地收縮陣地，退到了京津地區。
張作霖大為振奮，1926年2月24日，又在奉天召開有高級將領與顧問參加的會議，確定派張學良等人率大批奉軍入關，並製定了進攻國民軍的新作戰計劃。
3月中旬，張學良所部奉軍和李景林、張宗昌所部直魯聯軍，開始在直隸及京津地區發動全麵進攻，並於3月下旬先後占領灤州、唐山、天津等地，國民軍又被迫退至北京郊外。
在此期間，仍占據北京的國民軍鹿鍾麟部，發現段祺瑞執政府的安福係政客企圖暗中勾結張作霖，與奉軍裏應外合，遂於4月9日派兵包圍臨時執政府。段祺瑞及安福係政客們被迫逃入東交民巷使館區。1924年秋上台的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國民軍全部撤離北京後，段祺瑞一度發表複職通電，並派人與張作霖、吳佩孚聯絡，尋求給予支持。不料，張作霖、吳佩孚都不屑一顧，段祺瑞自知無趣，隻好離京返回天津，再也不提複職一事。從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到5月13日顏惠慶內閣成立，其間一個多月，北京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
4月間，奉軍、直魯軍，還有由京漢路北上的吳佩孚直軍，繼續威逼國民軍。國民軍自知難敵張作霖、吳佩孚的聯合進攻，遂於4月15日完全放棄北京，撤退到北京西北的南口。隨後，直、奉兩派控製了北京城。
國民軍退出北京之後，直、奉兩派一方麵繼續調兵遣將，協攻南口，另一方麵則開始就如何處理北京政局進行協商。
不論是吳佩孚，還是張作霖，此時都想控製北京政府，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故在討論中，雙方因意見分歧，難免又要發生爭吵。
4月25日，代表直係的齊燮元、王懷慶和代表奉係的李景林、張宗昌、張學良，在北京舉行首次會商。會上，齊燮元將吳佩孚關於解決北京政局的三項意見提了出來：一是護憲，即繼續維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前的憲法，因為這一憲法是直係當時製定的。二是曹錕下野，以顏惠慶組織攝政內閣。直係深知曹錕因賄選總統名聲不佳，後又被馮玉祥的國民軍囚禁了一年多，無法重新執政，不得不割舍。但吳佩孚卻堅持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的顏內閣重新上台執政，以維護直係的麵子和利益。三是由王懷慶任京師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是直係的人，這一條的用意不言自明。
這三項意見，自然不合奉係心願，尤其是對護憲、顏內閣兩項，奉係更是不滿。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奉係就拚命攻擊過曹氏憲法和顏內閣，且當時顏內閣還發布過通緝張作霖的命令。不過考慮到兩派仍須團結對敵，奉係表示可以繼續協商。
兩派未達成一致，吳佩孚卻執意要按自己的意見辦。他一方麵大造輿論，申說“護憲”之必要，一方麵電促顏氏組閣，並要求張作霖支持顏氏內閣。張作霖為促直係加速進攻國民軍，不得不虛意敷衍。他一方麵致電吳佩孚，表示：“對於政治、法律問題，悉請吾兄主持，放手去辦。”另一方麵又提出“政治公開”的主張，實際上是在批評吳佩孚“一人包辦”的做法。張作霖還提出，他願同吳佩孚會晤，進行磋商。
吳佩孚見張作霖並未強烈反對，遂於5月中旬宣布顏惠慶內閣複職，在表麵上暫時結束了北京的無政府狀態。不過，由於得不到奉係的真心支持，顏內閣雖然上了台，實際上卻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張作霖對顏內閣的消極抵製，終於使吳佩孚認識到，北京政局的問題如得不到奉係支持，是很難解決的。因此，他決定響應張作霖的建議，親自出馬到北京與張作霖麵商。為了取悅於張作霖，吳佩孚免去了一貫主張聯馮反奉的直係大將靳雲鍔的職務，同時派代表赴天津，與張作霖的代表舉行預備性會談，為兩巨頭會晤作出具體安排。
6月7日，直、奉兩方的預備性會談在天津正式開始。會談中，奉方代表鄭謙、張景惠極力表示反對吳佩孚的護憲主張，並詳細申述了反對的理由，同時表示顏內閣可在形式上成立，但隻能作為一種過渡，成立後顏惠慶即須辭職，由海軍總長杜錫王圭代行國務總理“攝政”，以待將來正式解決。這表明，奉方雖在“護憲”問題上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但在顏內閣的問題上卻作了讓步，給吳佩孚留了一點麵子。會談期間，張作霖也已由奉天入關抵達天津，他在接見直方代表張其煌、張誌潭時，明確地告訴他們說：“我是民國十三年顏內閣的通緝犯，他在北京複職，又要我去北京，豈不等於我去自首嘛？”經張作霖這麽一點破，吳佩孚的代表明白了其中的奧妙，自然也就無話可說了。
7月11日，預備性會議終於達成三項臨時協定。該協定規定：直、奉雙方軍事合作到底，討馮結束後，直軍以全力圖粵，對付南方的北伐軍，奉軍必要時可出兵援助；對於護憲問題，雙方均不再提及，顏內閣成立後，即以杜錫王圭代行國務總理職，以待將來正式解決；另選新國會。
預備性會談結束後，張其煌帶著上述三項協定內容，到保定向吳佩孚匯報。他說，如堅持“護憲”和顏閣，必與奉方決裂，於大局不利，現決定顏內閣攝政過渡，已為直方保留了麵子，大可因勢乘便。吳佩孚聽後覺得有理，遂不再堅持原來的主張，對協定表示接受。
分歧的消除，為兩巨頭的會晤掃清了障礙。北京政府為歡迎張作霖、吳佩孚進京，在從北京東車站到張作霖的行營順承王府、從北京西車站到吳佩孚的行館王懷慶住宅的兩條路上，張燈結彩，鋪滿黃土，采取了迎接清朝皇帝的禮儀。6月26日，張作霖及其隨從以勝利者的姿態，從天津乘專列抵京，然後在北京政府官員的陪同下，分乘50輛汽車駛往順承王府。6月28日，吳佩孚也由保定乘專車到達北京，張作霖派張學良、張宗昌登車迎接。當天上午9時左右，張作霖又首先拜訪吳佩孚。吳佩孚一見到張作霖，就說：“以前不談，今後合作。”張作霖聽後也很高興，張口“吳二哥”，閉口“吳二哥”，叫得十分親熱。中午12時，吳佩孚到順承王府回訪張作霖，兩人還換了蘭譜，拜了把子，並合影留念。由於大部分問題都在預備性會談中得到解決，故兩巨頭會晤談話的時間並不長，兩次見麵加在一起，也不過半個小時左右。除說些客套話外，張作霖和吳佩孚再次重申了合作的“誠意”，並約定：關於內閣問題，暫時維持杜錫王圭內閣，俟軍事結束後再組正式內閣；關於軍事問題，繼續共同打擊國民軍。吳佩孚表示，他將獨立指揮所部進攻南口。張作霖則十分大方地表示，關內奉軍、直魯聯軍“悉聽吳二哥指揮，我的部隊就是你的部隊”。
兩巨頭會晤後的當天晚上，代理內閣總理杜錫王圭在中南海居仁堂設宴，為兩位大帥接風。宴會正進行時，突然聽到“咣”的一聲響，張、吳的隨從人員以為出了事，一下子緊張起來，紛紛拔出手槍。但定神後一查，原來是外交總長顧維鈞所戴的禮帽從衣架上掉下地發出的聲音，讓大家虛驚了一場。
中南海的宴會結束後，張作霖、吳佩孚均於當日夜離開北京，分別回到天津和保定。此後，按照約定，吳佩孚擔負起了攻打南口國民軍的指揮責任。
南口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隘口，北有居庸關和八達嶺為天然屏障，易守難攻。國民軍雖退至南口，實力並未受到大的損失，加之憑險據守，直奉兩軍的進攻頗不順利。
南口之役實際上從4月下旬即已開始。4月22日，吳佩孚即電令李景林、張宗昌、張學良、靳雲鄂等，迅飭各部並力向南口進攻。但是，由於直係將領靳雲鄂的消極和奉軍的袖手旁觀，南口之役進展不大。5月底，吳佩孚下令解除靳雲鄂的職務。6月初，又在保定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直係分三路進攻南口，另請奉軍進攻多倫，直魯軍協攻南口。
兩巨頭在北京會晤之後，吳佩孚進一步加強了對南口國民軍的攻勢。但是，由於7月初南方國民革命軍已經開始北伐，吳佩孚不得不抽調一部分直軍南援，加之進攻南口的直軍田維勤部兩個團投降國民軍，致使直軍兵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吳佩孚不能不讓直魯軍和奉軍擔任進攻南口國民軍的主力。8月1日，為迅速解決南口之敵，吳佩孚又親自上前線督戰，指揮各軍向國民軍發起總攻擊。經過數天激烈戰鬥，8月8日，奉軍胡毓坤部攻占了居庸關。8月9日，奉軍和直軍、直魯軍的其他部隊，也分別攻占營子城、偏坡峪、鐵盧溝、毛司台、落馬坡等要隘，這樣，南口已陷於三麵包圍之中，國民軍雖竭盡全力抵抗，仍難以阻擋敵軍進攻，不得不於8月13日開始有步驟地退卻。根據國民軍總部的退卻令，宋哲元、鹿鍾麟、石友三、韓複榘所屬各部，均先後自多倫、南口等地退往綏遠。8月14日，奉軍於珍部進占南口，南口之役基本結束。
然而，就在吳佩孚指揮直、奉軍攻下南口前後，南方的北伐軍也占領了湖南。吳佩孚來不及休整，便不得不將進攻南口的直軍迅速撤往河南、湖北，以抵擋北伐軍的進攻。這樣一來，南口之役的勝利成果，便全為奉係所得。張作霖高興異常，立即通電報捷，大肆宣揚奉係的勝利。接著，張作霖又論功行賞，命褚玉璞為直隸督辦，湯玉麟和高維嶽分任熱河、察哈爾都統。原直隸督辦李景林這次雖然也出了力，但因他曾助郭鬆齡倒戈，反被張作霖罷免了所有職務。李景林痛哭流涕之後，深知自己已不為張作霖所容，隻好離去，從此“以劍術遨遊四方”，度其餘生。
經過這次反對國民軍的戰爭，張作霖不但奪回了熱、察、直三省區和京津地區，而且重新控製了北京政府，開始了他對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在獨占華北之後，張作霖又祭起“反赤”大旗，對進步人士極盡摧殘、壓迫之能事。擔任《京報》主筆兼上海《申報》駐京記者的邵飄萍，因為經常發表揭露各派軍閥罪惡的文章，被張作霖控製的警察廳加以“宣傳赤化”的罪名，逮捕處死。此後不久，《社會日報》社社長林白水也因得罪了奉係軍閥，而慘遭殺害。當時不少人認為，自民國以來，北京的新聞界雖然經常受到曆屆反動軍閥政府的壓迫，但新聞記者被公開槍斃，這還是第一次，可見奉張對進步人士鎮壓之嚴厲。此外，奉軍集團還經常以反對“赤化”為名，對北京各大學進行搜查，對所謂犯有“赤化”嫌疑的進步師生公開進行通緝，整個北京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奉張的倒行逆施反而更激起進步人士和人民群眾的憤恨，同情和支持革命黨。當時在北京的共產黨人李大釗說：“從此以後，一般民眾知道赤化就是‘不擾民、真愛民’，反赤就是燒、殺、奸、擄、軍用票，所以，他們日思赤之再來，並深知惟赤可以使他們自救。”
“安國軍”不安國
就在張作霖苦心經營，為重新奪取華北地盤對國民軍大打出手之時，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正式開始，它標誌著一個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興起。
但張作霖從未滿足於做一個“東北王”，不管王永江怎樣地苦口婆心，張作霖都不肯放棄對關內事務的卷入。有時候，為了撫慰一下王永江，尤其是在他處境困難需要王永江支持時，在表麵上他也會答應采納王永江的意見，但那純屬口是心非的敷衍之舉。一轉臉，他就會將自己的允諾拋到九霄雲外。這樣的把戲，在郭鬆齡倒戈事件發生前後，張作霖又耍弄了一次，結果導致王永江負氣以筆杆子倒戈。
“當郭鬆齡舉兵進軍奉天時，張作霖為了爭取王永江等一批奉天文官的支持，維護他岌岌可危的統治地位，曾明確許諾，今後一定要縮減軍隊，厲行節約，開發邊疆，整頓財政，實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三省經濟方麵來。王永江也一如既往繼續支持張作霖，出謀劃策，幫助他渡過了難關。郭鬆齡被擊敗後，張作霖也一度表現出誠心履行允諾”的姿態，讓王永江等人提出改革的方案。王永江以為張作霖真的接受了以前的教訓，便認真地提出：首先必須縮減軍事開支，將東三省兵工廠每年高達2300萬元的支出壓縮到它的十分之四，將奉軍正規軍現有的十幾個師縮減到三四個師。王永江還建議：由張作霖個人特支的每年高達1000萬元的費用，應全部取消。如果實現這樣的方案，奉天的財政狀況將大為好轉，但奉軍也將因此喪失入關發動進攻戰的能力，隻能在東三省進行防禦。這也正是王永江想達到的目的，正如他在該方案中所說：“從現在起，我們要拋棄那種過分依賴武器的舊觀念，必須努力維護東三省的安全並使工業複蘇，以此來設法改善連年戰爭所造成的貧困，此後不問與我們無關的中國其他地區的事務。”
軍隊本是包括張作霖在內的所有軍閥的命根子，是軍閥統治賴以存在的基礎，依靠軍隊向關內擴張，更是張作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宿願。因此，王永江苦心孤詣擬定的方案，再次被張作霖束之高閣。
發覺又一次受騙上當，王永江再也無法忍受了。1926年2月19日，即在奉軍重新占領山海關之後一個月，王永江以養病為名，離職回到金州老家。像郭鬆齡一樣，王永江想以此舉迫使張作霖改弦更張，隻是他所采取的方式與郭鬆齡不同。
王永江理財能力堪稱一絕，張作霖少不了這條臂膀。他派人到金州勸慰王永江，恭請王永江及早回任，但卻沒有對王永江提出的改革方案作任何表示。王永江見張作霖不肯回心轉意，心灰意懶，決定辭職。3月2日，他派自己的兒子到奉天麵見張作霖，轉交自己的“辭呈”。王永江在“辭呈”中首先回顧說：“竊永江從將軍治奉，將十年於茲矣。初本期舉實業、教育、吏治、交通、屯墾諸大端，逐漸發展，兼經營東蒙，以為利用厚生根本之圖。”接著，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張作霖一再挑起戰端，“知進不知退”，“輕內而重外，忽近而圖遠，將自投入荊棘之中，而納人民於水火之內也”。最後，他進一步談及辭職的原因，寫道：“今金融為軍事牽動，竟出常軌之外，而戰事又無時可息，則數年所期望之大改，必無所資以進行可知也。”在如此形勢之下，即使“永江在職，不過等於腦滿腸肥之一大官而已，無益於桑梓人民，並無裨於將軍也”。“如其進而違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門，倘將來時局變換，有可以實修內政之時，苟餘年未盡，尚可勉效馳驅，今非其時，務請開去本兼各職，另簡賢能。”
張作霖看到辭呈後，即複電挽留，但仍閉口不談王永江所提的批評。王永江見張作霖毫無悔改之意，又於3月5日給張作霖寫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辭職理由，並再次希望張作霖改弦更張。他寫道：“永江前請辭職，非畏時局之難，亦別無難言之隱。惟前鑒所謂實事：交通、屯墾、教育、吏治諸大端，皆非財政莫舉，而財政尤非金融穩固莫辦。今日關於軍事之繁費，皆不論有無，隨便向官銀號支取，是以金融紊濫，財政亦無從整理。”“若將軍能幡然變計，以兵足自衛為度，而將兵工廠縮小一半，改營生產事業，汰糧秣廠之冗費，去駢枝之機關，節用以養民，停發鈔票以救金融，均度支以興庶，永江雖竭駑鈍，死而後已，其又何辭！否則，永江不忍視將軍之投入荊棘，人民之陷於水火，惟有匿跡銷聲，不問世事而已。”可見，王永江並非真想辭職，如果張作霖采納他的意見，他是願意返任，為奉係效力的。
但是，王永江的要求是張作霖決不能答應的。他後來雖然又派張學良、吳俊升和東北官銀號總辦彭賢專程到金州勸駕，想給足王永江麵子，可王永江仍不願從命。
對張作霖來說，王永江的辭職無疑是一種不祥之兆。它表明，他和奉係集團的路已快走到盡頭了。就連王永江這樣的能人，都已感覺到技窮力竭，誰還能有什麽回天之術呢？
王永江辭職後，張作霖曾先後任命莫德惠和劉尚波代理奉天省長。他們的才能遠不及王永江，在財政上自然毫無建樹。張作霖一意孤行，繼續窮兵黷武，而東三省的財政狀況則繼續惡化，直至最後崩潰。
“反赤”是條死胡同
張作霖雖然為王永江的辭職而怏怏不快，可耳邊似乎也清靜了許多，仍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內戰之中。他的下一個目標，首先是要擊敗國民軍，至少要將國民軍從京、津地區趕走，然後重新控製北京政權。
張作霖自成為“東北王”以來，一直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他除了空談“救國、救民”外，從未正式宣布過政治主張。張作霖處事待人，隻以是否對自己和本集團有利為準則，如果要談什麽“主義”的話，他奉行的就是“封建主義”和“實用主義”。但是，隨著民主主義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逐漸深入人心，隨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張作霖漸漸感到，他和奉係集團提不出吸引人的“主義”和“思想”，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因此，他也開始談論起“主義”來，甚至異想天開地要補充“三民主義”，提出一個所謂的“四民主義”，即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後，再增加一個“民德主義”。可是，由於人們對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毫無興趣，他自己也並不重視，故所謂的“四民主義”根本兜售不出去。以後，張作霖自己不再提什麽新的“主義”了，但卻對三民主義妄加評論，肆意攻擊，尤其反對共產主義。他曾對一個日本記者說：“三民主義之範圍，極為廣泛。研究至於極點，或亦與共產主義相同，抑與共產主義相近，固不可知。惟若三民主義真以國利民福為宗旨，則予亦自讚成。若徒以國利民福為假麵具，而實質上仍行共產主義，則予輩固將竭力以聲討排斥也。”像其他封建軍閥一樣，張作霖利用一般百姓對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的不甚了解，將其統統歸結為“赤化”，並給所謂的“赤化”加上各種罪名，如“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等，借以恐嚇百姓，蠱惑人心。正是在“反赤”這一口號下，張作霖實現了與吳佩孚的聯合，發動了反對國民軍的戰爭，迫使國民軍不斷地收縮陣地，退到了京津地區。
張作霖大為振奮，1926年2月24日，又在奉天召開有高級將領與顧問參加的會議，確定派張學良等人率大批奉軍入關，並製定了進攻國民軍的新作戰計劃。
3月中旬，張學良所部奉軍和李景林、張宗昌所部直魯聯軍，開始在直隸及京津地區發動全麵進攻，並於3月下旬先後占領灤州、唐山、天津等地，國民軍又被迫退至北京郊外。
在此期間，仍占據北京的國民軍鹿鍾麟部，發現段祺瑞執政府的安福係政客企圖暗中勾結張作霖，與奉軍裏應外合，遂於4月9日派兵包圍臨時執政府。段祺瑞及安福係政客們被迫逃入東交民巷使館區。1924年秋上台的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國民軍全部撤離北京後，段祺瑞一度發表複職通電，並派人與張作霖、吳佩孚聯絡，尋求給予支持。不料，張作霖、吳佩孚都不屑一顧，段祺瑞自知無趣，隻好離京返回天津，再也不提複職一事。從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到5月13日顏惠慶內閣成立，其間一個多月，北京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
4月間，奉軍、直魯軍，還有由京漢路北上的吳佩孚直軍，繼續威逼國民軍。國民軍自知難敵張作霖、吳佩孚的聯合進攻，遂於4月15日完全放棄北京，撤退到北京西北的南口。隨後，直、奉兩派控製了北京城。
國民軍退出北京之後，直、奉兩派一方麵繼續調兵遣將，協攻南口，另一方麵則開始就如何處理北京政局進行協商。
不論是吳佩孚，還是張作霖，此時都想控製北京政府，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故在討論中，雙方因意見分歧，難免又要發生爭吵。
4月25日，代表直係的齊燮元、王懷慶和代表奉係的李景林、張宗昌、張學良，在北京舉行首次會商。會上，齊燮元將吳佩孚關於解決北京政局的三項意見提了出來：一是護憲，即繼續維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前的憲法，因為這一憲法是直係當時製定的。二是曹錕下野，以顏惠慶組織攝政內閣。直係深知曹錕因賄選總統名聲不佳，後又被馮玉祥的國民軍囚禁了一年多，無法重新執政，不得不割舍。但吳佩孚卻堅持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的顏內閣重新上台執政，以維護直係的麵子和利益。三是由王懷慶任京師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是直係的人，這一條的用意不言自明。
這三項意見，自然不合奉係心願，尤其是對護憲、顏內閣兩項，奉係更是不滿。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奉係就拚命攻擊過曹氏憲法和顏內閣，且當時顏內閣還發布過通緝張作霖的命令。不過考慮到兩派仍須團結對敵，奉係表示可以繼續協商。
兩派未達成一致，吳佩孚卻執意要按自己的意見辦。他一方麵大造輿論，申說“護憲”之必要，一方麵電促顏氏組閣，並要求張作霖支持顏氏內閣。張作霖為促直係加速進攻國民軍，不得不虛意敷衍。他一方麵致電吳佩孚，表示：“對於政治、法律問題，悉請吾兄主持，放手去辦。”另一方麵又提出“政治公開”的主張，實際上是在批評吳佩孚“一人包辦”的做法。張作霖還提出，他願同吳佩孚會晤，進行磋商。
吳佩孚見張作霖並未強烈反對，遂於5月中旬宣布顏惠慶內閣複職，在表麵上暫時結束了北京的無政府狀態。不過，由於得不到奉係的真心支持，顏內閣雖然上了台，實際上卻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張作霖對顏內閣的消極抵製，終於使吳佩孚認識到，北京政局的問題如得不到奉係支持，是很難解決的。因此，他決定響應張作霖的建議，親自出馬到北京與張作霖麵商。為了取悅於張作霖，吳佩孚免去了一貫主張聯馮反奉的直係大將靳雲鍔的職務，同時派代表赴天津，與張作霖的代表舉行預備性會談，為兩巨頭會晤作出具體安排。
6月7日，直、奉兩方的預備性會談在天津正式開始。會談中，奉方代表鄭謙、張景惠極力表示反對吳佩孚的護憲主張，並詳細申述了反對的理由，同時表示顏內閣可在形式上成立，但隻能作為一種過渡，成立後顏惠慶即須辭職，由海軍總長杜錫王圭代行國務總理“攝政”，以待將來正式解決。這表明，奉方雖在“護憲”問題上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但在顏內閣的問題上卻作了讓步，給吳佩孚留了一點麵子。會談期間，張作霖也已由奉天入關抵達天津，他在接見直方代表張其煌、張誌潭時，明確地告訴他們說：“我是民國十三年顏內閣的通緝犯，他在北京複職，又要我去北京，豈不等於我去自首嘛？”經張作霖這麽一點破，吳佩孚的代表明白了其中的奧妙，自然也就無話可說了。
7月11日，預備性會議終於達成三項臨時協定。該協定規定：直、奉雙方軍事合作到底，討馮結束後，直軍以全力圖粵，對付南方的北伐軍，奉軍必要時可出兵援助；對於護憲問題，雙方均不再提及，顏內閣成立後，即以杜錫王圭代行國務總理職，以待將來正式解決；另選新國會。
預備性會談結束後，張其煌帶著上述三項協定內容，到保定向吳佩孚匯報。他說，如堅持“護憲”和顏閣，必與奉方決裂，於大局不利，現決定顏內閣攝政過渡，已為直方保留了麵子，大可因勢乘便。吳佩孚聽後覺得有理，遂不再堅持原來的主張，對協定表示接受。
分歧的消除，為兩巨頭的會晤掃清了障礙。北京政府為歡迎張作霖、吳佩孚進京，在從北京東車站到張作霖的行營順承王府、從北京西車站到吳佩孚的行館王懷慶住宅的兩條路上，張燈結彩，鋪滿黃土，采取了迎接清朝皇帝的禮儀。6月26日，張作霖及其隨從以勝利者的姿態，從天津乘專列抵京，然後在北京政府官員的陪同下，分乘50輛汽車駛往順承王府。6月28日，吳佩孚也由保定乘專車到達北京，張作霖派張學良、張宗昌登車迎接。當天上午9時左右，張作霖又首先拜訪吳佩孚。吳佩孚一見到張作霖，就說：“以前不談，今後合作。”張作霖聽後也很高興，張口“吳二哥”，閉口“吳二哥”，叫得十分親熱。中午12時，吳佩孚到順承王府回訪張作霖，兩人還換了蘭譜，拜了把子，並合影留念。由於大部分問題都在預備性會談中得到解決，故兩巨頭會晤談話的時間並不長，兩次見麵加在一起，也不過半個小時左右。除說些客套話外，張作霖和吳佩孚再次重申了合作的“誠意”，並約定：關於內閣問題，暫時維持杜錫王圭內閣，俟軍事結束後再組正式內閣；關於軍事問題，繼續共同打擊國民軍。吳佩孚表示，他將獨立指揮所部進攻南口。張作霖則十分大方地表示，關內奉軍、直魯聯軍“悉聽吳二哥指揮，我的部隊就是你的部隊”。
兩巨頭會晤後的當天晚上，代理內閣總理杜錫王圭在中南海居仁堂設宴，為兩位大帥接風。宴會正進行時，突然聽到“咣”的一聲響，張、吳的隨從人員以為出了事，一下子緊張起來，紛紛拔出手槍。但定神後一查，原來是外交總長顧維鈞所戴的禮帽從衣架上掉下地發出的聲音，讓大家虛驚了一場。
中南海的宴會結束後，張作霖、吳佩孚均於當日夜離開北京，分別回到天津和保定。此後，按照約定，吳佩孚擔負起了攻打南口國民軍的指揮責任。
南口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隘口，北有居庸關和八達嶺為天然屏障，易守難攻。國民軍雖退至南口，實力並未受到大的損失，加之憑險據守，直奉兩軍的進攻頗不順利。
南口之役實際上從4月下旬即已開始。4月22日，吳佩孚即電令李景林、張宗昌、張學良、靳雲鄂等，迅飭各部並力向南口進攻。但是，由於直係將領靳雲鄂的消極和奉軍的袖手旁觀，南口之役進展不大。5月底，吳佩孚下令解除靳雲鄂的職務。6月初，又在保定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直係分三路進攻南口，另請奉軍進攻多倫，直魯軍協攻南口。
兩巨頭在北京會晤之後，吳佩孚進一步加強了對南口國民軍的攻勢。但是，由於7月初南方國民革命軍已經開始北伐，吳佩孚不得不抽調一部分直軍南援，加之進攻南口的直軍田維勤部兩個團投降國民軍，致使直軍兵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吳佩孚不能不讓直魯軍和奉軍擔任進攻南口國民軍的主力。8月1日，為迅速解決南口之敵，吳佩孚又親自上前線督戰，指揮各軍向國民軍發起總攻擊。經過數天激烈戰鬥，8月8日，奉軍胡毓坤部攻占了居庸關。8月9日，奉軍和直軍、直魯軍的其他部隊，也分別攻占營子城、偏坡峪、鐵盧溝、毛司台、落馬坡等要隘，這樣，南口已陷於三麵包圍之中，國民軍雖竭盡全力抵抗，仍難以阻擋敵軍進攻，不得不於8月13日開始有步驟地退卻。根據國民軍總部的退卻令，宋哲元、鹿鍾麟、石友三、韓複榘所屬各部，均先後自多倫、南口等地退往綏遠。8月14日，奉軍於珍部進占南口，南口之役基本結束。
然而，就在吳佩孚指揮直、奉軍攻下南口前後，南方的北伐軍也占領了湖南。吳佩孚來不及休整，便不得不將進攻南口的直軍迅速撤往河南、湖北，以抵擋北伐軍的進攻。這樣一來，南口之役的勝利成果，便全為奉係所得。張作霖高興異常，立即通電報捷，大肆宣揚奉係的勝利。接著，張作霖又論功行賞，命褚玉璞為直隸督辦，湯玉麟和高維嶽分任熱河、察哈爾都統。原直隸督辦李景林這次雖然也出了力，但因他曾助郭鬆齡倒戈，反被張作霖罷免了所有職務。李景林痛哭流涕之後，深知自己已不為張作霖所容，隻好離去，從此“以劍術遨遊四方”，度其餘生。
經過這次反對國民軍的戰爭，張作霖不但奪回了熱、察、直三省區和京津地區，而且重新控製了北京政府，開始了他對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在獨占華北之後，張作霖又祭起“反赤”大旗，對進步人士極盡摧殘、壓迫之能事。擔任《京報》主筆兼上海《申報》駐京記者的邵飄萍，因為經常發表揭露各派軍閥罪惡的文章，被張作霖控製的警察廳加以“宣傳赤化”的罪名，逮捕處死。此後不久，《社會日報》社社長林白水也因得罪了奉係軍閥，而慘遭殺害。當時不少人認為，自民國以來，北京的新聞界雖然經常受到曆屆反動軍閥政府的壓迫，但新聞記者被公開槍斃，這還是第一次，可見奉張對進步人士鎮壓之嚴厲。此外，奉軍集團還經常以反對“赤化”為名，對北京各大學進行搜查，對所謂犯有“赤化”嫌疑的進步師生公開進行通緝，整個北京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奉張的倒行逆施反而更激起進步人士和人民群眾的憤恨，同情和支持革命黨。當時在北京的共產黨人李大釗說：“從此以後，一般民眾知道赤化就是‘不擾民、真愛民’，反赤就是燒、殺、奸、擄、軍用票，所以，他們日思赤之再來，並深知惟赤可以使他們自救。”
“安國軍”不安國
就在張作霖苦心經營，為重新奪取華北地盤對國民軍大打出手之時，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正式開始，它標誌著一個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