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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7)
戰前直、皖雙方的兵力部署和態勢大致如下：西路，即在京漢鐵路京保段兩側，皖軍的總指揮是段芝貴，指揮邊防軍一師全部、邊防軍第三師第五混成旅、陸軍第十五師全部、第九師兩個營、第十三師輜重營，布陣於涿州、固安、淶水一線以北；直軍以吳佩孚為總指揮，指揮第三師和第二、三混成旅布防於易縣、淶水、涿州、固安一線以南。東路，即在京奉鐵路京津段沿線，皖軍以徐樹錚為總指揮，指揮西北軍第二混成旅、邊防軍第三師兩個團及第九師一部，列陣於落垡、廊坊一帶；直軍總指揮為曹錕之弟、薊榆鎮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钅英，率第四混成旅、第二補充旅、直隸守備隊等，駐守楊村，與皖軍對峙。
為打敗直係，皖係事先擬定的作戰計劃是：西路以主力部隊沿京漢鐵路南下，首先奪取保定，然後繼續向南進攻，與自湖北北上的吳光新部和由洛陽東進的西北軍一起，圍殲直軍主力；東路則沿京奉鐵路向東進攻，首先奪取天津，然後沿津浦路南下，與從濟南北上的邊防軍第二師圍殲直軍。直軍采取的對策則是：西路首先以主力堅守京漢路，然後伺機反攻，殲滅皖軍主力；東路則堅守於天津以北，打破皖軍進攻後，再進行反攻。
7月14日下午，段祺瑞正式頒發了總攻擊令。當日晚間，西路皖軍主力即開始向直係發動全線進攻，直、皖戰爭正式爆發。
這次戰爭的主要戰場在西路。由於皖軍攻勢凶猛，故最初兩天的形勢對直係不利。京漢鐵路沿線的皖軍一度突破直軍防線，占領了涿州和鬆林店，將直軍壓到了鬆林店以南的高碑店。在涿州以東的固安一帶，皖軍的攻勢亦很凶猛，直軍在吳佩孚的親自指揮下，拚死抵抗，雖然守住了固安，傷亡卻不小。
東路雖非直、皖兩軍的主力所在，戰鬥也很激烈。皖軍從7月15日夜開始向京奉線上楊村一帶的直軍進攻，一度迫使直軍退到僅距天津十幾裏路的北倉。
然而，從7月16日起，戰局開始發生變化。
這個變化首先發生在西路。據說，16日夜因為下大雨，皖軍所有的榴彈炮、開花炮均失去效用，而直軍又乘機發起反攻，加之此時奉軍在河南的一支部隊，即鄒芬所部第一師第一旅也趕到了前線，加入直軍陣營，故直軍士氣大增，反攻頻頻得手。當時，除從正麵反攻外，吳佩孚又調了兩支部隊分由鬆林店、三家店繞到了皖軍第十五師、第一師側後，對之包抄襲擊，切斷其退路。皖軍因腹背受敵而陣腳大亂，紛紛後退。直奉軍在追擊中，收複了鬆林店、涿州等城鎮。皖軍第十五師在退卻逃跑時，適值大雨後河水暴漲，士兵溺斃不少，該師師長不僅隨身所帶的數千元現款掉落在河中，而且差一點被淹死。該師第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第三十旅旅長齊寶善見大事已去，決定率所部歸順直軍。與此同時，直軍右翼蕭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和彭壽莘的第三補充旅也在反攻中得手，將皖係邊防軍第三師擊散，該師師長陳文運受傷後逃走。皖軍第十三師也受直係重創，其中一個營投降了直軍。
17日，西路直軍乘勝擴大戰果，與皖軍第一師大戰於涿州以北。由於皖軍第十五師已投降，第一師勢單力孤，被直軍包圍。經過幾小時激戰後，皖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範尚品陣亡、第二旅旅長程長發潛逃，全師的團、營、連長傷亡者亦很多。該師師長曲同豐見部隊戰鬥力已完全喪失，遂挑出白旗，當了直軍的俘虜。至此，西路皖軍全線潰敗，涿州以北完全為直軍占領。
西路皖軍三個師被殲後，總指揮段芝貴知大勢已去，當晚即從琉璃河搭車逃回北京。這個段芝貴，本是袁世凱的親信，曾擔任過東三省的最高統治者。他被張作霖設計逐走後，又受到段祺瑞的重用，實際上是無能之輩，此次奉命擔任皖軍西路總指揮時，即以火車車廂為司令部，所帶隨從辦事員百餘人，其中廚師就有20多個。車上除載有軍用品外，尚有煙槍、煙盤14副，荷蘭水數百打，麻雀牌七副。可見段芝貴隻知享樂，根本無心指揮作戰。在逃亡途中，段芝貴的專車又被直軍追趕，彈如雨下，車廂內的衛兵死傷了數十人，段芝貴因俯伏在車內，才得以幸免。車開到良鄉附近時，追擊的槍聲仍未停息，段芝貴不得已，隻好單身下車，另搭搖車逃回北京西站，其狼狽之狀，可想而知。
到18日直軍進駐琉璃河時，西路實際上已無戰事，隻待辦理善後了。
東路的戰鬥在16日以後也發生了變化。正當直、皖兩軍相持於北倉以西時，張作霖的奉軍工程兵開來相助，直軍頓時士氣大振，立即開始反攻。接著，由京奉線入關的奉軍第二十七、二十八師各一個旅也開抵天津附近，加入反皖作戰。直、奉兩軍並肩戰鬥，實力大增，皖軍再也抵擋不住了。17日，直軍重新占領楊村，並直下落垡和廊坊。皖軍被擊斃者甚眾，幸存的大半逃散。東路皖軍總指揮徐樹錚一看敗局已定，亦於當晚逃回北京，東路戰事也以皖敗直勝而告結束。
麵對皖軍全線潰敗，段祺瑞愧恨交加，不得不於7月18日請求徐世昌下令停戰。同日，徐世昌以大總統的名義，頒布了停戰令，要求各路將領迅飭前方各守防線，停止進攻，聽候命令解決。至此，曆時僅5天的直皖戰爭宣告結束。
7月19日，段祺瑞發表通電，自請罷免官職，廢除“定國軍”名義。他在電文中說：“頃奉主座巧日電諭：‘近日迭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不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令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製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初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廑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謬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瀝請自劾，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準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免職，並將曆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共諒寸衷。”段祺瑞的這份通電無疑是文過飾非，他不願公開承認皖係的失敗，但是，也不能不表示要對發動此次戰爭承擔責任。
奉係軍隊在直皖相持的關鍵時刻加入直方作戰，對直軍戰勝皖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今張作霖要同直係一起分享戰爭勝利的果實。當皖係潰敗時，奉軍不失時機地繳獲了皖軍的大批軍械、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邊防軍在北京南苑的12架飛機，也為奉軍所獲；徐樹錚在北京東直門裏的庫房及所貯存的軍用物資，也全為奉軍接收。戰後，張作霖將所獲的軍用品運往奉天時，曾裝車百輛，可見奉軍所得確實不少。
不過，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所得到的好處遠不止這些，更重要的還在於，他不但首次取得了北京政府至少一半的控製權，並且利用這種權力進一步擴張了地盤。
一場“征蒙”鬧劇
在直皖戰爭中慘遭失敗之後，皖係勢力受到了致命性的打擊，從此失去了控製北京政府的能力。作為總統的徐世昌曾以為，推倒了皖係這個“太上政府”以後，他可以放開手腳“主政”了。他沒有想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皖係雖被打倒，直、奉兩係卻取而代之，成了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得不到直、奉兩派軍閥的認可，徐世昌還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
戰爭一結束，這種情況就在如何處理善後的問題上反映出來。
7月19日，即停戰之後的第二天，靳雲鵬、薑桂題、傅良佐、張懷芝等受徐世昌委派，帶著善後處理的四項條件到天津，與直、奉兩方磋商。其主要內容是：
一、懲辦徐樹錚；
二、解散邊防軍；
三、解散安福係及罷免曾毓雋、李思浩、朱深三總長；
四、解散安福係控製的國會。這四項條件不但得到了徐世昌的讚同，也為段祺瑞所認可。當時，直係首領曹錕和奉係頭目張作霖都還未到天津，靳雲鵬等人自然得不到任何答複。但從直係的另一頭麵人物、時任直隸省長曹銳的反應來看，直係對這些條件並不滿意，認為條件太低。果然，幾天後，吳佩孚給北京步軍統領王懷慶發來一份電報，要求嚴厲處置皖係和段祺瑞。電文寫道：“段氏竊柄，視元首為傀儡者三次矣。以國家為一家之私產，引狼入室，喪盡國權，為擁戴元首計，為保衛國家計，均非將奸黨殲除不可。”電文還明確提出了六項條件：
即
一、解散邊防軍，取消邊防督辦官製；
二、解散西北軍，取消西北籌邊使官製；
三、安置段祺瑞於湯山，交國民公決；
四、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審辦；
五、國會停會；
六、追繳安福係首領王揖唐及安福係議員證書，永褫公權。吳佩孚請王懷慶將上述六項要求轉呈徐大總統核辦。對這六條，直係的曹錕、陳光遠、王占元等均表示讚同，後來即作為保定方麵向北京政府提出的處理善後問題的正式條件。
顯然，直係提出的六條，比徐世昌的四條要嚴厲得多，特別是將矛頭直指段祺瑞本人。
不過，這六條也隻是直係一方提出的，事先並未同奉係張作霖磋商。而不論是大總統徐世昌，還是直係曹錕、吳佩孚所提的條件，在未得到張作霖的認可之前，仍是不作數的。正因為如此，靳雲鵬在天津碰壁之後，立即親自趕到奉天，征詢張作霖的意見。靳雲鵬同張作霖也是兒女親家，私交甚厚。他到奉天後一方麵轉述了徐世昌的四條，另一方麵替自己的恩師段祺瑞說情，希望張作霖給段祺瑞留點麵子，不要使段祺瑞太難堪。
張作霖與段祺瑞的關係一向不算差。以前，張作霖多次獲得過段祺瑞的支持，對段頗懷感激之情，這一次張作霖助直反皖，主要出於對徐樹錚和安福係的痛恨，故他始終把矛頭對準徐樹錚，從內心講，張作霖也確實不願過分為難段祺瑞。此外，張作霖還有一層考慮，即對段祺瑞采取寬容態度，也有利於他爭取皖係殘餘勢力，增加今後同直係抗衡的資本。因此，他對靳雲鵬的意見甚表讚同，並決定出麵為段祺瑞轉圜。7月21日，張作霖看到段祺瑞於19日發出的自劾乞和電報後，立即給段祺瑞複了一電，對其進行安慰。張作霖在複電中說：“引責各節，不忍卒讀”，“吾公一世令名，壞於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淚下如雨”。“作霖當躬率三軍，願為督辦掃除群小。至對於督辦，決不稍有侵犯。”7月23日，在聽了靳雲鵬的意見後，張作霖再一次致電段祺瑞說：“翼卿到奉，業已接洽。竊念此次興戎，譬如子弟相爭，無關長者，為父兄者盡可置之不問，任憑子弟自行設法了結。今日之事，無以異此。伏望我督辦切勿介懷，遇事仍襄助元首，維持大局，並救濟近畿一帶之生靈。作霖日內到津，即當約集曹使，聯絡各省，籌商善後一切事宜，以資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免節憂勞，為國珍懾，無任盼禱。”
為了貫徹自己的意誌，張作霖果然如電文所說，偕靳雲鵬於7月25日駛抵天津，並電約曹錕到津，進行所謂的善後磋商。在此以前，直、奉兩軍已陸續開到北京，並將皖係軍隊全部解除武裝，分別接收了南、北苑營房，控製了京畿地區各要地。7月29日，張作霖同曹錕、靳雲鵬及其他反皖各省的代表，在天津曹家花園舉行會議，正式會商善後辦法。吳佩孚當時還在長辛店，沒有出席，但派了張紹曾為全權代表參加。這次會議經過一番爭論，除徐世昌已經實行的措施，如懲辦徐樹錚及安福係分子，解散安福係，免段祺瑞參戰督辦職等等，又決定了五項辦法：
即一、國會自行解散，用新選舉法或舊選舉法另行召集第三次國會；
二、內閣問題，由靳雲鵬重新出來組閣，並擬定閣員名單；
三、取消上海和平會議，另行組織統一會議；
四、裁兵問題，用靳雲鵬之裁兵減餉計劃，略加修正，即日實行；
五、財政問題，清除舊債，節減軍費，實行開源節流。這些辦法大多采納了張作霖的意見，特別是由靳雲鵬重新組閣一事，直係本來是反對的，但由於張作霖的堅持，不得不作出妥協。
會後，張作霖與曹錕相約，8月4日同時進京，以便進一步與大總統徐世昌麵商解決時局問題。這一天，北京車站搭起了歡迎牌樓，沿途街道也打掃一新，軍警林立，戒備森嚴。張作霖在北京車站下車後，以勝利者的姿態騎上了一匹高頭大馬入城，前麵由300名儀仗隊打著“東三省巡閱使”的大旗引路，兩邊由步伐整齊的機關槍隊和騎兵馬隊護衛，可謂威風八麵。
自從曹錕、張作霖進京以後，一切重大事情，如不再對段祺瑞進行嚴厲懲罰，由靳雲鵬重新組閣等等幾乎都由張作霖作主，曹錕基本上是惟張是從。當時的報紙對此也有反映。如著名的《申報》就在所刊登的《北京通信》中說：“溯自曹、張入京，所有重大事件，概由作霖主持，故張為自動，而曹則被動，已盡人皆知。”這種情況的出現有一定的原因。一則，奉係入關的軍隊已達7萬多，且都部署在京畿一帶，張作霖因此而成為舉世矚目、最有影響的實力派人物；二則張作霖為人機警，鬼點子也多，而曹錕正好相反，沒有多少主張，又缺乏決斷能力。在直係內部，曹錕多聽吳佩孚的，但吳佩孚當時官階較低，又受到張作霖和徐世昌的排斥，無法貫徹自己的主張。因此，在同張作霖打交道時，張作霖總是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迫曹錕就範。
不過，曹錕雖然比較軟弱、被動、但也不是傻瓜。特別是在涉及他和直係的權力、地盤問題上，曹錕也決不含糊。正因為如此，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將三省的軍政實權交給了他。對徐世昌、靳雲鵬的這一安排，曹錕還是滿意的。此外，張作霖雖然想奪權，但當時奉係的實力還有限，不可能將直係完全排斥，單獨控製北京政府。因此，通過協商，曹錕、張作霖與徐世昌等人達成了一個實際上由直、奉兩派分享北京政府控製權的秘密協議。
主要內容為：
一、以後國家大計，須先征求曹、張同意而後施行；
二、東三省以及直魯豫巡閱使範圍內，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張以方便，不能有所幹涉；
三、總統地位，由曹、張竭力維持；
四、靳雲鵬如有為難之處，曹、張予以援助；
五、各省如有不服從中央命令，曹、張有勸告之責，等等。
獲得這樣重要的權力，不僅曹錕基本上滿意，張作霖也很滿意。在此之前，張作霖雖然當上了“東北王”，但他畢竟還隻是個割據一隅的地方軍閥。如今，他一躍而成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之一，得意之情自不必說。
不過，直奉之間的這一分贓協議並沒有使兩派的矛盾真正得到解決，而北京政府控製權的部分獲得，也沒有填滿張作霖的胃口。很快，張作霖就開始為進一步擴張而努力，而直、奉兩派也因爭權奪利而展開了新的角逐。
曹錕、張作霖在北京住了整整一個月，9月4日，他倆分別離京，各回保定和奉天。返回奉天後，張作霖便開始籌劃如何利用對北京政府的部分控製權，把自己的地盤擴展到熱河、察哈爾、綏遠及外蒙去。
自打做了“東北王”之後，張作霖就在覬覦熱、察、綏和外蒙古，以實現自己的“大滿蒙主義”。然而，由於當時皖係，尤其是徐樹錚正在大力經營內外蒙，張作霖難與其爭鋒，如今，徐樹錚這塊絆腳石已被踢開，可以放手幹了。
當時，內蒙的熱、察、綏地區尚在北京政府的控製之下，隻是三區的軍事長官都不是奉係集團的人，可外蒙卻在沙俄的唆使下處在“獨立”狀態。1920年9月，張作霖借口平定外蒙動亂，要求北京政府以奉係幹將張景惠取代王廷楨出任察哈爾都統，奪得了察哈爾的控製權。此後，張作霖又以“征蒙”為由，大力擴充奉軍，爭取進一步控製熱河、綏遠。
對於張作霖的要求，北京政府雖然不敢不從，但也擔心引起直係的不滿，故不能不謹慎從事。張作霖也明白，他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必須與直係進行周旋。於是，1921年4月，張作霖約曹錕、靳雲鵬和兩湖巡閱使王占元到天津，召開了所謂的“四巨頭會議”，討論“征蒙”及其他問題。會上，直係頭目之一曹銳曾對靳雲鵬發難，埋怨靳雲鵬內閣不能公平對待直、奉兩派，而靳雲鵬也因此火冒三丈，要摜烏紗帽，攪得會議差一點不歡而散。後經張作霖、王占元從中調解，會議才勉強持續下去。通過這次會議，張作霖與曹錕坐地分贓，熱、察、綏三區控製權劃歸張作霖，作為交換，曹錕也為直係爭得陝西、甘肅兩省，擴大了直係的地盤。
“四巨頭會議”達成妥協之後，1921年5月25日，總統徐世昌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正式宣布：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揮官的任用，全由張作霖負責。幾天之後，徐世昌又發表總統令，特派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並規定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區的都統，均歸該經略使節製。接著，在“征蒙”的名義下，北京政府又先後撥給奉軍軍費500萬元，允許張作霖擴編四個旅的軍隊。總之，張作霖幾乎所有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
會後，張作霖“大張旗鼓”準備“征蒙”，然而雷聲大、雨點小，最後卻不了了之。而直係吳佩孚等人則在此期間策劃了一個驅逐兩湖巡閱使王占元的運動。
王占元本屬直係，但經常受曹、吳的排擠。為了同曹、吳對抗，王占元便向張作霖靠近，張作霖也很樂意結交這個內地實力派，故王、張關係日趨密切。然而如此一來，曹錕、吳佩孚認為王占元吃裏扒外，視其為背上芒刺，必欲拔之，特別是吳佩孚，早就想奪取王占元那兩湖巡閱使的寶座，隻是一時找不到口實。1921年6、7月間，王占元因長期拖欠所部軍餉，激起了部下兵變，而湖南軍隊又乘勢向王占元進攻，致使王占元陷入困境，這正好給了吳佩孚可乘之機。吳佩孚立即派所部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以“援鄂”為名進兵湖北。王占元一看來者不善，遂向張作霖求救。張作霖一麵對直係提出抗議，一麵聲稱要派兵援鄂。
然而，遠水終究救不了近火，在吳佩孚的逼迫之下，王占元不得不宣布“辭職”。隨後，北京政府便按直係的旨意，正式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任命蕭耀南為湖北省督軍。兩湖地盤從此被吳佩孚所控製。
張作霖未能阻止直係奪得兩湖地盤，便加快奪取熱河的步伐，以求得直、奉間的平衡。
為打敗直係，皖係事先擬定的作戰計劃是：西路以主力部隊沿京漢鐵路南下，首先奪取保定，然後繼續向南進攻，與自湖北北上的吳光新部和由洛陽東進的西北軍一起，圍殲直軍主力；東路則沿京奉鐵路向東進攻，首先奪取天津，然後沿津浦路南下，與從濟南北上的邊防軍第二師圍殲直軍。直軍采取的對策則是：西路首先以主力堅守京漢路，然後伺機反攻，殲滅皖軍主力；東路則堅守於天津以北，打破皖軍進攻後，再進行反攻。
7月14日下午，段祺瑞正式頒發了總攻擊令。當日晚間，西路皖軍主力即開始向直係發動全線進攻，直、皖戰爭正式爆發。
這次戰爭的主要戰場在西路。由於皖軍攻勢凶猛，故最初兩天的形勢對直係不利。京漢鐵路沿線的皖軍一度突破直軍防線，占領了涿州和鬆林店，將直軍壓到了鬆林店以南的高碑店。在涿州以東的固安一帶，皖軍的攻勢亦很凶猛，直軍在吳佩孚的親自指揮下，拚死抵抗，雖然守住了固安，傷亡卻不小。
東路雖非直、皖兩軍的主力所在，戰鬥也很激烈。皖軍從7月15日夜開始向京奉線上楊村一帶的直軍進攻，一度迫使直軍退到僅距天津十幾裏路的北倉。
然而，從7月16日起，戰局開始發生變化。
這個變化首先發生在西路。據說，16日夜因為下大雨，皖軍所有的榴彈炮、開花炮均失去效用，而直軍又乘機發起反攻，加之此時奉軍在河南的一支部隊，即鄒芬所部第一師第一旅也趕到了前線，加入直軍陣營，故直軍士氣大增，反攻頻頻得手。當時，除從正麵反攻外，吳佩孚又調了兩支部隊分由鬆林店、三家店繞到了皖軍第十五師、第一師側後，對之包抄襲擊，切斷其退路。皖軍因腹背受敵而陣腳大亂，紛紛後退。直奉軍在追擊中，收複了鬆林店、涿州等城鎮。皖軍第十五師在退卻逃跑時，適值大雨後河水暴漲，士兵溺斃不少，該師師長不僅隨身所帶的數千元現款掉落在河中，而且差一點被淹死。該師第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第三十旅旅長齊寶善見大事已去，決定率所部歸順直軍。與此同時，直軍右翼蕭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和彭壽莘的第三補充旅也在反攻中得手，將皖係邊防軍第三師擊散，該師師長陳文運受傷後逃走。皖軍第十三師也受直係重創，其中一個營投降了直軍。
17日，西路直軍乘勝擴大戰果，與皖軍第一師大戰於涿州以北。由於皖軍第十五師已投降，第一師勢單力孤，被直軍包圍。經過幾小時激戰後，皖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範尚品陣亡、第二旅旅長程長發潛逃，全師的團、營、連長傷亡者亦很多。該師師長曲同豐見部隊戰鬥力已完全喪失，遂挑出白旗，當了直軍的俘虜。至此，西路皖軍全線潰敗，涿州以北完全為直軍占領。
西路皖軍三個師被殲後，總指揮段芝貴知大勢已去，當晚即從琉璃河搭車逃回北京。這個段芝貴，本是袁世凱的親信，曾擔任過東三省的最高統治者。他被張作霖設計逐走後，又受到段祺瑞的重用，實際上是無能之輩，此次奉命擔任皖軍西路總指揮時，即以火車車廂為司令部，所帶隨從辦事員百餘人，其中廚師就有20多個。車上除載有軍用品外，尚有煙槍、煙盤14副，荷蘭水數百打，麻雀牌七副。可見段芝貴隻知享樂，根本無心指揮作戰。在逃亡途中，段芝貴的專車又被直軍追趕，彈如雨下，車廂內的衛兵死傷了數十人，段芝貴因俯伏在車內，才得以幸免。車開到良鄉附近時，追擊的槍聲仍未停息，段芝貴不得已，隻好單身下車，另搭搖車逃回北京西站，其狼狽之狀，可想而知。
到18日直軍進駐琉璃河時，西路實際上已無戰事，隻待辦理善後了。
東路的戰鬥在16日以後也發生了變化。正當直、皖兩軍相持於北倉以西時，張作霖的奉軍工程兵開來相助，直軍頓時士氣大振，立即開始反攻。接著，由京奉線入關的奉軍第二十七、二十八師各一個旅也開抵天津附近，加入反皖作戰。直、奉兩軍並肩戰鬥，實力大增，皖軍再也抵擋不住了。17日，直軍重新占領楊村，並直下落垡和廊坊。皖軍被擊斃者甚眾，幸存的大半逃散。東路皖軍總指揮徐樹錚一看敗局已定，亦於當晚逃回北京，東路戰事也以皖敗直勝而告結束。
麵對皖軍全線潰敗，段祺瑞愧恨交加，不得不於7月18日請求徐世昌下令停戰。同日，徐世昌以大總統的名義，頒布了停戰令，要求各路將領迅飭前方各守防線，停止進攻，聽候命令解決。至此，曆時僅5天的直皖戰爭宣告結束。
7月19日，段祺瑞發表通電，自請罷免官職，廢除“定國軍”名義。他在電文中說：“頃奉主座巧日電諭：‘近日迭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不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令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製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初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廑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謬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瀝請自劾，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準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免職，並將曆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共諒寸衷。”段祺瑞的這份通電無疑是文過飾非，他不願公開承認皖係的失敗，但是，也不能不表示要對發動此次戰爭承擔責任。
奉係軍隊在直皖相持的關鍵時刻加入直方作戰，對直軍戰勝皖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今張作霖要同直係一起分享戰爭勝利的果實。當皖係潰敗時，奉軍不失時機地繳獲了皖軍的大批軍械、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邊防軍在北京南苑的12架飛機，也為奉軍所獲；徐樹錚在北京東直門裏的庫房及所貯存的軍用物資，也全為奉軍接收。戰後，張作霖將所獲的軍用品運往奉天時，曾裝車百輛，可見奉軍所得確實不少。
不過，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所得到的好處遠不止這些，更重要的還在於，他不但首次取得了北京政府至少一半的控製權，並且利用這種權力進一步擴張了地盤。
一場“征蒙”鬧劇
在直皖戰爭中慘遭失敗之後，皖係勢力受到了致命性的打擊，從此失去了控製北京政府的能力。作為總統的徐世昌曾以為，推倒了皖係這個“太上政府”以後，他可以放開手腳“主政”了。他沒有想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皖係雖被打倒，直、奉兩係卻取而代之，成了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得不到直、奉兩派軍閥的認可，徐世昌還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
戰爭一結束，這種情況就在如何處理善後的問題上反映出來。
7月19日，即停戰之後的第二天，靳雲鵬、薑桂題、傅良佐、張懷芝等受徐世昌委派，帶著善後處理的四項條件到天津，與直、奉兩方磋商。其主要內容是：
一、懲辦徐樹錚；
二、解散邊防軍；
三、解散安福係及罷免曾毓雋、李思浩、朱深三總長；
四、解散安福係控製的國會。這四項條件不但得到了徐世昌的讚同，也為段祺瑞所認可。當時，直係首領曹錕和奉係頭目張作霖都還未到天津，靳雲鵬等人自然得不到任何答複。但從直係的另一頭麵人物、時任直隸省長曹銳的反應來看，直係對這些條件並不滿意，認為條件太低。果然，幾天後，吳佩孚給北京步軍統領王懷慶發來一份電報，要求嚴厲處置皖係和段祺瑞。電文寫道：“段氏竊柄，視元首為傀儡者三次矣。以國家為一家之私產，引狼入室，喪盡國權，為擁戴元首計，為保衛國家計，均非將奸黨殲除不可。”電文還明確提出了六項條件：
即
一、解散邊防軍，取消邊防督辦官製；
二、解散西北軍，取消西北籌邊使官製；
三、安置段祺瑞於湯山，交國民公決；
四、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審辦；
五、國會停會；
六、追繳安福係首領王揖唐及安福係議員證書，永褫公權。吳佩孚請王懷慶將上述六項要求轉呈徐大總統核辦。對這六條，直係的曹錕、陳光遠、王占元等均表示讚同，後來即作為保定方麵向北京政府提出的處理善後問題的正式條件。
顯然，直係提出的六條，比徐世昌的四條要嚴厲得多，特別是將矛頭直指段祺瑞本人。
不過，這六條也隻是直係一方提出的，事先並未同奉係張作霖磋商。而不論是大總統徐世昌，還是直係曹錕、吳佩孚所提的條件，在未得到張作霖的認可之前，仍是不作數的。正因為如此，靳雲鵬在天津碰壁之後，立即親自趕到奉天，征詢張作霖的意見。靳雲鵬同張作霖也是兒女親家，私交甚厚。他到奉天後一方麵轉述了徐世昌的四條，另一方麵替自己的恩師段祺瑞說情，希望張作霖給段祺瑞留點麵子，不要使段祺瑞太難堪。
張作霖與段祺瑞的關係一向不算差。以前，張作霖多次獲得過段祺瑞的支持，對段頗懷感激之情，這一次張作霖助直反皖，主要出於對徐樹錚和安福係的痛恨，故他始終把矛頭對準徐樹錚，從內心講，張作霖也確實不願過分為難段祺瑞。此外，張作霖還有一層考慮，即對段祺瑞采取寬容態度，也有利於他爭取皖係殘餘勢力，增加今後同直係抗衡的資本。因此，他對靳雲鵬的意見甚表讚同，並決定出麵為段祺瑞轉圜。7月21日，張作霖看到段祺瑞於19日發出的自劾乞和電報後，立即給段祺瑞複了一電，對其進行安慰。張作霖在複電中說：“引責各節，不忍卒讀”，“吾公一世令名，壞於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淚下如雨”。“作霖當躬率三軍，願為督辦掃除群小。至對於督辦，決不稍有侵犯。”7月23日，在聽了靳雲鵬的意見後，張作霖再一次致電段祺瑞說：“翼卿到奉，業已接洽。竊念此次興戎，譬如子弟相爭，無關長者，為父兄者盡可置之不問，任憑子弟自行設法了結。今日之事，無以異此。伏望我督辦切勿介懷，遇事仍襄助元首，維持大局，並救濟近畿一帶之生靈。作霖日內到津，即當約集曹使，聯絡各省，籌商善後一切事宜，以資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免節憂勞，為國珍懾，無任盼禱。”
為了貫徹自己的意誌，張作霖果然如電文所說，偕靳雲鵬於7月25日駛抵天津，並電約曹錕到津，進行所謂的善後磋商。在此以前，直、奉兩軍已陸續開到北京，並將皖係軍隊全部解除武裝，分別接收了南、北苑營房，控製了京畿地區各要地。7月29日，張作霖同曹錕、靳雲鵬及其他反皖各省的代表，在天津曹家花園舉行會議，正式會商善後辦法。吳佩孚當時還在長辛店，沒有出席，但派了張紹曾為全權代表參加。這次會議經過一番爭論，除徐世昌已經實行的措施，如懲辦徐樹錚及安福係分子，解散安福係，免段祺瑞參戰督辦職等等，又決定了五項辦法：
即一、國會自行解散，用新選舉法或舊選舉法另行召集第三次國會；
二、內閣問題，由靳雲鵬重新出來組閣，並擬定閣員名單；
三、取消上海和平會議，另行組織統一會議；
四、裁兵問題，用靳雲鵬之裁兵減餉計劃，略加修正，即日實行；
五、財政問題，清除舊債，節減軍費，實行開源節流。這些辦法大多采納了張作霖的意見，特別是由靳雲鵬重新組閣一事，直係本來是反對的，但由於張作霖的堅持，不得不作出妥協。
會後，張作霖與曹錕相約，8月4日同時進京，以便進一步與大總統徐世昌麵商解決時局問題。這一天，北京車站搭起了歡迎牌樓，沿途街道也打掃一新，軍警林立，戒備森嚴。張作霖在北京車站下車後，以勝利者的姿態騎上了一匹高頭大馬入城，前麵由300名儀仗隊打著“東三省巡閱使”的大旗引路，兩邊由步伐整齊的機關槍隊和騎兵馬隊護衛，可謂威風八麵。
自從曹錕、張作霖進京以後，一切重大事情，如不再對段祺瑞進行嚴厲懲罰，由靳雲鵬重新組閣等等幾乎都由張作霖作主，曹錕基本上是惟張是從。當時的報紙對此也有反映。如著名的《申報》就在所刊登的《北京通信》中說：“溯自曹、張入京，所有重大事件，概由作霖主持，故張為自動，而曹則被動，已盡人皆知。”這種情況的出現有一定的原因。一則，奉係入關的軍隊已達7萬多，且都部署在京畿一帶，張作霖因此而成為舉世矚目、最有影響的實力派人物；二則張作霖為人機警，鬼點子也多，而曹錕正好相反，沒有多少主張，又缺乏決斷能力。在直係內部，曹錕多聽吳佩孚的，但吳佩孚當時官階較低，又受到張作霖和徐世昌的排斥，無法貫徹自己的主張。因此，在同張作霖打交道時，張作霖總是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迫曹錕就範。
不過，曹錕雖然比較軟弱、被動、但也不是傻瓜。特別是在涉及他和直係的權力、地盤問題上，曹錕也決不含糊。正因為如此，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將三省的軍政實權交給了他。對徐世昌、靳雲鵬的這一安排，曹錕還是滿意的。此外，張作霖雖然想奪權，但當時奉係的實力還有限，不可能將直係完全排斥，單獨控製北京政府。因此，通過協商，曹錕、張作霖與徐世昌等人達成了一個實際上由直、奉兩派分享北京政府控製權的秘密協議。
主要內容為：
一、以後國家大計，須先征求曹、張同意而後施行；
二、東三省以及直魯豫巡閱使範圍內，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張以方便，不能有所幹涉；
三、總統地位，由曹、張竭力維持；
四、靳雲鵬如有為難之處，曹、張予以援助；
五、各省如有不服從中央命令，曹、張有勸告之責，等等。
獲得這樣重要的權力，不僅曹錕基本上滿意，張作霖也很滿意。在此之前，張作霖雖然當上了“東北王”，但他畢竟還隻是個割據一隅的地方軍閥。如今，他一躍而成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之一，得意之情自不必說。
不過，直奉之間的這一分贓協議並沒有使兩派的矛盾真正得到解決，而北京政府控製權的部分獲得，也沒有填滿張作霖的胃口。很快，張作霖就開始為進一步擴張而努力，而直、奉兩派也因爭權奪利而展開了新的角逐。
曹錕、張作霖在北京住了整整一個月，9月4日，他倆分別離京，各回保定和奉天。返回奉天後，張作霖便開始籌劃如何利用對北京政府的部分控製權，把自己的地盤擴展到熱河、察哈爾、綏遠及外蒙去。
自打做了“東北王”之後，張作霖就在覬覦熱、察、綏和外蒙古，以實現自己的“大滿蒙主義”。然而，由於當時皖係，尤其是徐樹錚正在大力經營內外蒙，張作霖難與其爭鋒，如今，徐樹錚這塊絆腳石已被踢開，可以放手幹了。
當時，內蒙的熱、察、綏地區尚在北京政府的控製之下，隻是三區的軍事長官都不是奉係集團的人，可外蒙卻在沙俄的唆使下處在“獨立”狀態。1920年9月，張作霖借口平定外蒙動亂，要求北京政府以奉係幹將張景惠取代王廷楨出任察哈爾都統，奪得了察哈爾的控製權。此後，張作霖又以“征蒙”為由，大力擴充奉軍，爭取進一步控製熱河、綏遠。
對於張作霖的要求，北京政府雖然不敢不從，但也擔心引起直係的不滿，故不能不謹慎從事。張作霖也明白，他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必須與直係進行周旋。於是，1921年4月，張作霖約曹錕、靳雲鵬和兩湖巡閱使王占元到天津，召開了所謂的“四巨頭會議”，討論“征蒙”及其他問題。會上，直係頭目之一曹銳曾對靳雲鵬發難，埋怨靳雲鵬內閣不能公平對待直、奉兩派，而靳雲鵬也因此火冒三丈，要摜烏紗帽，攪得會議差一點不歡而散。後經張作霖、王占元從中調解，會議才勉強持續下去。通過這次會議，張作霖與曹錕坐地分贓，熱、察、綏三區控製權劃歸張作霖，作為交換，曹錕也為直係爭得陝西、甘肅兩省，擴大了直係的地盤。
“四巨頭會議”達成妥協之後，1921年5月25日，總統徐世昌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正式宣布：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揮官的任用，全由張作霖負責。幾天之後，徐世昌又發表總統令，特派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並規定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區的都統，均歸該經略使節製。接著，在“征蒙”的名義下，北京政府又先後撥給奉軍軍費500萬元，允許張作霖擴編四個旅的軍隊。總之，張作霖幾乎所有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
會後，張作霖“大張旗鼓”準備“征蒙”，然而雷聲大、雨點小，最後卻不了了之。而直係吳佩孚等人則在此期間策劃了一個驅逐兩湖巡閱使王占元的運動。
王占元本屬直係，但經常受曹、吳的排擠。為了同曹、吳對抗，王占元便向張作霖靠近，張作霖也很樂意結交這個內地實力派，故王、張關係日趨密切。然而如此一來，曹錕、吳佩孚認為王占元吃裏扒外，視其為背上芒刺，必欲拔之，特別是吳佩孚，早就想奪取王占元那兩湖巡閱使的寶座，隻是一時找不到口實。1921年6、7月間，王占元因長期拖欠所部軍餉，激起了部下兵變，而湖南軍隊又乘勢向王占元進攻，致使王占元陷入困境，這正好給了吳佩孚可乘之機。吳佩孚立即派所部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以“援鄂”為名進兵湖北。王占元一看來者不善，遂向張作霖求救。張作霖一麵對直係提出抗議，一麵聲稱要派兵援鄂。
然而，遠水終究救不了近火，在吳佩孚的逼迫之下，王占元不得不宣布“辭職”。隨後，北京政府便按直係的旨意，正式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任命蕭耀南為湖北省督軍。兩湖地盤從此被吳佩孚所控製。
張作霖未能阻止直係奪得兩湖地盤，便加快奪取熱河的步伐，以求得直、奉間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