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周恩來魅力外交！克什米爾堪鬧劇(4)
就在公布的全體會議臨近結束的緊要關頭，周恩來登上了講台。他在說明他決定把原來準備好的講稿散發、現在隻作一個簡短的補充發言以後，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代表團是來尋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
陡然之間，人們心裏懸著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全場鴉雀無聲，屏息傾聽。周恩來接著發揮了現在已經是人們熟知的命題：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
周恩來心平氣和地針對一些代表對共產主義、共產黨人和中國的誤解作了解釋。他說，在第二次大戰後，新興的亞非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社會製度，但是並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說：“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不同的見解。”周恩來宣布，為了不想使會議陷入爭論，中國決定不在會上提出關於台灣地區的局勢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雖然中國的要求完全是正義的。
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講話，找不到雄辯滔滔的外交辭令，有的隻是一片謀求團結的赤誠。如果說發起會議的科倫坡國家在為亞非會議製定的目標中已經表達了要求大家越過歧異而尋找共同點的希望和祝願的話，那麽，周恩來則以自己的言行樹立了求同存異的實例。
萬隆會議的第一次風波就這樣平息了。大會順利地轉入秘密舉行的3個小組委員會。然而在從4月20日開始的政治委員會，也就是各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風波又起來了，根子還是先前那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主張實行中立主義和同共產主義共處；一種觀點反對同共產主義共處。雙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會議已不可能達成協議的結論。
終於，到了最後一天（4月23日），又是成為爭論中心而又從不介入爭論的一個“共產黨國家”的總理周恩來，發表了某些代表所說的“亞非會議上最重要的講話”。
講話最中心的幾句是：“雖然我們信奉的意識形態和承擔的國際義務不同，但是我們的目的都應當是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和進行合作的基礎。有人不喜歡‘共處’這個詞兒；那好，我們可以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相處’這個詞兒。”
障礙消除了。就在中國提案的基礎上，政治委員會通過了《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什麽是和平共處的真諦？什麽是求同存異的真諦？
這就是萬隆精神。正是這樣的精神使萬隆會議開成了一個團結的會議，一個被菲律賓外交部長羅慕洛稱之為“罕見的理性和尊嚴的會議”。通過大會、小組委員會和不計其數的會外交往，長期被隔絕和被分離的亞非國家第一次進行了接觸，打開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許多人來時素昧平生，去時已成知交，許多人帶著誤解而來，帶著友誼回去。周恩來總理同納賽爾總統和西哈努克親王的相識就是這樣的例子。
萬隆精神表現在會場內，也表現在會場外。
會議期間發生的最大的會外新聞是，周恩來提出了同美國就解決台灣爭端舉行會談的建議。
在4月19日的補充發言裏，周恩來曾經提到：“本來，對美國一手造成的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很可以在這裏提出謀求解決的議案……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4月23日，周恩來在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裏寓所舉行的午餐會上，當著聚集在那裏的8國代表團團長的麵發表了下麵的聲明：
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用羅慕洛的話說：“這三句話的聲明震動了會議。”雲集萬隆的各國記者都搶著發這條特大新聞。各國代表團團長也紛紛發表談話表示歡迎。
會議期間發生的另外一條重要的會外新聞，是4月22日早晨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和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蘇納約簽署了兩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這個條約不僅解決了中印（尼）兩國之間一個曆史遺留的問題，而且表示了中國願意同一切有所謂“海外華人”的東南亞國家解決同樣問題的願望。中國以實際行動回答了會上某些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示的對中國的誤解與疑懼。
羅慕洛在1956年寫的《萬隆會議的意義》這本書中曾引用過希臘哲學家的一句名言：“曆史就是哲學用以施教的實例”。萬隆會議正是求同存異的智慧啟示世人如何為和平解決爭端、團結謀求進步的一個最好的實例。
在閉幕式上，亞非會議的主席、印度尼西亞總理是這樣結束他的閉幕辭的：“願我們在我們已經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並且願萬隆會議成為指引亞洲和非洲前進的燈塔。”
周恩來的魅力在萬隆會議上再次為眾人所傾倒，一位記者寫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開雙手等著，而他們就會向他走來。”一位出席會議的親西方代表承認：“我一如既往，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但我相信這個人。”
這種勢頭保持下來了。5月，周恩來聲明中國願意盡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8月，與美國的第一次大使級會談開始在日內瓦舉行，雙方在解決朝鮮戰爭時間的相互不信任方麵取得了真正的進展。亞洲的來訪者開始幾乎是不停地到中國來了，開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亞總理的來訪，緊接著是柬埔寨、老撾、尼泊爾、緬甸和巴基斯坦的領導人相繼訪問中國，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和加強。
不久，尼泊爾、埃及、敘利亞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國外交喜結碩果。
最後的勝利
盡管印度尼西亞政府、中國代表團內部以及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但為保證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帶的手槍子彈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隨周恩來離開駐地到獨立大廈或紅白旗大廈開會，或是去拜會其他代表團，或是應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團的宴會，成、李兩人總是緊緊跟隨在周恩來的身後，情況複雜時，他們則幹脆把周恩來包在中間。由於大使館給他們辦的身份證同會議代表一樣，不論什麽場合他們都可以進去參加，這對警衛工作幫助很大。
周恩來並不輕鬆，既要參加會議，應付來自帝國主義仆從國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種挑釁，又要在一些代表團之間做工作，求同存異，還要廣交朋友，進行一些必要的應酬。此外，還要過問代表團成員的飲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對印度尼西亞當局派來的安全服務人員的關懷。別的不說，單從4月24日亞非會議閉幕的那一天的活動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來緊張到了何種程度。那天，本來預定上午8時開會，隻要團長會議通過一下“殖民主義問題”和“世界和平和合作問題”兩個小組所起草的文件，就舉行閉幕式。那天周恩來連早飯都沒吃，說等閉幕式完了回來再吃，就坐車到會場上去了。誰知趕到會場之後，兩個小組在文件起草上出現了爭執。在殖民主義問題上，有些國家的代表堅持要把所謂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所謂的“滲透和顛覆性的國際學說”寫進去，而在軍事集團問題上，又不同意僅寫“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雙方爭來爭去，從上午8點一直爭到下午6點半（中午休息半小時，大家在酒吧間吃了一點點心），在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達成了協議。關於殖民主義問題，會議拒絕了那種所謂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所謂的“滲透和顛覆性的國際學說”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義在其一切表現中都是一種應當迅速予以根除的禍害……宣布會議支持所有這種（遭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事業；要求有關國家給予這種人民以自由和獨立”。關於軍事集團問題，在“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之後，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達成協議後，於下午6點35分，接著召開全體會議，直到晚上9點半全體會議才閉幕。會議閉幕後，周恩來和陳毅又去出席老撾代表團的酒會和亞非會議5個發起國的宴會。周恩來和陳毅回到達門沙裏路華僑別墅駐地，已經是晚上11點了。周恩來略微休息了一會，11點半，又在駐地會見了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談了有關調查“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炸事件的問題。零點30分又會見了越南總理範文同，直到早晨5點，周恩來這才上床休息。但也隻能休息兩個多小時，因為第二天上午8時還要會見日本代表高石奇達之助，10時會見印度代表梅農，11時半出席華僑招待會並講話。
這次會議，在周恩來總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亞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開成了一個一致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團結的大會，大會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條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有個國家的代表，當時對我國表現並不友好，在會上也沒起什麽好作用。最後卻說：“隻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周恩來先生這樣偉大的人才”，“我們就要離開萬隆了，除了你周恩來一人之外，我們都犯了錯誤。萬隆會議閉幕了，但周恩來的旗幟將永遠在萬隆飄揚。”
7天的亞非會議終於結束了，中國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堅持求同存異、協調一致的原則，為這次會議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在這7天的會議中，最忙的是周恩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這7天中，他共參加各種會議16次，會客約談10次，參加各種宴請活動15次。此外，還要參加代表團內部的活動、批閱文件和親自起草電報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來，他每天白天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晚上辦公，有兩天隻能和衣在床上睡個把小時。當時成元功曾對他的睡眠做過統計，7天他共睡13個多小時的覺。
從萬隆回到雲南昆明後，一天在駐地的院子裏散步，周恩來對成元功說：“這次出去很緊張，比較忙，睡覺少一些，休息幾天就補上了。大姐（指鄧穎超大姐）身體不好，不要對她講，免得她擔心。”周恩來的囑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訴鄧穎超。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調查結果
亞非會議雖然結束了，但事情並沒有結束。
4月11日，中國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發生後，4月15日，周恩來在仰光同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時，就向尼赫魯建議由印度派一名官員，去香港調查處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尼赫魯果然派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作為私人代表，調查“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在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也接見了這位代表，並商談和安排了有關調查處理事宜。回京後，於5月9日和5月15日又兩次約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最後確定由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和我方熊向暉，去香港與港英當局共同調查處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經過尖銳的鬥爭，港英當局才不得不於18日晚開始逮捕蔣介石集團的特務人員。從5月18日至6月1日，他們先後傳訊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後又逮捕了與蔣介石有關係的人員8名。經過審訊和調查，終於證實，“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是蔣記保密局所屬的香港情報站策劃的，其目的在於暗害周恩來總理。其主使人為周斌成，直接指揮的是金鍵夫，參與策劃的有沈齊平，直接執行的是周駒。周駒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潔工，住九龍太子道公共汽車站附近。定時炸彈是由“四川”號輪船海員張祖順從基隆港秘密運到香港，經蔣記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特務李益民，交給另一特務而後又轉交給周駒的。周駒將定時炸彈偽裝成西藥帶進機場，乘打掃衛生之際，溜到“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到了飛機的右翼輪艙附近。當天中午12時15分，飛機飛離啟德機場，下午6時30分，在北婆羅洲沙撈越古晉100海裏處上空爆炸，機上除了領航員帕塔克、工程師卡尼克和副駕駛員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機組其他人員全部遇難。
周駒安放定時炸彈得逞後，未等下工，即從鐵絲網下爬出機場，乘特務接應的汽車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幾天，而後於5月18日，即印中調查人員到達香港的當天，乘美國民航班機，逃到了台灣。
真相大白之後，港英當局本應將周駒引渡回香港，連同其他罪犯一並送上法庭，聽從審判，但港英當局竟置我國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議於不顧，聲稱香港與台灣沒有引渡條約，不但沒有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且借口證據不足，先後將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證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台灣。至此，這一震驚世界的案件，實際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遺憾。
台刊披露空難真相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發生40年以後，台灣《中國時報》記者張平宜專訪了該案的主要當事人、當年曾任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穀正文。終於打破了台灣的“沉默”，首度揭開了塵封40年的情報黑幕，抖出了“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周恩來的始末。
《中國時報》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張平宜題為《專訪穀正文談籌劃謀殺周恩來始末》的文章。該文說：
1955年，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召開前，台灣情報人員獲悉，周恩來將率中共代表團，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雅加達開會，由於專機會在香港短暫停留加油，所以台灣特務，決定趁此炸機幹掉周恩來。
當時，這件暗殺行動的兩位執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敵後部置組組長，此人沉默寡言，工於心計，是戴笠得意的學生之一；另一位則是組員陳鴻舉，兩人都是台灣派到香港從事敵後顛覆的特務人員。
兩人全盤計劃是這樣的：找人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放炸彈，時間一到，炸彈爆炸，自然什麽都炸得灰飛煙滅，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證據。
計劃中，放炸彈的人將是關鍵人物。問題是誰將執行這個任務？找個陌生臉孔的國民黨特務，恐怕混不過機場嚴密的檢查，最好是機場工作人員，尤其是能接近飛機，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陳兩人在機場勘查一陣過後，終於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選――小鄭。
小鄭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駒，他原是香港啟德機場的清潔工，才20來歲，未婚無家累，隻有一位嗜賭如命的父親。此外，小鄭個子瘦小，長相普通，在機場打掃清潔。鮮少引人注意。
在港幣60萬的重賞下，小鄭“勇敢”接下暗殺周恩來的危險任務。
計劃大致確定後，周斌成與陳鴻舉兩人特地從香港趕回來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口頭報告”，毛人鳳一聽覺得“大有可為”。因為本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就一直不斷在積極謀劃暗殺周恩來的舉動，但始終沒有付諸實行，正好周斌成此時提出了炸毀周恩來的專機計劃……
盡管毛人鳳覺得計劃可行，可是周、陳兩人卻不敢向毛人鳳提起60萬港幣酬勞的事情，怕金額過高，遭毛反對，最後，兩人決定央請當時有“地下局長”之稱的穀正文，請他出馬為60萬港幣代為通融。
穀正文詳聽計劃始末後立刻讚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殺中共領導人，本來就是特務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給香港政府壓力，因為在此之前，香港對我情報人員不太客氣，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這個計劃太漂亮了，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穀正文並建議周、陳兩人，最好前一天，能帶小鄭住旅館，並將他的爸爸一起找來，免得小鄭臨陣退縮，壞了整個計劃。
4月10日，周、陳兩人從台灣帶著60萬港幣利用貨船偷渡至香港，與小鄭住進旅館，將現金交給小鄭的父親保管。當晚，台灣特務除了交給小鄭炸藥外，同時還教他如何使用，並就計劃細節，反複進行溝通演練。
4月11日，小鄭跟往常一樣上班去了，“平安無事”地通過工作人員例行檢查。小鄭的炸藥是如何通過檢查的？原來，台灣人員交給他的炸藥，叫做TNT，這是一種高科技的產品，一直由美國中情局提供台灣情報網使用。這一次，為了應付機場的安檢，特別做成牙膏模樣，裝進牙膏裏，而簡易的洗盥用具，機場工作人員是被允許帶入的。
就這樣，小鄭帶著TNT成功闖關。
4月11日早晨，小鄭負責3架飛機的清潔工作，其中包括來加油、作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他神色自若地跟著一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東打掃，西打掃，誰也沒有注意到他何時鑽進行李艙裝了定時炸彈，又何時失蹤。
失蹤的小鄭，是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裏，隨時等待飛往台灣。
看起來貌不驚人的小鄭，其實挺精靈的，當初與台灣特務在研擬退路時，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計劃，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內，因為這架飛機經常來往於港台間，最方便不過了。至於如何搭上便機，個子瘦小的小鄭，決定縮在飛機的機輪間，因為一般人想不到那麽狹小的空間，竟能藏人。
當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中進行，小鄭也順利躲入陳納德的民用飛機內，以後，倒是發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點叫小鄭曝了光……
那就是陳納德的民用飛機，在小鄭躲進去後不久就起飛了（這一說法與本書307頁有異，但原文如此――編者注），不久，從啟德機場降落在台灣鬆山機場，由於飛機降落後，突然跳下一個人，當場引起一陣騷動。
飛機上跳下一個人，當時保安司令部在機場設有一個聯合檢查處，由一位姓趙的上校統籌管理。他以為來了一個“偷渡客”，嚇得雞飛狗跳，一通電話打到保安司令部。
還來不及吃中飯的穀正文在獲知小鄭提前到來後，立刻帶了兩個人，坐吉普車直到機場接人。
到機場時，趙姓上校，不讓穀正文帶走小鄭，一直嚷嚷，即使從飛機上“跳”下來，還是違法，隻要違法，一定嚴辦。
看著不明就裏的趙上校吵鬧不休，穀正文擔心驚動了媒體，最重要的是“克什米爾公主號”尚未起飛，小鄭絕對不能曝光，否則功虧一簣。不得已，穀正文隻好板下臉孔，說是“老先生親自交辦的”，如果消息見報，一切後果自行負責。然而根據穀正文了解，後來，這位無辜的趙姓上校還是因為這件事被免了職。
穀正文從機場接過小鄭後，便將他帶到延平南路有“南開大學”之稱的南所，讓他洗澡吃中飯，休息一下。
事實上，也在此時，台灣接獲消息，周恩來可能沒有登上那班飛機，因為“克什米爾公主號”並沒有按原定計劃從香港起飛。
當時不知道為什麽周恩來臨時改變注意，外界對此紛紛揣測說“因為他知道台灣特務在飛機上放炸彈”。對此，穀正文頗不以為然，他認為“周恩來根本不知道，隻能說他命大。”
後來周恩來為什麽沒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飛機呢？據事後了解，周恩來因為接到緬甸及印度總理的邀約，準備先赴仰光約會，再轉赴萬隆開會，因此，才幸運逃過一劫。
載著中共代表團3人、中共5名記者、1名波蘭記者、1名奧地利記者、1名越南工作人員，一共11人，“克什米爾公主號”於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時，從行李艙突然傳來一聲巨響，飛機起火燃燒，像一團火球一樣衝進海裏，時間是4月11日下午6時30分。隻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機組人員，在海上漂流幾個鍾頭後，奇跡似地獲救。
根據穀正文表示，蔣介石事前並不知道保密局炸機的舉動，第二天，毛人鳳才親自向他報告，並對周恩來幸免於難深表遺憾。不料，蔣介石聽完後，非但沒有生氣，還覺得給大陸一個下馬威，挫挫士氣，感覺不錯，因此簽下好大一筆獎金――美金9000元，犒賞有功人員。
而台灣對於萬隆會議前夕發生這種敏感新聞，也一反常態，3家晚報均以不太顯著的版麵處理空難的消息。《中央日報》第二天更是隻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內容交待了事。
雖然台灣當局始終低調處理這件空難，不過由於罹難人員包括5個國家，在國際輿論及中共壓力下，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厲風行展開一連串調查審問一幹人等，連小鄭點頭之交的朋友，幾乎無一幸免，紛紛被抓去嚴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鄭的下落，及整個案情的來龍去脈。
打了又打，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不顧中共的抗議，香港政府隻得放人，隻起訴了本名周駒的小鄭一人。問題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鄭，可是人海茫茫，到哪裏才能將小鄭逮捕歸案？
另一方麵，在台灣保安單位嚴加保護下，小鄭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員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倆抵台後，立刻改名換姓，如今已在台灣落地生根。
“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盡管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穀正文卻說，最大的收獲是，的確讓香港政府嚇了一跳。因為事後台灣在香港情報網的最高督導王新衡，曾與港督達成了口頭協議，對於台灣特務，香港可以破壞組織，可以抓人，但不準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灣自行處理，如果香港政府答應放台灣特務一馬，則台灣特務保證不在香港再搞炸機、殺人、放火等恐怖行為，並停止印製港幣假鈔。
蒙上神秘麵紗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已經事過境遷40年，周、陳兩人也先後在前年、去年離開人世。穀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來，坦承是台灣當局主謀放的炸彈，當局可能會覺得某種程度的難堪。不過今年85歲的穀正文還是忍不住要說：“從世界各國的曆史來看類似這種政治謀殺事件多得不勝枚舉，事實上這已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做不做’的問題。”
根據台灣《中國時報》周刊最近介紹，穀正文生於1910年，原籍山西汾陽。在抗戰以前，穀正文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已是國民黨特務（即所謂“職業學生”）。他後來還擔任“華北特種工作組”的組長，專門執行破壞中共組織及暗殺中共幹部或親共人物的任務。他是以戴笠為局長的軍統局的大特務。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潰敗後，穀正文隨軍統局遷往台灣。到了台灣，30多歲的穀正文繼續幹他的本行，擔任情報機關的“偵防組”組長長達17年之久。後來，他又升任“情報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華航空公司一架運輸機在台灣境內墜毀，引起各方麵議論。退休多年的穀正文也發表一番高論，大膽假設華航這架飛機可能是“人為蓄意破壞”。此言一出，引得華航高層人員的不滿和追究。
陡然之間，人們心裏懸著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全場鴉雀無聲，屏息傾聽。周恩來接著發揮了現在已經是人們熟知的命題：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
周恩來心平氣和地針對一些代表對共產主義、共產黨人和中國的誤解作了解釋。他說，在第二次大戰後，新興的亞非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社會製度，但是並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說：“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不同的見解。”周恩來宣布，為了不想使會議陷入爭論，中國決定不在會上提出關於台灣地區的局勢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雖然中國的要求完全是正義的。
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講話，找不到雄辯滔滔的外交辭令，有的隻是一片謀求團結的赤誠。如果說發起會議的科倫坡國家在為亞非會議製定的目標中已經表達了要求大家越過歧異而尋找共同點的希望和祝願的話，那麽，周恩來則以自己的言行樹立了求同存異的實例。
萬隆會議的第一次風波就這樣平息了。大會順利地轉入秘密舉行的3個小組委員會。然而在從4月20日開始的政治委員會，也就是各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風波又起來了，根子還是先前那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主張實行中立主義和同共產主義共處；一種觀點反對同共產主義共處。雙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會議已不可能達成協議的結論。
終於，到了最後一天（4月23日），又是成為爭論中心而又從不介入爭論的一個“共產黨國家”的總理周恩來，發表了某些代表所說的“亞非會議上最重要的講話”。
講話最中心的幾句是：“雖然我們信奉的意識形態和承擔的國際義務不同，但是我們的目的都應當是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和進行合作的基礎。有人不喜歡‘共處’這個詞兒；那好，我們可以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相處’這個詞兒。”
障礙消除了。就在中國提案的基礎上，政治委員會通過了《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什麽是和平共處的真諦？什麽是求同存異的真諦？
這就是萬隆精神。正是這樣的精神使萬隆會議開成了一個團結的會議，一個被菲律賓外交部長羅慕洛稱之為“罕見的理性和尊嚴的會議”。通過大會、小組委員會和不計其數的會外交往，長期被隔絕和被分離的亞非國家第一次進行了接觸，打開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許多人來時素昧平生，去時已成知交，許多人帶著誤解而來，帶著友誼回去。周恩來總理同納賽爾總統和西哈努克親王的相識就是這樣的例子。
萬隆精神表現在會場內，也表現在會場外。
會議期間發生的最大的會外新聞是，周恩來提出了同美國就解決台灣爭端舉行會談的建議。
在4月19日的補充發言裏，周恩來曾經提到：“本來，對美國一手造成的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很可以在這裏提出謀求解決的議案……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4月23日，周恩來在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裏寓所舉行的午餐會上，當著聚集在那裏的8國代表團團長的麵發表了下麵的聲明：
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用羅慕洛的話說：“這三句話的聲明震動了會議。”雲集萬隆的各國記者都搶著發這條特大新聞。各國代表團團長也紛紛發表談話表示歡迎。
會議期間發生的另外一條重要的會外新聞，是4月22日早晨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和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蘇納約簽署了兩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這個條約不僅解決了中印（尼）兩國之間一個曆史遺留的問題，而且表示了中國願意同一切有所謂“海外華人”的東南亞國家解決同樣問題的願望。中國以實際行動回答了會上某些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示的對中國的誤解與疑懼。
羅慕洛在1956年寫的《萬隆會議的意義》這本書中曾引用過希臘哲學家的一句名言：“曆史就是哲學用以施教的實例”。萬隆會議正是求同存異的智慧啟示世人如何為和平解決爭端、團結謀求進步的一個最好的實例。
在閉幕式上，亞非會議的主席、印度尼西亞總理是這樣結束他的閉幕辭的：“願我們在我們已經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並且願萬隆會議成為指引亞洲和非洲前進的燈塔。”
周恩來的魅力在萬隆會議上再次為眾人所傾倒，一位記者寫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開雙手等著，而他們就會向他走來。”一位出席會議的親西方代表承認：“我一如既往，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但我相信這個人。”
這種勢頭保持下來了。5月，周恩來聲明中國願意盡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8月，與美國的第一次大使級會談開始在日內瓦舉行，雙方在解決朝鮮戰爭時間的相互不信任方麵取得了真正的進展。亞洲的來訪者開始幾乎是不停地到中國來了，開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亞總理的來訪，緊接著是柬埔寨、老撾、尼泊爾、緬甸和巴基斯坦的領導人相繼訪問中國，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和加強。
不久，尼泊爾、埃及、敘利亞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國外交喜結碩果。
最後的勝利
盡管印度尼西亞政府、中國代表團內部以及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但為保證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帶的手槍子彈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隨周恩來離開駐地到獨立大廈或紅白旗大廈開會，或是去拜會其他代表團，或是應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團的宴會，成、李兩人總是緊緊跟隨在周恩來的身後，情況複雜時，他們則幹脆把周恩來包在中間。由於大使館給他們辦的身份證同會議代表一樣，不論什麽場合他們都可以進去參加，這對警衛工作幫助很大。
周恩來並不輕鬆，既要參加會議，應付來自帝國主義仆從國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種挑釁，又要在一些代表團之間做工作，求同存異，還要廣交朋友，進行一些必要的應酬。此外，還要過問代表團成員的飲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對印度尼西亞當局派來的安全服務人員的關懷。別的不說，單從4月24日亞非會議閉幕的那一天的活動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來緊張到了何種程度。那天，本來預定上午8時開會，隻要團長會議通過一下“殖民主義問題”和“世界和平和合作問題”兩個小組所起草的文件，就舉行閉幕式。那天周恩來連早飯都沒吃，說等閉幕式完了回來再吃，就坐車到會場上去了。誰知趕到會場之後，兩個小組在文件起草上出現了爭執。在殖民主義問題上，有些國家的代表堅持要把所謂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所謂的“滲透和顛覆性的國際學說”寫進去，而在軍事集團問題上，又不同意僅寫“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雙方爭來爭去，從上午8點一直爭到下午6點半（中午休息半小時，大家在酒吧間吃了一點點心），在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達成了協議。關於殖民主義問題，會議拒絕了那種所謂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所謂的“滲透和顛覆性的國際學說”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義在其一切表現中都是一種應當迅速予以根除的禍害……宣布會議支持所有這種（遭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事業；要求有關國家給予這種人民以自由和獨立”。關於軍事集團問題，在“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之後，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達成協議後，於下午6點35分，接著召開全體會議，直到晚上9點半全體會議才閉幕。會議閉幕後，周恩來和陳毅又去出席老撾代表團的酒會和亞非會議5個發起國的宴會。周恩來和陳毅回到達門沙裏路華僑別墅駐地，已經是晚上11點了。周恩來略微休息了一會，11點半，又在駐地會見了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談了有關調查“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炸事件的問題。零點30分又會見了越南總理範文同，直到早晨5點，周恩來這才上床休息。但也隻能休息兩個多小時，因為第二天上午8時還要會見日本代表高石奇達之助，10時會見印度代表梅農，11時半出席華僑招待會並講話。
這次會議，在周恩來總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亞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開成了一個一致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團結的大會，大會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條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有個國家的代表，當時對我國表現並不友好，在會上也沒起什麽好作用。最後卻說：“隻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周恩來先生這樣偉大的人才”，“我們就要離開萬隆了，除了你周恩來一人之外，我們都犯了錯誤。萬隆會議閉幕了，但周恩來的旗幟將永遠在萬隆飄揚。”
7天的亞非會議終於結束了，中國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堅持求同存異、協調一致的原則，為這次會議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在這7天的會議中，最忙的是周恩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這7天中，他共參加各種會議16次，會客約談10次，參加各種宴請活動15次。此外，還要參加代表團內部的活動、批閱文件和親自起草電報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來，他每天白天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晚上辦公，有兩天隻能和衣在床上睡個把小時。當時成元功曾對他的睡眠做過統計，7天他共睡13個多小時的覺。
從萬隆回到雲南昆明後，一天在駐地的院子裏散步，周恩來對成元功說：“這次出去很緊張，比較忙，睡覺少一些，休息幾天就補上了。大姐（指鄧穎超大姐）身體不好，不要對她講，免得她擔心。”周恩來的囑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訴鄧穎超。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調查結果
亞非會議雖然結束了，但事情並沒有結束。
4月11日，中國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發生後，4月15日，周恩來在仰光同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時，就向尼赫魯建議由印度派一名官員，去香港調查處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尼赫魯果然派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作為私人代表，調查“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在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也接見了這位代表，並商談和安排了有關調查處理事宜。回京後，於5月9日和5月15日又兩次約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最後確定由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氏和我方熊向暉，去香港與港英當局共同調查處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經過尖銳的鬥爭，港英當局才不得不於18日晚開始逮捕蔣介石集團的特務人員。從5月18日至6月1日，他們先後傳訊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後又逮捕了與蔣介石有關係的人員8名。經過審訊和調查，終於證實，“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是蔣記保密局所屬的香港情報站策劃的，其目的在於暗害周恩來總理。其主使人為周斌成，直接指揮的是金鍵夫，參與策劃的有沈齊平，直接執行的是周駒。周駒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潔工，住九龍太子道公共汽車站附近。定時炸彈是由“四川”號輪船海員張祖順從基隆港秘密運到香港，經蔣記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特務李益民，交給另一特務而後又轉交給周駒的。周駒將定時炸彈偽裝成西藥帶進機場，乘打掃衛生之際，溜到“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到了飛機的右翼輪艙附近。當天中午12時15分，飛機飛離啟德機場，下午6時30分，在北婆羅洲沙撈越古晉100海裏處上空爆炸，機上除了領航員帕塔克、工程師卡尼克和副駕駛員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機組其他人員全部遇難。
周駒安放定時炸彈得逞後，未等下工，即從鐵絲網下爬出機場，乘特務接應的汽車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幾天，而後於5月18日，即印中調查人員到達香港的當天，乘美國民航班機，逃到了台灣。
真相大白之後，港英當局本應將周駒引渡回香港，連同其他罪犯一並送上法庭，聽從審判，但港英當局竟置我國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議於不顧，聲稱香港與台灣沒有引渡條約，不但沒有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且借口證據不足，先後將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證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台灣。至此，這一震驚世界的案件，實際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遺憾。
台刊披露空難真相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發生40年以後，台灣《中國時報》記者張平宜專訪了該案的主要當事人、當年曾任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穀正文。終於打破了台灣的“沉默”，首度揭開了塵封40年的情報黑幕，抖出了“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周恩來的始末。
《中國時報》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張平宜題為《專訪穀正文談籌劃謀殺周恩來始末》的文章。該文說：
1955年，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召開前，台灣情報人員獲悉，周恩來將率中共代表團，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雅加達開會，由於專機會在香港短暫停留加油，所以台灣特務，決定趁此炸機幹掉周恩來。
當時，這件暗殺行動的兩位執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敵後部置組組長，此人沉默寡言，工於心計，是戴笠得意的學生之一；另一位則是組員陳鴻舉，兩人都是台灣派到香港從事敵後顛覆的特務人員。
兩人全盤計劃是這樣的：找人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放炸彈，時間一到，炸彈爆炸，自然什麽都炸得灰飛煙滅，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證據。
計劃中，放炸彈的人將是關鍵人物。問題是誰將執行這個任務？找個陌生臉孔的國民黨特務，恐怕混不過機場嚴密的檢查，最好是機場工作人員，尤其是能接近飛機，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陳兩人在機場勘查一陣過後，終於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選――小鄭。
小鄭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駒，他原是香港啟德機場的清潔工，才20來歲，未婚無家累，隻有一位嗜賭如命的父親。此外，小鄭個子瘦小，長相普通，在機場打掃清潔。鮮少引人注意。
在港幣60萬的重賞下，小鄭“勇敢”接下暗殺周恩來的危險任務。
計劃大致確定後，周斌成與陳鴻舉兩人特地從香港趕回來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口頭報告”，毛人鳳一聽覺得“大有可為”。因為本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就一直不斷在積極謀劃暗殺周恩來的舉動，但始終沒有付諸實行，正好周斌成此時提出了炸毀周恩來的專機計劃……
盡管毛人鳳覺得計劃可行，可是周、陳兩人卻不敢向毛人鳳提起60萬港幣酬勞的事情，怕金額過高，遭毛反對，最後，兩人決定央請當時有“地下局長”之稱的穀正文，請他出馬為60萬港幣代為通融。
穀正文詳聽計劃始末後立刻讚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殺中共領導人，本來就是特務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給香港政府壓力，因為在此之前，香港對我情報人員不太客氣，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這個計劃太漂亮了，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穀正文並建議周、陳兩人，最好前一天，能帶小鄭住旅館，並將他的爸爸一起找來，免得小鄭臨陣退縮，壞了整個計劃。
4月10日，周、陳兩人從台灣帶著60萬港幣利用貨船偷渡至香港，與小鄭住進旅館，將現金交給小鄭的父親保管。當晚，台灣特務除了交給小鄭炸藥外，同時還教他如何使用，並就計劃細節，反複進行溝通演練。
4月11日，小鄭跟往常一樣上班去了，“平安無事”地通過工作人員例行檢查。小鄭的炸藥是如何通過檢查的？原來，台灣人員交給他的炸藥，叫做TNT，這是一種高科技的產品，一直由美國中情局提供台灣情報網使用。這一次，為了應付機場的安檢，特別做成牙膏模樣，裝進牙膏裏，而簡易的洗盥用具，機場工作人員是被允許帶入的。
就這樣，小鄭帶著TNT成功闖關。
4月11日早晨，小鄭負責3架飛機的清潔工作，其中包括來加油、作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他神色自若地跟著一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東打掃，西打掃，誰也沒有注意到他何時鑽進行李艙裝了定時炸彈，又何時失蹤。
失蹤的小鄭，是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裏，隨時等待飛往台灣。
看起來貌不驚人的小鄭，其實挺精靈的，當初與台灣特務在研擬退路時，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計劃，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內，因為這架飛機經常來往於港台間，最方便不過了。至於如何搭上便機，個子瘦小的小鄭，決定縮在飛機的機輪間，因為一般人想不到那麽狹小的空間，竟能藏人。
當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中進行，小鄭也順利躲入陳納德的民用飛機內，以後，倒是發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點叫小鄭曝了光……
那就是陳納德的民用飛機，在小鄭躲進去後不久就起飛了（這一說法與本書307頁有異，但原文如此――編者注），不久，從啟德機場降落在台灣鬆山機場，由於飛機降落後，突然跳下一個人，當場引起一陣騷動。
飛機上跳下一個人，當時保安司令部在機場設有一個聯合檢查處，由一位姓趙的上校統籌管理。他以為來了一個“偷渡客”，嚇得雞飛狗跳，一通電話打到保安司令部。
還來不及吃中飯的穀正文在獲知小鄭提前到來後，立刻帶了兩個人，坐吉普車直到機場接人。
到機場時，趙姓上校，不讓穀正文帶走小鄭，一直嚷嚷，即使從飛機上“跳”下來，還是違法，隻要違法，一定嚴辦。
看著不明就裏的趙上校吵鬧不休，穀正文擔心驚動了媒體，最重要的是“克什米爾公主號”尚未起飛，小鄭絕對不能曝光，否則功虧一簣。不得已，穀正文隻好板下臉孔，說是“老先生親自交辦的”，如果消息見報，一切後果自行負責。然而根據穀正文了解，後來，這位無辜的趙姓上校還是因為這件事被免了職。
穀正文從機場接過小鄭後，便將他帶到延平南路有“南開大學”之稱的南所，讓他洗澡吃中飯，休息一下。
事實上，也在此時，台灣接獲消息，周恩來可能沒有登上那班飛機，因為“克什米爾公主號”並沒有按原定計劃從香港起飛。
當時不知道為什麽周恩來臨時改變注意，外界對此紛紛揣測說“因為他知道台灣特務在飛機上放炸彈”。對此，穀正文頗不以為然，他認為“周恩來根本不知道，隻能說他命大。”
後來周恩來為什麽沒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飛機呢？據事後了解，周恩來因為接到緬甸及印度總理的邀約，準備先赴仰光約會，再轉赴萬隆開會，因此，才幸運逃過一劫。
載著中共代表團3人、中共5名記者、1名波蘭記者、1名奧地利記者、1名越南工作人員，一共11人，“克什米爾公主號”於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時，從行李艙突然傳來一聲巨響，飛機起火燃燒，像一團火球一樣衝進海裏，時間是4月11日下午6時30分。隻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機組人員，在海上漂流幾個鍾頭後，奇跡似地獲救。
根據穀正文表示，蔣介石事前並不知道保密局炸機的舉動，第二天，毛人鳳才親自向他報告，並對周恩來幸免於難深表遺憾。不料，蔣介石聽完後，非但沒有生氣，還覺得給大陸一個下馬威，挫挫士氣，感覺不錯，因此簽下好大一筆獎金――美金9000元，犒賞有功人員。
而台灣對於萬隆會議前夕發生這種敏感新聞，也一反常態，3家晚報均以不太顯著的版麵處理空難的消息。《中央日報》第二天更是隻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內容交待了事。
雖然台灣當局始終低調處理這件空難，不過由於罹難人員包括5個國家，在國際輿論及中共壓力下，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厲風行展開一連串調查審問一幹人等，連小鄭點頭之交的朋友，幾乎無一幸免，紛紛被抓去嚴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鄭的下落，及整個案情的來龍去脈。
打了又打，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不顧中共的抗議，香港政府隻得放人，隻起訴了本名周駒的小鄭一人。問題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鄭，可是人海茫茫，到哪裏才能將小鄭逮捕歸案？
另一方麵，在台灣保安單位嚴加保護下，小鄭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員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倆抵台後，立刻改名換姓，如今已在台灣落地生根。
“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盡管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穀正文卻說，最大的收獲是，的確讓香港政府嚇了一跳。因為事後台灣在香港情報網的最高督導王新衡，曾與港督達成了口頭協議，對於台灣特務，香港可以破壞組織，可以抓人，但不準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灣自行處理，如果香港政府答應放台灣特務一馬，則台灣特務保證不在香港再搞炸機、殺人、放火等恐怖行為，並停止印製港幣假鈔。
蒙上神秘麵紗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已經事過境遷40年，周、陳兩人也先後在前年、去年離開人世。穀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來，坦承是台灣當局主謀放的炸彈，當局可能會覺得某種程度的難堪。不過今年85歲的穀正文還是忍不住要說：“從世界各國的曆史來看類似這種政治謀殺事件多得不勝枚舉，事實上這已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做不做’的問題。”
根據台灣《中國時報》周刊最近介紹，穀正文生於1910年，原籍山西汾陽。在抗戰以前，穀正文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已是國民黨特務（即所謂“職業學生”）。他後來還擔任“華北特種工作組”的組長，專門執行破壞中共組織及暗殺中共幹部或親共人物的任務。他是以戴笠為局長的軍統局的大特務。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潰敗後，穀正文隨軍統局遷往台灣。到了台灣，30多歲的穀正文繼續幹他的本行，擔任情報機關的“偵防組”組長長達17年之久。後來，他又升任“情報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華航空公司一架運輸機在台灣境內墜毀，引起各方麵議論。退休多年的穀正文也發表一番高論，大膽假設華航這架飛機可能是“人為蓄意破壞”。此言一出，引得華航高層人員的不滿和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