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周恩來魅力外交！克什米爾堪鬧劇(3)
鄧大姐把總理的電話指示轉告給羅青長同誌後，羅青長同誌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領導同誌。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領導同誌要早休息，不辦公，羅青長同誌隻好告訴了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董越千當晚便將總理的緊急電話指示轉告給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歐司張越於9時半約見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讚艾惕思，向艾惕思通報了有關情況，並告艾惕思：中國記者等11人，將於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去萬隆采訪亞非會議，希望英國代辦處提請香港當局注意，對他們的安全給予關注。艾惕思當即表示，他將盡快將這一情況轉告給香港當局。
新華社香港分社接到周總理的緊急電話指示後，在當天晚上就將情況通報給了香港當局。他們怕不落實，次日淩晨1時半，又派專人馳赴印航駐港經理住宅，向印航經理通報了上述情況。印航經理聽後，將信將疑，問中方派去的人，“你們的意思是否說有人可能要破壞飛機？”“你們的消息是否有根據？”中方派去的人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當然有可靠的根據，不然，我們就不深夜前來造訪了。我們希望貴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問題，其後果不堪設想。”印航經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說：“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12時到達香港，下午1時即起飛，在香港加油停留時間隻有一個小時，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誰敢膽大妄為！”當我方派去的人嚴正指出“據我們所知，在機場地勤人員中就有人和蔣介石特務分子有聯係”之後，印航經理才不得不表示，屆時他將派印方工程師對飛機進行檢查，而他自己則親自去機場進行監督。
新華社香港分社覺得印航經理態度勉強，於11日上午10時，再次派人去會見印航經理，提請印航務必嚴加防範，以防“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出問題。印航經理保證，“克什米公主號”飛機在港停留之際，絕不允許任何非印航人員接近飛機，就連上食品、加油、押運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負責。
至此，可以說萬無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實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總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來的第一個電話還沒什麽，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已從香港啟德機場按時起飛，未發生任何問題。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和我們在昆明的代表團成員，都鬆了一口氣，因為“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終於安全地離開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點左右，北京打來了第二個電話情況就有些不妙了。電話說，已和“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去了通訊聯係，有家通訊社報道，說在南海上空曾聽到有大的爆炸聲，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有關。接到這個電話，大家放下了的心頓時又提了起來。周總理更是十分關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與有關方麵取得聯係，查明情況。如飛機確係失事，要敦促有關方麵火速進行救援，尋找失事人員。這天大家連晚飯都沒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來第三次電話，這次電話，進一步證實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確已失事。有家通訊社報道，“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起飛後不久，即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機上人員全部失蹤。有的通訊社還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失事前，曾兩次發生緊急呼救信號。接到這個電話，大家就像有一塊鉛壓在心頭。從總理到每一個在昆明的代表團成員和省領導同誌，無不感到十分悲憤，既對因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代表團成員慘遭不幸而悲痛，又對蔣介石特務機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我代表團成員橫下毒手異常氣憤。同時也對蔣介石特務機關的陰謀能夠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問題是出自香港加油時國民黨特務搞的破壞，還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由於接受了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準備乘緬方所派飛機去仰光參加亞非幾個主要國家領導人的碰頭會，而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否則，其後果不堪設想。
兩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的消息傳開之後，不僅給中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的心頭籠罩上了一片烏雲，個個心情沉重，就連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其他亞非國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別是東道國印度尼西亞，更加緊張、忙碌，生怕在哪個地方出現閃失，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因為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這次會議就像一線曙光，使亞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卻非常忌恨這次會議，早在這次會議發起之時，他們就曾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會議決定召開之後，他們又想方設法進行破壞，企圖使這次會議流產。
中國代表團警衛人員也很緊張。據了解，美國雖然並不參加會議，但它卻派出了一個由70多人組成的龐大的“記者團”。在這個“記者團”中不僅有在朝鮮板門店談判和日內瓦談判時活動了很久的間諜，而且還有什麽議員、警察、軍人、使館職員、公司雇員及從香港、台北等地調來的職業特務。此外，在印度尼西亞國內離萬隆幾十公裏還有一支反動武裝，也製定了陰謀襲擊亞非會議的計劃。蔣介石集團的陰謀活動，也不單是針對“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據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亞驅逐出境的蔣介石集團的頭目章勳義、鄭義春、吳揚明等人，這時不但潛回了萬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亞的特務骨幹開會、籌款，並布置了破壞行動。蔣介石集團在雅加達的基幹組成的“鐵血團”，還秘密策劃派遣行動小組去萬隆。
周恩來這次出行，警衛人員沒帶多少，隨身警衛隻有何謙和成元功兩個人。人手本來就緊張，可是行船又遇頂頭風。在去仰光之前，總理的警衛秘書何謙闌尾炎突然發作，被送進了醫院，成元功為此十分著急。為了確保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黨中央於4月11日晚開會，決定派公安部楊奇清副部長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隨團去印度尼西亞，全權負責會議期間周恩來和代表團其他成員的安全警衛及情報工作，並增派警衛局李福坤副局長代何謙出國作為總理的隨身警衛。
根據這一決定，外交部很快給楊奇清和李福坤辦了護照，並派人專程送到昆明。可是做製服已來不及了，李福坤隻好穿用何謙的行裝。此外，空軍也派人以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同機去印度尼西亞，以負責飛機的安全。
對周恩來的安全，鄧穎超也很惦念，她從北京來信表示關切。周恩來卻安之若素。他一方麵安慰代表團成員和昆明的黨政軍領導，對他們說：“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強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麽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麽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會好的。”一方麵於4月12日晚複信給鄧穎超，說：“你的來信收閱，感謝你的諍言。有這一次的教訓（指‘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之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集體商決而後行。望你放心。”
臨行前，周恩來針對已經發生的問題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開了個動員會，提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都要提高警惕，加強組織紀律性。為了使飛機多帶一點汽油，周恩來還要求大家盡量少帶行李，每次行動都要對自己的行李自行負責，嚴格檢查；並要求不準給任何人隨機捎帶東西……
4月13日晚，周恩來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員談話，進行安撫，隨後又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告訴她：“何謙昨日忽患慢性闌尾炎，今日似轉為亞急性，決定留昆請王大夫於明早動手術，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華（何謙同誌的愛人）放心。現由李福坤代何出國。附上雲南大學生來信和戲單各二紙，俾知我們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時15分，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和陳毅率代表團按原計劃乘印度空軍“空中霸王號”飛機從昆明起飛，迎著南方的暑熱，踏上了飛往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的行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一再講安全第一，這次上飛機後，因飛機多帶了1000加侖汽油，周恩來又親自宣布了一條紀律，即在飛機上不準吸煙。
中午12時（當地時間為10時30分）“空中霸王號”飛抵仰光。周恩來、陳毅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下飛機後便住進了總統府。
下午，當地時間3點30分，周恩來、陳毅和浦壽昌去吳努官邸拜會吳努總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隨行。吳努總理將周恩來、陳毅迎進客廳，成元功和李福坤則一麵在院子裏等，一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約5點左右，一名服務員用盤子端著幾件衣服走來，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勢，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給他們。成、李兩人一看是周恩來、陳毅和浦壽昌的衣服，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不由大吃一驚。他們想問一下服務員，但又語言不通。怎麽辦？隻有進去看看再說。他們用手勢告訴服務員讓他把衣服送到車上，便快步向客廳衝去。一進門，隻見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吳努總理、奈溫將軍和浦壽昌都換上了緬甸民族服裝，正談笑風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壽昌把情況一說，成、李兩人才知道是吳努總理讓周恩來、陳毅、浦壽昌換了衣服去參加潑水節。虛驚一場，一塊石頭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為緬甸的潑水節，即緬甸的新年，一連三天，盛況空前，頗有點像中國的春節。中國代表團抵達緬甸當天，恰恰正值潑水節，在仰光大街上到處可以見到用竹木樹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擺著貯滿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邊開著消防水龍頭，自來水不住嘩嘩往外流。不時有男女青年坐著汽車來到彩棚處，互相往身上潑水，打水仗。據說互相潑水，可以洗淨身上一年的過錯，所以他們便以互相潑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
成元功和李福坤惟恐周恩來和陳毅有閃失，便緊緊跟隨在身邊，不離左右。
周恩來一行一共參加了5個彩棚的潑水儀式。開始，可能因為他們是貴賓，群眾還比較拘束，他們隻是用小碗向中國客人身上潑，或用樹枝沾上水向他們身上灑，後來在吳努總理的帶領下，群眾不再用小碗和樹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著大盆大桶地向中國客人身上潑來，還有的幹脆提起他們的衣領往衣服裏邊灌。中國客人也不再客氣了，便把對方的盆和桶搶過來向對方回敬，以致把許多婦女臉上的脂粉都衝得一道一道的。盡管如此，她們誰也不嗔怪。5個彩棚的潑水儀式下來，周恩來一行每個人的身上都被潑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於沒有換緬甸民族服裝，渾身上下濕得就像個落湯雞，新做的中山裝被潑得變了形，幹後皺皺巴巴再也無法穿了，隻好另換一身。
開始，成元功和李福神對周恩來和陳毅去參加潑水節很擔著一份心，因為彩棚那裏人很多，難免魚龍混雜，弄不好就會出岔子，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中國客人所去的5個彩棚，全都是吳努總理特意安排的，向他們潑水的群眾不是緬甸的政府官員的眷屬，就是他們的子女。
新加坡機場出現台灣特務
為了等待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到來和舉行中、印、緬、埃四國政府首腦會談，15日中國代表團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淩晨1時過10分（北京時間2時40分），才從仰光直飛雅加達。
本來起飛時間是淩晨3點，但機組考慮到，飛機小，時速慢，建議把起飛時間提前兩小時。周恩來同意機組的建議。為了保證安全，周恩來還指示：無關人員不得接近飛機；乘機人員所帶行李要嚴格檢查，並由專人負責押送機場，經機組檢查同意後再上飛機；送行人員一律停在距飛機50米以外。周恩來身體力行，他與吳努總理、奈溫將軍的告別，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號”起飛後，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閉目養神，有的由於連日勞累幹脆進入了夢鄉。
“空中霸王號”大約飛行了8個小時，進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趕上航線前方有雷雨區。由於“空中霸王號”是印度空軍所屬的一種雙引擎無密封的小型飛機，時速僅為360多公裏，不能超高空飛行，無法飛越雷雨區，機長要求在新加坡機場降落，待雷雨過後再繼續飛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考慮到周恩來、陳毅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隻能應允，除此而外，別無選擇，於是成元功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同意在新加坡機場作短暫停留後，機組人員立即通過無線電話與新加坡機場進行聯係。
當時中國與新加坡在外交上雖然沒有關係，但新加坡機場的老板卻很熱情。在他得悉是中國的包機，而且是周恩來的專機後，立即與英國駐馬來亞的高級專員麥克唐納取得了聯係，並在“空中霸王號”著陸後，親自登機邀請周恩來、陳毅和代表團成員，到機場貴賓候機室休息。
考慮到安全，周恩來、陳毅隻帶了廖承誌、李福坤等人去機場貴賓候機室。代表團其他成員除兩名下機看守飛機外，其餘一律留在飛機上。
麥克唐納係英國工黨首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兒子。他早就想見一見中國這位傑出的總理，聽說周恩來的座機將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趕到機場貴賓候機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隨周恩來和陳毅等人，在機場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貴賓候機室。在門口碰上了兩個中國人，一個30多歲，一個40多歲，兩個人微笑著直向他們招手。成元功以為他們是新加坡人，因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頭發、黃皮膚、鼻梁低低的。他們衝中國代表團招手、微笑，顯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誰知廖承誌認識他們。一進接待室的門，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邊，悄悄地對他們說：“那兩個人是蔣介石的特務，我認得的，你們要特別注意。”廖承誌當時主管僑務工作，在去香港時常被國民黨特務跟蹤，所以認識一些蔣介石的特務。成、李倆人一聽那兩個家夥是蔣介石的特務，當下就急了。又一看那兩個家夥正站在窗外，並未離開。李福坤同誌忙對成元功說：“你在裏邊盯著點，我到外邊去。”接著他便匆匆向門外走去。當時成也很緊張。不知這兩個家夥是和中國代表團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還是他們已經獲悉了周恩來的行蹤有備而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已使中國代表團失去了11位同誌，教訓是深刻的，決不能再讓這樣的事情重演了。
機場老板和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倒是彬彬有禮，他們親自給周恩來、陳毅和廖承誌等人拿點心、遞飲料，邊吃邊談。這時，中國客人們都有點餓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們飽餐了一頓。但李福坤守在外邊，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為那兩個家夥一直站在窗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警衛人員隻能堅守崗位，提高警惕，保證首長的安全，而決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則就是失職。
兩個小時過去了，直到廣播喇叭中傳出飛機可以起飛的聲音時，那兩個家夥才匆匆離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來。成元功趕快拿了些點心和冷飲遞給他。
下午2點45分，麥克唐納和機場老板把周恩來和陳毅等送到“空中霸王號”飛機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別。“空中霸王號”飛機離開停機坪騰空而起，繼續飛行。此時雷雨已經過去，天空雖然依舊白雲片片，但已不再妨礙空中飛行了。
飛機又飛行了3個鍾頭，於下午5點30分到達了雅加達瑪腰蘭機場。機場上警戒森嚴，崗哨林立，密密層層的歡迎的人們都站在警戒線以外。看到歡迎的人群，代表團成員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誌。他們本應該是先到達這裏的，也應該到機場來迎接周恩來的，可現在卻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了，也見不到他們的音容笑貌了，每個人心裏總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來和陳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後，受到了印度尼西亞外長蘇納約和中國大使黃鎮的歡迎。
大使館從安全考慮，為了轉移視線，同時準備了3輛同樣的汽車，每輛車上都掛上了中國國旗。楊奇清副部長和黃鎮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車的順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輛車先行，周恩來和大使乘第二輛，陳毅副總理乘第三輛。
車隊進入雅加達市區時，受到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和華僑的熱烈歡迎，人們手持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國旗和周恩來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號，熱烈歡迎新中國使者的到來，結果第一輛車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但也有少數壞人混在群眾中起哄搗亂。
當晚周恩來和陳毅等一行住進了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緊張了一天的心，才鬆弛下來。
一個正義的暗殺隊員的檢舉
4月17日上午10時，周恩來和陳毅一行，乘飛機離開雅加達，前往印度尼西亞的避暑勝地萬隆，並住進了達門沙裏路10號――當地華僑的一棟別墅裏。
亞非會議定於4月18日正式開幕。
開幕後的第二天，吃罷午飯，黃鎮大使、楊奇清副部長，還有陳家康等幾個同誌，正在住地的臨時休息室（天井）閑聊，大使館的人開車趕來，交給了黃鎮大使一份特急件。黃鎮大使拆開一看，吃了一驚，隨手遞給了楊奇清副部長。楊奇清副部長一看，也不由地一驚，然後又把它傳給了陳家康等幾個同誌。陳家康等幾個同誌看後，也很緊張。
原來這份急件，是一個覺悟了的暗殺隊隊員寫給大使館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稱：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於3月初，奉蔣介石之命組織了28個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對到萬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采取謀殺行動。並稱，暗殺隊已於3月10日在紅溪組成，成員均係國民黨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但每人從美國使館領到無聲手槍一支，而且領到印尼幣20萬盾。事成之後，每人加發20萬盾，打中周恩來的加發40萬盾。
中國代表團一到雅加達，就看到了這樣的消息：對這次亞非會議，美國不但派出了一個龐大的“記者團”，而且其特務機關還指使蔣介石在印度尼西亞的恐怖組織“鐵血團”和印度尼西亞的武裝匪徒相勾結，準備在亞非會議開會期間發動騷亂和暗殺。還有消息說，蔣介石集團已派毛人鳳、李樸生、林維棟等人趕來印度尼西亞，並匿居於雅加達與萬隆之間的蘇加武眉地區，以指揮其對亞非會議的破壞活動。這封來信，再次證實了上述消息並非子虛烏有，而是實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教訓，當然不能掉以輕心，讓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特務機關的陰謀再次得逞。當下，黃鎮大使、楊奇清副部長和警衛組研究了一個意見，這就是寫一個備忘錄，遞交印度尼西亞政府。備忘錄起草出來之後，先送陳毅，他看後氣憤地說，他們還要搞暗殺！又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完全同意，並說：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亞政府負責，要他們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大會的順利進行。
之後，代表團內部又召開了個緊急動員會。會上，陳毅要求每一個代表團成員，人人都要對總理的安全負責，並說：“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接著楊奇清副部長對總理的警衛工作做了進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來參加一項活動，要經過一個複雜地段，楊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兩人在周恩來前邊走，他說：“你們是外交官，能聽懂外語，身高體壯，萬一有情況你們也能擋一擋。”
同時，警衛組還對印度尼西亞政府派來的警衛人員做了工作，由楊奇清副部長出麵，代表周恩來、陳毅請他們吃中國飯，向他們送紀念禮品，並根據情況對他們的生活給予照顧。工作上也給規定了幾條，明確隨身副官和司機可同代表團工作人員一起用餐；周恩來乘用的汽車，在任務完後不得離開代表團駐地。至於其他警衛人員，除白天按大會確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還給他們搭了專供休息用的棚子，並給予煙、茶招待。這樣一來，他們都很受感動。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機曾對警衛組人員說：我們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平易近人的偉大人物，我們一定為中國代表團服好務。
此外，警衛組在要求使館做好代表團的服務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時，還要求使館組織當地的進步華僑、新聞記者和友好人士，幫助代表團加強防範。事後證實，他們都很努力，其中以華僑為代表的安全和服務工作做得尤為出色。
印度尼西亞當局接到中方的備忘錄之後，非常重視。他們不但要求萬隆所在地的第三軍區加強對萬隆的外圍警戒，還從外地抽調了3個步兵營來萬隆，以對付蓄意在亞非會議期間進行搗亂破壞的反動武裝，並在萬隆市內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從爪哇省調來不少警察便衣，還采取了收繳民間槍支、頒發居民身份證、劃定會議期間的戒嚴區域和行車路線戒嚴等措施。據說對秘密暗殺隊所有成員還進行了臨時性拘留。對周恩來，他們也加強了隨身警衛和現場警衛。他們專派了1名陸軍上尉作為周恩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為隨衛。周恩來外出，除有兩輛摩托車開路外，還加派了憲兵吉普車隨衛。對代表團駐地，特地派了8名憲兵和8名機動警察、3名便衣進行警衛。至於周恩來座車的司機，則是專門從運輸公司挑來的。這是個50來歲的小老頭，據使館的人員說，聽說給周恩來開車，當時有4個司機都爭著要來，沒辦法，隻好讓他們抓鬮，結果小老頭運氣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車開得又平又穩，而且一停下來就擦車，把車擦得鋥明瓦亮，纖塵不染。
周恩來傾倒萬隆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在當年1月份就對萬隆會議做出如下斷言：
這次會議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曆史意義，在行動上就有疑問了。幾乎所有的參加國都是不會滿意的……會上有這麽多不同的調子要唱，不見得會得到普遍的讚揚，認為這次會議會有肯定的結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會議的結果證明，那些以為亞非國家沒有人叫口令就不會協調自己的行動的人是打錯了算盤。正如蘇加諾總統在開幕詞中所說的，“我們之間是有差異的，但是隻要希望一致，多樣化又有什麽害處呢？”“我們是由比表麵上使我們分裂的東西更重要的東西聯合起來的。”
當然，亞非會議經曆過曲折，經曆過風暴，經曆過令人揪心的時刻。不論在會內還是會外，會前還是會後，始終可以感覺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與會國之間的分歧挑起一場爭論，使會議無結果而散。
事實上，從4月18日大會開始，爭論就漸漸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點多鍾，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登台發言，緊張的氣氛才突然緩和下來，凡是參加過萬隆會議的人大概都忘不了這個轉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兩天的全體會議上，有幾位代表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同殖民主義一樣的禍害，同時毫不留情地攻擊另外一些亞非國家奉行中立主義，因而釀成了被許多人認為會議已難於避免分裂的危機。
新華社香港分社接到周總理的緊急電話指示後，在當天晚上就將情況通報給了香港當局。他們怕不落實，次日淩晨1時半，又派專人馳赴印航駐港經理住宅，向印航經理通報了上述情況。印航經理聽後，將信將疑，問中方派去的人，“你們的意思是否說有人可能要破壞飛機？”“你們的消息是否有根據？”中方派去的人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當然有可靠的根據，不然，我們就不深夜前來造訪了。我們希望貴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問題，其後果不堪設想。”印航經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說：“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12時到達香港，下午1時即起飛，在香港加油停留時間隻有一個小時，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誰敢膽大妄為！”當我方派去的人嚴正指出“據我們所知，在機場地勤人員中就有人和蔣介石特務分子有聯係”之後，印航經理才不得不表示，屆時他將派印方工程師對飛機進行檢查，而他自己則親自去機場進行監督。
新華社香港分社覺得印航經理態度勉強，於11日上午10時，再次派人去會見印航經理，提請印航務必嚴加防範，以防“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出問題。印航經理保證，“克什米公主號”飛機在港停留之際，絕不允許任何非印航人員接近飛機，就連上食品、加油、押運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負責。
至此，可以說萬無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實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總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來的第一個電話還沒什麽，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已從香港啟德機場按時起飛，未發生任何問題。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和我們在昆明的代表團成員，都鬆了一口氣，因為“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終於安全地離開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點左右，北京打來了第二個電話情況就有些不妙了。電話說，已和“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去了通訊聯係，有家通訊社報道，說在南海上空曾聽到有大的爆炸聲，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有關。接到這個電話，大家放下了的心頓時又提了起來。周總理更是十分關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與有關方麵取得聯係，查明情況。如飛機確係失事，要敦促有關方麵火速進行救援，尋找失事人員。這天大家連晚飯都沒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來第三次電話，這次電話，進一步證實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確已失事。有家通訊社報道，“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起飛後不久，即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機上人員全部失蹤。有的通訊社還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失事前，曾兩次發生緊急呼救信號。接到這個電話，大家就像有一塊鉛壓在心頭。從總理到每一個在昆明的代表團成員和省領導同誌，無不感到十分悲憤，既對因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代表團成員慘遭不幸而悲痛，又對蔣介石特務機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我代表團成員橫下毒手異常氣憤。同時也對蔣介石特務機關的陰謀能夠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問題是出自香港加油時國民黨特務搞的破壞，還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由於接受了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準備乘緬方所派飛機去仰光參加亞非幾個主要國家領導人的碰頭會，而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否則，其後果不堪設想。
兩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的消息傳開之後，不僅給中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的心頭籠罩上了一片烏雲，個個心情沉重，就連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其他亞非國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別是東道國印度尼西亞，更加緊張、忙碌，生怕在哪個地方出現閃失，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因為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這次會議就像一線曙光，使亞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卻非常忌恨這次會議，早在這次會議發起之時，他們就曾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會議決定召開之後，他們又想方設法進行破壞，企圖使這次會議流產。
中國代表團警衛人員也很緊張。據了解，美國雖然並不參加會議，但它卻派出了一個由70多人組成的龐大的“記者團”。在這個“記者團”中不僅有在朝鮮板門店談判和日內瓦談判時活動了很久的間諜，而且還有什麽議員、警察、軍人、使館職員、公司雇員及從香港、台北等地調來的職業特務。此外，在印度尼西亞國內離萬隆幾十公裏還有一支反動武裝，也製定了陰謀襲擊亞非會議的計劃。蔣介石集團的陰謀活動，也不單是針對“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據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亞驅逐出境的蔣介石集團的頭目章勳義、鄭義春、吳揚明等人，這時不但潛回了萬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亞的特務骨幹開會、籌款，並布置了破壞行動。蔣介石集團在雅加達的基幹組成的“鐵血團”，還秘密策劃派遣行動小組去萬隆。
周恩來這次出行，警衛人員沒帶多少，隨身警衛隻有何謙和成元功兩個人。人手本來就緊張，可是行船又遇頂頭風。在去仰光之前，總理的警衛秘書何謙闌尾炎突然發作，被送進了醫院，成元功為此十分著急。為了確保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黨中央於4月11日晚開會，決定派公安部楊奇清副部長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隨團去印度尼西亞，全權負責會議期間周恩來和代表團其他成員的安全警衛及情報工作，並增派警衛局李福坤副局長代何謙出國作為總理的隨身警衛。
根據這一決定，外交部很快給楊奇清和李福坤辦了護照，並派人專程送到昆明。可是做製服已來不及了，李福坤隻好穿用何謙的行裝。此外，空軍也派人以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同機去印度尼西亞，以負責飛機的安全。
對周恩來的安全，鄧穎超也很惦念，她從北京來信表示關切。周恩來卻安之若素。他一方麵安慰代表團成員和昆明的黨政軍領導，對他們說：“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強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麽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麽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會好的。”一方麵於4月12日晚複信給鄧穎超，說：“你的來信收閱，感謝你的諍言。有這一次的教訓（指‘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之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集體商決而後行。望你放心。”
臨行前，周恩來針對已經發生的問題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開了個動員會，提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都要提高警惕，加強組織紀律性。為了使飛機多帶一點汽油，周恩來還要求大家盡量少帶行李，每次行動都要對自己的行李自行負責，嚴格檢查；並要求不準給任何人隨機捎帶東西……
4月13日晚，周恩來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員談話，進行安撫，隨後又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告訴她：“何謙昨日忽患慢性闌尾炎，今日似轉為亞急性，決定留昆請王大夫於明早動手術，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華（何謙同誌的愛人）放心。現由李福坤代何出國。附上雲南大學生來信和戲單各二紙，俾知我們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時15分，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和陳毅率代表團按原計劃乘印度空軍“空中霸王號”飛機從昆明起飛，迎著南方的暑熱，踏上了飛往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的行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一再講安全第一，這次上飛機後，因飛機多帶了1000加侖汽油，周恩來又親自宣布了一條紀律，即在飛機上不準吸煙。
中午12時（當地時間為10時30分）“空中霸王號”飛抵仰光。周恩來、陳毅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下飛機後便住進了總統府。
下午，當地時間3點30分，周恩來、陳毅和浦壽昌去吳努官邸拜會吳努總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隨行。吳努總理將周恩來、陳毅迎進客廳，成元功和李福坤則一麵在院子裏等，一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約5點左右，一名服務員用盤子端著幾件衣服走來，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勢，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給他們。成、李兩人一看是周恩來、陳毅和浦壽昌的衣服，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不由大吃一驚。他們想問一下服務員，但又語言不通。怎麽辦？隻有進去看看再說。他們用手勢告訴服務員讓他把衣服送到車上，便快步向客廳衝去。一進門，隻見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吳努總理、奈溫將軍和浦壽昌都換上了緬甸民族服裝，正談笑風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壽昌把情況一說，成、李兩人才知道是吳努總理讓周恩來、陳毅、浦壽昌換了衣服去參加潑水節。虛驚一場，一塊石頭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為緬甸的潑水節，即緬甸的新年，一連三天，盛況空前，頗有點像中國的春節。中國代表團抵達緬甸當天，恰恰正值潑水節，在仰光大街上到處可以見到用竹木樹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擺著貯滿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邊開著消防水龍頭，自來水不住嘩嘩往外流。不時有男女青年坐著汽車來到彩棚處，互相往身上潑水，打水仗。據說互相潑水，可以洗淨身上一年的過錯，所以他們便以互相潑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
成元功和李福坤惟恐周恩來和陳毅有閃失，便緊緊跟隨在身邊，不離左右。
周恩來一行一共參加了5個彩棚的潑水儀式。開始，可能因為他們是貴賓，群眾還比較拘束，他們隻是用小碗向中國客人身上潑，或用樹枝沾上水向他們身上灑，後來在吳努總理的帶領下，群眾不再用小碗和樹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著大盆大桶地向中國客人身上潑來，還有的幹脆提起他們的衣領往衣服裏邊灌。中國客人也不再客氣了，便把對方的盆和桶搶過來向對方回敬，以致把許多婦女臉上的脂粉都衝得一道一道的。盡管如此，她們誰也不嗔怪。5個彩棚的潑水儀式下來，周恩來一行每個人的身上都被潑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於沒有換緬甸民族服裝，渾身上下濕得就像個落湯雞，新做的中山裝被潑得變了形，幹後皺皺巴巴再也無法穿了，隻好另換一身。
開始，成元功和李福神對周恩來和陳毅去參加潑水節很擔著一份心，因為彩棚那裏人很多，難免魚龍混雜，弄不好就會出岔子，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中國客人所去的5個彩棚，全都是吳努總理特意安排的，向他們潑水的群眾不是緬甸的政府官員的眷屬，就是他們的子女。
新加坡機場出現台灣特務
為了等待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到來和舉行中、印、緬、埃四國政府首腦會談，15日中國代表團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淩晨1時過10分（北京時間2時40分），才從仰光直飛雅加達。
本來起飛時間是淩晨3點，但機組考慮到，飛機小，時速慢，建議把起飛時間提前兩小時。周恩來同意機組的建議。為了保證安全，周恩來還指示：無關人員不得接近飛機；乘機人員所帶行李要嚴格檢查，並由專人負責押送機場，經機組檢查同意後再上飛機；送行人員一律停在距飛機50米以外。周恩來身體力行，他與吳努總理、奈溫將軍的告別，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號”起飛後，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閉目養神，有的由於連日勞累幹脆進入了夢鄉。
“空中霸王號”大約飛行了8個小時，進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趕上航線前方有雷雨區。由於“空中霸王號”是印度空軍所屬的一種雙引擎無密封的小型飛機，時速僅為360多公裏，不能超高空飛行，無法飛越雷雨區，機長要求在新加坡機場降落，待雷雨過後再繼續飛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考慮到周恩來、陳毅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隻能應允，除此而外，別無選擇，於是成元功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同意在新加坡機場作短暫停留後，機組人員立即通過無線電話與新加坡機場進行聯係。
當時中國與新加坡在外交上雖然沒有關係，但新加坡機場的老板卻很熱情。在他得悉是中國的包機，而且是周恩來的專機後，立即與英國駐馬來亞的高級專員麥克唐納取得了聯係，並在“空中霸王號”著陸後，親自登機邀請周恩來、陳毅和代表團成員，到機場貴賓候機室休息。
考慮到安全，周恩來、陳毅隻帶了廖承誌、李福坤等人去機場貴賓候機室。代表團其他成員除兩名下機看守飛機外，其餘一律留在飛機上。
麥克唐納係英國工黨首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兒子。他早就想見一見中國這位傑出的總理，聽說周恩來的座機將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趕到機場貴賓候機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隨周恩來和陳毅等人，在機場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貴賓候機室。在門口碰上了兩個中國人，一個30多歲，一個40多歲，兩個人微笑著直向他們招手。成元功以為他們是新加坡人，因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頭發、黃皮膚、鼻梁低低的。他們衝中國代表團招手、微笑，顯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誰知廖承誌認識他們。一進接待室的門，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邊，悄悄地對他們說：“那兩個人是蔣介石的特務，我認得的，你們要特別注意。”廖承誌當時主管僑務工作，在去香港時常被國民黨特務跟蹤，所以認識一些蔣介石的特務。成、李倆人一聽那兩個家夥是蔣介石的特務，當下就急了。又一看那兩個家夥正站在窗外，並未離開。李福坤同誌忙對成元功說：“你在裏邊盯著點，我到外邊去。”接著他便匆匆向門外走去。當時成也很緊張。不知這兩個家夥是和中國代表團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還是他們已經獲悉了周恩來的行蹤有備而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已使中國代表團失去了11位同誌，教訓是深刻的，決不能再讓這樣的事情重演了。
機場老板和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倒是彬彬有禮，他們親自給周恩來、陳毅和廖承誌等人拿點心、遞飲料，邊吃邊談。這時，中國客人們都有點餓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們飽餐了一頓。但李福坤守在外邊，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為那兩個家夥一直站在窗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警衛人員隻能堅守崗位，提高警惕，保證首長的安全，而決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則就是失職。
兩個小時過去了，直到廣播喇叭中傳出飛機可以起飛的聲音時，那兩個家夥才匆匆離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來。成元功趕快拿了些點心和冷飲遞給他。
下午2點45分，麥克唐納和機場老板把周恩來和陳毅等送到“空中霸王號”飛機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別。“空中霸王號”飛機離開停機坪騰空而起，繼續飛行。此時雷雨已經過去，天空雖然依舊白雲片片，但已不再妨礙空中飛行了。
飛機又飛行了3個鍾頭，於下午5點30分到達了雅加達瑪腰蘭機場。機場上警戒森嚴，崗哨林立，密密層層的歡迎的人們都站在警戒線以外。看到歡迎的人群，代表團成員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誌。他們本應該是先到達這裏的，也應該到機場來迎接周恩來的，可現在卻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了，也見不到他們的音容笑貌了，每個人心裏總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來和陳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後，受到了印度尼西亞外長蘇納約和中國大使黃鎮的歡迎。
大使館從安全考慮，為了轉移視線，同時準備了3輛同樣的汽車，每輛車上都掛上了中國國旗。楊奇清副部長和黃鎮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車的順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輛車先行，周恩來和大使乘第二輛，陳毅副總理乘第三輛。
車隊進入雅加達市區時，受到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和華僑的熱烈歡迎，人們手持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國旗和周恩來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號，熱烈歡迎新中國使者的到來，結果第一輛車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但也有少數壞人混在群眾中起哄搗亂。
當晚周恩來和陳毅等一行住進了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緊張了一天的心，才鬆弛下來。
一個正義的暗殺隊員的檢舉
4月17日上午10時，周恩來和陳毅一行，乘飛機離開雅加達，前往印度尼西亞的避暑勝地萬隆，並住進了達門沙裏路10號――當地華僑的一棟別墅裏。
亞非會議定於4月18日正式開幕。
開幕後的第二天，吃罷午飯，黃鎮大使、楊奇清副部長，還有陳家康等幾個同誌，正在住地的臨時休息室（天井）閑聊，大使館的人開車趕來，交給了黃鎮大使一份特急件。黃鎮大使拆開一看，吃了一驚，隨手遞給了楊奇清副部長。楊奇清副部長一看，也不由地一驚，然後又把它傳給了陳家康等幾個同誌。陳家康等幾個同誌看後，也很緊張。
原來這份急件，是一個覺悟了的暗殺隊隊員寫給大使館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稱：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於3月初，奉蔣介石之命組織了28個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對到萬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采取謀殺行動。並稱，暗殺隊已於3月10日在紅溪組成，成員均係國民黨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但每人從美國使館領到無聲手槍一支，而且領到印尼幣20萬盾。事成之後，每人加發20萬盾，打中周恩來的加發40萬盾。
中國代表團一到雅加達，就看到了這樣的消息：對這次亞非會議，美國不但派出了一個龐大的“記者團”，而且其特務機關還指使蔣介石在印度尼西亞的恐怖組織“鐵血團”和印度尼西亞的武裝匪徒相勾結，準備在亞非會議開會期間發動騷亂和暗殺。還有消息說，蔣介石集團已派毛人鳳、李樸生、林維棟等人趕來印度尼西亞，並匿居於雅加達與萬隆之間的蘇加武眉地區，以指揮其對亞非會議的破壞活動。這封來信，再次證實了上述消息並非子虛烏有，而是實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教訓，當然不能掉以輕心，讓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特務機關的陰謀再次得逞。當下，黃鎮大使、楊奇清副部長和警衛組研究了一個意見，這就是寫一個備忘錄，遞交印度尼西亞政府。備忘錄起草出來之後，先送陳毅，他看後氣憤地說，他們還要搞暗殺！又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完全同意，並說：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亞政府負責，要他們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大會的順利進行。
之後，代表團內部又召開了個緊急動員會。會上，陳毅要求每一個代表團成員，人人都要對總理的安全負責，並說：“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接著楊奇清副部長對總理的警衛工作做了進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來參加一項活動，要經過一個複雜地段，楊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兩人在周恩來前邊走，他說：“你們是外交官，能聽懂外語，身高體壯，萬一有情況你們也能擋一擋。”
同時，警衛組還對印度尼西亞政府派來的警衛人員做了工作，由楊奇清副部長出麵，代表周恩來、陳毅請他們吃中國飯，向他們送紀念禮品，並根據情況對他們的生活給予照顧。工作上也給規定了幾條，明確隨身副官和司機可同代表團工作人員一起用餐；周恩來乘用的汽車，在任務完後不得離開代表團駐地。至於其他警衛人員，除白天按大會確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還給他們搭了專供休息用的棚子，並給予煙、茶招待。這樣一來，他們都很受感動。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機曾對警衛組人員說：我們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平易近人的偉大人物，我們一定為中國代表團服好務。
此外，警衛組在要求使館做好代表團的服務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時，還要求使館組織當地的進步華僑、新聞記者和友好人士，幫助代表團加強防範。事後證實，他們都很努力，其中以華僑為代表的安全和服務工作做得尤為出色。
印度尼西亞當局接到中方的備忘錄之後，非常重視。他們不但要求萬隆所在地的第三軍區加強對萬隆的外圍警戒，還從外地抽調了3個步兵營來萬隆，以對付蓄意在亞非會議期間進行搗亂破壞的反動武裝，並在萬隆市內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從爪哇省調來不少警察便衣，還采取了收繳民間槍支、頒發居民身份證、劃定會議期間的戒嚴區域和行車路線戒嚴等措施。據說對秘密暗殺隊所有成員還進行了臨時性拘留。對周恩來，他們也加強了隨身警衛和現場警衛。他們專派了1名陸軍上尉作為周恩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為隨衛。周恩來外出，除有兩輛摩托車開路外，還加派了憲兵吉普車隨衛。對代表團駐地，特地派了8名憲兵和8名機動警察、3名便衣進行警衛。至於周恩來座車的司機，則是專門從運輸公司挑來的。這是個50來歲的小老頭，據使館的人員說，聽說給周恩來開車，當時有4個司機都爭著要來，沒辦法，隻好讓他們抓鬮，結果小老頭運氣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車開得又平又穩，而且一停下來就擦車，把車擦得鋥明瓦亮，纖塵不染。
周恩來傾倒萬隆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在當年1月份就對萬隆會議做出如下斷言：
這次會議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曆史意義，在行動上就有疑問了。幾乎所有的參加國都是不會滿意的……會上有這麽多不同的調子要唱，不見得會得到普遍的讚揚，認為這次會議會有肯定的結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會議的結果證明，那些以為亞非國家沒有人叫口令就不會協調自己的行動的人是打錯了算盤。正如蘇加諾總統在開幕詞中所說的，“我們之間是有差異的，但是隻要希望一致，多樣化又有什麽害處呢？”“我們是由比表麵上使我們分裂的東西更重要的東西聯合起來的。”
當然，亞非會議經曆過曲折，經曆過風暴，經曆過令人揪心的時刻。不論在會內還是會外，會前還是會後，始終可以感覺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與會國之間的分歧挑起一場爭論，使會議無結果而散。
事實上，從4月18日大會開始，爭論就漸漸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點多鍾，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登台發言，緊張的氣氛才突然緩和下來，凡是參加過萬隆會議的人大概都忘不了這個轉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兩天的全體會議上，有幾位代表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同殖民主義一樣的禍害，同時毫不留情地攻擊另外一些亞非國家奉行中立主義，因而釀成了被許多人認為會議已難於避免分裂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