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懷仁堂新政府成立！開國大典千古勝事(9)
首先是垃圾清掃工作。
剛解放時，北平城裏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據估計，市區堆存的垃圾多達60多萬噸。當接管人員來到天安門前時，隻見高高的城樓顯得十分破舊，雜草在風中搖曳，一群野鴿子撲啦啦地在城樓上飛著。通向城樓的石梯，堆積著一層厚厚的、已經風幹的鴿子糞，人踩上去，一股黴臭味撲鼻而來。
垃圾，不但阻塞了交通，也汙染了空氣和環境，損害了人民的健康。
1949年3月，市政府號召黨、政、軍、民、學、商各界，成立清運委員會。市長葉劍英在清運會上動員說：“清運工作，即為人民服務。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並且有機會把肥運到郊外，還要保證減少人民的死亡率。”
於是，全市開展了大規模的清運工作。
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為清戶、清巷階段。
4月26日至6月30日，為清除儲運場及大街和重點地區。
前後曆時91天，共清除垃圾29280公方，折合重量為201638噸。
北京市清運垃圾的運動，一直延續到1949年底，終於徹底將市區各戶屋內、房頂、院落、寺角打掃得幹幹淨淨。
天安門廣場和城樓的垃圾清掃幹淨後，隨之而來的是對城樓進行整修。
北平解放時，天安門城樓已年久失修，一派破舊不堪的樣子。朱紅色的牆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蝕下，一片一片地脫掉，如同一個全身長滿了爛瘡的病人。瓦縫間長著一簇簇狗尾巴草，門樓堞上叢生著荊棘。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修整天安門的決議。
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清除地麵障礙物，開辟一個能容納6萬人的大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作為主席台，安裝22.5米高的電力控製大旗杆一座；補修瀝青石潭路麵1626平方米。此外，還要進行植樹、種花、種草等綠化美化工作。
這項工程工期短、任務急。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麵的密切配合下，一個能容納近20萬人的廣場開辟出來了。
天安門城樓油漆一新。
瀝青石潭路麵鋪好了。
花、草、綠樹也種上了。
北京城和天安門以其嶄新的姿態，迎接著新中國的誕生。
八盞巨型宮燈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1949年9月30日，北京一家大報這樣報道說：“天安門城樓頂上金碧輝煌，棟梁也粉刷一新，棟梁中間分懸著八個巨大的紅燈。”
實際上，這篇現場報道敘述得很不夠。
在天安門城樓上懸吊著的八盞大紅宮燈，每一盞都至少需要三個大人環抱才能摟抱過來。每盞宮燈在飄蕩的黃色流蘇襯映下，顯得十分紅火。
但人們卻很難想到，這八盞宮燈的設計竟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當時，城樓的布置裝飾任務是由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負責的。宣傳部長張致祥親自到天安門考察了一番，又把這項任務的設計工作交給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
這個文工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的抗敵劇社，建國後改名為戰友文工團。
舞美隊長蘇凡從張致祥部長那裏接受任務時，距開國大典隻有20多天的時間了。張致祥感到時間很緊，問蘇凡有什麽困難。蘇凡卻似乎早有準備，成竹在胸。原來他手下有兩個“才子”。他們都是日本人，一個叫肖野，40多歲，一個叫森茂，才30歲。他們都是日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的學生。
張致祥和蘇凡拿出大皮尺測量著天安門的各種數據，肖野和森茂用心構思。為保證設計的準確性，兩位日本美術家提出要親自測量一下。
天安門裏麵的西廂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設計室。各種數據資料都堆積在這裏。
不久，兩位日本美術家設計出20幅各式各樣的繪畫草圖。
張致祥把它們連夜親自送到周恩來辦公室。
深夜的燈光下，周恩來一眼就看中了八盞太陽般宮燈的設計，眉宇間露出讚美的表情。張致祥心中懸著的一塊石頭頓時落地。
周恩來拿起筆，在設計圖上對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刪改。他一邊抹去金水橋欄上紮滿彩球的設計，一邊對張致祥說：“把城樓突出表現出來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會會場的設計，一定要保持一種既喜慶歡樂又嚴肅莊重的氣氛。”
八個大紅宮燈一經確定，周恩來要求在慶祝大會前兩天張掛起來。
然而要找這麽巨大的宮燈卻不是易事，北平城壓根沒有見過這麽大的宮燈。
隻剩十天了。張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長的肖野冷靜地想了想，說：“北平城裏不是有做宮燈的嗎？找一個紮燈藝人來，我們自己幹。”
這話提醒了蘇凡。
明清兩代的京都雲集了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結紮宮燈的技術堪稱絕活。故宮的檔案裏，對這些精湛的手藝人都有詳細記載。
舞美隊長蘇凡直奔故宮。
故宮的工作人員大都是留用的，他們很願意為解放軍做些事情。但是一聽宮燈的尺寸，他們都連連搖頭。
最後他們又找到了一個70多歲的老藝人。
老藝人第一次見到如此大膽如此豪放的設計圖。他一言不發地到天安門城樓上轉了三圈兒。
“你們知道，這麽大的宮燈我這輩子別說做，見也沒見過。讓我做可以，不過有個條件你們要答應。”老藝人不慌不忙地說。
蘇凡爽快地點頭。
“這幾個宮燈，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來一塊兒做。但是，這麽巨大的宮燈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隻能在天安門城樓上做。”老人一口氣說完後便望著蘇凡。
蘇凡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老藝人叫來他的兩個徒弟，又招呼蘇凡去買綠竹、紅布、黑釘、黃穗。兩位日本美術家便負責美化宮燈的雲頭和製作黃金般的流蘇。
整整三天三夜，老藝人和日本朋友沒下城樓一步。
張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樓轉幾圈，看著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宮燈，他舒了一口氣，臉上堆滿笑容。
離慶祝大會還有一天，八個大宮燈竣工了。
張致祥調來一隊戰士，搬來幾架梯子，折騰了好一陣，才把它們送到十根廊柱之間。但是，小小的釘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燈身，肖野扭頭望望粗胖的燈籠，又抬頭望望幾枚小釘子，有了主意。
“把燈拴在橫梁上，兩旁砸兩個鐵環輔助一下就行了。”
眾人七手八腳地幫助宮燈各就各位。
大會籌委會決定美術組留一個負責人在天安門上值班，城樓上已布置就緒，要保證不出問題。蘇凡自告奮勇留下了。
那時，蘇凡與著名演員田華新婚不久，為了守候那八盞蘊含著美好傳說的宮燈，他填好了審查表，呈報市公安局批準，領回了天安門城樓的出入證。
周恩來對這八盞推陳出新、既有民間風味又有宮廷式華麗的大紅宮燈特別滿意。
開國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廣場上，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蘇凡使勁揮手。蘇凡高舉兩個胳膊，向他的兩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20多年後的1972年，田華出訪日本，還特意去拜訪了肖野和森茂兩位老戰友。田華是抗敵劇社的老演員。年輕的一代從他們熱烈的交談中第一次聽到天安門的故事。
從此，田華夫婦與兩位日本美術家鴻雁傳書，像親戚一樣越走越近。
兩位老人十分懷念中國。森茂看完《駱駝祥子》，說：“又回到熟悉的老地方了，西直門、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躍在他的腦海中。
1977年，森茂懷著無限的思念給蘇凡夫婦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想念的蘇凡、田華先生：
你們好！去年十一月剛剛見到田華，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給我們的來信，後天可能是會見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平常憂慮著你們的祖國變化太大，痛苦的事情很多。這次得到你們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給我們信裏說的那樣親熱，我深深地感謝你們。我一夜睡不著，因為過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馬燈似地走來走去，而感動得流淚！與你們老朋友般一起過日子的光景，好像電影一樣照出來！回憶到往事，或緊張或愉快。多麽有意義的生活！我這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兒，我平常對我妻子和女兒說，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價值的時間，比得過高貴的寶石！但是我那時候，工作上、生活上、態度上不大好，所以給領導增添了許多的麻煩，對不起你們了。可是我決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們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堅決地戰鬥精神，我必須要學習你們。
壯闊美麗的天安門大宮燈的紅光，在我腦子裏還在不斷地往來往去……
森茂盼望再有機會去中國。
肖野也寫了一封信。他說：“我們的戰鬥友誼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時間的友誼，時間是無法計算我們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時間還是顯得太長了。”
田華從日本訪問回國後，聶榮臻元帥邀請田華夫婦來家中做客。蘇凡和田華把肖野和森茂的情況告訴了聶帥。蘇凡說：“人家為我們開國大典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應當表示感謝，能不能請兩位日本朋友來一下。”
“你們寫個報告，我批給王炳南。”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同意了。
王炳南當時是對外文委的負責人，主持日常工作。
蘇凡和田華左商量右商量，覺得難以下筆。“我們兩個算什麽，怎麽能起草邀請報告？”以後，蘇凡又把這事兒與原北影廠長汪洋談過，也與戰友文工團的老團長劉佳談過。但是重返中國對於兩位日本老人來說，無論財力還是體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總是存在著遺憾。
開國大典的《入場須知》
在開國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閱兵典禮，也有群眾隊伍遊行。隨著大典的一天天臨近，軍隊在加緊訓練，參加大會遊行的群眾也演練了幾次。
第一次演練時，幾十萬人聚集在天安門。由於夜晚光線很弱，雖然廣場已安裝了三排24盞普通燈，圍牆的幾個門洞也裝上了吊燈和馬燈，甚至還有探照燈，但幾十萬人一練，隊形很快就亂了套，人與人亂擠在一起，誰也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擔任閱兵總指揮的聶榮臻看到這種局麵，對負責組織群眾遊行的肖鬆說：“這樣太亂了，不行，還要另想辦法才行。”
肖鬆感到圖紙上設計的隊形隻能紙上談兵，拿來一用就亂。於是有人出了個主意：用石灰漿規劃場地，編上號碼，確定哪支隊伍站在哪一號，按號入座。
從此，天安門廣場上的方磚都編上了號碼。
為了遊行時指揮的便利，廣場上設有三個學生分指揮站、三個工人分指揮站和一個市民分指揮站。各站都有電話通向總指揮部。
大會總指揮部則設在天安門前麵的東側。
在天安門西側則專門設有學生機關工人聯合分指揮部。
整個會場的指揮係統十分嚴密。
參加遊行的各單位還推選出領隊一人，副領隊若幹人。領隊和副領隊的左臂上佩帶著紅色袖章。
領隊還要填一張簡單的表格，寫上單位名稱，參加大會的人數和領隊本人的姓名，在進入會場時，把表格交給入口指揮部。
經統計，參加開國大典的人達30萬。
為了保證這30萬人在廣場上能秩序井然，有條不紊，總指揮部製訂了一份《入場須知》，共規定了5條，應當說考慮得很周到了。
然而，考慮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會有疏漏之處。
北平第一任市委書記彭真在考慮開國大典群眾遊行問題時，發現了一個漏洞。
那是在開國大典前夕，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廳裏正在召開一個各方代表大會，討論參加慶祝的各單位人數、成幾路隊形等問題，也研究了入場須知。
會議快結束時，彭真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遊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後，在西三座門那裏散了攤子，怎麽處理？”
大家一聽彭真的話，真感到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前麵的人把路堵死了，後麵的人走不動，都擁擠在天安門，豈不把整個開國大典弄得亂了套了嗎？
這時，彭真打了個手勢，說：“我們應該這麽辦，即在東西兩側三座門要分別派人把守。特別是西三座門，要派責任心強的人。隊伍一出西三座門，就要督促他們跑步疏散。”
彭真講完後，立即把這個任務交給華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唐延傑。唐延傑則委派作訓處副處長王文治帶一個參謀去承擔此項任務。
開國大典那天，果然發生了彭真所預料的情況。因事先有準備，隊伍沒有出現混亂。
30萬人同飲開國酒
1931年11月瑞金的開國大典後，中國革命經過18年的艱苦卓絕的曆程，終於推翻了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奪取了全國的勝利。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又迎來了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
1949年10月1日，不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而且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對於有五百年曆史的天安門來說，更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之日，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之日。
就在這一天，北平正式成為了北京，再一次成為國都。它告別了古老的歲月，重新煥發起青春的年華。
就在這一天，北京城裏30萬各界群眾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迎接中華民族一個最偉大的曆史時刻的到來。
站在廣場上的有工人隊伍，農民隊伍，學生隊伍，機關幹部隊伍和其他各界代表。
在工人隊伍中，有一支隊伍是長辛店鐵路工人。
長辛店工人有著光榮的鬥爭傳統。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鄧中夏等人就來到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工人中來。1923年2月7日，長辛店工人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後，長辛店工人繼續堅持鬥爭，終於在1948年底迎來了光明。
1948年12月14日，是長辛店鐵路工人永生難忘的日子。在這一天，受盡磨難的工人徹底脫離苦難、開始當家做主人。
這一天的清晨，太陽從永定河的對岸升起，耀目的曙光照亮了長辛店。人們開門一看，街頭巷尾站滿了穿著黃綠色軍裝、戴著軍帽的解放軍戰士。戰士們一聲聲“大叔”“大嬸”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屬個個喜笑顏開，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隊伍來了！
第二天早晨，工廠照例地響起了汽笛，工人們喜氣洋洋地上了班。軍事接管組的幹部對工人們說：“二七大罷工時，共產黨就在這裏領導，現在又回來了，從今天起，大家解放了！”
孫茂林、左士俊、杭寶華、孫寶玉等“二七”老工人們親熱地圍著接管組的同誌們，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高興地互相問候、談笑。高起、陳境等一些地下黨員看到接管工廠的還有自己的老上級，更是興奮。
老黨員楊寶嵩竟然找到了22年前領導過自己的肖明同誌，激動得熱淚直流，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工廠剛剛開始恢複生產，接管工作組就提前發了解放後的第一次工資，那是黃燦燦的小米，還有烏金發亮的煤，小米一次發了三四百斤。
這是自日寇侵華八年、國民黨反動統治三年多以來，工人們全家老小頭一次吃上了飽飯，嚐到了“家裏有糧，心裏不慌”的幸福滋味。
工人白慶華為了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特意買了一張毛主席的大畫像貼在正屋當中的牆上，還配上了對聯。上聯是“人民解放太平年”，下聯是“民主政策樂安然”，橫批是“努力生產”。這是全廠工人們心情的寫照。
幸福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轉眼間，時間就到了1949年9月中旬。一天，工廠領導傳達了10月1日組織工人們進城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的消息。
喜訊就像長上了翅膀，迅速傳開。整個工廠沸騰了。
工人剛剛學會唱的《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歌聲，在工廠、在宿舍區裏回蕩，不少工人上了白班接著又上夜班，領導轟都轟不走。
工人們覺得渾身都憋著勁，決心要帶著出色的生產成績進城去參加大典，去見毛主席哩！
9月30日晚12點，長辛店2000多工人出發參加開國大典
他們都拿著紅紅綠綠的小彩旗，精神抖擻地集合了。老工人穿起隻有過年過節才穿的衣服，小夥子們別出心裁，學著當年紅軍戰士的模樣，人人頭戴一頂自己花錢縫製的藍色八角帽，顯得精神煥發。
這天晚上，長辛店的工人宿舍區，幾乎家家戶戶都亮著燈。人們沉浸在無比幸福的興奮之中。
10月1日淩晨兩點，參加開國大典的工人分乘兩列貨車向北京城進發。
一路上，雖然大家席地而坐在運貨的槽車上，但人人都覺得特別舒服，歡聲笑語滿車廂，兩車之間互相拉歌的歌聲此起彼伏。這邊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聲剛落，那邊又唱起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嘹亮的歌聲，在夜空中聽起來十分嘹亮。歌聲震蕩原野，劃破夜空，迎來大地的黎明。
天蒙蒙亮時，火車緩緩駛進了北京前門火車站。
工人們高舉著標語，手揮著彩旗，排成八路縱隊，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隻見人人抬頭挺胸，高呼口號，豪情滿懷。
工人隊伍中的鑼鼓隊更是拉開了架式，鼓足了勁，敲打起來。似乎古老的京城也隨著這鑼鼓聲更加年輕了。
東方露出了朝霞，噴薄而出的一輪紅日，把天安門城樓鍍上了一層燦爛的金光，也照得工人的臉上更加笑容可掬。
在當天下午的閱兵式後，波瀾壯闊的群眾遊行開始了，工人隊伍走在群眾隊伍的最前頭。
他們沿途一路高呼口號，隊伍所到之處，一片掌聲。
歡天喜地的聲浪，遮天蔽日的紅旗，整個北京城沸騰了，整個中國崛起來了。
工人們興奮不已，他們胸中有千言萬語，但隻用了三句口號呼喊出了自己心中全部的感情和美好的願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毛主席萬歲！
京郊農民走進天安門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農民隊伍中，有一支隊伍是北京南苑農民組成的。
北京南苑區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時建立的。隨後隸屬於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管轄。
剛剛解放的農民們，十分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給他們帶來了翻身和幸福。他們獲得了土地、農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滿著歡樂，響徹著嘹亮的歌聲。農民們的勞動幹勁和生產積極性十分高漲，決心多打糧食，支援解放軍，支援國家。
1949年9月底，南苑區委專門召開會議，組織農民代表參加開國大典。
全區參加開國大典遊行名額有1000多人，其中80%以上是翻身解放後的農民，其餘的是機關幹部、教師、工商業者、醫務人員等。
參加開國大典遊行人員的名額數字，很快分配到各村和各個單位。與此同時，又把抽調的幹部分配下去，每個村一至二人，負責傳達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注意事項和要求，審定參加的人員，以及參加慶典和遊行的領隊等。
此後，各村和各位迅速到達所分配的地方，召集會議、研究方案、組織隊伍。
南苑區的最東南邊緣，有一個小村莊，叫石太莊村，有著光榮的鬥爭曆史。它是我黨建立的大興縣抗日民主政府五聯區主要的活動地區，建立黨的組織也比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莊村在研究誰去參加開國大典遊行時，年過花甲的老黨支部書記焦玉海首先報名要求參加。大家關心他，擔心他年歲太大，身體吃不消，都紛紛勸阻他不要參加，把名額讓給別人。
但怎麽說他，他也不同意。他很有感情地說：“正是因為年歲大了，趁著身體還可以時，參加開國大典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國家的那些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再也用不著擔心日本鬼子的討伐，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今後要跟著黨建設新家園，我怎麽能不去呢！”
他參加開國大典儀式，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回家後，他經常在黨員會、幹部會、群眾會上講述開國大典遊行的盛況，述說毛主席怎樣向遊行隊伍招手等，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他說，這是他有生以來最高興的一件事。
南苑區的小紅門村在研究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人員時，村長王盛斌提議說：“在摧毀偽保甲，建立村政權，動員偽軍、警、憲人員登記，收繳社會上的槍支彈藥等工作中，村裏的小青年們出力不小，這回讓他們多去些人。”
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讚同，並決定讓青年團的村支部書記馬春榮為帶隊人之一。30多名準備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青年人，個個喜出望外。他們找來鑼鼓，在村政府門前的廣場上敲打起來，一邊唱，一邊跳。村裏很多人都來圍觀，天已經很晚了還不離去。村幹部孫鳳寶、李月亭、黃寶貴等勸說他們回去休息，磨破了嘴唇也說不動他們。
直到深夜12點多鍾了，小紅門派出所所長高謙和村裏主要幹部以及治保委員會人員，研究節日保衛工作散會後，出來勸他們說：“你們應該趕快回去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參加遊行，因為時間已經不早了。再說你們也不能就這樣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呀！要換上幹淨的衣服，還要讓家裏人給做點幹糧帶上，好在路上吃。”
經他這麽一說，這些人才回家去休息。
在村幹部會上研究時，確定第二天早晨6點鍾集合，7點鍾從小紅門村出發，以區裏來的同誌的手表時間為準。
然而不知道是哪一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腳，把手表的時間往前撥了兩個多鍾頭，有些人剛回到家，還沒來得及脫衣躺下睡一會兒，就聽到有人在街上喊：“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同誌集合了！趕快到村政府集合！”
這時，天色還很黑，可是那手表的指針一點也不錯。沒一會兒工夫，準備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人員，一個不差的全部到齊，每個人都穿上了整齊、幹淨的新衣服。經檢查，每一個人都合乎要求。
於是大家整隊出發。當們他到達指定地點時，還沒有別的單位來。他們搶了個第一。隨後，才聽到歌聲、哨聲和“一、二、三、四”的口號聲，知道別的村的隊伍也來了。
剛解放時，北平城裏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據估計，市區堆存的垃圾多達60多萬噸。當接管人員來到天安門前時，隻見高高的城樓顯得十分破舊，雜草在風中搖曳，一群野鴿子撲啦啦地在城樓上飛著。通向城樓的石梯，堆積著一層厚厚的、已經風幹的鴿子糞，人踩上去，一股黴臭味撲鼻而來。
垃圾，不但阻塞了交通，也汙染了空氣和環境，損害了人民的健康。
1949年3月，市政府號召黨、政、軍、民、學、商各界，成立清運委員會。市長葉劍英在清運會上動員說：“清運工作，即為人民服務。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並且有機會把肥運到郊外，還要保證減少人民的死亡率。”
於是，全市開展了大規模的清運工作。
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為清戶、清巷階段。
4月26日至6月30日，為清除儲運場及大街和重點地區。
前後曆時91天，共清除垃圾29280公方，折合重量為201638噸。
北京市清運垃圾的運動，一直延續到1949年底，終於徹底將市區各戶屋內、房頂、院落、寺角打掃得幹幹淨淨。
天安門廣場和城樓的垃圾清掃幹淨後，隨之而來的是對城樓進行整修。
北平解放時，天安門城樓已年久失修，一派破舊不堪的樣子。朱紅色的牆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蝕下，一片一片地脫掉，如同一個全身長滿了爛瘡的病人。瓦縫間長著一簇簇狗尾巴草，門樓堞上叢生著荊棘。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修整天安門的決議。
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清除地麵障礙物，開辟一個能容納6萬人的大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作為主席台，安裝22.5米高的電力控製大旗杆一座；補修瀝青石潭路麵1626平方米。此外，還要進行植樹、種花、種草等綠化美化工作。
這項工程工期短、任務急。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麵的密切配合下，一個能容納近20萬人的廣場開辟出來了。
天安門城樓油漆一新。
瀝青石潭路麵鋪好了。
花、草、綠樹也種上了。
北京城和天安門以其嶄新的姿態，迎接著新中國的誕生。
八盞巨型宮燈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1949年9月30日，北京一家大報這樣報道說：“天安門城樓頂上金碧輝煌，棟梁也粉刷一新，棟梁中間分懸著八個巨大的紅燈。”
實際上，這篇現場報道敘述得很不夠。
在天安門城樓上懸吊著的八盞大紅宮燈，每一盞都至少需要三個大人環抱才能摟抱過來。每盞宮燈在飄蕩的黃色流蘇襯映下，顯得十分紅火。
但人們卻很難想到，這八盞宮燈的設計竟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當時，城樓的布置裝飾任務是由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負責的。宣傳部長張致祥親自到天安門考察了一番，又把這項任務的設計工作交給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
這個文工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的抗敵劇社，建國後改名為戰友文工團。
舞美隊長蘇凡從張致祥部長那裏接受任務時，距開國大典隻有20多天的時間了。張致祥感到時間很緊，問蘇凡有什麽困難。蘇凡卻似乎早有準備，成竹在胸。原來他手下有兩個“才子”。他們都是日本人，一個叫肖野，40多歲，一個叫森茂，才30歲。他們都是日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的學生。
張致祥和蘇凡拿出大皮尺測量著天安門的各種數據，肖野和森茂用心構思。為保證設計的準確性，兩位日本美術家提出要親自測量一下。
天安門裏麵的西廂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設計室。各種數據資料都堆積在這裏。
不久，兩位日本美術家設計出20幅各式各樣的繪畫草圖。
張致祥把它們連夜親自送到周恩來辦公室。
深夜的燈光下，周恩來一眼就看中了八盞太陽般宮燈的設計，眉宇間露出讚美的表情。張致祥心中懸著的一塊石頭頓時落地。
周恩來拿起筆，在設計圖上對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刪改。他一邊抹去金水橋欄上紮滿彩球的設計，一邊對張致祥說：“把城樓突出表現出來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會會場的設計，一定要保持一種既喜慶歡樂又嚴肅莊重的氣氛。”
八個大紅宮燈一經確定，周恩來要求在慶祝大會前兩天張掛起來。
然而要找這麽巨大的宮燈卻不是易事，北平城壓根沒有見過這麽大的宮燈。
隻剩十天了。張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長的肖野冷靜地想了想，說：“北平城裏不是有做宮燈的嗎？找一個紮燈藝人來，我們自己幹。”
這話提醒了蘇凡。
明清兩代的京都雲集了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結紮宮燈的技術堪稱絕活。故宮的檔案裏，對這些精湛的手藝人都有詳細記載。
舞美隊長蘇凡直奔故宮。
故宮的工作人員大都是留用的，他們很願意為解放軍做些事情。但是一聽宮燈的尺寸，他們都連連搖頭。
最後他們又找到了一個70多歲的老藝人。
老藝人第一次見到如此大膽如此豪放的設計圖。他一言不發地到天安門城樓上轉了三圈兒。
“你們知道，這麽大的宮燈我這輩子別說做，見也沒見過。讓我做可以，不過有個條件你們要答應。”老藝人不慌不忙地說。
蘇凡爽快地點頭。
“這幾個宮燈，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來一塊兒做。但是，這麽巨大的宮燈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隻能在天安門城樓上做。”老人一口氣說完後便望著蘇凡。
蘇凡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老藝人叫來他的兩個徒弟，又招呼蘇凡去買綠竹、紅布、黑釘、黃穗。兩位日本美術家便負責美化宮燈的雲頭和製作黃金般的流蘇。
整整三天三夜，老藝人和日本朋友沒下城樓一步。
張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樓轉幾圈，看著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宮燈，他舒了一口氣，臉上堆滿笑容。
離慶祝大會還有一天，八個大宮燈竣工了。
張致祥調來一隊戰士，搬來幾架梯子，折騰了好一陣，才把它們送到十根廊柱之間。但是，小小的釘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燈身，肖野扭頭望望粗胖的燈籠，又抬頭望望幾枚小釘子，有了主意。
“把燈拴在橫梁上，兩旁砸兩個鐵環輔助一下就行了。”
眾人七手八腳地幫助宮燈各就各位。
大會籌委會決定美術組留一個負責人在天安門上值班，城樓上已布置就緒，要保證不出問題。蘇凡自告奮勇留下了。
那時，蘇凡與著名演員田華新婚不久，為了守候那八盞蘊含著美好傳說的宮燈，他填好了審查表，呈報市公安局批準，領回了天安門城樓的出入證。
周恩來對這八盞推陳出新、既有民間風味又有宮廷式華麗的大紅宮燈特別滿意。
開國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廣場上，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蘇凡使勁揮手。蘇凡高舉兩個胳膊，向他的兩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20多年後的1972年，田華出訪日本，還特意去拜訪了肖野和森茂兩位老戰友。田華是抗敵劇社的老演員。年輕的一代從他們熱烈的交談中第一次聽到天安門的故事。
從此，田華夫婦與兩位日本美術家鴻雁傳書，像親戚一樣越走越近。
兩位老人十分懷念中國。森茂看完《駱駝祥子》，說：“又回到熟悉的老地方了，西直門、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躍在他的腦海中。
1977年，森茂懷著無限的思念給蘇凡夫婦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想念的蘇凡、田華先生：
你們好！去年十一月剛剛見到田華，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給我們的來信，後天可能是會見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平常憂慮著你們的祖國變化太大，痛苦的事情很多。這次得到你們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給我們信裏說的那樣親熱，我深深地感謝你們。我一夜睡不著，因為過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馬燈似地走來走去，而感動得流淚！與你們老朋友般一起過日子的光景，好像電影一樣照出來！回憶到往事，或緊張或愉快。多麽有意義的生活！我這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兒，我平常對我妻子和女兒說，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價值的時間，比得過高貴的寶石！但是我那時候，工作上、生活上、態度上不大好，所以給領導增添了許多的麻煩，對不起你們了。可是我決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們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堅決地戰鬥精神，我必須要學習你們。
壯闊美麗的天安門大宮燈的紅光，在我腦子裏還在不斷地往來往去……
森茂盼望再有機會去中國。
肖野也寫了一封信。他說：“我們的戰鬥友誼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時間的友誼，時間是無法計算我們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時間還是顯得太長了。”
田華從日本訪問回國後，聶榮臻元帥邀請田華夫婦來家中做客。蘇凡和田華把肖野和森茂的情況告訴了聶帥。蘇凡說：“人家為我們開國大典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應當表示感謝，能不能請兩位日本朋友來一下。”
“你們寫個報告，我批給王炳南。”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同意了。
王炳南當時是對外文委的負責人，主持日常工作。
蘇凡和田華左商量右商量，覺得難以下筆。“我們兩個算什麽，怎麽能起草邀請報告？”以後，蘇凡又把這事兒與原北影廠長汪洋談過，也與戰友文工團的老團長劉佳談過。但是重返中國對於兩位日本老人來說，無論財力還是體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總是存在著遺憾。
開國大典的《入場須知》
在開國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閱兵典禮，也有群眾隊伍遊行。隨著大典的一天天臨近，軍隊在加緊訓練，參加大會遊行的群眾也演練了幾次。
第一次演練時，幾十萬人聚集在天安門。由於夜晚光線很弱，雖然廣場已安裝了三排24盞普通燈，圍牆的幾個門洞也裝上了吊燈和馬燈，甚至還有探照燈，但幾十萬人一練，隊形很快就亂了套，人與人亂擠在一起，誰也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擔任閱兵總指揮的聶榮臻看到這種局麵，對負責組織群眾遊行的肖鬆說：“這樣太亂了，不行，還要另想辦法才行。”
肖鬆感到圖紙上設計的隊形隻能紙上談兵，拿來一用就亂。於是有人出了個主意：用石灰漿規劃場地，編上號碼，確定哪支隊伍站在哪一號，按號入座。
從此，天安門廣場上的方磚都編上了號碼。
為了遊行時指揮的便利，廣場上設有三個學生分指揮站、三個工人分指揮站和一個市民分指揮站。各站都有電話通向總指揮部。
大會總指揮部則設在天安門前麵的東側。
在天安門西側則專門設有學生機關工人聯合分指揮部。
整個會場的指揮係統十分嚴密。
參加遊行的各單位還推選出領隊一人，副領隊若幹人。領隊和副領隊的左臂上佩帶著紅色袖章。
領隊還要填一張簡單的表格，寫上單位名稱，參加大會的人數和領隊本人的姓名，在進入會場時，把表格交給入口指揮部。
經統計，參加開國大典的人達30萬。
為了保證這30萬人在廣場上能秩序井然，有條不紊，總指揮部製訂了一份《入場須知》，共規定了5條，應當說考慮得很周到了。
然而，考慮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會有疏漏之處。
北平第一任市委書記彭真在考慮開國大典群眾遊行問題時，發現了一個漏洞。
那是在開國大典前夕，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廳裏正在召開一個各方代表大會，討論參加慶祝的各單位人數、成幾路隊形等問題，也研究了入場須知。
會議快結束時，彭真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遊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後，在西三座門那裏散了攤子，怎麽處理？”
大家一聽彭真的話，真感到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前麵的人把路堵死了，後麵的人走不動，都擁擠在天安門，豈不把整個開國大典弄得亂了套了嗎？
這時，彭真打了個手勢，說：“我們應該這麽辦，即在東西兩側三座門要分別派人把守。特別是西三座門，要派責任心強的人。隊伍一出西三座門，就要督促他們跑步疏散。”
彭真講完後，立即把這個任務交給華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唐延傑。唐延傑則委派作訓處副處長王文治帶一個參謀去承擔此項任務。
開國大典那天，果然發生了彭真所預料的情況。因事先有準備，隊伍沒有出現混亂。
30萬人同飲開國酒
1931年11月瑞金的開國大典後，中國革命經過18年的艱苦卓絕的曆程，終於推翻了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奪取了全國的勝利。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又迎來了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
1949年10月1日，不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而且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對於有五百年曆史的天安門來說，更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之日，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之日。
就在這一天，北平正式成為了北京，再一次成為國都。它告別了古老的歲月，重新煥發起青春的年華。
就在這一天，北京城裏30萬各界群眾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迎接中華民族一個最偉大的曆史時刻的到來。
站在廣場上的有工人隊伍，農民隊伍，學生隊伍，機關幹部隊伍和其他各界代表。
在工人隊伍中，有一支隊伍是長辛店鐵路工人。
長辛店工人有著光榮的鬥爭傳統。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鄧中夏等人就來到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工人中來。1923年2月7日，長辛店工人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後，長辛店工人繼續堅持鬥爭，終於在1948年底迎來了光明。
1948年12月14日，是長辛店鐵路工人永生難忘的日子。在這一天，受盡磨難的工人徹底脫離苦難、開始當家做主人。
這一天的清晨，太陽從永定河的對岸升起，耀目的曙光照亮了長辛店。人們開門一看，街頭巷尾站滿了穿著黃綠色軍裝、戴著軍帽的解放軍戰士。戰士們一聲聲“大叔”“大嬸”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屬個個喜笑顏開，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隊伍來了！
第二天早晨，工廠照例地響起了汽笛，工人們喜氣洋洋地上了班。軍事接管組的幹部對工人們說：“二七大罷工時，共產黨就在這裏領導，現在又回來了，從今天起，大家解放了！”
孫茂林、左士俊、杭寶華、孫寶玉等“二七”老工人們親熱地圍著接管組的同誌們，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高興地互相問候、談笑。高起、陳境等一些地下黨員看到接管工廠的還有自己的老上級，更是興奮。
老黨員楊寶嵩竟然找到了22年前領導過自己的肖明同誌，激動得熱淚直流，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工廠剛剛開始恢複生產，接管工作組就提前發了解放後的第一次工資，那是黃燦燦的小米，還有烏金發亮的煤，小米一次發了三四百斤。
這是自日寇侵華八年、國民黨反動統治三年多以來，工人們全家老小頭一次吃上了飽飯，嚐到了“家裏有糧，心裏不慌”的幸福滋味。
工人白慶華為了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特意買了一張毛主席的大畫像貼在正屋當中的牆上，還配上了對聯。上聯是“人民解放太平年”，下聯是“民主政策樂安然”，橫批是“努力生產”。這是全廠工人們心情的寫照。
幸福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轉眼間，時間就到了1949年9月中旬。一天，工廠領導傳達了10月1日組織工人們進城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的消息。
喜訊就像長上了翅膀，迅速傳開。整個工廠沸騰了。
工人剛剛學會唱的《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歌聲，在工廠、在宿舍區裏回蕩，不少工人上了白班接著又上夜班，領導轟都轟不走。
工人們覺得渾身都憋著勁，決心要帶著出色的生產成績進城去參加大典，去見毛主席哩！
9月30日晚12點，長辛店2000多工人出發參加開國大典
他們都拿著紅紅綠綠的小彩旗，精神抖擻地集合了。老工人穿起隻有過年過節才穿的衣服，小夥子們別出心裁，學著當年紅軍戰士的模樣，人人頭戴一頂自己花錢縫製的藍色八角帽，顯得精神煥發。
這天晚上，長辛店的工人宿舍區，幾乎家家戶戶都亮著燈。人們沉浸在無比幸福的興奮之中。
10月1日淩晨兩點，參加開國大典的工人分乘兩列貨車向北京城進發。
一路上，雖然大家席地而坐在運貨的槽車上，但人人都覺得特別舒服，歡聲笑語滿車廂，兩車之間互相拉歌的歌聲此起彼伏。這邊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聲剛落，那邊又唱起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嘹亮的歌聲，在夜空中聽起來十分嘹亮。歌聲震蕩原野，劃破夜空，迎來大地的黎明。
天蒙蒙亮時，火車緩緩駛進了北京前門火車站。
工人們高舉著標語，手揮著彩旗，排成八路縱隊，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隻見人人抬頭挺胸，高呼口號，豪情滿懷。
工人隊伍中的鑼鼓隊更是拉開了架式，鼓足了勁，敲打起來。似乎古老的京城也隨著這鑼鼓聲更加年輕了。
東方露出了朝霞，噴薄而出的一輪紅日，把天安門城樓鍍上了一層燦爛的金光，也照得工人的臉上更加笑容可掬。
在當天下午的閱兵式後，波瀾壯闊的群眾遊行開始了，工人隊伍走在群眾隊伍的最前頭。
他們沿途一路高呼口號，隊伍所到之處，一片掌聲。
歡天喜地的聲浪，遮天蔽日的紅旗，整個北京城沸騰了，整個中國崛起來了。
工人們興奮不已，他們胸中有千言萬語，但隻用了三句口號呼喊出了自己心中全部的感情和美好的願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毛主席萬歲！
京郊農民走進天安門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農民隊伍中，有一支隊伍是北京南苑農民組成的。
北京南苑區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時建立的。隨後隸屬於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管轄。
剛剛解放的農民們，十分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給他們帶來了翻身和幸福。他們獲得了土地、農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滿著歡樂，響徹著嘹亮的歌聲。農民們的勞動幹勁和生產積極性十分高漲，決心多打糧食，支援解放軍，支援國家。
1949年9月底，南苑區委專門召開會議，組織農民代表參加開國大典。
全區參加開國大典遊行名額有1000多人，其中80%以上是翻身解放後的農民，其餘的是機關幹部、教師、工商業者、醫務人員等。
參加開國大典遊行人員的名額數字，很快分配到各村和各個單位。與此同時，又把抽調的幹部分配下去，每個村一至二人，負責傳達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注意事項和要求，審定參加的人員，以及參加慶典和遊行的領隊等。
此後，各村和各位迅速到達所分配的地方，召集會議、研究方案、組織隊伍。
南苑區的最東南邊緣，有一個小村莊，叫石太莊村，有著光榮的鬥爭曆史。它是我黨建立的大興縣抗日民主政府五聯區主要的活動地區，建立黨的組織也比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莊村在研究誰去參加開國大典遊行時，年過花甲的老黨支部書記焦玉海首先報名要求參加。大家關心他，擔心他年歲太大，身體吃不消，都紛紛勸阻他不要參加，把名額讓給別人。
但怎麽說他，他也不同意。他很有感情地說：“正是因為年歲大了，趁著身體還可以時，參加開國大典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國家的那些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再也用不著擔心日本鬼子的討伐，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今後要跟著黨建設新家園，我怎麽能不去呢！”
他參加開國大典儀式，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回家後，他經常在黨員會、幹部會、群眾會上講述開國大典遊行的盛況，述說毛主席怎樣向遊行隊伍招手等，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他說，這是他有生以來最高興的一件事。
南苑區的小紅門村在研究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人員時，村長王盛斌提議說：“在摧毀偽保甲，建立村政權，動員偽軍、警、憲人員登記，收繳社會上的槍支彈藥等工作中，村裏的小青年們出力不小，這回讓他們多去些人。”
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讚同，並決定讓青年團的村支部書記馬春榮為帶隊人之一。30多名準備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青年人，個個喜出望外。他們找來鑼鼓，在村政府門前的廣場上敲打起來，一邊唱，一邊跳。村裏很多人都來圍觀，天已經很晚了還不離去。村幹部孫鳳寶、李月亭、黃寶貴等勸說他們回去休息，磨破了嘴唇也說不動他們。
直到深夜12點多鍾了，小紅門派出所所長高謙和村裏主要幹部以及治保委員會人員，研究節日保衛工作散會後，出來勸他們說：“你們應該趕快回去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參加遊行，因為時間已經不早了。再說你們也不能就這樣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呀！要換上幹淨的衣服，還要讓家裏人給做點幹糧帶上，好在路上吃。”
經他這麽一說，這些人才回家去休息。
在村幹部會上研究時，確定第二天早晨6點鍾集合，7點鍾從小紅門村出發，以區裏來的同誌的手表時間為準。
然而不知道是哪一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腳，把手表的時間往前撥了兩個多鍾頭，有些人剛回到家，還沒來得及脫衣躺下睡一會兒，就聽到有人在街上喊：“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同誌集合了！趕快到村政府集合！”
這時，天色還很黑，可是那手表的指針一點也不錯。沒一會兒工夫，準備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人員，一個不差的全部到齊，每個人都穿上了整齊、幹淨的新衣服。經檢查，每一個人都合乎要求。
於是大家整隊出發。當們他到達指定地點時，還沒有別的單位來。他們搶了個第一。隨後，才聽到歌聲、哨聲和“一、二、三、四”的口號聲，知道別的村的隊伍也來了。
