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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6)

  直、皖雙方如此尖銳對立,給張作霖的調停帶來了極大困難。但他似乎並不氣餒。從保定回京後,張作霖仍繼續同各方協商,企圖找出一條生路。他認為,靳雲鵬內閣能否複職的關鍵,在於能否真正實現內閣的局部改組和安福係三閣員出閣。張作霖將此意見托參謀總長張懷芝轉告段祺瑞,並再次親赴團河,企圖說服段祺瑞讚成這一辦法。但段祺瑞除表示同意靳雲鵬繼續擔任閣揆外,拒絕了讓安福係三總長下野等倡議。他堅持,即使內閣改組,安福係至少必須保留財政、交通兩席。財政、交通兩總長職位是安福係最大的財政來源,安福係當然死抱住不放。

  張作霖的主張不但得不到段祺瑞的讚同,也不為靳雲鵬所接受。靳雲鵬深知處在直、皖兩係的夾攻中滋味難受,幹脆推薦他人組閣。他的意見是讓周樹模出來組織新內閣,他本人願在新內閣中繼續擔任陸軍總長。

  北京這邊,張作霖的調停毫無進展,而保定那邊,卻連連催逼。6月25日與27日,保定方麵連續致電張作霖與徐世昌,要求對內閣及時局問題從速解決,至少必須先辦妥一兩件事,以安軍心。保定方麵還堅持,除靳閣複職,撤免安福係三總長外,還必須裁撤徐樹錚的籌邊使,將邊防軍交歸陸軍部管轄。與此同時,曹錕、吳佩孚等還公開發表了《直軍致邊防軍西北軍書》,集中火力攻擊徐樹錚:“安福係跳梁跋扈,殆甚於閹宦紹王當,而指揮安福係禍國者,惟徐樹錚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兒,詎甘心供其驅使耶?”“此次直軍撤防,原為掃除殃民禍國之安福係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對於先進泰鬥,同氣友軍,毫無挾帶惡感及並峙對亂行為。”此處所說的“先進泰鬥”指的是段祺瑞。直係所采取的是古代常用的“清君側”的辦法,不公開反對段祺瑞,而反對段祺瑞周圍的小人,即徐樹錚與安福係。張作霖用的也是這種策略,目的是對皖係控製的軍隊進行分化。

  由於保定方麵的催逼,張作霖又前往團河,正式向段祺瑞提出免去徐樹錚職務問題。可段祺瑞卻含糊其辭,表麵上答應可以考慮,實際上卻為徐樹錚和安福係辯護,抵製直係的要求。他對張作霖說:“安福之壞,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黨,難保無不良分子,無可諱言。徐樹錚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對於國家,始終以直道,絕無權利之私,現在惟望徐總統收拾時局。”其實,徐樹錚也好,安福係也好,都是秉承段祺瑞的旨意行事的,要段祺瑞自斬羽翼,無異與虎謀皮。

  後來,張作霖考慮到靳雲鵬堅決不肯複職,並力薦周樹模組閣,又於6月28日去團河見段祺瑞,好不容易與他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大致內容是:解散舊閣,靳雲鵬不再複任總理,安福係三總長也同時下野,雙方各得其半;由周樹模組織新內閣,除財政、交通、司法三總長易人外,其餘如內務、海軍兩部不動,外交、農商、教育三部補提,靳雲鵬仍任陸軍總長。對徐樹錚的免職,邊防軍,西北軍的歸屬問題,段祺瑞同意作表麵形式上的讓步,即邊防軍、西北軍歸段祺瑞節製,徐樹錚的籌邊使仍保留。在這一妥協方案得到徐世昌認可後,張作霖將其內容電告保定方麵。曹錕、吳佩孚等人的答複是:由誰組閣的問題“悉憑元首主張”,但籌邊使官製必須取消,徐樹錚的兵權必須解除,安福三總長必須罷免。保定的電文還說,民國6年,段祺瑞曾聯合各軍,向黎元洪兵諫,如今,保定方麵不過是效法當年段祺瑞之所為,向段祺瑞兵諫而已,且均是為國,毫無私意。與此同時,安福係政客於6月29日在太平湖集會,也對上述妥協方案提出異議,聲稱如周樹模組閣,安福係無論如何必須保留財政、交通兩部,否則就堅決反對。

  6月30日,張作霖再赴團河,將保定方麵的意見轉告段祺瑞。但段祺瑞的態度很強硬,堅決不接受,正色厲言道:“調停政局,乃極好之事,惟吳佩孚以一師長幹預政事,要挾條件,此風一開,則中央威信掃地。”見段祺瑞毫無通融餘地,張作霖知調停已走到絕路,遂向段祺瑞表示,不願再當調停人,準備即日離京返奉。當天晚上,張作霖去徐世昌處辭行,徐世昌因已就寢,未能見他,但傳諭請張作霖務必不要離京。第二天,徐世昌又堅決挽留,段祺瑞等也擔心張作霖一走,局勢發展於己不利,故亦托人勸挽,並表示:“諸事尚有磋商餘地。”張作霖這才答應留下繼續調停,但聲明他不可久居北京,調停隻能以五日為期,屆時仍不能解決,他將卸責不管。

  7月1日,安福係再度開會,決定改變策略,以攻為守。他們向徐世昌提出,一是請段祺瑞組閣,二是要求懲辦吳佩孚。安福係妄圖以此抵製直係的進攻。安福係聲稱,如這兩條能辦到,則徐樹錚可以解職,安福係也可解散,三總長亦願意辭職。顯然,安福係玩的是“丟卒保帥”之計。他們私下認為,隻要由段祺瑞組閣,皖係和安福係的利益就能得到維護。

  然而,徐世昌卻不願看到安福係的計謀得逞,搶先一步,於7月2日發表批準靳雲鵬辭職命令,同時將總統關於提名周樹模組閣的谘文,送至眾議院。徐世昌這一著是同張作霖商量後采取的,目的是破壞安福係擁段組閣的圖謀,同時也為罷免徐樹錚做準備。徐世昌和張作霖均以為,先免靳雲鵬,再撤徐樹錚,可以堵皖係的嘴巴。

  但徐世昌和張作霖要實現自己的計劃,也不那麽容易。一則,皖係堅決反對由周樹模組閣;二則,周樹模本人在如此劍拔弩張的形勢下,也不肯出麵組閣;三則,保定方麵也認為,周樹模組閣解決不了問題。曹錕、吳佩孚等人的目標,是要解散安福係,免掉徐樹錚。北京免靳雲鵬的命令下達以後,曹錕、吳佩孚立即致電徐世昌,認為西北軍不移歸陸軍部節製,禍根尚在,“歸段統率,與歸徐統率一也”,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7月3日,曹錕又公開發表了一封通過張作霖轉致徐世昌的電報,強烈要求立即撤罷徐樹錚的職務。該電說:“安福奸黨,倒行逆施,天人共憤,迭經中央申明法紀,迄未奉準。今聞彼黨益無忌憚,竟欲擁段組閣,貫徹亡國主義,是皆徐樹錚等之鬼蟲或伎倆。三軍將士倏聞之下義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殲此醜類之勢。幸請大總統剛斷,先行罷免徐樹錚各職為入手辦法,以平眾怒,否則錕實無法排解,惟有不負維係之責。”

  張作霖本是堅決反對徐樹錚的,隻因他處於調停人地位,不便公開表態。此時,見各方態度均已十分明朗,他也決定公開反徐。7月3日,張作霖和曹錕、李純聯名發出討徐通電,宣布了徐樹錚“禍國殃民”“賣國媚外”“把持政權”“破壞統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等六大罪狀,並聲稱要“為國除奸,義無反顧”,等等。

  徐世昌早就對徐樹錚不滿,隻因懾於皖係實力,不敢動徐。現在既有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人撐腰,頓時壯了膽氣。7月4日,徐世昌在總統府召集特別會議,決定免除徐樹錚之職。當天,即公布了三道命令:一是特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二是免去徐樹錚的西北籌邊使,作為遠威將軍留京供職,由李垣暫時代理西北籌邊使;三是裁撤西北邊防總命令一職,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就這樣,徐世昌以授予徐樹錚“遠威將軍”之虛銜為由,免掉了他“西北籌邊使”“西北邊防軍總命令”兩項重要實職。

  皖係和安福係,特別是徐樹錚本人,豈肯善罷甘休,輕易交出兵權。何況,憑徐世昌的一紙命令,也不可能就此剝奪徐樹錚和皖係的兵權。徐樹錚認為,徐世昌此舉,並非針對他一人,而是助直排皖。因此,免職令公布的當日,徐樹錚便到團河向段祺瑞哭訴:“樹錚之濫借巨款,編練重軍,甘為天下之不韙,無非是為督辦計耳。今總統惑於僉壬,免去樹錚之職,是欲排去皖係也。排皖係,即所以排督辦。樹錚一身不足惜,其如督辦一身之威名掃地何?”這裏所說的督辦,即擔任邊防督辦的段祺瑞。段祺瑞經此一激,自然壓不住心頭怒火,氣衝衝地說:“吾與東海(徐世昌字東海)有數十年之交好,故於改選之時,願與河間(馮國璋字河間)同時下野,而以元首之位讓之。何意彼年老昏聵,竟出此非法之舉動。彼既不念前情,老夫亦顧不得麵子,今日誓不與之甘休!”段祺瑞終於下決心要同徐世昌攤牌,同直係拚個魚死網破了。第二天,7月5日,段祺瑞以“邊防督辦”的名義,下令對邊防軍和皖係控製的其他軍隊進行緊急動員,準備對直戰爭。

  在煽動段祺瑞動武的同時,徐樹錚還秘密策劃了一個殺害張作霖的陰謀。他見張作霖名為“調停人”,實則助直反皖,尤其是與他本人敵對,對張作霖恨之入骨。7月5日,徐樹錚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拜訪了張作霖,並以段祺瑞的名義,請張作霖再到團河,與段祺瑞會商善後辦法。他想重演1918年在天津謀殺陸建章的故伎,將張作霖騙至團河後殺害。

  張作霖不知是計,遂於7月7日應約再到團河,與段祺瑞見麵。會見進行中,徐樹錚以接電話為名將段祺瑞叫出,告知其刺殺張作霖的計劃。段祺瑞畢竟比徐樹錚老謀深算,也不似徐樹錚那樣不擇手段,而要考慮後果,故猶豫不決。當段祺瑞帶著不安的心情返回座席時,機警過人的張作霖,立即看出了段祺瑞的神色異常,知道大事不好,必須立即離開此危險之地。於是,張作霖借口出恭,進了廁所,然後由廁所偷偷溜出,驅車急赴車站。此時已是7月8日午夜1時左右。張作霖逃走後,徐樹錚企圖令駐廊坊駐軍截擊。但張作霖已得靳雲鵬密報,連夜微服乘貨車離京赴津,徐樹錚的計劃落空。徐樹錚曾為此頓足歎惜:“大事去矣!”而張作霖經曆了此次驚險,返回奉天後,一下火車就慨歎道:“我又回來了!”

  至此,張作霖的調停完全失敗,他做了十幾天的調停人,費了很大的勁,結果卻徒勞無功,還差一點將老命也搭上。盡管張作霖在調停中不無偏袒直係之心,但“調停”的失敗並非他的責任。直、皖兩派早已勢成水火,決非調停所能解決。

  在直皖相拚中漁利

  張作霖“調停”失敗,被迫離京的當天清晨,段祺瑞便由團河入京。上午,他就在將軍府召集了由近畿各軍重要長官及國務員、參謀總長、衛戍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等百人參加的軍事會議。會上,段祺瑞發表措詞強硬的講話,一方麵斥責曹錕、吳佩孚,要求北京政府將其撤職查辦,另一方麵公開宣布要進行所謂的“興師討逆”。段祺瑞說:“國家以綱紀為重,綱紀不振,則國不存。吳佩孚受賄通敵,無故撤防,以至湖南失敗,塗炭生靈。撤防後又在保定興風作浪,逆跡昭彰。曹錕竟敢以兵力要挾元首,脅迫中央,為種種破壞法律之主張,且要求下令免徐之職。徐使此次收回外蒙,厥功甚偉,並未用中央之款項而收回數萬裏之疆宇,曹、吳等則要求元首罷免徐使,法紀蕩然,是非不明。鄙人為維護國家綱紀及維持元首威信起見,不得不興師討逆。現擬呈請大總統將曹錕、吳佩孚、曹钅英褫奪官勳,交祺瑞拿辦。現已入軍事範圍,如有不聽命令者,當按軍法從事。”段祺瑞講完之後,安福係的政客曾毓雋立即起來響應說:“現時我等惟當知有督辦,不當複問政府,督辦此言,當一致讚成。”其他與會者亦紛紛表示讚同。會議當即作出決定,並擬出要求徐世昌懲辦曹錕、吳佩孚的呈文,由段祺瑞簽名,各軍官副署後,交代理內閣總理薩鎮冰轉呈徐世昌。會上,段祺瑞還宣布,任命段芝貴為京師戒嚴總司令,吳炳湘為副司令,他自任所謂“定國軍”總指揮,徐樹錚為總參謀長。會後,段祺瑞又發表了聲討直係的通電。

  實際上,在召開這次會議之前,徐樹錚已在調兵遣將,安排進攻直軍的軍事部署。他密令駐洛陽的西北軍兩個旅牽製吳佩孚的軍隊;密電皖係幹將吳光新從湖北調部隊到河南信陽,與北方皖軍遙相呼應;命令曲同豐所部邊防軍第一師向長辛店開拔。他還通過陸宗輿、曾毓雋等人分別從中日匯業銀行、交通部取出現款300萬元,充作軍費。在7月8日的軍事會議之後,段祺瑞又回到團河,進一步討論了出兵計劃,決定派出五個師,以曲同豐的邊防軍第一師為第一線,以劉詢所部陸軍第十五師、陳文運的邊防軍第三師、李進才的陸軍第十三師、魏宗瀚的陸軍第九師分別為第二、三、四、五線。7月9日,邊防軍第三師開赴廊坊,第九、十三、十五師則向盧溝橋、長辛店、良鄉、竇店、房山、琉璃河一帶進發。

  在進行軍事部署的同時,皖係開始對徐世昌施加壓力,迫其按照段祺瑞等人的旨意懲辦曹錕、吳佩孚。段祺瑞等人的呈文送達總統府之後,徐世昌隨即召集全體內閣成員開會討論。起初,徐世昌不同意懲辦曹、吳,後經安福係政客曾毓雋等一再施壓,徐世昌勉強答應免吳佩孚一人職。曾毓雋等人仍不放鬆,一定要徐世昌也在罷免曹錕的命令上蓋印,並說:“總統隻管蓋印好了,一切皆有段合肥負責。”徐世昌曾派人至團河謁見段祺瑞,征詢緩和辦法,但段祺瑞態度強硬,根本不把大總統放在眼裏。他明確表示:“非將曹錕免職,吳佩孚懲辦,曹錕交法庭,不能緩和。”段祺瑞還威脅說:“總統免曹吳職與否,彼亦自有權衡,我不便幹預,亦不必幹預。縱彼不下令,我豈不能免曹吳而拿辦之耶?”在段祺瑞的強大壓力下,徐世昌無可奈何,隻好將內閣呈送懲辦曹、吳之命令謄印發表,但聲明自己不承擔意外之責任。該命令說:“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換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恤。乃該軍行抵豫境,逗留多日,並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著即開去第三師師長署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

  這個懲辦曹錕、吳佩孚的命令,不啻是皖係對直係的宣戰書,直係當然不能不應戰。在此命令發表前,駐河南的吳佩孚軍已經向北開拔,其前鋒已達高碑店一帶。曹錕的軍隊也由保定開赴高碑店,準備應戰。懲辦曹、吳的命令發表之後,保定方麵更是激憤。7月9日,曹錕在天津舉行了誓師典禮,將所部命名為“討逆軍”,設大本營於天津,設司令部於高碑店,派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曹钅英為東路總指揮,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駐鄭州為後路總指揮。

  當直、皖兩派厲兵秣馬,準備火並之時,作為直、皖之外的一支獨立力量,張作霖及奉係的態度不但備受直、皖兩方的關注,也為全國各界所注目。在直、皖最初的爭論中,張作霖曾標榜中立,以“和事佬”麵目出現。盡管張作霖的“中立”和“調停”實際上有所偏向,但他畢竟沒有公開宣布助直反皖。調停失敗,張作霖離京後,表麵上雖宣稱繼續中立,但助直反皖的立場卻日趨明顯。7月8日,張作霖在軍糧城下車後,隨即趕到天津,與曹錕、吳佩孚等人舉行了緊急會議。曹錕在會上表示擔憂,認為戰事一開,直隸首當其衝,如不能獲全勝,徐世昌勢必“受段之要挾,乘風轉船,加以叛亂的罪名,則直隸危矣”。但吳佩孚卻信心十足,認為取勝沒有問題。他分析了直、皖雙方的形勢和力量對比,指出:“就實際上論,段派所恃者僅邊防軍,該軍成軍以來,未經戰陣,經驗缺乏,且聞所用軍官多係學生,頗有思想,決不肯效忠奸黨,與同胞為難,一臨戰地,潰散立見。”吳佩孚還說,僅他所率領的軍隊,就足以擋段祺瑞全部之眾而有餘,“即萬一戰而不勝,我軍搶奪京漢路線,聯合西南,以直隸為前敵,河南為中堅,湘粵為後盾,徐圖進取,更有張巡閱使控製東北,則段派直如甕中之鱉,又何慮哉!”經吳佩孚這麽一說,曹錕有了信心,張作霖也覺得吳佩孚的話有理,表示讚同。從這次會議的情況看,張作霖雖然並沒有明確表示奉係如何動作,但在心裏,他已決定站在曹錕、吳佩孚一邊,與直係共同倒皖。

  在張作霖看來,直、皖相拚,正是自己從中漁利的好機會,不能放過;而直、皖雖未開戰,然勝券顯然已為直方所握。張作霖認為自己介入直皖戰爭比不介入有利,助直比助皖對自己更有好處。

  正是出於上述考慮,張作霖回到奉天之後,立即召集吉林督軍鮑貴卿、黑龍江督軍孫烈臣、奉軍總司令張景惠及師長吳俊升、張海峰等人開會,作出了出兵關內、助直反皖的軍事部署。張作霖決定,從二十七、二十八師中各抽一旅以保護關內京奉鐵路為名入關,另以巡閱使署衛隊旅一部協同二十八師留奉部隊保護關外京奉路。7月11日,張作霖正式下達了出兵的動員令。

  為了師出有名,在下達出兵動員令的當天,張作霖先後給段祺瑞連發了兩份電報,在電報中,他一方麵仍表示尊重段祺瑞,稱“督辦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另一方麵則斥責徐樹錚之所為。他說:“此次在京,備悉奸人百計害我三省。作霖忍無可忍,誓將親率師旅,鏟除此禍國之障礙,以解吾民之倒懸。”張作霖所說的奸人就是徐樹錚。徐樹錚為了拆張作霖的台,曾派人帶巨款潛出關外,收買土匪,企圖擾亂東三省的治安。但所派之人一到東北,很快就被張作霖的部下捕獲。張作霖為此大為惱火,故他在給段祺瑞的電報中亦直言不諱地說:“不久前,奉天捕獲姚步瀛等行跡可疑分子十三人,彼等攜帶十二萬元活動費由北京來奉天,據供認旨在圖謀於土匪中間活動鬧事。蓋此事並非督辦之本意,必是左右小人唆使而為者。餘今率兵陸續進京,目的在清除督辦左右之小人,至於督辦乃餘平素最尊敬之人,不敢有犯侵之意。”

  盡管張作霖采用的仍是“清君側”的策略,但其助直反皖的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到了此時,段祺瑞已清楚意識到張作霖已放棄“中立”。他一度有所後悔,曾敦請徐世昌於7月14日下了一道停戰令,要求“所有各路軍隊均應恪遵命令,一律退駐原防,戮力同心,共維大局”。然而,一切為時太晚。直、皖雙方均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就在徐世昌頒發停戰令的當天,戰爭打響了。

  直皖戰爭期間,雙方直接參戰的兵力均在五六萬左右。皖係出動的軍隊主要為邊防軍第一師曲同豐所部1.1萬人,邊防軍第三師陳文運所部1.1萬人,陸軍第九師魏宗瀚所部8千人,陸軍第十三師李進才所部8000人,第十五師劉詢所部8000人,西北軍第二混成旅宋子揚所部8000人,邊防軍訓練處學生隊約3000人,共約5.7千人。直係動員的軍隊則有吳佩孚所部第三師1.1萬人和第二、三混成旅1.6萬人,一個補充旅6000人,曹錕衛隊3000人,直隸警備隊26個營約1.3萬人,曹钅英的第四混成旅8000人,總共也是5.7萬人。從數量上看,直、皖的兵力不相上下,但若加上奉係入關的部隊,直方就占很大優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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